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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解析觉华岛《重修大悲阁记》，可揭示出明代觉华岛的地理概况，宁远卫地区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社会，以及隐藏在这方碑刻背后的权力幽灵。明代觉华岛不仅为战略要地，还是宁远卫官兵的信仰空间。岛上的大悲阁供奉密教神祇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其依据是杂密经典《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此经宣扬的免除15种恶死、得15种善生、破除一切怨敌的功能对宁远卫将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重修大悲阁记》还隐晦地折射出明朝中期中央政局的变迁及其对宁远卫的影响。碑文作者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精心选择宁远卫军政长官焦礼的生平事迹进行叙述，“合理”安排详略、分配笔墨，还借此表达拥护现任皇帝明英宗的政治姿态。
[关键词]觉华岛；宁远卫；焦礼；重修大悲阁记；密教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4-0110-08
Buddhism and the Local Society of Ningyuan Garrison in the Ming
——Revolving around the Inscription of Rebuilding the Great Mercy Storied-Pavilion in Juehua Island
YOU Li
（Yuanmingyuan Management，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Through analyzing the inscription of rebuilding the Great Mercy Storied-Pavilion in Juehua Island， the thesis discovers the？geography survey of Juehua Island in the Ming Dynasty， religion and secular society in Ningyuan Garrison， and power ghost hiding this inscription. Juehua Island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not only a strategic location， but also commanders and troops’ belief space in Ningyuan Garrison. The Great Mercy Storied-Pavilion in this Island was dedicated to Esoteric Buddhist god-Avalokitesvara having thousand hands and thousand eyes， according to a Complex Esoteric Buddhist scripture-the Dharani classic on Avalokitesvara having thousand hands and thousand eyes being vast， perfect， unimpeded and maha karuna. The scripture publicizes 15 ways to exempt crime death， 15 methods to pursue good life， and the function of abolishing all enemies， which could greatly attract officers and men in this district. Still more， this inscription vaguely reflected central political situation vicissitude and its influence on Ningyuan Garrison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The writer of this inscription， affected by political climate at that time， carefully selected and narrated the commanding officer in Ningyuan Garrison-Jiao Li’s life story. He reasonably arranged detailed and brief contents， and allocated words. However， he conveyed the commanding officer’ political posturing of supporting incumbent emperor-Ming Yingzong by means of writing this inscription.
Key words：Juehua Island； Ningyuan Garrison； Jiao Li； The Inscription of Rebuilding the Great Mercy Storied-Pavilion； Esoteric Buddhism
[收稿日期]2017-05-06
[基金項目]本文为楼宇烈先生主持“觉华岛佛教历史与文化”项目阶段性成果，并得到纳通医疗集团、辽宁省葫芦岛市政府和觉华岛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资助，谨此致谢。
明代，觉华岛（今辽宁菊花岛，2009年又改称觉华岛）属于辽东都司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管辖。觉华岛上留存的石刻《重修大悲阁记》详细叙述了宁远卫守将焦礼等修葺岛上辽代佛教建筑大悲阁过程，其中蕴含着关于明代宗教、政局变迁、政治军事制度及宁远卫地方社会的宝贵信息。本文拟具体解析此方碑铭，希冀对真切把握明代东北地区卫所的内部机制、宗教信仰及基层社会，能够有所裨益。 《重修大悲阁记》为白沙岩石碑，碑高170厘米，宽84厘米，厚185厘米，圆首，额题篆书阴刻“重修大悲阁记”六字。碑阳首题“重修大悲阁记”，以下阴刻楷书《重修大悲阁记》全文，19行，满行38字，其下又续刻题名3行。此碑现在仍然立于辽宁觉华岛的大悲阁遗址前[1]（p.60）。现先将《重修大悲阁记》录文并标点如下，以备分析讨论：
重修大悲阁记」
大悲阁者，镇守辽东左副总兵、东宁伯焦侯父子所修也。其地在宁远卫治三十里，渤海之隈，汤池之南，」左广宁，右白霫。先此地未有卫，林木森蔚，猛兽砆潜，当要冲，胡虏出没不时之处，行旅患之。宣德五年，奉」敕设一卫，颜曰宁远，益以七所。于时则有都指挥使刘斌经营谋度，功实有在。正统八年，焦侯以左军都督府左都督骁勇智略，奉」命充辽东左副总兵，镇守宁远地方。驻？之暇，遥见海中有山，一塔高峙，意彼必有古刹。自后，以日继日，以年」绍年，虽心志有所萦迥，而形身莫能骤至。十余年间，边疆宁谧，妖氛不作，时和岁丰，家给人足，诚赖山川百神」默佑也。天顺元年，」皇上思安边制敌之将，笃崇德报功之典，征于朝，锡以诰券，封为奉天翌（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东」宁伯，食禄一千二百石，子孙世世承袭，仍守故地。前日之念聿兴，但苦潮汐汹涌，思不能渡。然海昔多大」风，水未常冻。是岁冬，冰忽自结，使人视之，果有古迹。置一碑，上有《千人邑记》曰：觉华岛大龙宫寺，肇自大」辽圆融大师所建也。历年弥远，殿宇倾颓，上雨旁风，神像损坏，碑文剥落，诵不成章。睹此生伤，闻而兴叹。」归白之，侯乃叹曰：“时有古今，物有兴废。吾守兹土，岂可坐观成败？”翌日，会诸大小官僚，告以修营，众莫不」悦。侯乃以奖率之，各捐俸金，鸠集匠工，资以力食。因其故庙，易而新之。去其太侈，葺其颓坏，乃修五脊六」兽大悲阁一座，塑千手千眼观世音一尊。由是，殿阁廊庑，焕然一新，圣像神容，整然俱备，珠璧交映，金碧」相辉，风物清幽，形胜壮丽。仰观移山迥涧，则翡翠千层。俯察沧海洪涛，则琉璃万倾。天作之稀奇，地」设之特异。是虽有籍于二仪之功，然亦终资乎一人之力。非立石以铭功，何镌文而纪事？爰令住持谭受」务兹香火。后谭受颇有觉悟，得化而归。继令证禧，继其祀事。坐礼行参，保」皇图巩固；晨钟暮鼓，祈」圣寿万年。海宇边疆，清明宁谧。官僚武士，有庆无虞。记石于兹，永保贞吉。」
大明天顺四年十二月□日宁远卫儒学教授马纶撰文，金汤儒士施□书丹，张祥篆。」
奉天翌（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东宁伯焦礼、夫人程氏德善□□刘氏…」男焦□（贵）、男妇徐氏、孙焦□（寿）、焦俊、焦陆。录文根据兴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兴城县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2—583页；王晶辰主编：《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1页。同时，本文也根据实地考察所拍照片进行录文。“」”表示碑文提行处。
一、战略要地与信仰空间：觉华岛地理概况
《重修大悲阁记》开篇即点明大悲阁所在觉华岛的具体位置。觉华岛位于渤海弯曲之处，靠近广宁卫（今辽宁北镇），与宁远城相为犄角，位处冲要之地，属于宁远卫管辖。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重修《辽东志》称觉华岛在“（宁远）城东南二十里海中”，桃花岛“在海岸城东十五里，登莱海运船湾泊于此”[2]（p.359）。清人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曰：“桃花岛，在（宁远）卫东十五里海滨，海舟往来恒泊于此。又觉华岛，在（宁远）卫东南二十里。上有海云、龙宫二寺。”[3]（p.1734）据《明史·地理志》所载，宁远卫之“东有桃花岛”，“东南有觉华岛城”[4]（《地理志》二，p.956）。传世文献皆谓明代宁远卫附近海域（今辽东湾水域）有桃花和觉华两座不同的岛屿，且与《重修大悲阁记》所述觉华岛与宁远卫所之间的距离有些差异。
《宁远州志·舆地志》云：“觉花（即觉华）、桃花二岛，望之咫尺，而杭无一苇，淼若蓬瀛。”[5]（p.2412）这段文字将觉华岛、桃花岛比作传说中海上的两座仙山——蓬莱和瀛洲。在《宁远州志》中，作为《八景图》之一的《海涯双岛图》上显示：觉华、桃花两座岛屿确实近在咫尺[5]。
辽金时期，觉华岛被称为“觉华岛”“觉花岛”或“桃花岛”。从辽金元时代的文献看，在靠近兴城的辽东湾水域，均只有“觉华岛”一座岛屿，该岛时而又被称为“桃花岛”如辽道宗大安八年（1092年）《觉花岛海云寺空通山悟寂院塔记》（向南辑：《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页）；金人王寂有诗《觉华岛并引》（王寂《拙轩集》卷1，吴重熹辑：《九金人集》，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0页）；王寂还作有《留题觉华岛龙宫寺诗》（王寂《拙轩集》卷一，第10—11页）；金人赵秉文有诗《桃花岛回寄王伯宜》（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六，《四部丛刊》本，第8页背，第9页正）；《金史·地理志》载，兴中府所属的兴城县有桃花岛（脱脱等：《金史·地理志》上，北京路条，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1页）；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翠峰寺地产记碑》说翠峰寺是“觉花岛海云寺之坟山”（朱子方据李文信抄寄的石刻原文抄本录文，参见朱子方：《跋兴城塔子沟出土的两件石刻》，《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2期）；元人杨弘道作七言绝句《题桃花岛图》（杨弘道《小亨集》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0页）。。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兴城附近海域，辽代的岛屿只标示觉华岛[6]（p.5），金代则有桃花、觉华二岛[6] （p.50），元代只标有桃花岛[7]（pp.13-14），明代地图也仅标注觉华岛，不见桃花岛[7] （pp.52-53）。然而，从上引史料看，至明代，辽东湾水域却有觉华和桃花两座不同的岛屿。桃花岛离海岸更近，是来自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東莱州县）海运船停泊的重要港口，担负着沟通辽东与山东地区的海运交通的重任明代辽东、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详见陈晓珊：《明代登辽海道的兴废与辽东边疆经略》，《文史》2010年第1辑，第209—234页。。明人所修《辽东志》收录《宁远卫山川地理图》，明人所修《全辽志》又载录《宁远卫境图》，此二图均是地图右边标一“桃花岛”，注曰：“东至广宁中屯卫（今辽宁锦州）杏山驿八十里。”地图左下角注云：“南至觉华岛四十里。”[8]笔者于2011年8月和2014年5月两次登上觉华岛实地考察，发现觉华岛呈葫芦形，两端大，中间有一块狭长地带连接两端。笔者推测，在明代，可能因为海平面上升，淹没了中间这一狭长通道，从而使一座岛屿变成两座岛屿，分别被冠以桃花岛和觉华岛之名。 明人有诗专门描述桃花、觉华二岛的自然景观。如郡守刘源溥作诗曰：
轩起为州翼，横排若海门。
登城噱仙国，三岛一为繁。
范阳范勋有诗云：
渔舟不见泊桃花，海邑徒闻治觉华。
尺寸人间耕牧地，惘然鸡犬白云遮。
又有郡守孙成吟道：
城外青青大海流，望中岛屿隔芳洲。
两峰蹴浪寒烟绕，一水平空冷翠浮。
宿草生时山寂寂，断云深处鸟啾啾。
遐思上客乘槎兴，笑指残潮十日留。[5]（p.2412）
这三位作者虽然描写景物，但最终落脚点还是抒发或寄托个人情感。特别是刘诗称二岛“为州翼”，范诗将“桃花”与“觉华”对举，孙诗说“望中岛屿隔芳洲”，更进一步证明在明朝，今辽宁兴城海域分别有“桃花岛”和“觉华岛”。
《重修大悲阁记》称觉华岛位于“汤池之南”，其实汤池（今辽宁兴城附近）乃宁远当地的著名景观之一。按《宁远州志》所载：“雪窖汤池，泉在城东南四里。其汤如沸，引入亭内池中，候温乃浴。”郡守刘源溥有诗赞曰：
向阙絺能裘，出关夏亦秋。
天恩眷丰沛，汤沐赐东州。 [5]（p.2412）
由此视之，宁远位于山海关外，气候寒冷，汤池的温泉发挥着暖体驱寒的重要作用。
《重修大悲阁记》接着追溯宁远设卫之缘由。其中“当要冲”系指这一地区位于华北通往东北地区的交通要道。此地“胡虏出没不时”，乃因这里靠近兀良哈蒙古和女真诸部。宁远卫所在辽东地区属于明代北方边防重镇“九边”之一。正所谓“辽东之地，南距倭寇，东连高丽，北控胡虏，为国家藩维”[9]（p.2401）。考明代卫所的设置原则，“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4]（ 《兵志》二，p.2193）。设立宁远卫的原因其实亦不出这一框架。
据《明宣宗实录》所记，宣德五年（1430年）正月，明宣宗“置辽东宁远卫于汤池。凡五千户所，以定辽中卫右所，定辽前卫中所，定辽卫后所，广宁中卫右、后二所实之……以辽东诸卫多余军士实之。不足则于内地附近诸卫拨补官缺于诸卫剩员”[9]（p.1472）。朱诚如先生指出，《明实录》和《明史》载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设宁远卫，而《明一统志》和《宁远州志》却说宣德三年（1428年）置卫。疑宣德三年（1428年）奏请设卫，宣德五年（1430年）正式设治所建卫[10]（p.60）。时代较早的明天顺四年（1460年）觉华岛《重修大悲阁记》明书宣德五年（1430年）设置宁远卫。
碑文称：“都指挥使刘斌经营谋度，功实有在”，对此，《辽东志·建置志》小注云：宁远卫“在泰和街北。宣德五年（1430年）都指挥刘斌创建”[2]（p.375）。《宁远州志》曰：“刘斌，苏州崇明人，以都指挥佥事备御宁远，筑城建卫，政理民安，卓有能声。”[5]（p.2426）按明代官制，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一人（小注：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小注：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四人（小注：正三品）”[4]（《职官志》五，p.1872）。以此推之，刘斌担任过辽东都指挥使司下属的都指挥佥事。
至于《重修大悲阁记》所述宁远卫“益以七所”，《辽东志》则有明确记载。《辽东志·地理志》的小注曰：“宁远统五千户所。又于城东五十里塔山别置中左千户，于城西四十里小沙河别置中右千户所属焉。”[2]（p.354）《辽东志·建置志》又云：宁远卫的内部建置有“左右中前后五所”“塔山中左所”和“沙河中右所”[2]（p.375）。
在明代，觉华岛不仅为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宁远卫官兵实践佛教功德事业和举行佛教仪式的信仰空间。此亦为下文进一步分析宁远卫地域社会的历史地理背景。
二、宗教信仰与世俗社会：《重修大悲阁记》的文化内涵
按《重修大悲阁记》所载，焦礼早在明英宗正统年间便发愿要到觉华岛上礼佛，但一直未践行。直到英宗天顺年间，焦礼“前日之念聿兴，但苦潮汐汹涌，思不能渡。然海昔多大风，水未常冻。是岁冬，冰忽自结，使人视之，果有古迹。置一碑”。这些表述暗示在明朝中期，宁远卫所属之水师的技术和实力均不强。在这种条件下，身为军将的焦礼欲上岛礼佛，却无法轻易驾船渡海上岛，需要等待海水结冰，方能踏冰上岛。这也是永乐以后，明代航海事业走向衰落、海防事业逐渐废弛的一个“缩影”。
据《重修大悲阁记》碑文，至明代，觉华岛上依然存有一方碑刻《千人邑记》，上面刻着：“觉华岛大龙宫寺，肇自大辽圆融大师所建也。”此段文字隐含着辽代觉华岛佛教的一些关键信息。
辽朝的佛教碑刻中常出现“千人邑”。日本学者野上俊静指出，千人邑是同一地方以佛教信仰为纽带结成的社会组织，会员对寺院有施财义务，这对佛教的普及作用很大。但邑会主要集中在燕云地区[日] 野上俊静：《关于辽代的邑会》，原载《大谷学报》第20卷第1号，1939年，此据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平乐寺书店1953年版。。但是，《重修大悲阁记》谓焦礼登上觉华岛后，发现石碑《千人邑记》，则暗示在辽朝，觉华岛从地理位置来看，觉华岛位于辽中京道地区的岩州。但是，從行政方面来讲，觉华岛并不属于中京道管辖，而是直属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斡鲁朵（即行宫）管理。上也曾有佛教信徒结成“千人邑”活动。
关于大龙宫寺的创建者“大辽圆融大师”，按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纯慧大师塔幢记》所述，非浊于辽兴宗“重熙初，礼故守太师、兼侍中、圆融国师为师”[11]（p.317）。显然，辽代名僧非浊正是圆融国师的弟子。至少在辽兴宗统治初期，圆融已经被皇帝宠以世俗高官之号“太师”“侍中”，还成为“国师”。君主能够给予高僧的最高礼遇，圆融已然完全享有。这与辽朝中后期整个社会狂热崇佛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但圆融大师的其他具体情况，凭现有材料还无从考证。 焦礼等“因其故庙，易而新之”，即在辽朝修建的大悲阁的基础上翻新改建。而大悲阁供奉的千手千眼观世音系密教神祇。这暗示在辽代，觉华岛上的密教曾经十分兴盛。尽管辽代觉华岛的佛教以华严宗而著称详见[日] 神尾弌春：《契丹高僧小传及其教学倾向》，神尾弌春：《契丹佛教文化史考》，满洲文化协会发行1937年版，第98—99页；[日] 野上俊静著、金申译：《辽代高僧思孝——房山石经介绍之一》，《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55—58页。，但是，辽朝佛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华严宗与密教在文献、教义方面互相渗透日本学者胁谷撝谦《辽代之密教》介绍日本当时仅存的辽僧觉苑的《大日经义释演密钞》、道辰殳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二书，提出辽代佛教华严思想里包含密教因素（《无尽灯》1912年1月号）。野上俊静《辽代佛教研究》（原载《摩由罗》第2号，大谷大学圣典语学会，1933年，此据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介绍觉苑、道辰殳的思想，指出辽朝华严教义里包含金刚顶系密教。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一书专用一节讨论辽代密教。吕建福全面考察了辽代皇室的密教信仰、密教在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影响、密教著名学僧及其著作，并总结出其特点：“遥承唐密，近取新传，融会华严之学，倡导显密圆通。”。辽代，觉华岛上不仅建有供奉密教神祇的大悲阁，另外，觉华岛海云寺空通山悟寂院的舍利塔也带有浓厚的密教色彩[12]（pp.28-31）。这些皆为辽代觉华岛密教风行的例证。
辽太宗在契丹人意识形态和礼仪中心之地木叶山崇奉观音，标志着契丹族对佛教信仰的认同。在辽朝崇佛政策的确立及礼仪制度、政治文化的建构方面，大悲观音菩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详见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原载《佛学研究》第5辑，1996年，此据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307页；尤李：《辽朝崇佛政策的确立与政局的变迁》，《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第36—37页。。辽朝中后期，觉华岛高僧圆融受到辽朝皇帝的特殊恩宠（见上文所论），觉华岛高僧郎思孝与契丹皇室、后族的关系又非同寻常地亲密。因此，圆融、思孝或其他佛教信徒可能受统治者的影响，在佛教色彩浓郁的觉华岛上修建大悲阁，以供奉契丹皇室的“家神”——大悲观音菩萨。这也是辽朝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到觉华岛的具体表现。
觉华岛上的大悲阁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乃依据杂密经典《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该经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千手大悲心陀罗尼经》《千手陀罗尼经》《大悲总持经》《千手观音大悲心陀罗尼经》《千手千眼大悲心经》《千手经》和《千手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唐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 [13]（pp.106-111）。经文初述观世音菩萨说大悲心陀罗尼的因由及其誓愿；次说诵此咒可远离饥饿困苦死、枷禁杖楚死等15种恶死，而得所生之处常逢善王、常生善国等15种善生[13]（pp.106-107）。经文还明确宣称：“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外国怨敌即自降伏。各还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同，慈心相向。”[13]（p.109） 佛告诉其弟子阿难：“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于金刚杵手。” [13]（p.111）很明显，《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所宣传的教义对地处边疆、时刻面临生命危险的宁远卫将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明代的东北地区族群形势非常复杂，如何处理与东北族群的关系、守住边疆等问题常常令明廷和驻守此地的边将、士兵捉襟见肘。发生于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大大削弱了明朝国力，是明朝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史官对此事评论道：“土木以还，势以不竞，边政日弛。”[4]（《列传》四四，p.4284 ）“土木堡之变”后，明廷面对北方强大的蒙古等族更是采取守势。焦礼组织宁远卫将士重修大悲阁，恰好在明英宗复辟之后的天顺四年（1460年），距“土木堡之变”方十余年。这一时代，驻守辽东地区的边疆将领自然具有巨大的危机感。在这种形势和心境之下，他们祈求神灵庇佑、寻求心理安慰可说是顺理成章之事。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及大悲心陀罗尼又恰恰具有破敌的功能。因此，这次重修活动亦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地官兵的现实境遇。
另外，宁远卫地区也不完全由佛教一统天下，《重修大悲阁记》还反映出民间信仰的影响。碑文记载：“十余年间，边疆宁谧，妖氛不作，时和年丰，家给人足，诚赖山川百神默佑也。”就这一时代辽东边地情况，《明史·焦礼传》也称赞：“礼有胆略，精骑射，善以少击众。守宁远三十余年，士卒乐为用，边陲宁谧。”[4] （《焦礼传》，p.4279）宁远卫将士面对的女真和兀良哈蒙古俱为难缠的对手。“诚赖山川百神默佑”之语，则表明当地军官将边境安宁、经济良好归因于民间神灵的佑护。再次证明当地军将也向民间神灵祈祷，以此减缓或化解内心的惶恐和不安。其实，在宁远卫辖区内，既建有佛寺、道观，又分布着众多民间神灵的庙宇或祭祀场所[5]（pp.2416-2417）。由此可见，在宁远卫军民的精神世界中，多元化的民间神祇仍然占有重要位置。
三、佛教信仰与现实政治：宗教信仰背后的权力幽灵
《重修大悲阁记》不仅是一方佛教碑刻，拥有宗教涵义，背后还蕴藏着明代中央与地方政局的讯息，从中能够窥知隐藏在其背后的权力幽灵。
《重修大悲阁记》碑文的撰写者系“宁远卫儒学教授马纶”，着力刻画的主人公为宁远卫的军政长官焦礼，目的是“立石以铭功”。碑文的具体内容和叙事模式很可能出自焦礼的授意，至少会受到焦礼的政治态度和利益诉求之影响。而且此碑撰成之后，当放置在公共空间，供人阅读和瞻仰。因此，碑文的内容、遣词造句和基调必须获得焦礼首肯。通过《重修大悲阁记》，再核以其他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焦礼的仕宦生涯，以及与之紧密勾连的政局变迁的情况。
自明宣宗宣德后期以来，边防武力衰落，军备废弛，边境不安。辽东地区频频受到女真、兀良哈蒙古的侵扰。明英宗正统年间，瓦剌首领也先的势力不断扩张。正统四年（1439年）后，也先的势力已经推进到辽东。考《明史·焦礼传》，在明宣宗时代，焦礼“以年劳，累进都指挥同知。正统中，积功至右都督。英宗北狩，景帝命充左副总兵，守宁远”[4] （《焦礼传》，p.4278）。而《重修大悲阁记》明确说：“正统八年，焦侯以左军都督府左都督骁勇智略，奉命充辽东左副总兵，镇守宁远地方”。据《明实录》所述，正统八年（1443年）三月，明英宗“赏辽东都指挥使焦礼、都指挥佥事夏礼·缎绢布，以广宁吴家坟杀敌功也”，又“命辽东都指挥使焦礼、施聚守备宁远、义州。时二卫缺官守备，右佥都御史王翱举礼、聚骁勇，故有是命”[14]（卷一〇二，正统八年三月辛酉、壬戌）。由此看来，《明史》本传所载焦礼在“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之后才担任左副总兵、负责守卫宁远的说法可能有误。 五军都督府系明朝统领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明代的卫所除了亲军各卫直属天子外，其余的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4]（《兵志》一，p.2175）。辽东都司的所有卫所（包括宁远卫）均统于“五军都督府”之一的“左军都督府”[4] （《兵志》二，pp.2205-2207）。由此可知，焦礼身为宁远守将而带“左军都督府左都督”之衔，乃属自然。五军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为“正一品”[4]（《职官志》五，p.1856）。
关于焦礼“充辽东左副总兵，镇守宁远地方”，按《大明会典》所载：“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统兵镇戍。其总镇一方者曰镇守”。“其总镇或挂将军印，或不挂印，皆曰总兵。次曰副总兵。”[15]（p.1799）其中有辽东“镇守一员”[15]（p.1804）。按照《明史》记载，总兵官、副总兵“无品级，无定员。总镇一方者为镇守”。“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4] （《职官志》五）正统八年（1443年），焦礼刚刚充任辽东副总兵时，便带“左军都督府左都督”之衔，至天顺元年（1457年）被封为“东宁伯”[4] （《焦礼传》，p.4279）。这些皆符合明代的通例。
《重修大悲阁记》谓焦礼“骁勇智略”是他得到这项任命的缘由。《明实录》亦如是记载。《明史》本传说得更为具体：“礼有胆略，精骑射，善以少击众。守宁远三十余年，士卒乐为用，边陲宁谧。” [4]（《焦礼传》）《重修大悲阁记》专门提及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刚刚复辟、重登皇位后厚赏焦礼之事。“诰券”实为明英宗赐予焦礼的特殊恩惠。按照明代的相关制度，“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与。或世或不世，皆给诰券……凡券，左右各一，左藏内府，右给功臣之家。袭封则征其诰券，稽其功过，核其宗支，以第其世流降除之等” [4] （《职官志》一）。至于“宣力武臣”乃明朝册封功臣及外戚之号[4] （《职官志》五，p.1855）。“特进荣禄大夫”属于武官的散阶。明代的武散阶分为30级，其中，“正一品，初授特進荣禄大夫，升授特进光禄大夫”[4]（《职官志》一，p.1751）。“柱国”为焦礼所带之勋。明代武官之勋分为12级，柱国是从一品[4] （《职官志》一，p.1751）。焦礼所得“东宁伯”之号属于爵位。关于封爵，“公、侯、伯视一品”[4] （《职官志》一）。“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有流，有世”[4] （《职官志》五，p.1855）。
《重修大悲阁记》与《明史·焦礼传》两相印证可知：焦礼担任宁远卫军政长官，其实历经正统、景泰和天顺三朝。在此期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其弟景泰帝即位，后来英宗复辟重登至尊之位，同时中央和边疆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剧烈变化，朝廷内部的矛盾以及明朝与外族的冲突均异常激烈。而《重修大悲阁记》的主旨就是为焦礼歌功颂德。不过，在表述方式上，碑刻专门明确提及正统、天顺年间，焦礼受到英宗之封赏，而对他受景泰帝恩惠、并加官晋爵之事却绝口不提。不仅如此，该方碑刻表述焦礼在景泰年间镇守边地的勋劳含糊其辞，在行文中轻描淡写地带过。实际上，这种书写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政治原因，隐晦地折射出明朝中期的政治斗争情况，以及焦礼应对复杂局势所做出的“反应”。
比对《明史·焦礼传》，焦礼的一生还有两大重要功绩在《重修大悲阁记》中只字未提。其一，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虏后，“未几，也先逼京城，诏礼率师入卫。寇退还镇” [4] （《焦礼传》）。土木堡之败，明军损失50万精锐，也先不久挥师北京，京城防守的兵力严重匮乏。在这种困境面前，重臣于谦挺身而出，组织官兵进行“北京保卫战”，并力挽狂澜、取得胜利。焦礼应诏，亲自率兵参与这次重要战役，可说为挽救明朝的江山社稷立下了大功。其二，在景泰年间，“贼二千余骑犯兴水堡”，焦礼“击走之。玺书奖励，进左都督”[4] （《焦礼传》，pp.4278-4279）。毫无疑问，景泰帝在位期间，焦礼镇守边地立下战功，受到皇帝褒奖。
然而，《重修大悲阁记》却直接跳过焦礼在正统与天顺朝之间（即景泰朝）的事迹，称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经过“夺门之变”成功复辟、重登皇位后，“思安边制敌之将，笃崇德报功之典。征于朝，锡以诰券，封为奉天翌（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东宁伯，食禄一千二百石，子孙世世承袭，仍守故地。”所谓英宗“笃崇德报功之典”的说辞，似乎暗示身为边将的焦礼也支持“夺门之变”。不过没有其他材料佐证此事，只能存疑。
因皇位更替，从正统末至天顺初，中央政局持续地震。天顺初年，一方面重登皇帝宝座的英宗对拥护景泰帝的大臣（包括功劳卓著、威望甚高的重臣于谦）进行残酷清洗；另一方面，英宗着手剪除一部分参与“夺门之变”、支持他复辟的功臣。在这一时期，英宗对中央及某些地方进行频繁的人事变动。不过，他此时对辽东地区的政策颇值得玩味。据《明实录》所述，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英宗“召镇守辽东太监宋文毅还京，以太监范英代之”[14]（天顺元年正月丁亥，p.5805）。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甲辰，英宗“封都督曹义为丰润伯，食禄千三百石；焦礼为东宁伯，食禄千二百石；施聚为怀柔伯，食禄千一百石。俱子孙世袭，以其久备边方，著有劳绩也。时义尚在辽东镇守，特命召还，而以海宁伯董兴代之”[14]（天顺元年二月甲辰，p.5843）。按《明史》所载，明英宗正统年间，在辽东名将巫凯死后，曹义继任辽东都指挥使，屡次与兀良哈蒙古作战，“在边二十年，无赫赫功，然能谨守边陲。其麾下施聚、焦礼等皆至大将。英宗复辟，特封义丰润伯，聚亦封怀柔伯”。当时“值英宗推恩，得封伯” [4]（《巫凯传·附曹义施聚传》，pp.4635-4636）。孙镗“冒‘夺门’功封伯爵也，都督董兴及曹义、施聚、赵胜等皆乘是时冒封，予世券”[4]（《孙镗传》，p.4627）。综合各种记录来看，英宗刚刚复辟之时，更换了辽东地区的镇守太监和辽东都指挥使，但对级别更低的将领焦礼等人却没有动。辽东地区的守将曹义和施聚是冒充功劳、趁机取得皇帝的封赏。但是，同为辽东将领的焦礼是不是同样如此，凭现有材料无法判断。总之，他也同时得以加官晋爵。 上文分析说明，英宗重登九五尊位之后，对辽东地区，在某些方面仍然延续景泰帝时代的措施。其原因当为：一方面东北地区族群关系复杂，边防压力甚重，焦礼确为出色的将才，又富有经验，谙熟边事，在守边方面能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英宗不欲打击面过广，只要焦礼不是顽固不化，就可以继续重用。对英宗的这一恩宠，歌颂焦礼政绩的《重修大悲阁记》专门进行“特写”，此亦有政治深意。焦礼可以借此机会向中央表达自己忠于国家的赤诚之心、拥护现任皇帝英宗的政治态度。而且从《明史》本传可知，在英宗复辟后，焦礼的仕宦生涯也一直十分安稳，得以善终。
如上文所论，焦礼其实亲自率兵参与了“北京保卫战”，此功劳不可谓不大。天顺年间撰写的《重修大悲阁记》对此重大功绩却只字未提。这也与当时的政治气氛紧密相连。“北京保卫战”在于谦的组织和指挥之下进行，而于谦等人又是在英宗被俘之后，拥立景泰帝的主要势力。英宗复辟之后，诛杀于谦，大力打击拥护景泰帝的官员及政治势力。因此，如果在《重修大悲阁记》中叙述焦礼参与“北京保卫战”之事，无疑等于将他跟于谦扯上关系。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犯了大忌的。
按《明史》本传，“英宗复辟，以礼守边有功，召入觐，封东宁伯，世袭，赐赍甚厚，遣还镇……天顺七年（1463年）卒于镇。赠侯，谥襄毅”[4] （《焦礼传》）。据前文分析，焦礼其实在明英宗正统年间、景泰帝统治时期镇守宁远均有功劳。按《明史·焦礼传》叙述，英宗刚复辟之时，对焦礼在景泰年间取得的战功似乎也持肯定态度。但是，《重修大悲阁记》依然没有书写焦礼的这一战绩，恐怕还是怕犯政治错误。
《重修大悲阁记》末尾的题名出现“宁远卫儒学教授”马纶。考《明史》，卫学的功能是“教武臣子弟”，“设教授一人，训导二人” [4] （《职官志》四，pp.1851-1852）。至明代中期，各地卫学因经费等原因，维持相当不易，有的甚至被裁撤，但是，辽东的卫学却门庭若市。辽东地方因征发繁重，入学成为军职舍余脱免差发的手段[16]（pp.148-149）。關于宁远卫学，《辽东志·建置志》云：“前代无考。宣德五年都指挥刘斌始建庙学，卫治东南。景泰癸酉，都督焦礼重修。”[2]（p.378）由此看来，在宁远卫设置之始，当地就已经建立庙学。景泰癸酉（即景泰四年，1453年），焦礼又对其进行修缮。《辽东志》所录《重修庙学记》亦提及焦礼于这一年在当地重修庙学之事[2]（p.378）。《宁远州志》全文载录了都御史王翱所撰《重修宁远卫儒学记》，此碑记录焦礼在景泰年间重修宁远卫庙学之来龙去脉，并赞扬焦礼修缮学校、教化地方之功劳[5]（p.2429）。此事在宁远地方社会应该算一件大事，其实也不太可能触动政治敏感问题，但《重修大悲阁记》对此却仍然一句不提。
综上所论，焦礼担任宁远卫军政长官，其实历经正统、景泰和天顺三朝。但《重修大悲阁记》在叙述中却明确具体点出焦礼在正统、天顺年间的功绩、所受的皇恩，而对他在正统末期至天顺元年之间（恰好十余年，正是景泰帝在位时）的事迹，只是笼统地说：“十余年间，边疆宁谧，妖氛不作，时和岁丰，家给人足”，连“景泰”二字都不提。此系在书写过程中有意抹杀皇帝年号这一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术语。以是观之，明代佛教碑刻的书写也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即便在偏处东北一隅的小岛——觉华岛上也仍然如此。《重修大悲阁记》虽然属于佛教碑刻，但政治色彩亦相当浓厚。作者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精心选择焦礼的生平事迹进行叙述，“合理”安排详略、分配笔墨，同时还借此表达拥护现任皇帝英宗的政治姿态。由此可见焦礼“识时务”和善变的政治智慧。
不仅如此，碑文末尾的祈愿文更是非常明确地阐明以焦礼为首的宁远卫军事集团的政治态度。该碑文称大悲阁重新修缮后，住持谭受“颇有觉悟，得化而归。继令证禧，继其祀事，坐礼行参，保皇图巩固；晨钟暮鼓，祈圣寿万年。海宇边疆，清明宁谧”。很明显，谭受作为龙宫寺的住持，祭祀和礼拜大悲观音，最终目的是为保护明朝的江山社稷，为皇帝祈福，求边疆宁静。这再次证明：正是宁远卫军事集团面临的现实军事威胁和利益考量，促使焦礼等实践重修大悲阁的佛教功德事业。发愿文“保皇图巩固”“祈圣寿万年”云云，则强烈地传达这一意图：虽然皇帝变了，但焦礼等宁远将士赞佑社稷、忠于君王之心不移。
《重修大悲阁记》称焦礼的爵位由“子孙世世承袭”，这其实也反映了明朝的通例。明朝沿袭元朝的世袭户籍制度，把军人编为军户，其子孙世代隶属军籍，且继承兵役。“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4]（《食货志》二）“毕以其业著籍。”[4]（《食货志》一，p.1878）焦礼一家的军爵也是世袭的对明代武官世袭制度的详细研究，参见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第3章《武官的世袭与武选》，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141—196页。。《明史·焦礼传》载：“焦礼，字尚节，蒙古人。父把思台，洪武中归附，为通州卫指挥佥事。子胜嗣，传至义荣，无子，以胜弟谦嗣，累功至都指挥同知。卒，子管失奴幼，谦弟礼借袭其职，备御辽东”；“孙寿嗣爵。卒，无子，弟俊嗣……传爵至明亡乃绝。”
虽然从种族上讲，焦礼带有蒙古血统，但从上文分析可知：焦礼本人及其家族已经完全进入明朝的政治体系，受到汉文化和中原王朝政治体制的强烈影响。一方面焦礼成为明朝的武臣，在帝国官僚体制内升迁，并世袭爵位；另一方面，从文化层面焦礼，看模仿汉人有名有字的习俗，起“字尚节”，体现儒学的伦理道德。他还在宁远卫当地重修庙学，并重修大悲阁做佛教功德，完全体现汉人的价值取向。前者表明焦礼认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后者则是他利用当地固有的文化资源。
《重修大悲阁记》述及焦礼等人“去其太侈，葺其颓坏，乃修五脊六兽大悲阁一座”，实暗示原来辽代所建的大悲阁建筑及装饰皆十分精美，焦礼等人并未完全按照原貌进行修缮。在中国古代建筑里，五脊六兽用于宏伟的宫殿屋顶建筑。要么是达官贵人采用，要么是家财万贯的人使用。由此可以推定：焦礼等重修大悲阁花费不少，修葺之后的建筑也当算豪华。《重修大悲阁记》专门称赞重修之后的大悲阁，字里行间反映出其美轮美奂的建筑和装饰。这从侧面证明，焦礼在当地可以动用许多经济资源。 《重修大悲阁记》又曰：“会诸大小官僚，告以修营，众莫不悦。侯乃以奖率之，各捐俸金，鸠集匠工，资以力食。”可见修整当地寺庙神祠的经费成为卫所将士的俸禄或军饷支出的一部分。碑文又称：“天作之稀奇，地设之特异。是虽有籍于二仪之功，然亦终资乎一人之力。非立石以铭功，何镌文而纪事？”按上文所引，重修大悲阁实际上是焦礼动员众多官僚和工匠共同完成的，但碑文最终却言“终资乎一人之力”，即将这一功德事业归功于长官一人。《明史·焦礼传》谓焦礼的“士卒乐为用”[4] （《焦礼传》，p.4279），此亦具体体现在焦礼动员士卒重修大悲阁、士卒欣然参与方面。碑文书大悲阁修成之后，“官僚武士，有庆无虞”。这也是焦礼通过宗教活动和仪式积累自己的威望、凝聚本利益集团的策略。从这层意义上讲，焦礼重修大悲阁之举又具有政治表演功能。
明代，中央与边地守将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复杂和微妙。一方面朝廷需要他们防御外敌；另一方面，朝廷又不得不提防边地守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威胁甚至反叛中央。因此，如何成功地守住宁远，处理好与中央的关系，甚至避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对焦礼来讲，都是必须谨慎对待的重大问题。焦礼守卫宁远长达30余年，恰好处于明朝中央政局及边疆形势发生剧变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焦礼能够“稳坐钓鱼台”，跟他本人出色的军事才能、灵活善变的政治智慧，以及善于利用各种思想资源（如佛教、儒学）协调关系、收服人心，是紧密相连的。
四、结语
本文以觉华岛《重修大悲阁记》为切入点，对这方碑刻进行考释，拓展讨论明代宁远卫的佛教信仰与社会，以及这一石碑折射出的权力幽灵。此系观察和审视宁远卫这一区域性政治军事实体的内部运作、官兵的精神世界及其与中央之间的关系的一扇窗口。 觉华岛属于宁远卫管辖，与宁远城相为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这座岛屿也是明代中期宁远卫将士实践佛教功德事业和举行佛教仪式的信仰空间。
焦礼等修缮大悲阁，依据杂密经典《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此经宣传的能免除15种恶死、得15种善生、破除一切怨敌的功能对地处边疆、时刻面临生命危险的宁远卫将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同时，驻守当地的军官也将边境的安宁归因于民间神灵的佑护。焦礼负责镇守宁远长达30余年。在此期间，中央及边疆的局势剧烈震荡，焦礼却能稳执将印，成为“不倒翁”。焦礼重修觉华岛上的大悲阁恰好处于明英宗复辟、重登皇位之后。在这一背景下，《重修大悲阁记》浓墨重彩地叙述焦礼在正统、天顺年间所受的皇恩，而对其参与“北京保卫战”、景泰年间加官晋爵之事，甚至他在景泰朝重修当地卫学之事，要么完全不提，要么含糊其辞。这充分证明焦礼拥护现任皇帝明英宗、向中央表示忠诚的政治姿态。焦礼及其家族不仅进入了汉文化圈，还进入了明朝的官僚体制。焦礼重修宁远卫庙学之举表明他认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重建觉华岛上的辽代大悲阁则是利用当地固有的文化资源。
焦礼重修大悲阁花费较多，由此可见，焦氏在当地的动员能力和莫大权势。佛教信仰不仅为一种崇拜仪式，也具有政治表演功能，是焦礼显示和树立权威的领导艺术。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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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副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
[关键词]觉华岛；宁远卫；焦礼；重修大悲阁记；密教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4-0110-08
Buddhism and the Local Society of Ningyuan Garrison in the Ming
——Revolving around the Inscription of Rebuilding the Great Mercy Storied-Pavilion in Juehua Island
YOU Li
（Yuanmingyuan Management，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Through analyzing the inscription of rebuilding the Great Mercy Storied-Pavilion in Juehua Island， the thesis discovers the？geography survey of Juehua Island in the Ming Dynasty， religion and secular society in Ningyuan Garrison， and power ghost hiding this inscription. Juehua Island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not only a strategic location， but also commanders and troops’ belief space in Ningyuan Garrison. The Great Mercy Storied-Pavilion in this Island was dedicated to Esoteric Buddhist god-Avalokitesvara having thousand hands and thousand eyes， according to a Complex Esoteric Buddhist scripture-the Dharani classic on Avalokitesvara having thousand hands and thousand eyes being vast， perfect， unimpeded and maha karuna. The scripture publicizes 15 ways to exempt crime death， 15 methods to pursue good life， and the function of abolishing all enemies， which could greatly attract officers and men in this district. Still more， this inscription vaguely reflected central political situation vicissitude and its influence on Ningyuan Garrison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The writer of this inscription， affected by political climate at that time， carefully selected and narrated the commanding officer in Ningyuan Garrison-Jiao Li’s life story. He reasonably arranged detailed and brief contents， and allocated words. However， he conveyed the commanding officer’ political posturing of supporting incumbent emperor-Ming Yingzong by means of writing this inscription.
Key words：Juehua Island； Ningyuan Garrison； Jiao Li； The Inscription of Rebuilding the Great Mercy Storied-Pavilion； Esoteric Buddhism
[收稿日期]2017-05-06
[基金項目]本文为楼宇烈先生主持“觉华岛佛教历史与文化”项目阶段性成果，并得到纳通医疗集团、辽宁省葫芦岛市政府和觉华岛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资助，谨此致谢。
明代，觉华岛（今辽宁菊花岛，2009年又改称觉华岛）属于辽东都司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管辖。觉华岛上留存的石刻《重修大悲阁记》详细叙述了宁远卫守将焦礼等修葺岛上辽代佛教建筑大悲阁过程，其中蕴含着关于明代宗教、政局变迁、政治军事制度及宁远卫地方社会的宝贵信息。本文拟具体解析此方碑铭，希冀对真切把握明代东北地区卫所的内部机制、宗教信仰及基层社会，能够有所裨益。 《重修大悲阁记》为白沙岩石碑，碑高170厘米，宽84厘米，厚185厘米，圆首，额题篆书阴刻“重修大悲阁记”六字。碑阳首题“重修大悲阁记”，以下阴刻楷书《重修大悲阁记》全文，19行，满行38字，其下又续刻题名3行。此碑现在仍然立于辽宁觉华岛的大悲阁遗址前[1]（p.60）。现先将《重修大悲阁记》录文并标点如下，以备分析讨论：
重修大悲阁记」
大悲阁者，镇守辽东左副总兵、东宁伯焦侯父子所修也。其地在宁远卫治三十里，渤海之隈，汤池之南，」左广宁，右白霫。先此地未有卫，林木森蔚，猛兽砆潜，当要冲，胡虏出没不时之处，行旅患之。宣德五年，奉」敕设一卫，颜曰宁远，益以七所。于时则有都指挥使刘斌经营谋度，功实有在。正统八年，焦侯以左军都督府左都督骁勇智略，奉」命充辽东左副总兵，镇守宁远地方。驻？之暇，遥见海中有山，一塔高峙，意彼必有古刹。自后，以日继日，以年」绍年，虽心志有所萦迥，而形身莫能骤至。十余年间，边疆宁谧，妖氛不作，时和岁丰，家给人足，诚赖山川百神」默佑也。天顺元年，」皇上思安边制敌之将，笃崇德报功之典，征于朝，锡以诰券，封为奉天翌（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东」宁伯，食禄一千二百石，子孙世世承袭，仍守故地。前日之念聿兴，但苦潮汐汹涌，思不能渡。然海昔多大」风，水未常冻。是岁冬，冰忽自结，使人视之，果有古迹。置一碑，上有《千人邑记》曰：觉华岛大龙宫寺，肇自大」辽圆融大师所建也。历年弥远，殿宇倾颓，上雨旁风，神像损坏，碑文剥落，诵不成章。睹此生伤，闻而兴叹。」归白之，侯乃叹曰：“时有古今，物有兴废。吾守兹土，岂可坐观成败？”翌日，会诸大小官僚，告以修营，众莫不」悦。侯乃以奖率之，各捐俸金，鸠集匠工，资以力食。因其故庙，易而新之。去其太侈，葺其颓坏，乃修五脊六」兽大悲阁一座，塑千手千眼观世音一尊。由是，殿阁廊庑，焕然一新，圣像神容，整然俱备，珠璧交映，金碧」相辉，风物清幽，形胜壮丽。仰观移山迥涧，则翡翠千层。俯察沧海洪涛，则琉璃万倾。天作之稀奇，地」设之特异。是虽有籍于二仪之功，然亦终资乎一人之力。非立石以铭功，何镌文而纪事？爰令住持谭受」务兹香火。后谭受颇有觉悟，得化而归。继令证禧，继其祀事。坐礼行参，保」皇图巩固；晨钟暮鼓，祈」圣寿万年。海宇边疆，清明宁谧。官僚武士，有庆无虞。记石于兹，永保贞吉。」
大明天顺四年十二月□日宁远卫儒学教授马纶撰文，金汤儒士施□书丹，张祥篆。」
奉天翌（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东宁伯焦礼、夫人程氏德善□□刘氏…」男焦□（贵）、男妇徐氏、孙焦□（寿）、焦俊、焦陆。录文根据兴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兴城县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2—583页；王晶辰主编：《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1页。同时，本文也根据实地考察所拍照片进行录文。“」”表示碑文提行处。
一、战略要地与信仰空间：觉华岛地理概况
《重修大悲阁记》开篇即点明大悲阁所在觉华岛的具体位置。觉华岛位于渤海弯曲之处，靠近广宁卫（今辽宁北镇），与宁远城相为犄角，位处冲要之地，属于宁远卫管辖。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重修《辽东志》称觉华岛在“（宁远）城东南二十里海中”，桃花岛“在海岸城东十五里，登莱海运船湾泊于此”[2]（p.359）。清人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曰：“桃花岛，在（宁远）卫东十五里海滨，海舟往来恒泊于此。又觉华岛，在（宁远）卫东南二十里。上有海云、龙宫二寺。”[3]（p.1734）据《明史·地理志》所载，宁远卫之“东有桃花岛”，“东南有觉华岛城”[4]（《地理志》二，p.956）。传世文献皆谓明代宁远卫附近海域（今辽东湾水域）有桃花和觉华两座不同的岛屿，且与《重修大悲阁记》所述觉华岛与宁远卫所之间的距离有些差异。
《宁远州志·舆地志》云：“觉花（即觉华）、桃花二岛，望之咫尺，而杭无一苇，淼若蓬瀛。”[5]（p.2412）这段文字将觉华岛、桃花岛比作传说中海上的两座仙山——蓬莱和瀛洲。在《宁远州志》中，作为《八景图》之一的《海涯双岛图》上显示：觉华、桃花两座岛屿确实近在咫尺[5]。
辽金时期，觉华岛被称为“觉华岛”“觉花岛”或“桃花岛”。从辽金元时代的文献看，在靠近兴城的辽东湾水域，均只有“觉华岛”一座岛屿，该岛时而又被称为“桃花岛”如辽道宗大安八年（1092年）《觉花岛海云寺空通山悟寂院塔记》（向南辑：《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页）；金人王寂有诗《觉华岛并引》（王寂《拙轩集》卷1，吴重熹辑：《九金人集》，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0页）；王寂还作有《留题觉华岛龙宫寺诗》（王寂《拙轩集》卷一，第10—11页）；金人赵秉文有诗《桃花岛回寄王伯宜》（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六，《四部丛刊》本，第8页背，第9页正）；《金史·地理志》载，兴中府所属的兴城县有桃花岛（脱脱等：《金史·地理志》上，北京路条，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1页）；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翠峰寺地产记碑》说翠峰寺是“觉花岛海云寺之坟山”（朱子方据李文信抄寄的石刻原文抄本录文，参见朱子方：《跋兴城塔子沟出土的两件石刻》，《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2期）；元人杨弘道作七言绝句《题桃花岛图》（杨弘道《小亨集》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0页）。。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兴城附近海域，辽代的岛屿只标示觉华岛[6]（p.5），金代则有桃花、觉华二岛[6] （p.50），元代只标有桃花岛[7]（pp.13-14），明代地图也仅标注觉华岛，不见桃花岛[7] （pp.52-53）。然而，从上引史料看，至明代，辽东湾水域却有觉华和桃花两座不同的岛屿。桃花岛离海岸更近，是来自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東莱州县）海运船停泊的重要港口，担负着沟通辽东与山东地区的海运交通的重任明代辽东、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详见陈晓珊：《明代登辽海道的兴废与辽东边疆经略》，《文史》2010年第1辑，第209—234页。。明人所修《辽东志》收录《宁远卫山川地理图》，明人所修《全辽志》又载录《宁远卫境图》，此二图均是地图右边标一“桃花岛”，注曰：“东至广宁中屯卫（今辽宁锦州）杏山驿八十里。”地图左下角注云：“南至觉华岛四十里。”[8]笔者于2011年8月和2014年5月两次登上觉华岛实地考察，发现觉华岛呈葫芦形，两端大，中间有一块狭长地带连接两端。笔者推测，在明代，可能因为海平面上升，淹没了中间这一狭长通道，从而使一座岛屿变成两座岛屿，分别被冠以桃花岛和觉华岛之名。 明人有诗专门描述桃花、觉华二岛的自然景观。如郡守刘源溥作诗曰：
轩起为州翼，横排若海门。
登城噱仙国，三岛一为繁。
范阳范勋有诗云：
渔舟不见泊桃花，海邑徒闻治觉华。
尺寸人间耕牧地，惘然鸡犬白云遮。
又有郡守孙成吟道：
城外青青大海流，望中岛屿隔芳洲。
两峰蹴浪寒烟绕，一水平空冷翠浮。
宿草生时山寂寂，断云深处鸟啾啾。
遐思上客乘槎兴，笑指残潮十日留。[5]（p.2412）
这三位作者虽然描写景物，但最终落脚点还是抒发或寄托个人情感。特别是刘诗称二岛“为州翼”，范诗将“桃花”与“觉华”对举，孙诗说“望中岛屿隔芳洲”，更进一步证明在明朝，今辽宁兴城海域分别有“桃花岛”和“觉华岛”。
《重修大悲阁记》称觉华岛位于“汤池之南”，其实汤池（今辽宁兴城附近）乃宁远当地的著名景观之一。按《宁远州志》所载：“雪窖汤池，泉在城东南四里。其汤如沸，引入亭内池中，候温乃浴。”郡守刘源溥有诗赞曰：
向阙絺能裘，出关夏亦秋。
天恩眷丰沛，汤沐赐东州。 [5]（p.2412）
由此视之，宁远位于山海关外，气候寒冷，汤池的温泉发挥着暖体驱寒的重要作用。
《重修大悲阁记》接着追溯宁远设卫之缘由。其中“当要冲”系指这一地区位于华北通往东北地区的交通要道。此地“胡虏出没不时”，乃因这里靠近兀良哈蒙古和女真诸部。宁远卫所在辽东地区属于明代北方边防重镇“九边”之一。正所谓“辽东之地，南距倭寇，东连高丽，北控胡虏，为国家藩维”[9]（p.2401）。考明代卫所的设置原则，“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4]（ 《兵志》二，p.2193）。设立宁远卫的原因其实亦不出这一框架。
据《明宣宗实录》所记，宣德五年（1430年）正月，明宣宗“置辽东宁远卫于汤池。凡五千户所，以定辽中卫右所，定辽前卫中所，定辽卫后所，广宁中卫右、后二所实之……以辽东诸卫多余军士实之。不足则于内地附近诸卫拨补官缺于诸卫剩员”[9]（p.1472）。朱诚如先生指出，《明实录》和《明史》载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设宁远卫，而《明一统志》和《宁远州志》却说宣德三年（1428年）置卫。疑宣德三年（1428年）奏请设卫，宣德五年（1430年）正式设治所建卫[10]（p.60）。时代较早的明天顺四年（1460年）觉华岛《重修大悲阁记》明书宣德五年（1430年）设置宁远卫。
碑文称：“都指挥使刘斌经营谋度，功实有在”，对此，《辽东志·建置志》小注云：宁远卫“在泰和街北。宣德五年（1430年）都指挥刘斌创建”[2]（p.375）。《宁远州志》曰：“刘斌，苏州崇明人，以都指挥佥事备御宁远，筑城建卫，政理民安，卓有能声。”[5]（p.2426）按明代官制，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一人（小注：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小注：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四人（小注：正三品）”[4]（《职官志》五，p.1872）。以此推之，刘斌担任过辽东都指挥使司下属的都指挥佥事。
至于《重修大悲阁记》所述宁远卫“益以七所”，《辽东志》则有明确记载。《辽东志·地理志》的小注曰：“宁远统五千户所。又于城东五十里塔山别置中左千户，于城西四十里小沙河别置中右千户所属焉。”[2]（p.354）《辽东志·建置志》又云：宁远卫的内部建置有“左右中前后五所”“塔山中左所”和“沙河中右所”[2]（p.375）。
在明代，觉华岛不仅为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宁远卫官兵实践佛教功德事业和举行佛教仪式的信仰空间。此亦为下文进一步分析宁远卫地域社会的历史地理背景。
二、宗教信仰与世俗社会：《重修大悲阁记》的文化内涵
按《重修大悲阁记》所载，焦礼早在明英宗正统年间便发愿要到觉华岛上礼佛，但一直未践行。直到英宗天顺年间，焦礼“前日之念聿兴，但苦潮汐汹涌，思不能渡。然海昔多大风，水未常冻。是岁冬，冰忽自结，使人视之，果有古迹。置一碑”。这些表述暗示在明朝中期，宁远卫所属之水师的技术和实力均不强。在这种条件下，身为军将的焦礼欲上岛礼佛，却无法轻易驾船渡海上岛，需要等待海水结冰，方能踏冰上岛。这也是永乐以后，明代航海事业走向衰落、海防事业逐渐废弛的一个“缩影”。
据《重修大悲阁记》碑文，至明代，觉华岛上依然存有一方碑刻《千人邑记》，上面刻着：“觉华岛大龙宫寺，肇自大辽圆融大师所建也。”此段文字隐含着辽代觉华岛佛教的一些关键信息。
辽朝的佛教碑刻中常出现“千人邑”。日本学者野上俊静指出，千人邑是同一地方以佛教信仰为纽带结成的社会组织，会员对寺院有施财义务，这对佛教的普及作用很大。但邑会主要集中在燕云地区[日] 野上俊静：《关于辽代的邑会》，原载《大谷学报》第20卷第1号，1939年，此据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平乐寺书店1953年版。。但是，《重修大悲阁记》谓焦礼登上觉华岛后，发现石碑《千人邑记》，则暗示在辽朝，觉华岛从地理位置来看，觉华岛位于辽中京道地区的岩州。但是，從行政方面来讲，觉华岛并不属于中京道管辖，而是直属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斡鲁朵（即行宫）管理。上也曾有佛教信徒结成“千人邑”活动。
关于大龙宫寺的创建者“大辽圆融大师”，按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纯慧大师塔幢记》所述，非浊于辽兴宗“重熙初，礼故守太师、兼侍中、圆融国师为师”[11]（p.317）。显然，辽代名僧非浊正是圆融国师的弟子。至少在辽兴宗统治初期，圆融已经被皇帝宠以世俗高官之号“太师”“侍中”，还成为“国师”。君主能够给予高僧的最高礼遇，圆融已然完全享有。这与辽朝中后期整个社会狂热崇佛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但圆融大师的其他具体情况，凭现有材料还无从考证。 焦礼等“因其故庙，易而新之”，即在辽朝修建的大悲阁的基础上翻新改建。而大悲阁供奉的千手千眼观世音系密教神祇。这暗示在辽代，觉华岛上的密教曾经十分兴盛。尽管辽代觉华岛的佛教以华严宗而著称详见[日] 神尾弌春：《契丹高僧小传及其教学倾向》，神尾弌春：《契丹佛教文化史考》，满洲文化协会发行1937年版，第98—99页；[日] 野上俊静著、金申译：《辽代高僧思孝——房山石经介绍之一》，《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55—58页。，但是，辽朝佛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华严宗与密教在文献、教义方面互相渗透日本学者胁谷撝谦《辽代之密教》介绍日本当时仅存的辽僧觉苑的《大日经义释演密钞》、道辰殳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二书，提出辽代佛教华严思想里包含密教因素（《无尽灯》1912年1月号）。野上俊静《辽代佛教研究》（原载《摩由罗》第2号，大谷大学圣典语学会，1933年，此据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介绍觉苑、道辰殳的思想，指出辽朝华严教义里包含金刚顶系密教。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一书专用一节讨论辽代密教。吕建福全面考察了辽代皇室的密教信仰、密教在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影响、密教著名学僧及其著作，并总结出其特点：“遥承唐密，近取新传，融会华严之学，倡导显密圆通。”。辽代，觉华岛上不仅建有供奉密教神祇的大悲阁，另外，觉华岛海云寺空通山悟寂院的舍利塔也带有浓厚的密教色彩[12]（pp.28-31）。这些皆为辽代觉华岛密教风行的例证。
辽太宗在契丹人意识形态和礼仪中心之地木叶山崇奉观音，标志着契丹族对佛教信仰的认同。在辽朝崇佛政策的确立及礼仪制度、政治文化的建构方面，大悲观音菩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详见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原载《佛学研究》第5辑，1996年，此据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307页；尤李：《辽朝崇佛政策的确立与政局的变迁》，《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第36—37页。。辽朝中后期，觉华岛高僧圆融受到辽朝皇帝的特殊恩宠（见上文所论），觉华岛高僧郎思孝与契丹皇室、后族的关系又非同寻常地亲密。因此，圆融、思孝或其他佛教信徒可能受统治者的影响，在佛教色彩浓郁的觉华岛上修建大悲阁，以供奉契丹皇室的“家神”——大悲观音菩萨。这也是辽朝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到觉华岛的具体表现。
觉华岛上的大悲阁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乃依据杂密经典《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该经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千手大悲心陀罗尼经》《千手陀罗尼经》《大悲总持经》《千手观音大悲心陀罗尼经》《千手千眼大悲心经》《千手经》和《千手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唐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 [13]（pp.106-111）。经文初述观世音菩萨说大悲心陀罗尼的因由及其誓愿；次说诵此咒可远离饥饿困苦死、枷禁杖楚死等15种恶死，而得所生之处常逢善王、常生善国等15种善生[13]（pp.106-107）。经文还明确宣称：“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外国怨敌即自降伏。各还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同，慈心相向。”[13]（p.109） 佛告诉其弟子阿难：“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于金刚杵手。” [13]（p.111）很明显，《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所宣传的教义对地处边疆、时刻面临生命危险的宁远卫将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明代的东北地区族群形势非常复杂，如何处理与东北族群的关系、守住边疆等问题常常令明廷和驻守此地的边将、士兵捉襟见肘。发生于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大大削弱了明朝国力，是明朝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史官对此事评论道：“土木以还，势以不竞，边政日弛。”[4]（《列传》四四，p.4284 ）“土木堡之变”后，明廷面对北方强大的蒙古等族更是采取守势。焦礼组织宁远卫将士重修大悲阁，恰好在明英宗复辟之后的天顺四年（1460年），距“土木堡之变”方十余年。这一时代，驻守辽东地区的边疆将领自然具有巨大的危机感。在这种形势和心境之下，他们祈求神灵庇佑、寻求心理安慰可说是顺理成章之事。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及大悲心陀罗尼又恰恰具有破敌的功能。因此，这次重修活动亦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地官兵的现实境遇。
另外，宁远卫地区也不完全由佛教一统天下，《重修大悲阁记》还反映出民间信仰的影响。碑文记载：“十余年间，边疆宁谧，妖氛不作，时和年丰，家给人足，诚赖山川百神默佑也。”就这一时代辽东边地情况，《明史·焦礼传》也称赞：“礼有胆略，精骑射，善以少击众。守宁远三十余年，士卒乐为用，边陲宁谧。”[4] （《焦礼传》，p.4279）宁远卫将士面对的女真和兀良哈蒙古俱为难缠的对手。“诚赖山川百神默佑”之语，则表明当地军官将边境安宁、经济良好归因于民间神灵的佑护。再次证明当地军将也向民间神灵祈祷，以此减缓或化解内心的惶恐和不安。其实，在宁远卫辖区内，既建有佛寺、道观，又分布着众多民间神灵的庙宇或祭祀场所[5]（pp.2416-2417）。由此可见，在宁远卫军民的精神世界中，多元化的民间神祇仍然占有重要位置。
三、佛教信仰与现实政治：宗教信仰背后的权力幽灵
《重修大悲阁记》不仅是一方佛教碑刻，拥有宗教涵义，背后还蕴藏着明代中央与地方政局的讯息，从中能够窥知隐藏在其背后的权力幽灵。
《重修大悲阁记》碑文的撰写者系“宁远卫儒学教授马纶”，着力刻画的主人公为宁远卫的军政长官焦礼，目的是“立石以铭功”。碑文的具体内容和叙事模式很可能出自焦礼的授意，至少会受到焦礼的政治态度和利益诉求之影响。而且此碑撰成之后，当放置在公共空间，供人阅读和瞻仰。因此，碑文的内容、遣词造句和基调必须获得焦礼首肯。通过《重修大悲阁记》，再核以其他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焦礼的仕宦生涯，以及与之紧密勾连的政局变迁的情况。
自明宣宗宣德后期以来，边防武力衰落，军备废弛，边境不安。辽东地区频频受到女真、兀良哈蒙古的侵扰。明英宗正统年间，瓦剌首领也先的势力不断扩张。正统四年（1439年）后，也先的势力已经推进到辽东。考《明史·焦礼传》，在明宣宗时代，焦礼“以年劳，累进都指挥同知。正统中，积功至右都督。英宗北狩，景帝命充左副总兵，守宁远”[4] （《焦礼传》，p.4278）。而《重修大悲阁记》明确说：“正统八年，焦侯以左军都督府左都督骁勇智略，奉命充辽东左副总兵，镇守宁远地方”。据《明实录》所述，正统八年（1443年）三月，明英宗“赏辽东都指挥使焦礼、都指挥佥事夏礼·缎绢布，以广宁吴家坟杀敌功也”，又“命辽东都指挥使焦礼、施聚守备宁远、义州。时二卫缺官守备，右佥都御史王翱举礼、聚骁勇，故有是命”[14]（卷一〇二，正统八年三月辛酉、壬戌）。由此看来，《明史》本传所载焦礼在“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之后才担任左副总兵、负责守卫宁远的说法可能有误。 五军都督府系明朝统领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明代的卫所除了亲军各卫直属天子外，其余的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4]（《兵志》一，p.2175）。辽东都司的所有卫所（包括宁远卫）均统于“五军都督府”之一的“左军都督府”[4] （《兵志》二，pp.2205-2207）。由此可知，焦礼身为宁远守将而带“左军都督府左都督”之衔，乃属自然。五军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为“正一品”[4]（《职官志》五，p.1856）。
关于焦礼“充辽东左副总兵，镇守宁远地方”，按《大明会典》所载：“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统兵镇戍。其总镇一方者曰镇守”。“其总镇或挂将军印，或不挂印，皆曰总兵。次曰副总兵。”[15]（p.1799）其中有辽东“镇守一员”[15]（p.1804）。按照《明史》记载，总兵官、副总兵“无品级，无定员。总镇一方者为镇守”。“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4] （《职官志》五）正统八年（1443年），焦礼刚刚充任辽东副总兵时，便带“左军都督府左都督”之衔，至天顺元年（1457年）被封为“东宁伯”[4] （《焦礼传》，p.4279）。这些皆符合明代的通例。
《重修大悲阁记》谓焦礼“骁勇智略”是他得到这项任命的缘由。《明实录》亦如是记载。《明史》本传说得更为具体：“礼有胆略，精骑射，善以少击众。守宁远三十余年，士卒乐为用，边陲宁谧。” [4]（《焦礼传》）《重修大悲阁记》专门提及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刚刚复辟、重登皇位后厚赏焦礼之事。“诰券”实为明英宗赐予焦礼的特殊恩惠。按照明代的相关制度，“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与。或世或不世，皆给诰券……凡券，左右各一，左藏内府，右给功臣之家。袭封则征其诰券，稽其功过，核其宗支，以第其世流降除之等” [4] （《职官志》一）。至于“宣力武臣”乃明朝册封功臣及外戚之号[4] （《职官志》五，p.1855）。“特进荣禄大夫”属于武官的散阶。明代的武散阶分为30级，其中，“正一品，初授特進荣禄大夫，升授特进光禄大夫”[4]（《职官志》一，p.1751）。“柱国”为焦礼所带之勋。明代武官之勋分为12级，柱国是从一品[4] （《职官志》一，p.1751）。焦礼所得“东宁伯”之号属于爵位。关于封爵，“公、侯、伯视一品”[4] （《职官志》一）。“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有流，有世”[4] （《职官志》五，p.1855）。
《重修大悲阁记》与《明史·焦礼传》两相印证可知：焦礼担任宁远卫军政长官，其实历经正统、景泰和天顺三朝。在此期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其弟景泰帝即位，后来英宗复辟重登至尊之位，同时中央和边疆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剧烈变化，朝廷内部的矛盾以及明朝与外族的冲突均异常激烈。而《重修大悲阁记》的主旨就是为焦礼歌功颂德。不过，在表述方式上，碑刻专门明确提及正统、天顺年间，焦礼受到英宗之封赏，而对他受景泰帝恩惠、并加官晋爵之事却绝口不提。不仅如此，该方碑刻表述焦礼在景泰年间镇守边地的勋劳含糊其辞，在行文中轻描淡写地带过。实际上，这种书写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政治原因，隐晦地折射出明朝中期的政治斗争情况，以及焦礼应对复杂局势所做出的“反应”。
比对《明史·焦礼传》，焦礼的一生还有两大重要功绩在《重修大悲阁记》中只字未提。其一，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虏后，“未几，也先逼京城，诏礼率师入卫。寇退还镇” [4] （《焦礼传》）。土木堡之败，明军损失50万精锐，也先不久挥师北京，京城防守的兵力严重匮乏。在这种困境面前，重臣于谦挺身而出，组织官兵进行“北京保卫战”，并力挽狂澜、取得胜利。焦礼应诏，亲自率兵参与这次重要战役，可说为挽救明朝的江山社稷立下了大功。其二，在景泰年间，“贼二千余骑犯兴水堡”，焦礼“击走之。玺书奖励，进左都督”[4] （《焦礼传》，pp.4278-4279）。毫无疑问，景泰帝在位期间，焦礼镇守边地立下战功，受到皇帝褒奖。
然而，《重修大悲阁记》却直接跳过焦礼在正统与天顺朝之间（即景泰朝）的事迹，称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经过“夺门之变”成功复辟、重登皇位后，“思安边制敌之将，笃崇德报功之典。征于朝，锡以诰券，封为奉天翌（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东宁伯，食禄一千二百石，子孙世世承袭，仍守故地。”所谓英宗“笃崇德报功之典”的说辞，似乎暗示身为边将的焦礼也支持“夺门之变”。不过没有其他材料佐证此事，只能存疑。
因皇位更替，从正统末至天顺初，中央政局持续地震。天顺初年，一方面重登皇帝宝座的英宗对拥护景泰帝的大臣（包括功劳卓著、威望甚高的重臣于谦）进行残酷清洗；另一方面，英宗着手剪除一部分参与“夺门之变”、支持他复辟的功臣。在这一时期，英宗对中央及某些地方进行频繁的人事变动。不过，他此时对辽东地区的政策颇值得玩味。据《明实录》所述，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英宗“召镇守辽东太监宋文毅还京，以太监范英代之”[14]（天顺元年正月丁亥，p.5805）。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甲辰，英宗“封都督曹义为丰润伯，食禄千三百石；焦礼为东宁伯，食禄千二百石；施聚为怀柔伯，食禄千一百石。俱子孙世袭，以其久备边方，著有劳绩也。时义尚在辽东镇守，特命召还，而以海宁伯董兴代之”[14]（天顺元年二月甲辰，p.5843）。按《明史》所载，明英宗正统年间，在辽东名将巫凯死后，曹义继任辽东都指挥使，屡次与兀良哈蒙古作战，“在边二十年，无赫赫功，然能谨守边陲。其麾下施聚、焦礼等皆至大将。英宗复辟，特封义丰润伯，聚亦封怀柔伯”。当时“值英宗推恩，得封伯” [4]（《巫凯传·附曹义施聚传》，pp.4635-4636）。孙镗“冒‘夺门’功封伯爵也，都督董兴及曹义、施聚、赵胜等皆乘是时冒封，予世券”[4]（《孙镗传》，p.4627）。综合各种记录来看，英宗刚刚复辟之时，更换了辽东地区的镇守太监和辽东都指挥使，但对级别更低的将领焦礼等人却没有动。辽东地区的守将曹义和施聚是冒充功劳、趁机取得皇帝的封赏。但是，同为辽东将领的焦礼是不是同样如此，凭现有材料无法判断。总之，他也同时得以加官晋爵。 上文分析说明，英宗重登九五尊位之后，对辽东地区，在某些方面仍然延续景泰帝时代的措施。其原因当为：一方面东北地区族群关系复杂，边防压力甚重，焦礼确为出色的将才，又富有经验，谙熟边事，在守边方面能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英宗不欲打击面过广，只要焦礼不是顽固不化，就可以继续重用。对英宗的这一恩宠，歌颂焦礼政绩的《重修大悲阁记》专门进行“特写”，此亦有政治深意。焦礼可以借此机会向中央表达自己忠于国家的赤诚之心、拥护现任皇帝英宗的政治态度。而且从《明史》本传可知，在英宗复辟后，焦礼的仕宦生涯也一直十分安稳，得以善终。
如上文所论，焦礼其实亲自率兵参与了“北京保卫战”，此功劳不可谓不大。天顺年间撰写的《重修大悲阁记》对此重大功绩却只字未提。这也与当时的政治气氛紧密相连。“北京保卫战”在于谦的组织和指挥之下进行，而于谦等人又是在英宗被俘之后，拥立景泰帝的主要势力。英宗复辟之后，诛杀于谦，大力打击拥护景泰帝的官员及政治势力。因此，如果在《重修大悲阁记》中叙述焦礼参与“北京保卫战”之事，无疑等于将他跟于谦扯上关系。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犯了大忌的。
按《明史》本传，“英宗复辟，以礼守边有功，召入觐，封东宁伯，世袭，赐赍甚厚，遣还镇……天顺七年（1463年）卒于镇。赠侯，谥襄毅”[4] （《焦礼传》）。据前文分析，焦礼其实在明英宗正统年间、景泰帝统治时期镇守宁远均有功劳。按《明史·焦礼传》叙述，英宗刚复辟之时，对焦礼在景泰年间取得的战功似乎也持肯定态度。但是，《重修大悲阁记》依然没有书写焦礼的这一战绩，恐怕还是怕犯政治错误。
《重修大悲阁记》末尾的题名出现“宁远卫儒学教授”马纶。考《明史》，卫学的功能是“教武臣子弟”，“设教授一人，训导二人” [4] （《职官志》四，pp.1851-1852）。至明代中期，各地卫学因经费等原因，维持相当不易，有的甚至被裁撤，但是，辽东的卫学却门庭若市。辽东地方因征发繁重，入学成为军职舍余脱免差发的手段[16]（pp.148-149）。關于宁远卫学，《辽东志·建置志》云：“前代无考。宣德五年都指挥刘斌始建庙学，卫治东南。景泰癸酉，都督焦礼重修。”[2]（p.378）由此看来，在宁远卫设置之始，当地就已经建立庙学。景泰癸酉（即景泰四年，1453年），焦礼又对其进行修缮。《辽东志》所录《重修庙学记》亦提及焦礼于这一年在当地重修庙学之事[2]（p.378）。《宁远州志》全文载录了都御史王翱所撰《重修宁远卫儒学记》，此碑记录焦礼在景泰年间重修宁远卫庙学之来龙去脉，并赞扬焦礼修缮学校、教化地方之功劳[5]（p.2429）。此事在宁远地方社会应该算一件大事，其实也不太可能触动政治敏感问题，但《重修大悲阁记》对此却仍然一句不提。
综上所论，焦礼担任宁远卫军政长官，其实历经正统、景泰和天顺三朝。但《重修大悲阁记》在叙述中却明确具体点出焦礼在正统、天顺年间的功绩、所受的皇恩，而对他在正统末期至天顺元年之间（恰好十余年，正是景泰帝在位时）的事迹，只是笼统地说：“十余年间，边疆宁谧，妖氛不作，时和岁丰，家给人足”，连“景泰”二字都不提。此系在书写过程中有意抹杀皇帝年号这一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术语。以是观之，明代佛教碑刻的书写也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即便在偏处东北一隅的小岛——觉华岛上也仍然如此。《重修大悲阁记》虽然属于佛教碑刻，但政治色彩亦相当浓厚。作者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精心选择焦礼的生平事迹进行叙述，“合理”安排详略、分配笔墨，同时还借此表达拥护现任皇帝英宗的政治姿态。由此可见焦礼“识时务”和善变的政治智慧。
不仅如此，碑文末尾的祈愿文更是非常明确地阐明以焦礼为首的宁远卫军事集团的政治态度。该碑文称大悲阁重新修缮后，住持谭受“颇有觉悟，得化而归。继令证禧，继其祀事，坐礼行参，保皇图巩固；晨钟暮鼓，祈圣寿万年。海宇边疆，清明宁谧”。很明显，谭受作为龙宫寺的住持，祭祀和礼拜大悲观音，最终目的是为保护明朝的江山社稷，为皇帝祈福，求边疆宁静。这再次证明：正是宁远卫军事集团面临的现实军事威胁和利益考量，促使焦礼等实践重修大悲阁的佛教功德事业。发愿文“保皇图巩固”“祈圣寿万年”云云，则强烈地传达这一意图：虽然皇帝变了，但焦礼等宁远将士赞佑社稷、忠于君王之心不移。
《重修大悲阁记》称焦礼的爵位由“子孙世世承袭”，这其实也反映了明朝的通例。明朝沿袭元朝的世袭户籍制度，把军人编为军户，其子孙世代隶属军籍，且继承兵役。“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4]（《食货志》二）“毕以其业著籍。”[4]（《食货志》一，p.1878）焦礼一家的军爵也是世袭的对明代武官世袭制度的详细研究，参见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第3章《武官的世袭与武选》，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141—196页。。《明史·焦礼传》载：“焦礼，字尚节，蒙古人。父把思台，洪武中归附，为通州卫指挥佥事。子胜嗣，传至义荣，无子，以胜弟谦嗣，累功至都指挥同知。卒，子管失奴幼，谦弟礼借袭其职，备御辽东”；“孙寿嗣爵。卒，无子，弟俊嗣……传爵至明亡乃绝。”
虽然从种族上讲，焦礼带有蒙古血统，但从上文分析可知：焦礼本人及其家族已经完全进入明朝的政治体系，受到汉文化和中原王朝政治体制的强烈影响。一方面焦礼成为明朝的武臣，在帝国官僚体制内升迁，并世袭爵位；另一方面，从文化层面焦礼，看模仿汉人有名有字的习俗，起“字尚节”，体现儒学的伦理道德。他还在宁远卫当地重修庙学，并重修大悲阁做佛教功德，完全体现汉人的价值取向。前者表明焦礼认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后者则是他利用当地固有的文化资源。
《重修大悲阁记》述及焦礼等人“去其太侈，葺其颓坏，乃修五脊六兽大悲阁一座”，实暗示原来辽代所建的大悲阁建筑及装饰皆十分精美，焦礼等人并未完全按照原貌进行修缮。在中国古代建筑里，五脊六兽用于宏伟的宫殿屋顶建筑。要么是达官贵人采用，要么是家财万贯的人使用。由此可以推定：焦礼等重修大悲阁花费不少，修葺之后的建筑也当算豪华。《重修大悲阁记》专门称赞重修之后的大悲阁，字里行间反映出其美轮美奂的建筑和装饰。这从侧面证明，焦礼在当地可以动用许多经济资源。 《重修大悲阁记》又曰：“会诸大小官僚，告以修营，众莫不悦。侯乃以奖率之，各捐俸金，鸠集匠工，资以力食。”可见修整当地寺庙神祠的经费成为卫所将士的俸禄或军饷支出的一部分。碑文又称：“天作之稀奇，地设之特异。是虽有籍于二仪之功，然亦终资乎一人之力。非立石以铭功，何镌文而纪事？”按上文所引，重修大悲阁实际上是焦礼动员众多官僚和工匠共同完成的，但碑文最终却言“终资乎一人之力”，即将这一功德事业归功于长官一人。《明史·焦礼传》谓焦礼的“士卒乐为用”[4] （《焦礼传》，p.4279），此亦具体体现在焦礼动员士卒重修大悲阁、士卒欣然参与方面。碑文书大悲阁修成之后，“官僚武士，有庆无虞”。这也是焦礼通过宗教活动和仪式积累自己的威望、凝聚本利益集团的策略。从这层意义上讲，焦礼重修大悲阁之举又具有政治表演功能。
明代，中央与边地守将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复杂和微妙。一方面朝廷需要他们防御外敌；另一方面，朝廷又不得不提防边地守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威胁甚至反叛中央。因此，如何成功地守住宁远，处理好与中央的关系，甚至避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对焦礼来讲，都是必须谨慎对待的重大问题。焦礼守卫宁远长达30余年，恰好处于明朝中央政局及边疆形势发生剧变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焦礼能够“稳坐钓鱼台”，跟他本人出色的军事才能、灵活善变的政治智慧，以及善于利用各种思想资源（如佛教、儒学）协调关系、收服人心，是紧密相连的。
四、结语
本文以觉华岛《重修大悲阁记》为切入点，对这方碑刻进行考释，拓展讨论明代宁远卫的佛教信仰与社会，以及这一石碑折射出的权力幽灵。此系观察和审视宁远卫这一区域性政治军事实体的内部运作、官兵的精神世界及其与中央之间的关系的一扇窗口。 觉华岛属于宁远卫管辖，与宁远城相为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这座岛屿也是明代中期宁远卫将士实践佛教功德事业和举行佛教仪式的信仰空间。
焦礼等修缮大悲阁，依据杂密经典《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此经宣传的能免除15种恶死、得15种善生、破除一切怨敌的功能对地处边疆、时刻面临生命危险的宁远卫将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同时，驻守当地的军官也将边境的安宁归因于民间神灵的佑护。焦礼负责镇守宁远长达30余年。在此期间，中央及边疆的局势剧烈震荡，焦礼却能稳执将印，成为“不倒翁”。焦礼重修觉华岛上的大悲阁恰好处于明英宗复辟、重登皇位之后。在这一背景下，《重修大悲阁记》浓墨重彩地叙述焦礼在正统、天顺年间所受的皇恩，而对其参与“北京保卫战”、景泰年间加官晋爵之事，甚至他在景泰朝重修当地卫学之事，要么完全不提，要么含糊其辞。这充分证明焦礼拥护现任皇帝明英宗、向中央表示忠诚的政治姿态。焦礼及其家族不仅进入了汉文化圈，还进入了明朝的官僚体制。焦礼重修宁远卫庙学之举表明他认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重建觉华岛上的辽代大悲阁则是利用当地固有的文化资源。
焦礼重修大悲阁花费较多，由此可见，焦氏在当地的动员能力和莫大权势。佛教信仰不仅为一种崇拜仪式，也具有政治表演功能，是焦礼显示和树立权威的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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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副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