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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大以来，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一直被看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目标，而作为当前社会治理工作中使用最多且最为有效的方式——区域化党建，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奋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起到了巨大推动力，还为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区域化党建因适应了更高层次的城市居民利益诉求的需要、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以及社会共同体建设目标的需要而具有很强的时代发展价值。
关键词：区域化党建;美好生活需要;意义与价值
一、引言
近年来，区域化党建的探索实践在全国各大城市蓬勃展开，在这一方式的引领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也再次应证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以及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也体现了党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懈努力和追求。毋庸置疑，新时代加强推进区域化党建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二、区域化党建契合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价值
（一）适应更为复杂的城市居民利益诉求的需要
由于城市比乡镇农村发展程度更高，在城市社区里基层百姓的利益诉求表现出更为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这就使得党和政府只能试图从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上下功夫。如果按照原来那种各单位部门之间因权责不清、程序冗杂所造成的互相推诿、扯皮情况频发，则更难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了。因此，城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不仅要体现在最大程度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上，更要体现在革新工作体制机制，快速准确地对各种利益诉求做出及时回应上来。
区域化党建通过有机统一起多方治理主体进行协作共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常言道，“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在看到国和家共荣共生的关系时，也应当理解：党和政府不是万能神，无法亲力亲为地处理每个人的诉求，但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分子，社会治理的成功有赖于每个人的理解和参与。区域化党建也是在秉承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试图通过调动基层群众的社会参与积极性来营造“人人肩上有担子，人人身上有责任”的社会共治氛围。
（二）适应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的需要
改革开放之后，各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被日益独立分化的市场主体间的竞争关系所取代，人们的活动空间也不再像原来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固定，许多人为了营生开始“漂”着的生活，这就给传统的纵向行政方式造成挑战。再者，初期政府在向社会分权的过程中表现消极，并且此时许多社会体制与体系尚未建立，所以积极有效的联动也并未实现，这也是党和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1]
而区域化党建这一模式将社区党组织与社会个体通过本土化的机制有机衔接起来，引导着个体共同参与进来，并积极挖掘个体身上的潜在自治能力，使得基层百姓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功能得以有效发挥。针对流动人群等不确定性因素，区域化党建也通过构建交流平台、党员“双报到”机制等手段，将所在管辖社区的全员纳入治理范围之中，成功做到了以不变应万变。
（三）适应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目标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并首次提出了社会共同体建设的目标。而作为社会共同体的表现形式之一的城市社区，由于其中包含的利益群体及其彼此间产生的利益关系极为纷繁复杂，如何使党的领导力量在解决社会利益问题上得到更好發挥，如何让基层百姓获得更多幸福感，想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就需要党构建一个开放的治理空间，为了使党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还需要打通一条与基层党组织互通有无的交流渠道。除此之外，基层社会的治理并非社区党组织的单打独斗，建立一个囊括空间内企事业单位等其他组织和党员群众的联动驱动机制和自治体系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基层治理领域，缺少了民与政府任何一方的参与都不能称之为善治，因而现阶段的区域化党建实践大体上都是以“党有号召，我有行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双向互动为模型展开，不仅迎合了人民群众和党自身的发展需要，更是以创新为驱动激发了基层社会治理活力、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共治氛围。[2]
三、推进区域化党建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意义
（一）精细化治理有效实现多方共治
区域化党建引领下的精细化治理是对“眼睛往下看，身子往下沉”工作精神的积极响应，真正将权力及工作落实到地。所谓精细化，第一步即是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行分级分类处理，不忽略区域内任何一个个体的需要，不遗漏任意一个微小的需求。这一步工作需要依托智能信息技术才能做到及时、准确地掌握需求信息，而这时不论是居民还是工作者都已经参与进工作中来。第二步则是划分工作范围和工作职责，这一步明显区分于原来单位党建的划分形式。第三步便是各方各司其职，按照具体的群众需求和规范的工作流程落实责任。到这时，这一系列操作才完完全全地将多方主体都纳入了这张治理工作的大网中，并且在全部工作运行过程中都是在公共空间内借助公共平台进行的公共治理。
上海市黄浦区在“重塑老城厢”行动中积极运用这种区域化党建的精细化治理工作方法，将区领导、相关执法人员、经营主、党员群众乃至多家媒体统筹起来，自创了一套“街道牵头指挥，城管主攻，职能部门配合，法律支撑”的老城厢综合治理运作模式。这次积极探索生动体现了精细化治理下多方共治的新型基层治理格局，是对区域化党建在工作方式上的创新和优势发挥。
（二）资源高效整合促进共享发展
区域化党建的另一优势就在于通过党委牵头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与统筹。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分化出了许多新兴社会阶层，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社会资源也随着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多样化了起来，人们的需求和主体意识也跟着发展起来。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人们期待享受到更多的优越资源，而作为治理者，党组织就会调动各方筹集资源，不断努力满足群众的各项合理需求。这种对社会资源的高效整合使得空间内各方主体都有所获，极大推动了社会共享发展。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群已经在区域化党建的探索实践中充分贯彻了这一点，通过不同本土化的党建模式将与社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资源按条件分配到每个人身上，即使是社区的流动群体也从中分到了一杯羹，真正使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实现了最大化的满足。
（三）党群和谐互促凝聚社会共识
区域化党建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生存发展并取得十分可观的成绩，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走群众路线，以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为外部压力，以提高自身执政力契合发展需要为内驱力，集党群合力打造了一个和谐的党群关系社会。区域化党建以社会生活空间为基本单位重塑了联结空间内每个个体的纽带，通过权力下放，激发群众自治活力的方式使基层群众最直接、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得到最有效地解决，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以及自觉地靠拢和拥护。
河南省修武县在区域化党建工作指导下自主探索出了“民心导向六项制度”，主要包括了服务群众、破解难题、民意决策、群众评议等6项制度，通过县乡两级党委负责，广大党员干部出力，积极服务人民群众，敞开大门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治理全过程，保障其监督权等各项合法权利，筑牢了坚不可摧的和谐党群关系，成功形成地方治理合力和社会发展凝聚力。
参考文献
[1]唐文玉.以区域化党建应对社会转型风险[J].理论与改革，2011（5）
[2]张云翔.区域化党建的治理价值[J].党政论坛，2017（12）
关键词：区域化党建;美好生活需要;意义与价值
一、引言
近年来，区域化党建的探索实践在全国各大城市蓬勃展开，在这一方式的引领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也再次应证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以及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也体现了党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懈努力和追求。毋庸置疑，新时代加强推进区域化党建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二、区域化党建契合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价值
（一）适应更为复杂的城市居民利益诉求的需要
由于城市比乡镇农村发展程度更高，在城市社区里基层百姓的利益诉求表现出更为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这就使得党和政府只能试图从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上下功夫。如果按照原来那种各单位部门之间因权责不清、程序冗杂所造成的互相推诿、扯皮情况频发，则更难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了。因此，城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不仅要体现在最大程度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上，更要体现在革新工作体制机制，快速准确地对各种利益诉求做出及时回应上来。
区域化党建通过有机统一起多方治理主体进行协作共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常言道，“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在看到国和家共荣共生的关系时，也应当理解：党和政府不是万能神，无法亲力亲为地处理每个人的诉求，但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分子，社会治理的成功有赖于每个人的理解和参与。区域化党建也是在秉承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试图通过调动基层群众的社会参与积极性来营造“人人肩上有担子，人人身上有责任”的社会共治氛围。
（二）适应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的需要
改革开放之后，各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被日益独立分化的市场主体间的竞争关系所取代，人们的活动空间也不再像原来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固定，许多人为了营生开始“漂”着的生活，这就给传统的纵向行政方式造成挑战。再者，初期政府在向社会分权的过程中表现消极，并且此时许多社会体制与体系尚未建立，所以积极有效的联动也并未实现，这也是党和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1]
而区域化党建这一模式将社区党组织与社会个体通过本土化的机制有机衔接起来，引导着个体共同参与进来，并积极挖掘个体身上的潜在自治能力，使得基层百姓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功能得以有效发挥。针对流动人群等不确定性因素，区域化党建也通过构建交流平台、党员“双报到”机制等手段，将所在管辖社区的全员纳入治理范围之中，成功做到了以不变应万变。
（三）适应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目标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并首次提出了社会共同体建设的目标。而作为社会共同体的表现形式之一的城市社区，由于其中包含的利益群体及其彼此间产生的利益关系极为纷繁复杂，如何使党的领导力量在解决社会利益问题上得到更好發挥，如何让基层百姓获得更多幸福感，想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就需要党构建一个开放的治理空间，为了使党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还需要打通一条与基层党组织互通有无的交流渠道。除此之外，基层社会的治理并非社区党组织的单打独斗，建立一个囊括空间内企事业单位等其他组织和党员群众的联动驱动机制和自治体系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基层治理领域，缺少了民与政府任何一方的参与都不能称之为善治，因而现阶段的区域化党建实践大体上都是以“党有号召，我有行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双向互动为模型展开，不仅迎合了人民群众和党自身的发展需要，更是以创新为驱动激发了基层社会治理活力、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共治氛围。[2]
三、推进区域化党建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意义
（一）精细化治理有效实现多方共治
区域化党建引领下的精细化治理是对“眼睛往下看，身子往下沉”工作精神的积极响应，真正将权力及工作落实到地。所谓精细化，第一步即是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行分级分类处理，不忽略区域内任何一个个体的需要，不遗漏任意一个微小的需求。这一步工作需要依托智能信息技术才能做到及时、准确地掌握需求信息，而这时不论是居民还是工作者都已经参与进工作中来。第二步则是划分工作范围和工作职责，这一步明显区分于原来单位党建的划分形式。第三步便是各方各司其职，按照具体的群众需求和规范的工作流程落实责任。到这时，这一系列操作才完完全全地将多方主体都纳入了这张治理工作的大网中，并且在全部工作运行过程中都是在公共空间内借助公共平台进行的公共治理。
上海市黄浦区在“重塑老城厢”行动中积极运用这种区域化党建的精细化治理工作方法，将区领导、相关执法人员、经营主、党员群众乃至多家媒体统筹起来，自创了一套“街道牵头指挥，城管主攻，职能部门配合，法律支撑”的老城厢综合治理运作模式。这次积极探索生动体现了精细化治理下多方共治的新型基层治理格局，是对区域化党建在工作方式上的创新和优势发挥。
（二）资源高效整合促进共享发展
区域化党建的另一优势就在于通过党委牵头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与统筹。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分化出了许多新兴社会阶层，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社会资源也随着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多样化了起来，人们的需求和主体意识也跟着发展起来。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人们期待享受到更多的优越资源，而作为治理者，党组织就会调动各方筹集资源，不断努力满足群众的各项合理需求。这种对社会资源的高效整合使得空间内各方主体都有所获，极大推动了社会共享发展。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群已经在区域化党建的探索实践中充分贯彻了这一点，通过不同本土化的党建模式将与社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资源按条件分配到每个人身上，即使是社区的流动群体也从中分到了一杯羹，真正使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实现了最大化的满足。
（三）党群和谐互促凝聚社会共识
区域化党建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生存发展并取得十分可观的成绩，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走群众路线，以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为外部压力，以提高自身执政力契合发展需要为内驱力，集党群合力打造了一个和谐的党群关系社会。区域化党建以社会生活空间为基本单位重塑了联结空间内每个个体的纽带，通过权力下放，激发群众自治活力的方式使基层群众最直接、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得到最有效地解决，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以及自觉地靠拢和拥护。
河南省修武县在区域化党建工作指导下自主探索出了“民心导向六项制度”，主要包括了服务群众、破解难题、民意决策、群众评议等6项制度，通过县乡两级党委负责，广大党员干部出力，积极服务人民群众，敞开大门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治理全过程，保障其监督权等各项合法权利，筑牢了坚不可摧的和谐党群关系，成功形成地方治理合力和社会发展凝聚力。
参考文献
[1]唐文玉.以区域化党建应对社会转型风险[J].理论与改革，2011（5）
[2]张云翔.区域化党建的治理价值[J].党政论坛，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