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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
[关键词]大历史；全球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6-0001-10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David Christian and others have promoted “Big History” as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past. The present paper juxtaposes to Big History an old Big History. The “new” Big History is rooted either in a continuing theology， or in a form of materialism that is assumed to be determined of human history， or in a somewhat contradictory amalgam of the two. The present paper suggests that “largest-scale history” as exemplified in the old and new Big Histories is less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knowledge than it is a narrativization of one or another worldview. Distinguishing between largest-scale history and history that is “merely” large-scale，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a better approach to meeting the desire for large scale in historical writing is through more modest endeavors， such as large-scale comparative history， network and exchange history， thematic history， and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Big History； global history； modernization
最近，历史研究、书写与教学的一个显著进步是，对大跨度历史的兴趣空前高涨。这种历史追求包罗整个世界。历史学家熟知“世界史”与“全球史”，部分因为历史学家自身制造的与日俱增的压力，但更多压力来自教育当局和“消费者”寻求这些类型课程的教学。历史学科内，近来发展的“大历史”不甚知名，“大历史”力图将历史规模扩大至现有规模的N次方。尽管其他学者也促成大历史兴起，但这种历史类型赢得关注得益于英裔美国历史学家、《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Foreword by W. H. McNeill， with a new Pref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1st ed.， 2004.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生于1946年）的努力。2004年出版的第一版《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是此前20年工作、包括与其他学者实质性合作的成果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xix-xxii页的致谢中提到其中的很多学者。。国际大历史学会于2010年创立，目的在于促进“宇宙、地球、生物与人类历史统一、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引用自“Origins and Purpose of the IBHA [International Big History Association]，”http：//ibhanet.org/page-1252419（accessed 13 Dec. 2014）. 关于大卫·克里斯蒂安与大历史计划的有价值新闻报道，请参阅A. R. Sorkin， “So Bill Gates Has This Idea for a History Class...，” New York Times， 5 Sept.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9/07/magazine/so-bill-gates-has-this-idea-for-a-history-class.html？emc=eta1（accessed 7 Sept.2014）.。2011年，比尔·盖茨提供经费，目的在于使澳大利亚和美国中学免费使用改进的网络大历史课程。大卫·克里斯蒂安已经通过数字化视频光盘开发了这一课程。用盖茨的话说：“我真的希望这门课程挑战学生们去努力解决大问题——例如，不同时间尺度如何影响我们的历史观，语言如何改变人类，以及语言对于人类意义。”信息以及盖茨的话引用自：V. Thorpe， “Big History Theories Pose Latest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Curriculum，” The Observer（UK），27 Oct. 2012， http：//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2/oct/28/big-history-bill-gates-david-christian， accessed 24. Dec. 2014. 还请参阅[未提及作者名字]，“Big History Project： Journey through 13.8 Billion Years，” http：//www.bighistoryproject.com/home （accessed 24 Dec.2014）. 受大历史兴起的鼓舞，我反思了写作大跨度历史尝试所带来的挑战与提出的问题。但是，首先我必须区分我所提出的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的其他历史形式。此处的这一区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存在于一个连续统一体中：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到这种趋向下更为广泛的历史状态。大历史的存在影响了这个区分。接下来考虑一下大历史所趋向的广度。大历史力图涵盖“宇宙、地球、生物与人类”，大历史学家们描绘出一个远远超过任何“常规”历史学家所能设想的领域。正如“大历史计划”网站作者所称，大历史目的在于提供一次“138亿年的时光之旅”，从“宇宙大爆炸开始，一直到现代。”大历史学家们计划通过这种历史，建构“一种适用于所有知识的框架”https：//www.bighistoryproject.com/home.。如果史学理论要认真对待大历史，那么就需要最大跨度历史这个新分类。
关于大历史已经得出这个结论，我们需要把最大跨度历史这个类别看作最雄心勃勃的世界历史形式。但我需要在此界定“最大跨度历史”定义，而非简单将大历史看作其中一个典范。尽管每个人都同意没有任何历史能无所不包，我还是断定“最大跨度历史”是这样一种历史学：它力图（a）成为跨度最大，并且（b）可确定为属于、也是为了所有人类的历史，无论是谁，也无论他身居何处标准（b）将下述历史从最大跨度历史类别中排除：那些试图将视域覆盖全球，但针对的却并非全球读者的大跨度历史形式。。我将这一概念化归功于阅读过程中，了解到的大卫·克里斯蒂安与他的大历史学家同事们的工作。最大跨度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突出地位有所彰显。这是由于很久以前在两种普遍化的一神教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庇护下首先得到构想，现代早期的欧洲以“普遍史”之名获得一定的认可，并成为德语学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此后，至少作为一个学术主题，在19世纪衰落了。所谓“世界历史”有时能容纳于最大跨度历史这个题目之下，有时不能。当然，到18世纪晚期，当时德国最重要的历史研究与教学中心、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与讲师开始使用“世界历史”这一术语，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16世纪中期以来，在德国新教大学里教授的“普遍史”课程仍在延续我致力于下述普遍史传统。正如安德烈·德·梅洛·阿罗约表明的，1785—1793年这一短时期内，在哥廷根大学课程名称中，“世界历史”取代了“普遍史”。在1793年冬季学期，“普遍史”这个术语再次出现，但是，（有一定局促）在接下来几年里，它再次遭受挑战——“世界历史”也如此。1765—1815年这一时期课程名称的表格列表，请参阅：A.de Melo Araújo， Weltgeschichte in Gttingen： Eine Studie über das sptaufklrerische universalhistoriche Denken，1756-1815，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2，pp.263-277.。正如“普遍史”这一名称表明的，这些课程追求上述“最大跨度”意义上的普遍性。他们最初做到这一点是通过假定视为历史的是能够同基督教叙事相符的，包括其延展到现在与将来。还通过假定基督教是一种真正的宗教。
即使在16世纪，这些假设也遭受怀疑。本文也持这种立场。然而，暂且让我们更加紧随我们现在作为学者与教师的处境。哥廷根大学是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历史研究与教学中心。普遍史类型在这里作为一个演讲主题尽管有其知名度，但还是遭到质疑并且最终被抛弃。在1797年夏季学期，普遍史课程第一次明确列入其中讨论，定名为“所谓的普遍史”（黑体强调为我所加）哥廷根大学随后的课程命名也暗示了重新设定一个不确定对象的努力：“人类历史”（1797年）、“全景式历史”（1798年）、“世界历史”（恢复使用）（1799年）、“通史”（1799年）、“最重大世界事件”（1800年），以及“国家与民族的一般人种志”（1802年）。最后一个名称预示着普遍史从哥廷根大学课程里退出。到1810年，普遍史、通史、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课程名称已经从课程列表里消失，只以“一般人种志”取而代之。这是19世纪很多国家民族学繁荣的一个预示。这其中的过程太过复杂，不能在此详述。。最后，哥廷根的教授和讲师放弃了教那个主题的想法[1]（p270） 。在21世纪，除了不注意或者违反常规地未能意识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之外，任何人将“世界历史”或“全球史”呈现为此处界定的“最大跨度”历史，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学家于沛构想的全球史符合上述标准（a），但不符合标准（b），因为他主张：“全球史的内容毫无疑义以‘全球’为其基本内容……但是……不存在全球统一的或唯一的认识。”因此，中华民族要有“自己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其他民族也是如此”Yu Pei， Global History and National Historical Memory，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42， no.3 （2009）， pp.41-42.；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2753/CSH0009-4633420302. 此处引文翻译，译者参考、引用了于沛研究员相关文章中文原文，特此说明。具体请参阅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第30页。。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国家（例如，俄罗斯和中国，也包括很多其他较小的国家），这些术语常常翻译为英语“world history”，俄语“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和中文“世界历史[shìjiè lìshǐ]”，等等，一般被用来命名与外国史教学或研究有关的系或研究所，以区别于本国历史有关教学与研究部门。
总之，“世界历史”按照其最现代用法，并非最大跨度历史，而至多是“大跨度”历史。这种“限定”意义上的世界历史，需要与“大历史”区分开，而非与其混淆在一起。“大历史”致力于成为最大跨度历史。大历史是最大跨度历史，是因为它力图涵盖历史的一切方面，而且还因为它强调所有人类的共同物质基础，即宇宙、地球和生物。大历史渴望成为所有人类并且是为了所有人类的历史，包括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文化形式，还有曾被看作附属现象的特定文化。但词语的含义随着语境不断变化，使我们理解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即使当我们在理论上理解到它们未必意味着它们所指的事物。一个人可能受到引诱说，一部世界历史一定涵盖整个世界，而且一部全球史一定涵盖全球。正如有时会发生的情况，当“世界史”或“全球史”支持者有意或无意采取这样一种整体化立场时，那么他们就将“世界史”和“全球史”与大历史这种新类型和普遍史与世界历史这些较传统类型相提并论了。即使他们对最大跨度历史应当涵盖与排除的内容存在分歧。结果是我们需要将最大跨度历史看作一种澄清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边界的手段。 一、最大跨度历史的原型：以神学为基础的普遍史
如上述（a）与（b）标准表明的，本文将最大跨度历史界定为力图成为范围上极尽可能广大并且是为了所有人类的历史。如大卫·克里斯蒂安与他的大历史学家同伴们表达的，大历史的新颖之处，在于坚持回溯到假定的宇宙起源、宇宙大爆炸，在于它结束于物质与能量的世界，即使在物质与能量的历史中，这些并未与任何人类社会的作用有特定关系。然而，在趋向一种整体性方面，大历史并非新的。这种整体性在所有人类看来都会是权威性的（显然，关于追溯多远或在整体性方面追问多深存在分歧）。最近，在《历史学宣言》中，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支持大跨度历史研究，但他们概念界定的精确性和经验证据与论证之间的匹配程度，远不如他们所持论证主题那样令人信服可以下载《历史学宣言》免费的PDF版本：https：//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 2015年3月18日。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混淆最大跨度历史与大跨度历史，见证了近来对最大跨度历史（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的关注日益增长。这也例证了“通过一系列新的与再度出现的历史书写模式，大历史回归了。”（《历史学宣言》，第86页，也请参见第8—9页和第118页）不幸的是，他们似乎并不准确知道自己在论证什么，以及基于什么理由去论证。结果，当书于2014年10月2日出版之后，出现了一次激烈的讨论。黛博拉·科恩和彼得·曼德勒指出这本书经验证据方面的弱点。古尔迪与阿米蒂奇两位作者对此做出回应：The History Manifesto： A Critiqu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0， no.1（2015）， pp.527-54. 也可见：http：//www.historians.org/Documents/AHR%20Exchange%20REVISED.pdf. 科恩与曼德勒关注的是古尔迪与曼德勒所使用经验证据和其结论之间的不融贯。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更令人不安的是，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概念上的不准确和他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无知。关于这一点，请参阅：K. Peden， “What Is to Be Done？”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18 Feb.2015）， at http：//lareviewofbooks.org/review/done （2015年4月23日访问）。。尽管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关注的焦点在于别处，他们举证支持大卫·克里斯蒂安的研究，以及其他最大跨度历史实践者与拥护者的同类研究。他们包括辛西亚·斯托克斯·布朗，弗雷德·斯皮尔和丹尼尔·洛德·斯梅尔。古尔迪和阿米蒂奇也记录了近来的“最大跨度”运动，倾向于将我们的时代定名为人类世，接续早第三纪、新第三纪和第四纪这些地质时代C. S. Brown，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ew Press， 2007； F. Spier， 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Chichester： Wiley， 2010； D. L.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关于人类世概念，参阅托马斯·H.福特在这个特刊中的文章。。
在《历史学宣言》中，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声称在人文科学领域和公众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认识到一次“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危机的特征是“缺乏远虑”[2]（p.1） 。他们不满于这一现象：当我们试图“凝视未来”时，“我们常常诉诸理论，而非事实。”他们对这一现象表示遗憾：“即使那些自身致力于思索未来的人，一般也只是缺乏远见地回望过去。” [2]（p.3） 他们声称：“大多数大学的历史系”有将“短期化”作为文化代表的过错。历史学家“曾经讲述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但近四十年前，他们中很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已经不再这么做了”[2]（p.7）。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将法国年鉴学派当作典型，特别是费尔南德·布罗代尔（1902—1985年）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特别提到布罗代尔1958年的文章《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布罗代尔在这篇文章中提倡“长时段历史，甚至是相当长时段的历史”。。布罗代尔在20世纪50年代，拥护“长时段历史”[3]（pp.725-53），他使这一术语广为流行[2]（pp.15-19） 。他们也赞美很多其他历史学家提出的“理解过去的长时段视角”，他们认为，这样的视角是必需的，如果历史学家想要有机会影响“有关未来的决策制定和公众讨论”[2]（p.20）的话。他们所称的这类历史学家包括基佐、梯也尔、饶勒斯、麦考莱、西利、马汉、蒙森、曼恩、麦克伦南、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RH托尼、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但是，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声称，“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历史学专业的大部分“在多个领域退入短时段研究，从社会史到思想史”[2]（p.48）。结果，“在1968年以来的几十年里，短时段过去已经主导了大学中的有关时间的思维训练”[2]（p.51）。
但是，古尔迪和阿米蒂奇近来也察觉到“长时段回归”的趋向 [2]（pp.8-9） 。 他们提供的支持这一主张证据是“大历史”和相关项目，例如，丹尼尔·洛德·斯梅尔“深度历史”的提出[2]（pp.8-9）。然而，尽管他们引用了大卫·克里斯蒂安最近一篇名为《普遍史回归》[4]（pp.6-27） 的文章，但他们对以前的最大跨度历史观念并没兴趣。他们似乎确实没有注意到依托这种或那种理论假设的所有最大跨度历史项目。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可能这是个太过理论化的事实而使他们不能承认，考虑到他们阐明过的偏爱求助于“事实”而非“理论”（这显然是一个倾向于隐藏某人自己理论盲点的方法论立场）。总而言之，在解释大跨度和最大跨度历史上，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明显力有不逮（也明显是肤浅的）。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之前学者对大跨度历史前提假设与范围的探讨，我们现在能真正理解大跨度历史的前提假设与范围吗？这方面的启蒙之路并非始于年鉴学派，也不是西利和马汉，甚至也不是基佐、梯也尔和麦考莱。而且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将“大跨度”历史与力图成为“最大跨度”的历史合并。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和丹尼尔·洛德·斯梅尔的“深度历史”，与麦考莱、曼恩、托尼或霍布斯鲍姆的“大跨度”历史并不是同一属类。但如果我们要对最大跨度历史项目有所了解的话，我们需要了解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的历史（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区别何在。进一步讲，最大跨度历史与大跨度历史彼此也需要区分开来，因为最大跨度历史趋向于一个不同的种类。这个虚构的种类典型地用于支持善或恶，这个或那个民族、宗教、政治规划，政策制定或元历史构想。事实上，大卫·克里斯蒂安明确主张大历史提供了一个“现代创世神话”[5]（p.1）。如同伊恩·赫斯基思指出的，克里斯蒂安诉诸神话的所有表现，不是出于对认识论上稳妥需求做出的一种自我嘲讽的理解，而是因为神话，用克里斯蒂安的话说：“与我们内心深处精神的、心灵的和社会的需求对话。这是一种存在感和归属感的需求。”[6]（pp.180-81） 大卫·克里斯蒂安没有发明普遍史：这一术语和他所命名的事物都不是新的。直到19世纪，最大跨度历史一般以“普遍史”之名为人认识了解。普遍史的起源可追溯至奥古斯丁（354—430年）《上帝之城》和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历史绪论》。但普遍史在大约1550年之后的各个新教德意志大学特别兴盛普遍史传统的简要概述，请参阅： A. Megill， “Universal History，” in K. Boyd （ed.），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Vol.2，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1999， pp.1244-46. 更充分的展开研究请见：E.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1st ed.，1983. 第七章《基督教史学革命》，第77-106页，以及随后的章节。关于重要的德意志新教大学中普遍史出现与早期发展的经典研究是：A. Klempt， Die Skularisierung der universalhistorischen Auffassung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Zum Wandel des Geschichtsdenkens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Gttingen： Musterschmidt， 1960.。为了拥有普遍史——一种范围尽可能最大并且对所有人类来说都可确认的历史，需要一个有效的假设，也就是，成为一般意义上人类基础的某种根本的连贯性：必要条件。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语境的普遍史中，这种假定的连贯性源于下述确信：一位理性的和全能的神创造了世界，而且这个神的目的在于用他的启示引导全人类。此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植根于被看作讲述了一个统一（尽管还未完成的）故事的宗教经典。这个故事开始于伊甸园，延续到今天，而且（在基督教语境中）到末日审判结束，届时一切都会被带到上帝面前。
以圣经为基础的普遍史传统存在到现代早期，直至19世纪：事实上，在今天一些以宗教为基础的话语共同体中依然存在。现代早期对这个类型最为引人注目的贡献之一是《普遍史话语》，这是由雅克·贝尔尼·博叙埃主教（1627—1704年）于1681年首次出版的J.-B. Bossuet， 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Québec， Canada： Samizdat， 2013.（原文来自法语国家研究所制作的一份1700年版本，并且用现代书写文字再加工成一个PDF）2015年3月15日下载于：http：//www.samizdat.qc.ca//cosmos/sc_soc/historie/hist_med/hist_universel.pdf.。很多这类其他著作出现于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甚至还出现于19世纪。这些著作一般都并不以宇宙大爆炸为开端，而是始于上帝创造天地，以及上帝根据自己形象创造人类，然后叙述逐出伊甸园、大洪水、亚伯拉罕的要求、以色列人出走埃及、上帝赐予摩西律法、特洛伊陷落和希腊人与罗马人事迹，耶稣基督降生，默罕默德和查理曼与休·加佩，以及其他人的事迹，直到今天。例如，这种类型的另外一个实例是《神圣与世俗、教会与民众的普遍史编年：从创世纪直到1743年的世界》。这是由朗格莱·杜·弗雷努瓦神父于1744年首次出版的。其他作者在一个多世纪里，从不同方面对这本书进行了修正、再版、翻译和引用1762年，朗格莱·杜·弗雷努瓦著作英译本出版：N. Lenglet Du Fresnoy， Chronological Tables Tables of Universal History， Sacred and Profane， Ecclesiastic and Civil；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o the Year One Thousand Seven hundred and Forty-three， trans. T.Floyd， 2vols， London， 1762.。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当普遍史将现代历史发展容纳进自身时，其重心由叙述圣经的、神圣的和救赎的历史，转到叙述全球及各民族的历史。
在讲德语地区，普遍史得到了最认真的研究。因此，这种类型在德意志繁盛并不令人惊讶。当宗教改革打破了西方基督教一统时，有教养的德国人不能指望统一的国家（而且如果他是新教徒，他也不能指望统一的教会），而只能指望数以百计的国家和独立小国，以及分开的忏悔。他们明显感受到了一种对普遍史的特殊需求。从其职业生涯早期起，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菲利普·墨兰顿（1497—1560年）就主张历史学应该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并且尽力以一种普遍史编年的形式呈现它 [7]（pp.17-33） 。 墨兰顿是马丁·路德的亲密伙伴，威腾堡大学教授。尤其是在各个德意志新教大学里，这个领域获得了官方地位。这体现于很多大学及教授明确致力于这个主题。墨兰顿建议区分教会史和民族史。他并不认为这两种史学类型是截然分开的：相反，他将民族史与摩西十诫中的第二诫联系起来 [7]（pp.27-28） 。这些告诫涉及人类社会生活[8]（pp.23-24）。尽管如此，墨兰顿还是强调教会史与民族史的区别，并与他起初热切提倡的普遍史结合在一起，为各民族世俗的普遍史兴起打下了基础。欧洲的“发现之旅”“发现了”无数完全生活于犹太教与基督教框架之外的民族。这促进了世俗历史与神圣历史分离。但这些新“发现的”文化的多样性如何能容纳进基督教救赎历史框架？如厄恩斯特·布里萨赫指出的，难以捉摸的“人类过去的统一性”成为面对1500年之后“困惑的传统”的中心议题 [9]（p.177） 。 二、让·博丹：以神学为基础普遍史的批评者
在明确的以神学为基础的普遍史形式中，假定的历史与读者统一性的基础（因而使“最大跨度历史”成为可能）显而易见：历史事件和人类本身被看作通过一位神的意志而连在一起。这位神被假设为理性的和全能的。由于下述两个原因，明确的以神学为基础的普遍史的命运，对我们理解现在努力信服的最大跨度历史的前提假设与范围是有益的。第一，无疑有在以神学为基础传统内研究的学者，写作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详细记载了”）意在成为最大跨度的历史。他们这样做基于的假设是：这样一种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以神学真理为基础我已经在别处论证了我们已经知道一种历史基本内容的假设，与历史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观念——即一种可能产生新知识的事业并不一致。换句话说，被看作一门人文科学的历史学实践的前提，是放弃有一种普遍史（“宏大叙事”）的观念，以及我们已经知道其为何的观念。。因此，我们“总是已经”知道应当纳入那种历史中的基本内容[10]（pp.251-261）。第二，这种类型的理论基础的明确性意味着，在一个比之前以神学为导向的普遍史家所思考的文化上远为多样化的世界里，关注这种类型的学者至少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类型在经受挑战。在我们这个不那么依赖神学，而且了解哲学的时代，常常不明确的是：作者或读者是否意识到这样的缺失，或这些缺失所隐含的问题。
1566年首次出版的《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J. Bodin， 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 trans. B. Reynol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1st ed.， 1566.中，法国法学人文主义者让·博丹（1530—1596年）从世俗的角度研究普遍史问题。他这样做是紧紧跟随墨兰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应墨兰顿的观点。博丹宣称有三类历史：神圣历史、自然历史和人类事件历史。他将神圣历史交给神学家，将自然历史交给（自然）哲学家。至于人类事件历史，博丹并未设想普遍史学家们力图叙述的那类总体的和统一的故事。在博丹看来，人类历史要么是普遍的，要么是特殊的。特殊的历史集中讨论一个个体的人，至多是一个个体的民族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普遍史叙述“很多人或国家”的事迹，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者通过研究几个民族，或者通过研究其事迹流传给我们的所有民族。无论选择哪一种方法，那种方法本身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以体现——例如，年鉴、编年史、年表，或者已被纪念事件的历史；或者以日记形式，详述每天发生的事件[11]（pp.17-18）。但是，普遍史家应该关注“很多人或国家”中的哪一个呢？博丹没有系统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他完全意识到了这个事实。
考虑一下《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的最后一章、第十章《规则与历史学家的收集工作》——实际上，这是一份供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参考书目。受过教育的人对了解“历史是什么”感兴趣，而且有志于推动对那一问题的认知。它以一种比较有希望的和易控制的方法着手处理，列出了36位“普遍史作家”的著作：开始于摩西、迦勒底人贝罗索斯、希罗多德和波里比阿，到距博丹时间较近的前辈卡里昂、墨兰顿、波伊瑟、约维乌斯、布林格、丰克和墨卡托。但下一步该怎么办？在提供了一份以斯特拉波开始的、简短的“普遍地理历史学家”名单之后，博丹转向特殊史家，列举了那些他认为在很多具体历史学领域最重要的历史学家。这些领域包括犹太教、异教迷信、基督教和阿拉伯教派，以及过去和现在的诸多民族。从这样的基础出发，不可能建构一种唯一的普遍史叙事，更不必说一种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叙事。
博丹确实了解到这一点。他的《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是从这类著作这抽离出来的几个层次。第一，它并不自称创作这样一种历史，所创作的确实是一种普遍史的方法论绪论。而这种普遍史永远不会写就。博丹在一系列章节中处理的主题是：历史是什么，理解历史的规则，如何整理史料，应该以哪些类或哪些历史学家作为指导，如何评价所阅读的历史等等。博丹所做的不止这些，他还批判性地评论了写作普遍史的观念——例如，他在第七章中批判了从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七章得到的普遍持有的理论：世界历史以前后相续的四大君主国为标志。在第八章中，他批评了人类可以发现“一种普遍时间体系”的观念。
博丹所阐明的普遍史（此处按我的术语是“最大跨度历史”）如果不是精明的，便一文不名。阅读博丹作品也不需要认识到：当一个人敢于在神学框架之外思考时，普遍史遭遇了很大困难。即使在神学框架之内也存在困难，因为圣经叙事如何能涵盖地球上多样化的民族还不清楚。圣经叙事事实上只关注古代希伯莱人。在博丹那里，我们了解到一位身处16世纪中叶的思想家，放弃了如实讲述人类世界统一故事的愿望。更精确地说，他设计了一种分析的、比较的、类推的历史方法。细节上做必要的修改，博丹的研究模式使我们回想起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思想家，以及更为晚近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和有分析倾向的历史学家。这类研究者最优秀思考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下述观念的怀疑态度：长期的宏观历史结果能够以任何程度的确定性预言。然而，新旧大历史在力图从叙事层面将人类过去组织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上，两者都假设过去都指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并且趋向一个基本上已知的特殊目的。在旧大历史中，人类过去指向救赎。在新大历史中，并不清楚人类过去指向何处。但建构一个统一叙事的计划，无论是始于宇宙大爆炸，还是始于别处，都含蓄地假定了一组命题，即使不是明确陈述的。这组命题是关于我们所处的现在所趋向的未来的特点。
三、在一种以神学为基础的历史连贯性之后：路在何方？
在严肃的评论家已特别质疑其概念基础很久以后，对“最大跨度历史”的追求仍在继续（而且这个探索持续到今天。这就是需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在从18世纪30年代到1850年及其以后这一时段，以一种普遍史模式写作的一大批书籍出版。在本文中，我会略过两个分别出现于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中期的重要的最大跨度历史类型：一个是由伊曼纽尔·康德及在他之后的很多哲学家系统阐述的辩证的—哲学的世界历史；另一个是知名作家罗伯特·钱伯斯和在他之后的诸多思想家提出的进化历史辩证的—哲学的世界历史的经典陈述请参阅：I. Kant：“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 （1784），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Hans Reiss ed.， H. B. Nisbet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41-53. 进化历史类型的范本请参阅：G. Dawson and B. Lightman ed.， Victorian Science and Literature， vol.4， D. Amigoni and J. Elwick ed.， The Evolutionary Epic，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1.。这些是创新的且有极大影响的类型，但本文最终关心如何书写“常规”历史。这些类型不仅背离了之前的普遍史传统，而且背离了历史是什么的常规概念如同我在其他语境中试图澄清的。关于辩证的—哲学的世界历史，请参阅：Megill，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pp.169-71.； A. Megill， Karl Marx： The Burden of Reason （Why Marx Rejected Politics and the Marke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especially pp.23-56. 关于进化历史请参阅：A. Megill， “Theological Presuppositiions of the Evolutionary Epic，”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58 （2016）， pp.24-32.； and Ian Hesketh’s contribution to this special issue.。 从这篇文章的观点看，惊人的是，人们从18世纪30年代以来对“常规”普遍史的关注度。对“常规”普遍史类著作感兴趣是一种国际现象，包括欧洲范围内的很多国家从这篇文章的观点看，惊人的是人们从18世纪30年代以来对“常规”普遍史的关注度。对“常规”普遍史类著作感兴趣是一种国际现象，包括欧洲范围内的很多国家。。英格兰是这个学术领域的一个重要出版地。无疑。部分原因在于英格兰的财富，并因为写作和出版天才集中在伦敦，还因为有一个渴望了解普遍史的读者群。一群英国学者创作了《普遍史：从远古到现代》，从1736年开始出版，一直持续出版到1765年，共23卷（尽管不同版本和重印产生了不同分册数量）G. Sale， G. Psalmanazar， A. Bower， G. Shelvocke， J. Campbell， J.Swinton， etc.， 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to the Present： Compiled from Original Authors， London， 1736-65.。按着相似路线，另一个尝试是威廉·格思里和约翰·加里的《世界通史》， 1764—1767年出版了12卷W. Guthrie， J. Gary， et al.，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the Creation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1764-67.。两本著作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而且被翻译成和改编成各种欧洲大陆语言，包括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如爱德华多·托塔奥罗指出的，在《普遍史：从远古到现代》和《世界通史》中“圣经年表失去基本的作用”：例如，在《普遍史：从远古到现代》中，关于上帝创世年份，不同作者有不同观点 [12]（p.5） 。圣经年表确实暂时继续保留，但它的作用主要是作为工具——毕竟还需要某种编年组织手段。然而，当18世纪思想家开始想象一种人类发展的自然史时，当他们开始更认真思考地球的地质发展时，而且当他们当中一些人了解到圣经在其中仅仅提供了一个神话时，圣经年表就变得日益不相干了[12]（pp.48-49）。
英国创作的普遍史足以证明由阅读公众所表现出的对试图解释历史总体性著作的普遍需求。但这一类型的英国作家在大学之外工作，在18世纪的德国，这一历史类型继续在大学环境中发展。哥廷根大学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普遍史研究，该大学两位历史学家对这一历史类型，以及一般而言的历史学科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是约翰·克里斯托弗·卡特尔（1727—1799年）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施洛策尔（1735—1809年）有关哥廷根大学对普遍史贡献的最新研究是：A.de Melo Araújo， Weltgeschichte in Gttingen： Eine Studie über das sptaufklrerische universalhistoriche Denken，1756-1815，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2. 可能这方面最早的认真研究是：Hermann Wesendonck， Die Begründung der neueren deut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durch Gatterer und Schlzer， nebst Einleitung über Gang und Stand derselben vor diesen， Leipzig： J. W. Krüger， 1876.。卡特尔创建了一个研讨班，学生在其中学习史料批判方法。施洛策尔设计了一个收集与分析史料的程序[13]（p79）。两人都对普遍史兴趣盎然。最著名的是，卡特尔创作了《普遍史手册：从创造世界到最近帝国与国家的起源》（2卷，1761年、1764年），《同步普遍史导论》（1771年），《普遍史概要》（第2版，1773年），以及《美洲发现前的世界通史》（1792年）J. C. Gatterer， Handbuch der Universalhistorie nach ihrem gesamten Umfange von Erschaffung der Welt bis zum Ursprunge der moisten heutigen Reiche und Staaten， 2 vols， G？ttingen： Vandenhoeck， 1761，1764； Einleitung in die synchronistische Universalhistorie， Gttingen： Vandenhoeck， 1771， Abriβ der Universalhistorie in ihrem ganzen Umfange， 2nd ed.， Gttingen：Vandenhoeck， 1773， and 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Weltgeschichte bis zur Entdeckung Amerikens， Gttingen：Vandenhoeck， 1792.。
然而，施洛策尔比卡特尔更加关注此处普遍史命运这个问题。施洛策尔很博学，是一位路德教会乡村牧师的儿子。这位牧师在威腾堡一个小城服务我吸收了下文对施洛策尔生涯与思想所做的清晰和坦率的研究： J. T. Karle， “August Ludwig von Schlz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2， 17ff.； H. D. Schmidt， “Schlzer on Historiography，”History and Theory 18，no.1 （1979）， pp.37-40. 这篇文章介绍了施密特所翻译的施洛策尔文献：“On Historiography [1783]，” History and Theory 16， no.1 （1979）， pp.41-51. 最后，我指出下述文献对施洛策尔的出色研究：J. Stagl， A History of Curiosity： The Theory of Travel 1550-1800， Chur， Switzerland： Harwood， 1995， chapter6， “August Ludwig Schlzer and the Study of Mankind According to Peoples，” pp.233-68.。施洛策尔5岁时，父亲去世，他被送到外祖父家中生活。外祖父也是一位路德教会牧师。外祖父看他“头脑精明”，在他7岁时开始教他拉丁语。接受了这样的早期教育后，他9岁时被送去上学。16岁时，他开始在威腾堡大学研究神学，想要成为牧师。在威腾堡，他专心于逻辑学、释经学、希伯莱语和希腊语。在哥廷根大学，他继续在这方面深造。而此时他的基督教热情已经减退，对牧师感到厌烦，反而去找工作并且得到了一个在瑞典和俄国研究凯瑟琳大帝的机会。在学习了瑞典语和俄语并研究了那些国家的历史之后，他返回哥廷根，在那里成为一名（临时聘用的）历史学副教授，1869年成为一名全职（正常聘用的）教授。人们认为，他愿意侧重教授北欧和俄国历史，但他大部分教学工作是普遍史。 令人吃惊的是，施洛策尔在普遍史方面没有发表多少成果。他相当大部分工作投入到写作和编辑说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政治杂志《国家信息》，还投入到编辑最重要的中世纪俄国编年史这样专业的历史工作A. L. Schlzer， HECTOъ： Russische Annalen in ihrer slavonischen Grundsprach verglichen， übersetzt， und erklrt， 5 vols， Gttingen： Dieterich， 1802-1809.。他对普遍史领域的重要贡献是一部纲领性著作《普遍史讲稿》（1772年）A. L. Schlzer， Vorstellung seiner Universal-Historie， with appendixes， 2 vols， Gttingen： J. C. Dieterich， 1772-73， “Vorrede，” ii. （2015年3月1日登陆并下载于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http：//hdl.handle.net/2027/mdp.39015070863512.）。事实上，这个计划从未实现。《普遍史讲稿》本质上是一个指南，想要向出席他普遍史讲座课程的学生和公众提供一个“指南针”。然而，施洛策尔的“指南针”并不是我们所可能期望的，即一个历史叙事的缩影或大纲。教授可能在他的讲座中提供这种历史叙事。因为我们一定记得施洛策尔深深地致力于学术—科学。我们在这方面不同于（前文提到的）英国普遍史作家，他们基本上是文学家。因此，他感到必须以一位逻辑学家和一位研究性历史学家相结合的精神状态探讨普遍史计划。而且由于他年轻时的虔诚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了，他不能将普遍史置于基督教救赎传统框架之内。相反，《普遍史讲稿》对任何时候实际写作一种连贯的普遍史的不可能性做出了一系列反思这并没有阻止施洛策尔每个夏季学期讲授“世界历史”（这是他比较喜欢的课程名称）。而且从1770年到1791年，有时候两个学期都讲授。施洛策尔后来在其职业生涯中、在1785年和1792—1801年这段时间里，设法公开发表更新的观念——在书名中用“世界历史”代替“普遍史”：A. L. Schlzer， Weltgeschichte nach ihren Haupttheilen im Auszug und Zusammenhange， Vol.1， 2nd ed.， G？ttingen： Vandenhoeck， 1785.。
一些阐释是适当的。观念的前编是指一篇名为《世界历史观念》的论文，其第一章、《系统的世界历史观念》讨论了这个观念无法实现的原因。我们不仅缺乏有关地球大量时段的“记录”，而且不知道应该如何将那些记录组合在一起 [14]（p.39） 。 施洛策尔焦虑地追问道：“世界历史是各个碎片的一个拼凑，一个纯粹的聚集吗？这些碎片事实上牵涉到的只是地球最小的部分？”[14]（p.49） 他在第二章中问道，我们如何确定“事件的连贯性”。它要么是一种“真实的连贯性”，要么是一种“纯粹时间上的前后相续”（事情发生的同时，由它们的同时性连接）。[14]（p.48）但是，“真实连贯性的规则和时间上的前后相续规则相互抵触。”[14]（p.57） 我们会赋予世界历史何种安排？在第四章《世界历史观念》，以及观念后篇中，施洛策尔没有给出清晰的回答。他列举了9个古代民族和9个现代民族，但这些民族彼此如何连接？一个人如何证明这里未提及其他诸多民族的正当性？他没有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反而转向方法论和理论思考。他描述了在厘定各个民族秩序时可能运用的四种方法：年代法、技术工艺分布法、地理学方法和人种志方法。转向实质问题，他反思了世界上“民族”的不同意义，民族的不同种类以及如何能研究这些民族。但这些反思并未解决世界如何安排的问题，仅仅凸显了问题的复杂性。
四、“世界历史”嵌合体：从最大跨度到大跨度历史
我们知道，最大跨度历史的起源：始于神学。神学为普遍史叙述者预设的连贯性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几乎从墨兰顿和其他新教人文主义者在宗教改革初期复兴普遍史时，它就已经处于自我瓦解的威胁之下了。有人一定补充说，即使处于瓦解的威胁下，在很多方面也是正确的。就定义来看，普遍史（以及在其他名目下潜藏的最大跨度历史）追求整体化。这个努力产生了不同含义。它们并非一律地令人向往。无论值得与否，我们都不仅应该指出这些含义，而且应该面对它们。
第一，最大跨度历史假定我们总是已经知道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与人类历史的合适进程。这是一个很大的假定，可能还未证明其正确性。
第二，这个假定作为最大跨度历史的基础与学科和一般而言的科学的基本假定矛盾，即与我们学者和科学家寻找新知识矛盾。如果我们假定历史的基本进程已知，那么无论我们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领域可能获得什么样的新知识都不重要了。
第三，在对特殊性建构一种（无论是什么样的亚种类）“大历史”解释过程中，所谓的局外人必然置身度外。最明显的是，如果一个人像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中一样，想要涵盖从宇宙大爆炸到现在的每件事，那么一定会将“细枝末节”排除在外。一个人一定研究“人类社会”，而非特定社会，或者说那种叙事永远不会写就。此外，如果叙事想要成为统一的叙事，就需要一种基础训练，无论这种训练可能是什么（科学？宗教？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在基督教“最大跨度”历史中，任何不符合基本前提假设的事情在叙事中可能至多有个边缘化存在。在最大跨度历史的世俗变体中，叙事基于某种理论。这种理论基本上是关于何为世界的支配力量。按照定义，这些理论不考虑特殊性，将特殊性看作局外人。在过去两百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最显著的特征 在大约1900年前后的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者的著作激起的史学理论争论中，就涉及这个主题。之一是，既关注特殊性，也关注普遍性[15]（pp.22-24）。最大跨度历史冷酷地对那个承诺置之不理。 第四，如已经指出的，最大跨度历史趋向神话关于这个要点，参阅：W. McNeill， “Mythhistory， or Truth， Myth， History， and Historian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no.1 （Feb. 1986）， pp.1-10.； J. Bentley， “Myths， Wagers and Some Moral Implications of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6， no.1 （2005）， pp.51-82.； and D.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pp.10，26.。情况必然如此，因为最大跨度历史与神话的类似之处在于，都力图证明自身对世界历史发展历程的解释是普遍有效的。神话在我们的世界里有其功用，但如果我们完全了解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希望以最大跨度历史去指代历史学，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么面对最大跨度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不可能性，接下来怎么办？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参加辩论，支持长时段历史（或者至少是中时段历史），胜过短时段历史。在此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在这里如同别处一样，概念上是混淆的：他们没能注意到，仅仅关注一部历史著作涵盖的时间范围而不更全面地考虑其地域范围，是毫无意义的。毕竟布罗代尔伟大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时间上仅仅涵盖了71年正如科恩和曼德勒在《历史学宣言：一个评论》第529页所指出的。，但所涉及的广大地域范围称得上是大跨度历史。第二，凭空主张某种历史形式、类型或方法优于其他形式、类型或方法毫无意义。每件事都依托一个人被推动去追问的那个问题或那些问题。微观史学并不优于宏观史学，反之亦然。这个建议不通情理。
大跨度历史现在当然仍对我们有重要影响。毕竟，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事物波及范围常常很大的世界里。吊诡的是，从事大跨度历史（以及范围稍小的历史）研究，却并不倾向于过度假定和过度断言。这种倾向对最大跨度历史来说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我们应该放弃“世界历史”这一术语。于沛研究员下述观点是正确的：不存在绝对的“世界历史”。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并非这个世界的历史，而是不可避免从一个特定角度写出的这样或那样的大跨度历史。因此，有中国的世界历史，美国的世界历史，俄罗斯的世界历史，伊斯兰教的世界历史等等。但我们不要再将其称之为“世界历史”。它们并非此类，而是大跨度历史，正如所有历史著作一样，它们中每一个都是从作者的视角（以及作者个人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因素构成的环境）写就的。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我们需要思考大跨度历史的形式和种类（然而，不要使大跨度历史凌驾于中观和微观历史研究之上）。有很多思考大跨度历史的方式，甚至有更多书写这种历史的方式。我们此处暂且停留在思考层面。四种大跨度历史引起我们关注，尽管必定还有其他种类应当考虑。
1.网络与交流史：这种历史关注在历史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事物，即人们在交流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地域之间人们持续的相互交流。这样的交流存在于一个流域与流域之外，或者存在于一个大陆与另一个遥远的大陆之间：换句话说，存在于明显不同的有形疆界之间。在这类历史学中，一个人着手研究“网络”，无论其地理范围多大，都设法发明和证实下述实践与交往：历史学家们后来将它们描述为某种持续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转瞬即逝的“事件”。
2.大跨度历史关注一个特定对象或主题：奴隶制度、工作、哲学、历史编纂学、工业化、宗教、家庭、刺青、癌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大跨度历史所要求的统一性是，将研究的主题或对象统一的功能。此处讨论的统一性部分是“实在的”，存在于历史世界之中，部分来自历史学家（或历史学家们）对主题或对象的概念化。
3.大跨度比较史：历史学家将世界一个地区的一个对象、制度、实践等，与世界另一个（几个）地区的同类实体进行比较。一个人能轻易想象到上文提到的任何一个或所有概念和现实的比较史。但是，一个新的历史编纂学问题在此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了恰当地比较两个实体（例如，欧洲的工业化与中国的工业化，或中国工业化的晚进），一个人需要找到独立于每个被比较状况的比较参照点。每一个比较都要求中间物存在，科学地说，这些一定通过理论推理得出，而非简单地照搬一方或另一方。这是一个棘手的任务：既需要理论/哲学方面的睿智，也需要勤奋。
4.大跨度。现代化/全球化史：在大跨度历史中，对现代化或全球化的关注当然源自我们所处的现在（不断地由我们未来的现在代替）。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全球化历史包含我们已经提到的诸多大跨度历史类型。但与后者相比，现代化/全球化历史与现在（正在流逝中的现在）关系更加紧密。这种类型的大跨度历史引起两个警告：第一，需要记住它缺乏稳定性：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会无限延续并没有任何保证；第二，部分由于刚提到的原因，我们不应假定现代化/全球化历史相当于当前的（或任何时期的）大跨度历史。现代化/全球化历史不是世界历史，即不是最大跨度历史，不是普遍史，不是大历史，不是深度历史，是诸多可能历史类型中的一种。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根据它们给人启发的程度和提供的洞见来判断。
[参 考 文 献]
[1]A.de Melo Araújo， Weltgeschichte in Gttingen： Eine Studie über das sptaufklrerische universalhistoriche Denken，1756-1815，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2.
[2]Guldi and 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3]Fernand Braudel，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s： La longue duré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13， no.4 （oct-déc 1958）.
[4]D.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9， no.4 （2010）.
[5]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Foreword by W. H. McNeill， with a new Pref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1st ed.， 2004. 还请参阅：Christian， “The Case for ‘Big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 （1991）， pp.223-38.
[6] I. Hesketh， “The Story of Big History”， History of the Present： A Journal of Critical History 4， no.2 （2014）. 还请参阅： Christian， Maps of Time， p.2.
[7]Klempt， Die Skularisierung der universalhistorischen Auffassung.
[8] W.Wischmeyer， “Wie die groβe Welterzhlung der historia sacra ein antikere Text wurde： Ein Frühneuzeitlicher Paradigmenwechsel in der Bibelauslegung”， in O. Wischmeyer and S. Scholz （eds）， Die Bibel als Text： Beitrge zu einer textbezogenen Bibelhermeneutik， Tübingen： Narr Francke Attempto， 2008.
[9]E.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1st ed.，1983.
[10] A. Megill，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chapter 9，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11]J. Bodin， 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 trans. B. Reynol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1st ed.， 1566.
[12]E.Tortarolo， “Die Angst des Aufklrers vor der Tiefenzeit； oder： Die Euthanasie der biblischen Chronologie”， in G. Hübinger， J. Osterhammel and E. Pelzer （eds）， Universalgeschichte und Nationlgeschichten， Freiburg im Breisgau： Rombach， 1994.
[13] A.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A. L. Schlzer， Vorstellung seiner Universal-Historie， with appendixes， 2 vols， Gttingen： J. C. Dieterich， 1772-1773.
[15] A. Megill， “Introduo： Teorias da História ca. 1870-1940： Objetividade e antinomia sem um tempo de crise existencial”， tran. Sérgio Campos Gonalvos， in Jurandir Malerba （ed.）， Lies de história： Da história científica à crise da razo metódica no limiar do século XX， Porto Alegre： EDIPUCRS， 2013.
（阿兰·梅吉尔：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现代欧洲思想史、史学理论研究专家；译者张作成：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
[关键词]大历史；全球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6-0001-10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David Christian and others have promoted “Big History” as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past. The present paper juxtaposes to Big History an old Big History. The “new” Big History is rooted either in a continuing theology， or in a form of materialism that is assumed to be determined of human history， or in a somewhat contradictory amalgam of the two. The present paper suggests that “largest-scale history” as exemplified in the old and new Big Histories is less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knowledge than it is a narrativization of one or another worldview. Distinguishing between largest-scale history and history that is “merely” large-scale，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a better approach to meeting the desire for large scale in historical writing is through more modest endeavors， such as large-scale comparative history， network and exchange history， thematic history， and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Big History； global history； modernization
最近，历史研究、书写与教学的一个显著进步是，对大跨度历史的兴趣空前高涨。这种历史追求包罗整个世界。历史学家熟知“世界史”与“全球史”，部分因为历史学家自身制造的与日俱增的压力，但更多压力来自教育当局和“消费者”寻求这些类型课程的教学。历史学科内，近来发展的“大历史”不甚知名，“大历史”力图将历史规模扩大至现有规模的N次方。尽管其他学者也促成大历史兴起，但这种历史类型赢得关注得益于英裔美国历史学家、《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Foreword by W. H. McNeill， with a new Pref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1st ed.， 2004.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生于1946年）的努力。2004年出版的第一版《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是此前20年工作、包括与其他学者实质性合作的成果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xix-xxii页的致谢中提到其中的很多学者。。国际大历史学会于2010年创立，目的在于促进“宇宙、地球、生物与人类历史统一、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引用自“Origins and Purpose of the IBHA [International Big History Association]，”http：//ibhanet.org/page-1252419（accessed 13 Dec. 2014）. 关于大卫·克里斯蒂安与大历史计划的有价值新闻报道，请参阅A. R. Sorkin， “So Bill Gates Has This Idea for a History Class...，” New York Times， 5 Sept.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9/07/magazine/so-bill-gates-has-this-idea-for-a-history-class.html？emc=eta1（accessed 7 Sept.2014）.。2011年，比尔·盖茨提供经费，目的在于使澳大利亚和美国中学免费使用改进的网络大历史课程。大卫·克里斯蒂安已经通过数字化视频光盘开发了这一课程。用盖茨的话说：“我真的希望这门课程挑战学生们去努力解决大问题——例如，不同时间尺度如何影响我们的历史观，语言如何改变人类，以及语言对于人类意义。”信息以及盖茨的话引用自：V. Thorpe， “Big History Theories Pose Latest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Curriculum，” The Observer（UK），27 Oct. 2012， http：//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2/oct/28/big-history-bill-gates-david-christian， accessed 24. Dec. 2014. 还请参阅[未提及作者名字]，“Big History Project： Journey through 13.8 Billion Years，” http：//www.bighistoryproject.com/home （accessed 24 Dec.2014）. 受大历史兴起的鼓舞，我反思了写作大跨度历史尝试所带来的挑战与提出的问题。但是，首先我必须区分我所提出的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的其他历史形式。此处的这一区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存在于一个连续统一体中：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到这种趋向下更为广泛的历史状态。大历史的存在影响了这个区分。接下来考虑一下大历史所趋向的广度。大历史力图涵盖“宇宙、地球、生物与人类”，大历史学家们描绘出一个远远超过任何“常规”历史学家所能设想的领域。正如“大历史计划”网站作者所称，大历史目的在于提供一次“138亿年的时光之旅”，从“宇宙大爆炸开始，一直到现代。”大历史学家们计划通过这种历史，建构“一种适用于所有知识的框架”https：//www.bighistoryproject.com/home.。如果史学理论要认真对待大历史，那么就需要最大跨度历史这个新分类。
关于大历史已经得出这个结论，我们需要把最大跨度历史这个类别看作最雄心勃勃的世界历史形式。但我需要在此界定“最大跨度历史”定义，而非简单将大历史看作其中一个典范。尽管每个人都同意没有任何历史能无所不包，我还是断定“最大跨度历史”是这样一种历史学：它力图（a）成为跨度最大，并且（b）可确定为属于、也是为了所有人类的历史，无论是谁，也无论他身居何处标准（b）将下述历史从最大跨度历史类别中排除：那些试图将视域覆盖全球，但针对的却并非全球读者的大跨度历史形式。。我将这一概念化归功于阅读过程中，了解到的大卫·克里斯蒂安与他的大历史学家同事们的工作。最大跨度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突出地位有所彰显。这是由于很久以前在两种普遍化的一神教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庇护下首先得到构想，现代早期的欧洲以“普遍史”之名获得一定的认可，并成为德语学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此后，至少作为一个学术主题，在19世纪衰落了。所谓“世界历史”有时能容纳于最大跨度历史这个题目之下，有时不能。当然，到18世纪晚期，当时德国最重要的历史研究与教学中心、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与讲师开始使用“世界历史”这一术语，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16世纪中期以来，在德国新教大学里教授的“普遍史”课程仍在延续我致力于下述普遍史传统。正如安德烈·德·梅洛·阿罗约表明的，1785—1793年这一短时期内，在哥廷根大学课程名称中，“世界历史”取代了“普遍史”。在1793年冬季学期，“普遍史”这个术语再次出现，但是，（有一定局促）在接下来几年里，它再次遭受挑战——“世界历史”也如此。1765—1815年这一时期课程名称的表格列表，请参阅：A.de Melo Araújo， Weltgeschichte in Gttingen： Eine Studie über das sptaufklrerische universalhistoriche Denken，1756-1815，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2，pp.263-277.。正如“普遍史”这一名称表明的，这些课程追求上述“最大跨度”意义上的普遍性。他们最初做到这一点是通过假定视为历史的是能够同基督教叙事相符的，包括其延展到现在与将来。还通过假定基督教是一种真正的宗教。
即使在16世纪，这些假设也遭受怀疑。本文也持这种立场。然而，暂且让我们更加紧随我们现在作为学者与教师的处境。哥廷根大学是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历史研究与教学中心。普遍史类型在这里作为一个演讲主题尽管有其知名度，但还是遭到质疑并且最终被抛弃。在1797年夏季学期，普遍史课程第一次明确列入其中讨论，定名为“所谓的普遍史”（黑体强调为我所加）哥廷根大学随后的课程命名也暗示了重新设定一个不确定对象的努力：“人类历史”（1797年）、“全景式历史”（1798年）、“世界历史”（恢复使用）（1799年）、“通史”（1799年）、“最重大世界事件”（1800年），以及“国家与民族的一般人种志”（1802年）。最后一个名称预示着普遍史从哥廷根大学课程里退出。到1810年，普遍史、通史、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课程名称已经从课程列表里消失，只以“一般人种志”取而代之。这是19世纪很多国家民族学繁荣的一个预示。这其中的过程太过复杂，不能在此详述。。最后，哥廷根的教授和讲师放弃了教那个主题的想法[1]（p270） 。在21世纪，除了不注意或者违反常规地未能意识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之外，任何人将“世界历史”或“全球史”呈现为此处界定的“最大跨度”历史，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学家于沛构想的全球史符合上述标准（a），但不符合标准（b），因为他主张：“全球史的内容毫无疑义以‘全球’为其基本内容……但是……不存在全球统一的或唯一的认识。”因此，中华民族要有“自己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其他民族也是如此”Yu Pei， Global History and National Historical Memory，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42， no.3 （2009）， pp.41-42.；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2753/CSH0009-4633420302. 此处引文翻译，译者参考、引用了于沛研究员相关文章中文原文，特此说明。具体请参阅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第30页。。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国家（例如，俄罗斯和中国，也包括很多其他较小的国家），这些术语常常翻译为英语“world history”，俄语“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和中文“世界历史[shìjiè lìshǐ]”，等等，一般被用来命名与外国史教学或研究有关的系或研究所，以区别于本国历史有关教学与研究部门。
总之，“世界历史”按照其最现代用法，并非最大跨度历史，而至多是“大跨度”历史。这种“限定”意义上的世界历史，需要与“大历史”区分开，而非与其混淆在一起。“大历史”致力于成为最大跨度历史。大历史是最大跨度历史，是因为它力图涵盖历史的一切方面，而且还因为它强调所有人类的共同物质基础，即宇宙、地球和生物。大历史渴望成为所有人类并且是为了所有人类的历史，包括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文化形式，还有曾被看作附属现象的特定文化。但词语的含义随着语境不断变化，使我们理解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即使当我们在理论上理解到它们未必意味着它们所指的事物。一个人可能受到引诱说，一部世界历史一定涵盖整个世界，而且一部全球史一定涵盖全球。正如有时会发生的情况，当“世界史”或“全球史”支持者有意或无意采取这样一种整体化立场时，那么他们就将“世界史”和“全球史”与大历史这种新类型和普遍史与世界历史这些较传统类型相提并论了。即使他们对最大跨度历史应当涵盖与排除的内容存在分歧。结果是我们需要将最大跨度历史看作一种澄清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边界的手段。 一、最大跨度历史的原型：以神学为基础的普遍史
如上述（a）与（b）标准表明的，本文将最大跨度历史界定为力图成为范围上极尽可能广大并且是为了所有人类的历史。如大卫·克里斯蒂安与他的大历史学家同伴们表达的，大历史的新颖之处，在于坚持回溯到假定的宇宙起源、宇宙大爆炸，在于它结束于物质与能量的世界，即使在物质与能量的历史中，这些并未与任何人类社会的作用有特定关系。然而，在趋向一种整体性方面，大历史并非新的。这种整体性在所有人类看来都会是权威性的（显然，关于追溯多远或在整体性方面追问多深存在分歧）。最近，在《历史学宣言》中，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支持大跨度历史研究，但他们概念界定的精确性和经验证据与论证之间的匹配程度，远不如他们所持论证主题那样令人信服可以下载《历史学宣言》免费的PDF版本：https：//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 2015年3月18日。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混淆最大跨度历史与大跨度历史，见证了近来对最大跨度历史（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的关注日益增长。这也例证了“通过一系列新的与再度出现的历史书写模式，大历史回归了。”（《历史学宣言》，第86页，也请参见第8—9页和第118页）不幸的是，他们似乎并不准确知道自己在论证什么，以及基于什么理由去论证。结果，当书于2014年10月2日出版之后，出现了一次激烈的讨论。黛博拉·科恩和彼得·曼德勒指出这本书经验证据方面的弱点。古尔迪与阿米蒂奇两位作者对此做出回应：The History Manifesto： A Critiqu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0， no.1（2015）， pp.527-54. 也可见：http：//www.historians.org/Documents/AHR%20Exchange%20REVISED.pdf. 科恩与曼德勒关注的是古尔迪与曼德勒所使用经验证据和其结论之间的不融贯。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更令人不安的是，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概念上的不准确和他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无知。关于这一点，请参阅：K. Peden， “What Is to Be Done？”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18 Feb.2015）， at http：//lareviewofbooks.org/review/done （2015年4月23日访问）。。尽管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关注的焦点在于别处，他们举证支持大卫·克里斯蒂安的研究，以及其他最大跨度历史实践者与拥护者的同类研究。他们包括辛西亚·斯托克斯·布朗，弗雷德·斯皮尔和丹尼尔·洛德·斯梅尔。古尔迪和阿米蒂奇也记录了近来的“最大跨度”运动，倾向于将我们的时代定名为人类世，接续早第三纪、新第三纪和第四纪这些地质时代C. S. Brown，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ew Press， 2007； F. Spier， 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Chichester： Wiley， 2010； D. L.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关于人类世概念，参阅托马斯·H.福特在这个特刊中的文章。。
在《历史学宣言》中，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声称在人文科学领域和公众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认识到一次“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危机的特征是“缺乏远虑”[2]（p.1） 。他们不满于这一现象：当我们试图“凝视未来”时，“我们常常诉诸理论，而非事实。”他们对这一现象表示遗憾：“即使那些自身致力于思索未来的人，一般也只是缺乏远见地回望过去。” [2]（p.3） 他们声称：“大多数大学的历史系”有将“短期化”作为文化代表的过错。历史学家“曾经讲述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但近四十年前，他们中很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已经不再这么做了”[2]（p.7）。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将法国年鉴学派当作典型，特别是费尔南德·布罗代尔（1902—1985年）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特别提到布罗代尔1958年的文章《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布罗代尔在这篇文章中提倡“长时段历史，甚至是相当长时段的历史”。。布罗代尔在20世纪50年代，拥护“长时段历史”[3]（pp.725-53），他使这一术语广为流行[2]（pp.15-19） 。他们也赞美很多其他历史学家提出的“理解过去的长时段视角”，他们认为，这样的视角是必需的，如果历史学家想要有机会影响“有关未来的决策制定和公众讨论”[2]（p.20）的话。他们所称的这类历史学家包括基佐、梯也尔、饶勒斯、麦考莱、西利、马汉、蒙森、曼恩、麦克伦南、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RH托尼、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但是，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声称，“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历史学专业的大部分“在多个领域退入短时段研究，从社会史到思想史”[2]（p.48）。结果，“在1968年以来的几十年里，短时段过去已经主导了大学中的有关时间的思维训练”[2]（p.51）。
但是，古尔迪和阿米蒂奇近来也察觉到“长时段回归”的趋向 [2]（pp.8-9） 。 他们提供的支持这一主张证据是“大历史”和相关项目，例如，丹尼尔·洛德·斯梅尔“深度历史”的提出[2]（pp.8-9）。然而，尽管他们引用了大卫·克里斯蒂安最近一篇名为《普遍史回归》[4]（pp.6-27） 的文章，但他们对以前的最大跨度历史观念并没兴趣。他们似乎确实没有注意到依托这种或那种理论假设的所有最大跨度历史项目。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可能这是个太过理论化的事实而使他们不能承认，考虑到他们阐明过的偏爱求助于“事实”而非“理论”（这显然是一个倾向于隐藏某人自己理论盲点的方法论立场）。总而言之，在解释大跨度和最大跨度历史上，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明显力有不逮（也明显是肤浅的）。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之前学者对大跨度历史前提假设与范围的探讨，我们现在能真正理解大跨度历史的前提假设与范围吗？这方面的启蒙之路并非始于年鉴学派，也不是西利和马汉，甚至也不是基佐、梯也尔和麦考莱。而且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将“大跨度”历史与力图成为“最大跨度”的历史合并。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和丹尼尔·洛德·斯梅尔的“深度历史”，与麦考莱、曼恩、托尼或霍布斯鲍姆的“大跨度”历史并不是同一属类。但如果我们要对最大跨度历史项目有所了解的话，我们需要了解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的历史（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区别何在。进一步讲，最大跨度历史与大跨度历史彼此也需要区分开来，因为最大跨度历史趋向于一个不同的种类。这个虚构的种类典型地用于支持善或恶，这个或那个民族、宗教、政治规划，政策制定或元历史构想。事实上，大卫·克里斯蒂安明确主张大历史提供了一个“现代创世神话”[5]（p.1）。如同伊恩·赫斯基思指出的，克里斯蒂安诉诸神话的所有表现，不是出于对认识论上稳妥需求做出的一种自我嘲讽的理解，而是因为神话，用克里斯蒂安的话说：“与我们内心深处精神的、心灵的和社会的需求对话。这是一种存在感和归属感的需求。”[6]（pp.180-81） 大卫·克里斯蒂安没有发明普遍史：这一术语和他所命名的事物都不是新的。直到19世纪，最大跨度历史一般以“普遍史”之名为人认识了解。普遍史的起源可追溯至奥古斯丁（354—430年）《上帝之城》和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历史绪论》。但普遍史在大约1550年之后的各个新教德意志大学特别兴盛普遍史传统的简要概述，请参阅： A. Megill， “Universal History，” in K. Boyd （ed.），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Vol.2，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1999， pp.1244-46. 更充分的展开研究请见：E.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1st ed.，1983. 第七章《基督教史学革命》，第77-106页，以及随后的章节。关于重要的德意志新教大学中普遍史出现与早期发展的经典研究是：A. Klempt， Die Skularisierung der universalhistorischen Auffassung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Zum Wandel des Geschichtsdenkens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Gttingen： Musterschmidt， 1960.。为了拥有普遍史——一种范围尽可能最大并且对所有人类来说都可确认的历史，需要一个有效的假设，也就是，成为一般意义上人类基础的某种根本的连贯性：必要条件。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语境的普遍史中，这种假定的连贯性源于下述确信：一位理性的和全能的神创造了世界，而且这个神的目的在于用他的启示引导全人类。此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植根于被看作讲述了一个统一（尽管还未完成的）故事的宗教经典。这个故事开始于伊甸园，延续到今天，而且（在基督教语境中）到末日审判结束，届时一切都会被带到上帝面前。
以圣经为基础的普遍史传统存在到现代早期，直至19世纪：事实上，在今天一些以宗教为基础的话语共同体中依然存在。现代早期对这个类型最为引人注目的贡献之一是《普遍史话语》，这是由雅克·贝尔尼·博叙埃主教（1627—1704年）于1681年首次出版的J.-B. Bossuet， 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Québec， Canada： Samizdat， 2013.（原文来自法语国家研究所制作的一份1700年版本，并且用现代书写文字再加工成一个PDF）2015年3月15日下载于：http：//www.samizdat.qc.ca//cosmos/sc_soc/historie/hist_med/hist_universel.pdf.。很多这类其他著作出现于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甚至还出现于19世纪。这些著作一般都并不以宇宙大爆炸为开端，而是始于上帝创造天地，以及上帝根据自己形象创造人类，然后叙述逐出伊甸园、大洪水、亚伯拉罕的要求、以色列人出走埃及、上帝赐予摩西律法、特洛伊陷落和希腊人与罗马人事迹，耶稣基督降生，默罕默德和查理曼与休·加佩，以及其他人的事迹，直到今天。例如，这种类型的另外一个实例是《神圣与世俗、教会与民众的普遍史编年：从创世纪直到1743年的世界》。这是由朗格莱·杜·弗雷努瓦神父于1744年首次出版的。其他作者在一个多世纪里，从不同方面对这本书进行了修正、再版、翻译和引用1762年，朗格莱·杜·弗雷努瓦著作英译本出版：N. Lenglet Du Fresnoy， Chronological Tables Tables of Universal History， Sacred and Profane， Ecclesiastic and Civil；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o the Year One Thousand Seven hundred and Forty-three， trans. T.Floyd， 2vols， London， 1762.。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当普遍史将现代历史发展容纳进自身时，其重心由叙述圣经的、神圣的和救赎的历史，转到叙述全球及各民族的历史。
在讲德语地区，普遍史得到了最认真的研究。因此，这种类型在德意志繁盛并不令人惊讶。当宗教改革打破了西方基督教一统时，有教养的德国人不能指望统一的国家（而且如果他是新教徒，他也不能指望统一的教会），而只能指望数以百计的国家和独立小国，以及分开的忏悔。他们明显感受到了一种对普遍史的特殊需求。从其职业生涯早期起，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菲利普·墨兰顿（1497—1560年）就主张历史学应该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并且尽力以一种普遍史编年的形式呈现它 [7]（pp.17-33） 。 墨兰顿是马丁·路德的亲密伙伴，威腾堡大学教授。尤其是在各个德意志新教大学里，这个领域获得了官方地位。这体现于很多大学及教授明确致力于这个主题。墨兰顿建议区分教会史和民族史。他并不认为这两种史学类型是截然分开的：相反，他将民族史与摩西十诫中的第二诫联系起来 [7]（pp.27-28） 。这些告诫涉及人类社会生活[8]（pp.23-24）。尽管如此，墨兰顿还是强调教会史与民族史的区别，并与他起初热切提倡的普遍史结合在一起，为各民族世俗的普遍史兴起打下了基础。欧洲的“发现之旅”“发现了”无数完全生活于犹太教与基督教框架之外的民族。这促进了世俗历史与神圣历史分离。但这些新“发现的”文化的多样性如何能容纳进基督教救赎历史框架？如厄恩斯特·布里萨赫指出的，难以捉摸的“人类过去的统一性”成为面对1500年之后“困惑的传统”的中心议题 [9]（p.177） 。 二、让·博丹：以神学为基础普遍史的批评者
在明确的以神学为基础的普遍史形式中，假定的历史与读者统一性的基础（因而使“最大跨度历史”成为可能）显而易见：历史事件和人类本身被看作通过一位神的意志而连在一起。这位神被假设为理性的和全能的。由于下述两个原因，明确的以神学为基础的普遍史的命运，对我们理解现在努力信服的最大跨度历史的前提假设与范围是有益的。第一，无疑有在以神学为基础传统内研究的学者，写作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详细记载了”）意在成为最大跨度的历史。他们这样做基于的假设是：这样一种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以神学真理为基础我已经在别处论证了我们已经知道一种历史基本内容的假设，与历史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观念——即一种可能产生新知识的事业并不一致。换句话说，被看作一门人文科学的历史学实践的前提，是放弃有一种普遍史（“宏大叙事”）的观念，以及我们已经知道其为何的观念。。因此，我们“总是已经”知道应当纳入那种历史中的基本内容[10]（pp.251-261）。第二，这种类型的理论基础的明确性意味着，在一个比之前以神学为导向的普遍史家所思考的文化上远为多样化的世界里，关注这种类型的学者至少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类型在经受挑战。在我们这个不那么依赖神学，而且了解哲学的时代，常常不明确的是：作者或读者是否意识到这样的缺失，或这些缺失所隐含的问题。
1566年首次出版的《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J. Bodin， 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 trans. B. Reynol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1st ed.， 1566.中，法国法学人文主义者让·博丹（1530—1596年）从世俗的角度研究普遍史问题。他这样做是紧紧跟随墨兰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应墨兰顿的观点。博丹宣称有三类历史：神圣历史、自然历史和人类事件历史。他将神圣历史交给神学家，将自然历史交给（自然）哲学家。至于人类事件历史，博丹并未设想普遍史学家们力图叙述的那类总体的和统一的故事。在博丹看来，人类历史要么是普遍的，要么是特殊的。特殊的历史集中讨论一个个体的人，至多是一个个体的民族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普遍史叙述“很多人或国家”的事迹，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者通过研究几个民族，或者通过研究其事迹流传给我们的所有民族。无论选择哪一种方法，那种方法本身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以体现——例如，年鉴、编年史、年表，或者已被纪念事件的历史；或者以日记形式，详述每天发生的事件[11]（pp.17-18）。但是，普遍史家应该关注“很多人或国家”中的哪一个呢？博丹没有系统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他完全意识到了这个事实。
考虑一下《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的最后一章、第十章《规则与历史学家的收集工作》——实际上，这是一份供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参考书目。受过教育的人对了解“历史是什么”感兴趣，而且有志于推动对那一问题的认知。它以一种比较有希望的和易控制的方法着手处理，列出了36位“普遍史作家”的著作：开始于摩西、迦勒底人贝罗索斯、希罗多德和波里比阿，到距博丹时间较近的前辈卡里昂、墨兰顿、波伊瑟、约维乌斯、布林格、丰克和墨卡托。但下一步该怎么办？在提供了一份以斯特拉波开始的、简短的“普遍地理历史学家”名单之后，博丹转向特殊史家，列举了那些他认为在很多具体历史学领域最重要的历史学家。这些领域包括犹太教、异教迷信、基督教和阿拉伯教派，以及过去和现在的诸多民族。从这样的基础出发，不可能建构一种唯一的普遍史叙事，更不必说一种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叙事。
博丹确实了解到这一点。他的《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是从这类著作这抽离出来的几个层次。第一，它并不自称创作这样一种历史，所创作的确实是一种普遍史的方法论绪论。而这种普遍史永远不会写就。博丹在一系列章节中处理的主题是：历史是什么，理解历史的规则，如何整理史料，应该以哪些类或哪些历史学家作为指导，如何评价所阅读的历史等等。博丹所做的不止这些，他还批判性地评论了写作普遍史的观念——例如，他在第七章中批判了从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七章得到的普遍持有的理论：世界历史以前后相续的四大君主国为标志。在第八章中，他批评了人类可以发现“一种普遍时间体系”的观念。
博丹所阐明的普遍史（此处按我的术语是“最大跨度历史”）如果不是精明的，便一文不名。阅读博丹作品也不需要认识到：当一个人敢于在神学框架之外思考时，普遍史遭遇了很大困难。即使在神学框架之内也存在困难，因为圣经叙事如何能涵盖地球上多样化的民族还不清楚。圣经叙事事实上只关注古代希伯莱人。在博丹那里，我们了解到一位身处16世纪中叶的思想家，放弃了如实讲述人类世界统一故事的愿望。更精确地说，他设计了一种分析的、比较的、类推的历史方法。细节上做必要的修改，博丹的研究模式使我们回想起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思想家，以及更为晚近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和有分析倾向的历史学家。这类研究者最优秀思考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下述观念的怀疑态度：长期的宏观历史结果能够以任何程度的确定性预言。然而，新旧大历史在力图从叙事层面将人类过去组织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上，两者都假设过去都指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并且趋向一个基本上已知的特殊目的。在旧大历史中，人类过去指向救赎。在新大历史中，并不清楚人类过去指向何处。但建构一个统一叙事的计划，无论是始于宇宙大爆炸，还是始于别处，都含蓄地假定了一组命题，即使不是明确陈述的。这组命题是关于我们所处的现在所趋向的未来的特点。
三、在一种以神学为基础的历史连贯性之后：路在何方？
在严肃的评论家已特别质疑其概念基础很久以后，对“最大跨度历史”的追求仍在继续（而且这个探索持续到今天。这就是需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在从18世纪30年代到1850年及其以后这一时段，以一种普遍史模式写作的一大批书籍出版。在本文中，我会略过两个分别出现于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中期的重要的最大跨度历史类型：一个是由伊曼纽尔·康德及在他之后的很多哲学家系统阐述的辩证的—哲学的世界历史；另一个是知名作家罗伯特·钱伯斯和在他之后的诸多思想家提出的进化历史辩证的—哲学的世界历史的经典陈述请参阅：I. Kant：“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 （1784），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Hans Reiss ed.， H. B. Nisbet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41-53. 进化历史类型的范本请参阅：G. Dawson and B. Lightman ed.， Victorian Science and Literature， vol.4， D. Amigoni and J. Elwick ed.， The Evolutionary Epic，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1.。这些是创新的且有极大影响的类型，但本文最终关心如何书写“常规”历史。这些类型不仅背离了之前的普遍史传统，而且背离了历史是什么的常规概念如同我在其他语境中试图澄清的。关于辩证的—哲学的世界历史，请参阅：Megill，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pp.169-71.； A. Megill， Karl Marx： The Burden of Reason （Why Marx Rejected Politics and the Marke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especially pp.23-56. 关于进化历史请参阅：A. Megill， “Theological Presuppositiions of the Evolutionary Epic，”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58 （2016）， pp.24-32.； and Ian Hesketh’s contribution to this special issue.。 从这篇文章的观点看，惊人的是，人们从18世纪30年代以来对“常规”普遍史的关注度。对“常规”普遍史类著作感兴趣是一种国际现象，包括欧洲范围内的很多国家从这篇文章的观点看，惊人的是人们从18世纪30年代以来对“常规”普遍史的关注度。对“常规”普遍史类著作感兴趣是一种国际现象，包括欧洲范围内的很多国家。。英格兰是这个学术领域的一个重要出版地。无疑。部分原因在于英格兰的财富，并因为写作和出版天才集中在伦敦，还因为有一个渴望了解普遍史的读者群。一群英国学者创作了《普遍史：从远古到现代》，从1736年开始出版，一直持续出版到1765年，共23卷（尽管不同版本和重印产生了不同分册数量）G. Sale， G. Psalmanazar， A. Bower， G. Shelvocke， J. Campbell， J.Swinton， etc.， 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to the Present： Compiled from Original Authors， London， 1736-65.。按着相似路线，另一个尝试是威廉·格思里和约翰·加里的《世界通史》， 1764—1767年出版了12卷W. Guthrie， J. Gary， et al.，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the Creation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1764-67.。两本著作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而且被翻译成和改编成各种欧洲大陆语言，包括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如爱德华多·托塔奥罗指出的，在《普遍史：从远古到现代》和《世界通史》中“圣经年表失去基本的作用”：例如，在《普遍史：从远古到现代》中，关于上帝创世年份，不同作者有不同观点 [12]（p.5） 。圣经年表确实暂时继续保留，但它的作用主要是作为工具——毕竟还需要某种编年组织手段。然而，当18世纪思想家开始想象一种人类发展的自然史时，当他们开始更认真思考地球的地质发展时，而且当他们当中一些人了解到圣经在其中仅仅提供了一个神话时，圣经年表就变得日益不相干了[12]（pp.48-49）。
英国创作的普遍史足以证明由阅读公众所表现出的对试图解释历史总体性著作的普遍需求。但这一类型的英国作家在大学之外工作，在18世纪的德国，这一历史类型继续在大学环境中发展。哥廷根大学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普遍史研究，该大学两位历史学家对这一历史类型，以及一般而言的历史学科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是约翰·克里斯托弗·卡特尔（1727—1799年）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施洛策尔（1735—1809年）有关哥廷根大学对普遍史贡献的最新研究是：A.de Melo Araújo， Weltgeschichte in Gttingen： Eine Studie über das sptaufklrerische universalhistoriche Denken，1756-1815，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2. 可能这方面最早的认真研究是：Hermann Wesendonck， Die Begründung der neueren deut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durch Gatterer und Schlzer， nebst Einleitung über Gang und Stand derselben vor diesen， Leipzig： J. W. Krüger， 1876.。卡特尔创建了一个研讨班，学生在其中学习史料批判方法。施洛策尔设计了一个收集与分析史料的程序[13]（p79）。两人都对普遍史兴趣盎然。最著名的是，卡特尔创作了《普遍史手册：从创造世界到最近帝国与国家的起源》（2卷，1761年、1764年），《同步普遍史导论》（1771年），《普遍史概要》（第2版，1773年），以及《美洲发现前的世界通史》（1792年）J. C. Gatterer， Handbuch der Universalhistorie nach ihrem gesamten Umfange von Erschaffung der Welt bis zum Ursprunge der moisten heutigen Reiche und Staaten， 2 vols， G？ttingen： Vandenhoeck， 1761，1764； Einleitung in die synchronistische Universalhistorie， Gttingen： Vandenhoeck， 1771， Abriβ der Universalhistorie in ihrem ganzen Umfange， 2nd ed.， Gttingen：Vandenhoeck， 1773， and 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Weltgeschichte bis zur Entdeckung Amerikens， Gttingen：Vandenhoeck， 1792.。
然而，施洛策尔比卡特尔更加关注此处普遍史命运这个问题。施洛策尔很博学，是一位路德教会乡村牧师的儿子。这位牧师在威腾堡一个小城服务我吸收了下文对施洛策尔生涯与思想所做的清晰和坦率的研究： J. T. Karle， “August Ludwig von Schlz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2， 17ff.； H. D. Schmidt， “Schlzer on Historiography，”History and Theory 18，no.1 （1979）， pp.37-40. 这篇文章介绍了施密特所翻译的施洛策尔文献：“On Historiography [1783]，” History and Theory 16， no.1 （1979）， pp.41-51. 最后，我指出下述文献对施洛策尔的出色研究：J. Stagl， A History of Curiosity： The Theory of Travel 1550-1800， Chur， Switzerland： Harwood， 1995， chapter6， “August Ludwig Schlzer and the Study of Mankind According to Peoples，” pp.233-68.。施洛策尔5岁时，父亲去世，他被送到外祖父家中生活。外祖父也是一位路德教会牧师。外祖父看他“头脑精明”，在他7岁时开始教他拉丁语。接受了这样的早期教育后，他9岁时被送去上学。16岁时，他开始在威腾堡大学研究神学，想要成为牧师。在威腾堡，他专心于逻辑学、释经学、希伯莱语和希腊语。在哥廷根大学，他继续在这方面深造。而此时他的基督教热情已经减退，对牧师感到厌烦，反而去找工作并且得到了一个在瑞典和俄国研究凯瑟琳大帝的机会。在学习了瑞典语和俄语并研究了那些国家的历史之后，他返回哥廷根，在那里成为一名（临时聘用的）历史学副教授，1869年成为一名全职（正常聘用的）教授。人们认为，他愿意侧重教授北欧和俄国历史，但他大部分教学工作是普遍史。 令人吃惊的是，施洛策尔在普遍史方面没有发表多少成果。他相当大部分工作投入到写作和编辑说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政治杂志《国家信息》，还投入到编辑最重要的中世纪俄国编年史这样专业的历史工作A. L. Schlzer， HECTOъ： Russische Annalen in ihrer slavonischen Grundsprach verglichen， übersetzt， und erklrt， 5 vols， Gttingen： Dieterich， 1802-1809.。他对普遍史领域的重要贡献是一部纲领性著作《普遍史讲稿》（1772年）A. L. Schlzer， Vorstellung seiner Universal-Historie， with appendixes， 2 vols， Gttingen： J. C. Dieterich， 1772-73， “Vorrede，” ii. （2015年3月1日登陆并下载于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http：//hdl.handle.net/2027/mdp.39015070863512.）。事实上，这个计划从未实现。《普遍史讲稿》本质上是一个指南，想要向出席他普遍史讲座课程的学生和公众提供一个“指南针”。然而，施洛策尔的“指南针”并不是我们所可能期望的，即一个历史叙事的缩影或大纲。教授可能在他的讲座中提供这种历史叙事。因为我们一定记得施洛策尔深深地致力于学术—科学。我们在这方面不同于（前文提到的）英国普遍史作家，他们基本上是文学家。因此，他感到必须以一位逻辑学家和一位研究性历史学家相结合的精神状态探讨普遍史计划。而且由于他年轻时的虔诚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了，他不能将普遍史置于基督教救赎传统框架之内。相反，《普遍史讲稿》对任何时候实际写作一种连贯的普遍史的不可能性做出了一系列反思这并没有阻止施洛策尔每个夏季学期讲授“世界历史”（这是他比较喜欢的课程名称）。而且从1770年到1791年，有时候两个学期都讲授。施洛策尔后来在其职业生涯中、在1785年和1792—1801年这段时间里，设法公开发表更新的观念——在书名中用“世界历史”代替“普遍史”：A. L. Schlzer， Weltgeschichte nach ihren Haupttheilen im Auszug und Zusammenhange， Vol.1， 2nd ed.， G？ttingen： Vandenhoeck， 1785.。
一些阐释是适当的。观念的前编是指一篇名为《世界历史观念》的论文，其第一章、《系统的世界历史观念》讨论了这个观念无法实现的原因。我们不仅缺乏有关地球大量时段的“记录”，而且不知道应该如何将那些记录组合在一起 [14]（p.39） 。 施洛策尔焦虑地追问道：“世界历史是各个碎片的一个拼凑，一个纯粹的聚集吗？这些碎片事实上牵涉到的只是地球最小的部分？”[14]（p.49） 他在第二章中问道，我们如何确定“事件的连贯性”。它要么是一种“真实的连贯性”，要么是一种“纯粹时间上的前后相续”（事情发生的同时，由它们的同时性连接）。[14]（p.48）但是，“真实连贯性的规则和时间上的前后相续规则相互抵触。”[14]（p.57） 我们会赋予世界历史何种安排？在第四章《世界历史观念》，以及观念后篇中，施洛策尔没有给出清晰的回答。他列举了9个古代民族和9个现代民族，但这些民族彼此如何连接？一个人如何证明这里未提及其他诸多民族的正当性？他没有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反而转向方法论和理论思考。他描述了在厘定各个民族秩序时可能运用的四种方法：年代法、技术工艺分布法、地理学方法和人种志方法。转向实质问题，他反思了世界上“民族”的不同意义，民族的不同种类以及如何能研究这些民族。但这些反思并未解决世界如何安排的问题，仅仅凸显了问题的复杂性。
四、“世界历史”嵌合体：从最大跨度到大跨度历史
我们知道，最大跨度历史的起源：始于神学。神学为普遍史叙述者预设的连贯性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几乎从墨兰顿和其他新教人文主义者在宗教改革初期复兴普遍史时，它就已经处于自我瓦解的威胁之下了。有人一定补充说，即使处于瓦解的威胁下，在很多方面也是正确的。就定义来看，普遍史（以及在其他名目下潜藏的最大跨度历史）追求整体化。这个努力产生了不同含义。它们并非一律地令人向往。无论值得与否，我们都不仅应该指出这些含义，而且应该面对它们。
第一，最大跨度历史假定我们总是已经知道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与人类历史的合适进程。这是一个很大的假定，可能还未证明其正确性。
第二，这个假定作为最大跨度历史的基础与学科和一般而言的科学的基本假定矛盾，即与我们学者和科学家寻找新知识矛盾。如果我们假定历史的基本进程已知，那么无论我们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领域可能获得什么样的新知识都不重要了。
第三，在对特殊性建构一种（无论是什么样的亚种类）“大历史”解释过程中，所谓的局外人必然置身度外。最明显的是，如果一个人像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中一样，想要涵盖从宇宙大爆炸到现在的每件事，那么一定会将“细枝末节”排除在外。一个人一定研究“人类社会”，而非特定社会，或者说那种叙事永远不会写就。此外，如果叙事想要成为统一的叙事，就需要一种基础训练，无论这种训练可能是什么（科学？宗教？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在基督教“最大跨度”历史中，任何不符合基本前提假设的事情在叙事中可能至多有个边缘化存在。在最大跨度历史的世俗变体中，叙事基于某种理论。这种理论基本上是关于何为世界的支配力量。按照定义，这些理论不考虑特殊性，将特殊性看作局外人。在过去两百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最显著的特征 在大约1900年前后的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者的著作激起的史学理论争论中，就涉及这个主题。之一是，既关注特殊性，也关注普遍性[15]（pp.22-24）。最大跨度历史冷酷地对那个承诺置之不理。 第四，如已经指出的，最大跨度历史趋向神话关于这个要点，参阅：W. McNeill， “Mythhistory， or Truth， Myth， History， and Historian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no.1 （Feb. 1986）， pp.1-10.； J. Bentley， “Myths， Wagers and Some Moral Implications of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6， no.1 （2005）， pp.51-82.； and D.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pp.10，26.。情况必然如此，因为最大跨度历史与神话的类似之处在于，都力图证明自身对世界历史发展历程的解释是普遍有效的。神话在我们的世界里有其功用，但如果我们完全了解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希望以最大跨度历史去指代历史学，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么面对最大跨度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不可能性，接下来怎么办？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参加辩论，支持长时段历史（或者至少是中时段历史），胜过短时段历史。在此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在这里如同别处一样，概念上是混淆的：他们没能注意到，仅仅关注一部历史著作涵盖的时间范围而不更全面地考虑其地域范围，是毫无意义的。毕竟布罗代尔伟大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时间上仅仅涵盖了71年正如科恩和曼德勒在《历史学宣言：一个评论》第529页所指出的。，但所涉及的广大地域范围称得上是大跨度历史。第二，凭空主张某种历史形式、类型或方法优于其他形式、类型或方法毫无意义。每件事都依托一个人被推动去追问的那个问题或那些问题。微观史学并不优于宏观史学，反之亦然。这个建议不通情理。
大跨度历史现在当然仍对我们有重要影响。毕竟，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事物波及范围常常很大的世界里。吊诡的是，从事大跨度历史（以及范围稍小的历史）研究，却并不倾向于过度假定和过度断言。这种倾向对最大跨度历史来说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我们应该放弃“世界历史”这一术语。于沛研究员下述观点是正确的：不存在绝对的“世界历史”。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并非这个世界的历史，而是不可避免从一个特定角度写出的这样或那样的大跨度历史。因此，有中国的世界历史，美国的世界历史，俄罗斯的世界历史，伊斯兰教的世界历史等等。但我们不要再将其称之为“世界历史”。它们并非此类，而是大跨度历史，正如所有历史著作一样，它们中每一个都是从作者的视角（以及作者个人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因素构成的环境）写就的。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我们需要思考大跨度历史的形式和种类（然而，不要使大跨度历史凌驾于中观和微观历史研究之上）。有很多思考大跨度历史的方式，甚至有更多书写这种历史的方式。我们此处暂且停留在思考层面。四种大跨度历史引起我们关注，尽管必定还有其他种类应当考虑。
1.网络与交流史：这种历史关注在历史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事物，即人们在交流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地域之间人们持续的相互交流。这样的交流存在于一个流域与流域之外，或者存在于一个大陆与另一个遥远的大陆之间：换句话说，存在于明显不同的有形疆界之间。在这类历史学中，一个人着手研究“网络”，无论其地理范围多大，都设法发明和证实下述实践与交往：历史学家们后来将它们描述为某种持续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转瞬即逝的“事件”。
2.大跨度历史关注一个特定对象或主题：奴隶制度、工作、哲学、历史编纂学、工业化、宗教、家庭、刺青、癌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大跨度历史所要求的统一性是，将研究的主题或对象统一的功能。此处讨论的统一性部分是“实在的”，存在于历史世界之中，部分来自历史学家（或历史学家们）对主题或对象的概念化。
3.大跨度比较史：历史学家将世界一个地区的一个对象、制度、实践等，与世界另一个（几个）地区的同类实体进行比较。一个人能轻易想象到上文提到的任何一个或所有概念和现实的比较史。但是，一个新的历史编纂学问题在此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了恰当地比较两个实体（例如，欧洲的工业化与中国的工业化，或中国工业化的晚进），一个人需要找到独立于每个被比较状况的比较参照点。每一个比较都要求中间物存在，科学地说，这些一定通过理论推理得出，而非简单地照搬一方或另一方。这是一个棘手的任务：既需要理论/哲学方面的睿智，也需要勤奋。
4.大跨度。现代化/全球化史：在大跨度历史中，对现代化或全球化的关注当然源自我们所处的现在（不断地由我们未来的现在代替）。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全球化历史包含我们已经提到的诸多大跨度历史类型。但与后者相比，现代化/全球化历史与现在（正在流逝中的现在）关系更加紧密。这种类型的大跨度历史引起两个警告：第一，需要记住它缺乏稳定性：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会无限延续并没有任何保证；第二，部分由于刚提到的原因，我们不应假定现代化/全球化历史相当于当前的（或任何时期的）大跨度历史。现代化/全球化历史不是世界历史，即不是最大跨度历史，不是普遍史，不是大历史，不是深度历史，是诸多可能历史类型中的一种。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根据它们给人启发的程度和提供的洞见来判断。
[参 考 文 献]
[1]A.de Melo Araújo， Weltgeschichte in Gttingen： Eine Studie über das sptaufklrerische universalhistoriche Denken，1756-1815，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2.
[2]Guldi and 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3]Fernand Braudel，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s： La longue duré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13， no.4 （oct-déc 1958）.
[4]D. Christian， “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9， no.4 （2010）.
[5]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Foreword by W. H. McNeill， with a new Pref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1st ed.， 2004. 还请参阅：Christian， “The Case for ‘Big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 （1991）， pp.223-38.
[6] I. Hesketh， “The Story of Big History”， History of the Present： A Journal of Critical History 4， no.2 （2014）. 还请参阅： Christian， Maps of Time， p.2.
[7]Klempt， Die Skularisierung der universalhistorischen Auffassung.
[8] W.Wischmeyer， “Wie die groβe Welterzhlung der historia sacra ein antikere Text wurde： Ein Frühneuzeitlicher Paradigmenwechsel in der Bibelauslegung”， in O. Wischmeyer and S. Scholz （eds）， Die Bibel als Text： Beitrge zu einer textbezogenen Bibelhermeneutik， Tübingen： Narr Francke Attempto， 2008.
[9]E.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1st ed.，1983.
[10] A. Megill，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chapter 9，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11]J. Bodin， 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 trans. B. Reynol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1st ed.， 1566.
[12]E.Tortarolo， “Die Angst des Aufklrers vor der Tiefenzeit； oder： Die Euthanasie der biblischen Chronologie”， in G. Hübinger， J. Osterhammel and E. Pelzer （eds）， Universalgeschichte und Nationlgeschichten， Freiburg im Breisgau： Rombach， 1994.
[13] A.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A. L. Schlzer， Vorstellung seiner Universal-Historie， with appendixes， 2 vols， Gttingen： J. C. Dieterich， 1772-1773.
[15] A. Megill， “Introduo： Teorias da História ca. 1870-1940： Objetividade e antinomia sem um tempo de crise existencial”， tran. Sérgio Campos Gonalvos， in Jurandir Malerba （ed.）， Lies de história： Da história científica à crise da razo metódica no limiar do século XX， Porto Alegre： EDIPUCRS， 2013.
（阿兰·梅吉尔：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现代欧洲思想史、史学理论研究专家；译者张作成：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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