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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今言》作为一本珍贵的明代史料笔记，是郑晓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其史料价值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但其中几篇显然偏离史实的记载却包孕着神秘的道教色彩。经研究发现，道士世俗化、社会化，作为“超情节人物”的出现及道教文化的独特美学意义，都对文学创作有着正向意义。
关键词：今言;郑晓;道教;笔记小说
郑晓，字窒甫，谥号端简，浙江海盐人，明中后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生于弘治十二年，卒于嘉靖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八岁。《今言》是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作为史料笔记，《今言》对某些人物的记载充满传奇色彩，使某些细节显得不够可信，这类记载的对象多半为道士。本文试就书中所叙，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究分析。
一、《今言》中的道教色彩出现原因探究及体例概述
《今言》的体例为笔记，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体裁，常与小说并称。魏晋时，人们把注重辞采声律，抒发“性灵摇荡”的文章称为“文”，应用论说类文字谓“笔”。后人统称南北朝以来的“残丛小语”集为“笔记小说”，除此外的琐屑随笔等通称“笔记”。明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在品种和数量上都超越前代进，质量和价值均高于前期。[1]明中后期《实录》失实、国史编纂失败引燃了私家著史的热情，这样的环境下作者自然受到影响。
郑晓作为封建制度的维护者，难免不能以唯物主义思想看问题。传奇小说盛行于明，郑晓虽以写正史为主，也在笔记中略添一笔。如记蜀中邵道人事，可知人死期。又如张三丰，“日行千里、旬日一啖”。再如弃家求道，享年一百二十岁的王士宁。[2]《今言》中的这几篇记载极类传奇小说，而这些形象大多是道士，是为何呢？
二、明代道士世俗化、社会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小说在某种意义上等同风俗史和心灵史。这些道教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世风人情。[3]历经南宋、金元宗派分合的道教，在明中叶前已经发展得极为贵盛。[4]朱元璋建国与周颠等关系匪浅，朱棣起兵靖难时宣传自己得到真武大帝庇佑，即位后多次寻张三丰。嘉靖沉迷修道炼丹，二十余年不朝，众多道士凭此入朝为官，对道术的追捧在此时达到巅峰。“在金丹术盛行的同时，以获取钱财为目的的黄白术也颇为流行。”[5]皇帝的热衷加上对不劳而获的渴望，这样的风气助长了道士在笔记小说中的出现。
明中后期拜金之风渐盛，宗教阶层自然被波及，道士们成为了满足民众世俗宗教需求的宗教从业者。明代道士的主要谋生手段是斋醮方术。醮主要有画符念咒，驱魔降妖，求福禳灾之类。方术则有看相问卦，辟谷炼气，合丹药之类。消灾祛病，增寿祈福，祈求子嗣等皆需延请道士斋醮。[6]嘉靖十七年二月丙午蒋太后寿旦，嘉靖设坛于玄极殿，令太常寺备物，命臣下祷于各神坛，“为母祈祷于上帝”。南京道录司左玄义王道诚等，请为圣母建斋醮。[7]虽不久后蒋太后崩，但嘉靖君臣仍坚信斋醮祛病。道教的出现伴生大量的神灵，明代在其基础上又添新神，如城隍神。清明又有抬城隍之俗，民俗、娱乐、宗教合为一体。道教已深入民间，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道教的神秘色彩弥补了传统儒家文化缺失的幻想因素，对小说创作进行了直接刺激。
三、道教文化对文学叙事功能的作用
道教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蕴对小说叙事学有着积极意义。明人认为传记、碑文类文体的根本特征才应是叙事性。为使传奇小说同正统叙事性作品区分，明人对其叙事性进行弱化，强调抒情性。而道士正是圆小说结构，引情节发展，表个人看法的“超情节人物”。
“超情节人物”不能直接导致故事结局，可能对结局有引导或预言作用，但基本不会作为情节冲突方介入，有时会作为一种超现实力量引导情节走向。超情节人物通常是定型人物，它反映了对某一群体或人的基本看法，在部分的基础上对全体进行概括。[8]笔记小说中的道士往往超脱于基本情节，性格特点为满足叙事要求而存在。道士的身份与作品超越现实的叙事理念契合，恰好归入“超情节人物”。中国古代小说追求结构完整，道士的驱鬼除妖、度脱人鬼对完善小说结构有着积极作用。道士预言又可推动情节发展，预言具有的模糊性又催生悬念，在叙事上极具对读者的吸引力，道士形象已成一种叙事手段。
四、道教文化对文学审美功用的影响
自古至今，道教文化一直是滋养文学艺术生长的温床之一。道教中的冥府、仙境、异域之说，神、鬼、仙、妖诸多意象，开拓了小说的描写范围和审美想象空间。道士方术也为小说艺术风格的构建贡献了美学效果。西方学者认为文艺源自人类对游戏的本能与冲动。明代传奇小说也颇具游戏意味，“政治禁咒逐渐失去了魔力，久遭压抑的创作热情便重又勃发”。[9]著名道士的轶闻成为创作对象，在“尚奇贵幻”下淡去本来面目，浮现了游戏意味。神异的道术下，周颠入火不死，入水不溺。这种戏谑色彩正体现了当时的审美倾向和创作倾向。
“道术”源自《庄子》，现已与本意相去甚远，道士作为小说中的重要人物類型，依然包孕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本文仅以《今言》为例，明代笔记卷帙众多，而其中的道教色彩或许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如能将佛道二者再做对比研究，可能更具深度，明代笔记的丰富价值依然有待我们去开发。
参考文献
[1]杨艳秋著.明代史学探研.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
[2]（明）郑晓撰;李致忠点校.今言.北京：中华书局，1984.05.
[3]李时人.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J].文学评论.1999.（3）
[4]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12.
[5]寇凤凯著.明代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成都：巴蜀书社，2016.03.
[6]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实录 81 明世宗实录 卷二一八至二四一.1965.01.
[8]（美）阿瑟·阿萨·伯格著;姚媛译.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
[9]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10]李庆勇.郑晓《今言》探析[D].河南师范大学，2011.
[11]彭婉.明代志怪传奇小说中的道士书写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8.
[12]刘勇强.一僧一道一术士——明清小说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学意义[J].文学遗产.2009.（2）.
关键词：今言;郑晓;道教;笔记小说
郑晓，字窒甫，谥号端简，浙江海盐人，明中后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生于弘治十二年，卒于嘉靖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八岁。《今言》是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作为史料笔记，《今言》对某些人物的记载充满传奇色彩，使某些细节显得不够可信，这类记载的对象多半为道士。本文试就书中所叙，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究分析。
一、《今言》中的道教色彩出现原因探究及体例概述
《今言》的体例为笔记，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体裁，常与小说并称。魏晋时，人们把注重辞采声律，抒发“性灵摇荡”的文章称为“文”，应用论说类文字谓“笔”。后人统称南北朝以来的“残丛小语”集为“笔记小说”，除此外的琐屑随笔等通称“笔记”。明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在品种和数量上都超越前代进，质量和价值均高于前期。[1]明中后期《实录》失实、国史编纂失败引燃了私家著史的热情，这样的环境下作者自然受到影响。
郑晓作为封建制度的维护者，难免不能以唯物主义思想看问题。传奇小说盛行于明，郑晓虽以写正史为主，也在笔记中略添一笔。如记蜀中邵道人事，可知人死期。又如张三丰，“日行千里、旬日一啖”。再如弃家求道，享年一百二十岁的王士宁。[2]《今言》中的这几篇记载极类传奇小说，而这些形象大多是道士，是为何呢？
二、明代道士世俗化、社会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小说在某种意义上等同风俗史和心灵史。这些道教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世风人情。[3]历经南宋、金元宗派分合的道教，在明中叶前已经发展得极为贵盛。[4]朱元璋建国与周颠等关系匪浅，朱棣起兵靖难时宣传自己得到真武大帝庇佑，即位后多次寻张三丰。嘉靖沉迷修道炼丹，二十余年不朝，众多道士凭此入朝为官，对道术的追捧在此时达到巅峰。“在金丹术盛行的同时，以获取钱财为目的的黄白术也颇为流行。”[5]皇帝的热衷加上对不劳而获的渴望，这样的风气助长了道士在笔记小说中的出现。
明中后期拜金之风渐盛，宗教阶层自然被波及，道士们成为了满足民众世俗宗教需求的宗教从业者。明代道士的主要谋生手段是斋醮方术。醮主要有画符念咒，驱魔降妖，求福禳灾之类。方术则有看相问卦，辟谷炼气，合丹药之类。消灾祛病，增寿祈福，祈求子嗣等皆需延请道士斋醮。[6]嘉靖十七年二月丙午蒋太后寿旦，嘉靖设坛于玄极殿，令太常寺备物，命臣下祷于各神坛，“为母祈祷于上帝”。南京道录司左玄义王道诚等，请为圣母建斋醮。[7]虽不久后蒋太后崩，但嘉靖君臣仍坚信斋醮祛病。道教的出现伴生大量的神灵，明代在其基础上又添新神，如城隍神。清明又有抬城隍之俗，民俗、娱乐、宗教合为一体。道教已深入民间，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道教的神秘色彩弥补了传统儒家文化缺失的幻想因素，对小说创作进行了直接刺激。
三、道教文化对文学叙事功能的作用
道教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蕴对小说叙事学有着积极意义。明人认为传记、碑文类文体的根本特征才应是叙事性。为使传奇小说同正统叙事性作品区分，明人对其叙事性进行弱化，强调抒情性。而道士正是圆小说结构，引情节发展，表个人看法的“超情节人物”。
“超情节人物”不能直接导致故事结局，可能对结局有引导或预言作用，但基本不会作为情节冲突方介入，有时会作为一种超现实力量引导情节走向。超情节人物通常是定型人物，它反映了对某一群体或人的基本看法，在部分的基础上对全体进行概括。[8]笔记小说中的道士往往超脱于基本情节，性格特点为满足叙事要求而存在。道士的身份与作品超越现实的叙事理念契合，恰好归入“超情节人物”。中国古代小说追求结构完整，道士的驱鬼除妖、度脱人鬼对完善小说结构有着积极作用。道士预言又可推动情节发展，预言具有的模糊性又催生悬念，在叙事上极具对读者的吸引力，道士形象已成一种叙事手段。
四、道教文化对文学审美功用的影响
自古至今，道教文化一直是滋养文学艺术生长的温床之一。道教中的冥府、仙境、异域之说，神、鬼、仙、妖诸多意象，开拓了小说的描写范围和审美想象空间。道士方术也为小说艺术风格的构建贡献了美学效果。西方学者认为文艺源自人类对游戏的本能与冲动。明代传奇小说也颇具游戏意味，“政治禁咒逐渐失去了魔力，久遭压抑的创作热情便重又勃发”。[9]著名道士的轶闻成为创作对象，在“尚奇贵幻”下淡去本来面目，浮现了游戏意味。神异的道术下，周颠入火不死，入水不溺。这种戏谑色彩正体现了当时的审美倾向和创作倾向。
“道术”源自《庄子》，现已与本意相去甚远，道士作为小说中的重要人物類型，依然包孕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本文仅以《今言》为例，明代笔记卷帙众多，而其中的道教色彩或许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如能将佛道二者再做对比研究，可能更具深度，明代笔记的丰富价值依然有待我们去开发。
参考文献
[1]杨艳秋著.明代史学探研.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
[2]（明）郑晓撰;李致忠点校.今言.北京：中华书局，1984.05.
[3]李时人.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J].文学评论.1999.（3）
[4]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12.
[5]寇凤凯著.明代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成都：巴蜀书社，2016.03.
[6]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实录 81 明世宗实录 卷二一八至二四一.1965.01.
[8]（美）阿瑟·阿萨·伯格著;姚媛译.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
[9]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10]李庆勇.郑晓《今言》探析[D].河南师范大学，2011.
[11]彭婉.明代志怪传奇小说中的道士书写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8.
[12]刘勇强.一僧一道一术士——明清小说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学意义[J].文学遗产.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