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便开始担任生产队长，一千就是26年。
　　父亲身为队长，每天都得喊工派工。在那个连闹钟都买不起的年代，农村人只知道鸡叫三遍，天就快亮了。父亲也就每天在这个时候起床，先将家里的水缸挑满水，然后带上工具或农具，站在屋旁的塘坝上，熟练地从衣袋中掏出长年随身携带的口哨，使尽全部的气力，吹响全队劳力起床干活的口哨。那哨声划破清晨的沉寂，迎来朝霞，也迎来田野的生机。
　　一个口哨总是要吹上好几年，金属做成的口哨，即使生锈了，父亲也舍不得换。那天中午，父亲利用午休时间，到附近水塘捞猪菜，一不小心，把口哨弄丢了。在他看来，这口哨并不只是需要花钱再买的问题，而是一种神圣的责任，如同战士丢失了武器一样。怎么办？父亲没有犹豫，重新下到水塘，通过反复回忆自己在水塘经过的路线，一寸一寸地用双手往前摸。每往前一步，父亲都在提醒自己，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是口哨丢失的地方。最后用了将近两个小时，硬是将口哨摸了上来。26年中，父亲把实在不能再吹的口哨一一用小手帕包好，共有六枚，至今珍藏着。试想，那珍藏的岂止是一枚枚口哨，那是他对土地的挚爱，对生活的祈盼，也是对一段峥嵘岁月的收藏。哨音早已远去，但在那嘘嘘的哨音里，吹出的是生命的韵律。
　　队上有大小池塘六口，春天一到，父亲便安排专人买进鱼苗投放其中，平时用青草做饲料，年底塘干了，每家每户都能分得一份鲜鱼，有的可以分得好几十斤。后来队上又建起了猪场，多的时候有成栏猪上百头，平时出售之外，逢年过节还会宰杀一些分给大家。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这还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件，既增加了集体和社员的收入，又改善了大家的生活。
　　父亲只上过几年私塾，但却写得一手好字，生产队的各种宣传栏窗办得有板有眼。父亲做笔式运算不怎么样，但算盘却打得会说话，而且可以双手操作，左右同时开弓。到了年终决算时，父亲与生产队会计一道，用不了几天时间，就能将全队整个收入多少，还应该留多少公积金和公益金算出，剩下的则计算出每个劳动日的价值。然后每個家庭劳动所得工分多少，按劳动T分换算成人民币多少，所分粮食等物资应该扣除多少，是盈是亏，张榜公布，一目了然，从来没有谁因自家收支不清到队上扯皮的。
　　因地理环境和各方面原因，每个生产队的劳动日价值差别很大。少的只有几分钱，这样的地方当然是温饱不保，生活极其艰难。多的可以超过一元，达到这种水平就是富得流油了。我们生产队，由于父亲领导有方，劳动日价值一般都保证在八毛钱的水平，偶尔也有突破一元的时候。父亲因此当过县上的劳模，到过全县很多地方传经送宝，巡回演讲。即使现在，父亲每当与我谈及这些，满脸都是自豪。
　　我是上高中的时候，才从书本里接触到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和水泵，当时叫“三机一泵”。这些当然算不上高科技，但相对一个普通农民来说还是很神秘的。一个公社除了农技站有那么一两个人知道原理懂得维修持有执照外，其他人一概鞭长莫及。父亲不但掌握着这一绝招，更为神奇的是，还可以在用纱布蒙上眼睛的情况下，熟练地将柴油机核心部分——油泵总成，拆开又装上。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加上集体经济相对雄厚，当周边的农民都还在用石碾碾米的时候，当别的生产队都还在人工车水的时候，我们队早就用柴油机打米抽水了。
　　没有钱，是管理不好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单位的。当周边生产队集体经济几乎为零的时候，我们生产队不但拥有固定资产两万余元，账上的资金积累也慢慢多了起来。于是，当周边生产队社员家里还在用煤油点灯照明时，我们生产队就率先实行了照明用电。一些先进的农业机械也提前进入了全队人的生产与生活。
　　1958年8月，岳阳县成立君山农场围垦工程指挥部。9月16日，君山围挽工程全面铺开，岳阳县组织几万名劳动大军，在东洞庭湖地区摆开战场。我的父母同时加入了这支围垦大军。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加上湖区湿气重，更是冷得刺骨。而在当时，每个人都激情燃烧，大家都在甩开膀子干。挑一担土，往返几公里，冰天雪地，所有的人都是身穿单衣，尽最大努力多挑快走，返回途中更是一路小跑。一些人因为表现突出，光荣地“火线”入党，父亲就是其中一个。从那以后，只要是挑堤挽垸，父亲都会被委以重任，每次都是挂帅出征。根据指挥部层级设置，公社如果设置为团部，那么父亲就担任营长。公社如果设置为营部，父亲则担任连长。围垦就是战斗，父亲每一次带领全大队的劳力出征都是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如果说君山围垦我还只是听说，那么1976年开始的岳阳县中洲围垦，我可是随父出征的。当时我不满16岁，无论年龄还是体质根本算不上一个劳力。一个劳力的底分是十分，而我只有八分。因为劳力缺乏，父亲安排我上了“前线”。为此，母亲很生气，还跟父亲大吵了一架。
　　北风劲吹，衰草连天，放眼远望，天地一片苍茫。严冬酷寒，考验着每一个远离家室的农人，所有人在这里住的都是用楠竹和芦苇搭起的临时工棚。住宿、厨房与厕所以连为单位分开搭建。一个大队几百名劳力住一个工棚，开着通铺。那场景，悲歌慷慨，荡气回肠。
　　为了不让我拖全大队后腿，父亲只好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起早贪黑，多担快跑，在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另外再帮我完成任务。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放在台面上做。晚上，我和父亲睡一起，只是各睡一头。第一天夜里，刚刚睡下的我，就感觉父亲在用脚轻轻踢我，在感到我的回应后，父亲就偷偷地将他完成任务之外的票，从被子里塞给我。以后半月，父亲都是用这种方式默默地关爱着身单力薄的我。
　　父亲心里装着所有的人，唯独没有自己。他把自己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煤球，温暖着身边的世界，消耗着自己的生命。一年到头，父亲很少穿鞋。哪怕是早春二月，乍暖还寒，父亲就早已赤脚下田干活了。他觉得打赤脚接地气，做事利索。上世纪80年代之前，种田更多使用的是土杂肥，一些玻璃碴子或瓷片难免有混入其中带到了田里，这无疑就增加了赤脚干活的风险。正因为这样，父亲的脚也常常有被碎瓷片、碎玻璃，甚至钉子之类划伤或扎伤。小伤小痛，父亲从不放在心上。有一次，正值双抢，天气格外炎热，太阳就像一个火球，仿佛要把地上的一切烧焦烤熟，田里的水，表面上蒸汽腾腾。几只乌鸦在田埂上哇——哇——直叫，粗劣嘶哑的声音让人心生厌烦，甚至有些发毛。拉犁耕田的牛走几步就停下来滚窝子。父亲有些恼怒，举起鞭子，正要抽打前面的牛，然而脚下却突然有一种钻心的痛。腿一软，身子不由自主地一歪差点倒在了田里，提脚一看，原来是一截发烂的小木条上一口锈钉扎进了父亲的脚心。父亲咬紧牙关，忍者巨大的疼痛，一把将锈钉从脚心拔出，顺手朝坡上一丢，嘴里骂道：“今天真是见鬼了！”
　　父亲迅速清洗了脚上的泥巴，忍着刀绞一般的剧痛，顺便在田边沟渠旁，寻得一些草药洗净，然后放在嘴里嚼碎，敷在了伤口，在田坡上坐了一会儿，待流血止住，才一拐一瘸地回到家里。父亲一怕花钱，二怕耽误农事，不肯去医院治疗。最后还是在大家的反复劝说下，父亲才勉强去了大队赤脚医生那里打了防破伤风的针，并对伤口重新进行了清洗，消炎，包扎。听医生说，伤口将近一厘米深。回家后，父亲没有休息，穿上农用靴又与大家一道投入到了紧张的双抢。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改为乡镇，生产队相应改为村民小组。父亲尽管还是担任村民小组组长，但每天不需要再用哨声唤醒全队劳力干活。刚开始时，父亲还很不习惯，除了继续关心和指导着队上每家每户的生产外，农忙季节，偶尔，还会用哨声催促大家下田干活呢。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吴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