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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作为里坊制度发展史的关键节点，极具研究价值。唐代宣阳坊毗邻兴庆宫与东市，众多达官显贵聚集于此，曾经盛极一时。其发展演变脉络折射出了唐王朝的兴衰荣辱，是隋唐里坊制度的典型代表。深入探究宣阳坊的生命历程，有助于进一步窥探当时长安城的政治轨迹与社会生活，从而能够更加深刻地感悟长安城的历史底蕴，了解西安市的城市发展史。
关键词：唐长安;宣阳坊;里坊制
一、前言
作为里坊制发展的关键时期，隋唐长安城一直备受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的学者们的青睐。里坊制的研究，角度多样，成果丰富，在这里略举两篇：一是占焕然老师的《从“坊”字词频词义谈中国里坊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文中对历代里坊制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唐长安城的里坊制度处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相比之前的里坊制度，具有里坊尺度更加庞大、里坊内部结构更加完善、里坊内部使用活动更加复杂三个特点;冯兵老师的《隋唐时期里坊制、坊市制与“市”的变迁》一文通过对里坊制的管理研究思考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认为这是唐代都市管理功能不断完善的结果。关于隋唐的里坊制，学者们大多从制度本身进行商讨，以长安城的众多坊市为主要研究对象，侧重于整体性的研究，对于具有特殊性的专门坊市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因此研究某一里坊，从城坊的角度去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或者去解读隋唐的某一历史问题，便显得尤为必要。笔者以唐代的宣阳坊为例，试图去分析它的布局用地、居住人物、里坊特征等，从而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态能有一个更加立体、新颖的把握和理解。
宜阳坊是唐长安朱雀门东第三街从北数起的第六排的里坊，西北靠近皇城（尤其是唐玄宗时政治中心移到了兴庆宫），东临东市，北靠平康坊，西接崇义坊，南靠亲仁坊。纵观整个唐朝，宜阳坊都居住了大量的官员，以天宝开元年间最为典型，是长安城“东贵西富”的典型代表。这也是笔者选择此坊作为探析主体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由于古代史家撰史的习惯，这一部分的史料较“西富”之坊更为充足。由于“宣”、“宜”两字字形较为接近，经过长时期的文献流传，“宣阳坊”在有些文献中又叫“宜阳坊”（下文“宣阳坊”即“宜阳坊”，二者不做区分）。
二、坊内布局介绍
唐代长安城的坊市布局素有“东贵西富”、“南实北虚”的特点。作为“东贵之坊”的宣阳坊，坊内有大量百官宅地、居民住宅和寺观、家庙、园地等，其占地规模不一。根据考证宋敏求的《长安志》、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杨鸿年的《隋唐两京坊里谱》和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可知，唐代宣阳坊内曾有49座建筑。在本节，拙文欲对目前文献可知的坊中的公衙、寺观庙宇、住宅人物作一简单介绍，并且注重梳理可从文献中考证的坊内更迭不断的住宅人物。
（一）公衙
1.万年县廨
坊内东南隅的万年县廨，“去府七里，县门屋，宇文恺所造。”以朱雀门街为界，与长安县分领东西一百零八坊，街东五十四坊，万年县领之，街西五十四坊，长安县领之。永隆二年（681年），太平公主下嫁薛绍，婚礼非常隆重，“于县廨设婚席。初以县门隘窄，欲毁之。高宗敕：宇文恺所造，制作多奇，不须毁拆也。”作为行政单位的办公地，万年县廨从唐末到唐初应该一直存在。
2.邠宁、东川、振武、鄂州进奏院
进奏院是地方行政机构的驻京办事处，各州镇官员到京师朝见皇帝或办理其他事务时的寓所，也是本镇进京官员的联络地。因职能需要，唐末一直都存在。柳宗元著有《邪宁进奏院院记》。
（二）寺庙
1.净域寺
位于坊內西南隅的净域寺，建于隋开皇五年（585年）。本为太穆皇后归宁宅，至大历年间（766--779年）仍然存在。“恭帝禅位，止于此寺薨焉”。寺内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大业中，将作刘监有子合手出胎，七岁念《法华经》。及卒焚之，得舍利数十粒，分藏于金铜塔中。”①寺内壁画甚多。
2.奉慈寺
原为中书令马周之宅，后为韦嗣立房宅，开元年间被虢国夫人杨氏强取豪夺。“《寺塔记》曰：安禄山伪命百官，以田干真为京兆尹，取虢国宅为府。”安史之乱后，为驸马都尉郭暧宅。唐穆宗之后，懿安皇后郭氏为升平公主追福，奏立奉慈寺，“赐钱二千万，绣帧三车。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
3.杞公庙
《唐两京城坊考》卷3记载，杞国公窦毅宅“宅南有杞公庙。”
（三）住宅人物
《黄帝内经》有言，“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抚，感通开地。”宅邸是死的，可它所经历的一拨拨主人是灵动鲜活的，通过研究坊内的居住人物，从而可以赋予这些宅子人性化的特点。这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去认识那些已熟识的唐代历史人物。故而本文重点探究房宅背后的“人”，由人识坊，依人探宅。依据上文中提到的4本重要文献，笔者统计出了整个唐代在坊内居住过的、在文献中可查的人物共有50位（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已知的50位中窦毅已于唐代之前去世，因太穆皇后之故建窦宅，其宅自建起便由窦氏子孙居住）
据此，整个唐代在坊内曾居住过50位人物（有文献记载的），有详细生平记录者41位，可知身份者45位、品级者44位。经以上人物信息可分析得出以下数据：
（1）年代：在41位有详细生平者中，唐高祖---唐高宗年间7位，占17.07%;武后---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结束）中22位，占53.66%;公元763年至唐末，12位，占29.27%。
（2）老臣：在41位有详细生平者中，三朝及三朝以上之臣多达29位，占总数的70.73%，其中四朝及四朝以上之臣更是高达23位。
（3）人员构成：在45位可知身份者中，外戚11位，占24.44%，且基本为韦后家族、杨贵妃家族和驸马;皇族宗室5位，占11.11%;文臣19位，占42.22%;武臣7位，占15.56%;特殊之臣3位，占6.67%。 （4）品级：在44位可知品级者中，四品以下者（不含四品）8位，占18.18%;而三品及其以上之高官多达33位，占75%。
由以上数据可一探坊内所住人物之特点：多为唐中期之时人;人员类型复杂多样，比重不一;人物品级较高，多王公显贵，且都历仕多朝。
其中从文献中可较为清晰地察明几组房屋使用者的变迁线索：一是秋官尚书、谯国公李诲宅在中宗时期变为鲁国公韦温宅;二是太穆皇后归宁院归入净域寺;三是高唐县开国公马周宅变为左仆射韦嗣立宅，在玄宗朝又被虢国夫人所夺，后成为代国公、驸马都尉郭暧宅，终在此地建立起了奉慈寺。第三条变化轨迹最为完整、明晰，且极具代表性，我们就以此条线索为切入点来分析其变化原因。虽然有很强的历史偶然性，成王败寇，沉浮起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应该是确定的，隋唐长安城中有大量供职的京官，他们有的在建城之初大致会获得按照官阶大小分配的宅地自建宅院，后来会有官员卸任离京政府收回宅院后另赐予其他官员的。
（四）坊内格局分布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诗《登观音台望城》来描写长安城规整的用地和路网布局形式，“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如明火，一条星宿五门西。”长安城严整如此，包括宣阳坊在内的各个里坊亦是如此。宣阳坊内除分布有少量的寺观公衙外，大多数还是住宅。这些王公贵族的大型宅第中，功能较复杂。但是，隋唐长安城坊中的住宅已经荡然无存，近些年的考古发掘尚未能大面积揭开里坊遗址，我们只能借助文献、壁画、明器和少量遗址了解到部分情况。
据《两京新记》《长安志》中大量的宅第描述显示，王公贵族的住宅规模大致可按照官阶分为几档：
（1）王子公主的宅第占地长大，最大的可以独占一坊，相当于一座小城。再次的可占半坊到1/4坊。其规模之巨，几近明清宫城。自唐高宗、武后始，抑制诸王的权利，于是就不再有占整坊的府第了。
（2）除这些特大幅地外，政府还掌握一批府地作为官员的次第及官邸，作为官员的“赐第”，即官邸。
（3）二品官员的宅第略小。从《长安志》中可看到，一些二品官员，如尚书仆射、侍中、辅国大将军、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太子太傅、太子少保等，常两位同居于一隅，而且一隅之内再没有其他住户记载。如上图中宣阳坊的舒国公韦巨源宅、大将军高仙芝宅等。
（4）三品官员大多同住一隅。从《长安志》中可发现有品阶略低一点的四品官员，如诸司侍郎、丞、九寺少卿及诸少监、诸州刺史、国子司业、祭酒等，与三品官员同居于一隅之中的2个区块。如上图中宣阳坊的舒国公韦叔夏宅和单思远宅等。
（5）一般官员的宅地更是随着品秩逐级缩小。韩愈《上宰相云》：“四舉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宅其可怀。”其感怀似乎暗示，在当时的长安，一个九品芝麻官或可拥有一亩左右的宅地。一亩之宅，在当时确是非常狭小的了，与普通百姓住宅规模相当。
“一朝天子一朝臣”，宣阳坊内的贵人们随着皇位更迭、时局起伏不断地交替变换;而北里的平民们依然苦中作乐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如白居易诗中所写，“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显贵们所在意的政治局势，百姓们并不关心。普通百姓的住宅居住理想，即创造一个由房屋、桑榆、蔬果、家禽为一体的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这既是普通百姓的住宅单元，也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组成部分。
三、结语
里坊制度在创立之初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平面布局模式，使封建统治者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国家，同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但是，晚唐时期里坊制度变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唐末朱温对长安城的摧残破坏更使得使长安城内的坊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曾经辉煌一世的宣阳坊也永远地消失在了那场动乱之中。虽然北宋初期坊市制度一度再现，但是仁宗朝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这种管理封闭、效率低下的城市布局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于是封闭的坊墙逐渐被拆除，里坊制度逐步被淘汰。
今天隋唐宣阳坊所在的区域，大概就是现在西安市碑林区李家村及其周边。现在的李家村附近有建设、邮政储蓄等银行，靠近万达广场 等大型购物广场，商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而这一幕与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时因北靠皇城、东接东市而兴盛的宣阳坊何其相似。现在的宣阳坊，早已成为了现代城市的一部分，成为了集商业、文化、教育于一体的区域性综合中心。昔日的帝国心脏长安城，今天的“十三朝古都”西安市;往昔的宣阳坊，今日的碑林区。虽然繁华鼎盛渐渐褪去，但盛唐余晖依然存在，并且经过千年的沉淀与积累，绽放出了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1]占焕然：《从“坊”字词频词义谈中国里坊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建筑与文化》2019年第3期。
[2]冯兵：《隋唐时期里坊制、坊市制与“市”的变迁》，《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4期。
[3]贺从容，王朗：《唐长安宣阳坊内格局分析》，《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1年。
[4]贺从容：《古都长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5]（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6]白居易：《白居易文集》，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年。
[7]韩愈：《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文集卷3。
[8]白居易：《白居易文集》，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年。
（唐）李林甫：《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尚书户部卷第三。
〔作者田雨嘉、张文轩，西北大学历史学院2018级国学班本科生。指导老师：顾成瑞 〕
作者简介：
田雨嘉，2000年8月，汉族，陕西宝鸡人，本科生在读，现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国学专业。
张文轩，2000年9月，汉族，湖北襄阳人，本科生在读，现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国学专业。
*西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0年校级项目2020030“西安市唐城区域的地名变迁研究”
关键词：唐长安;宣阳坊;里坊制
一、前言
作为里坊制发展的关键时期，隋唐长安城一直备受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的学者们的青睐。里坊制的研究，角度多样，成果丰富，在这里略举两篇：一是占焕然老师的《从“坊”字词频词义谈中国里坊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文中对历代里坊制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唐长安城的里坊制度处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相比之前的里坊制度，具有里坊尺度更加庞大、里坊内部结构更加完善、里坊内部使用活动更加复杂三个特点;冯兵老师的《隋唐时期里坊制、坊市制与“市”的变迁》一文通过对里坊制的管理研究思考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认为这是唐代都市管理功能不断完善的结果。关于隋唐的里坊制，学者们大多从制度本身进行商讨，以长安城的众多坊市为主要研究对象，侧重于整体性的研究，对于具有特殊性的专门坊市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因此研究某一里坊，从城坊的角度去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或者去解读隋唐的某一历史问题，便显得尤为必要。笔者以唐代的宣阳坊为例，试图去分析它的布局用地、居住人物、里坊特征等，从而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态能有一个更加立体、新颖的把握和理解。
宜阳坊是唐长安朱雀门东第三街从北数起的第六排的里坊，西北靠近皇城（尤其是唐玄宗时政治中心移到了兴庆宫），东临东市，北靠平康坊，西接崇义坊，南靠亲仁坊。纵观整个唐朝，宜阳坊都居住了大量的官员，以天宝开元年间最为典型，是长安城“东贵西富”的典型代表。这也是笔者选择此坊作为探析主体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由于古代史家撰史的习惯，这一部分的史料较“西富”之坊更为充足。由于“宣”、“宜”两字字形较为接近，经过长时期的文献流传，“宣阳坊”在有些文献中又叫“宜阳坊”（下文“宣阳坊”即“宜阳坊”，二者不做区分）。
二、坊内布局介绍
唐代长安城的坊市布局素有“东贵西富”、“南实北虚”的特点。作为“东贵之坊”的宣阳坊，坊内有大量百官宅地、居民住宅和寺观、家庙、园地等，其占地规模不一。根据考证宋敏求的《长安志》、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杨鸿年的《隋唐两京坊里谱》和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可知，唐代宣阳坊内曾有49座建筑。在本节，拙文欲对目前文献可知的坊中的公衙、寺观庙宇、住宅人物作一简单介绍，并且注重梳理可从文献中考证的坊内更迭不断的住宅人物。
（一）公衙
1.万年县廨
坊内东南隅的万年县廨，“去府七里，县门屋，宇文恺所造。”以朱雀门街为界，与长安县分领东西一百零八坊，街东五十四坊，万年县领之，街西五十四坊，长安县领之。永隆二年（681年），太平公主下嫁薛绍，婚礼非常隆重，“于县廨设婚席。初以县门隘窄，欲毁之。高宗敕：宇文恺所造，制作多奇，不须毁拆也。”作为行政单位的办公地，万年县廨从唐末到唐初应该一直存在。
2.邠宁、东川、振武、鄂州进奏院
进奏院是地方行政机构的驻京办事处，各州镇官员到京师朝见皇帝或办理其他事务时的寓所，也是本镇进京官员的联络地。因职能需要，唐末一直都存在。柳宗元著有《邪宁进奏院院记》。
（二）寺庙
1.净域寺
位于坊內西南隅的净域寺，建于隋开皇五年（585年）。本为太穆皇后归宁宅，至大历年间（766--779年）仍然存在。“恭帝禅位，止于此寺薨焉”。寺内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大业中，将作刘监有子合手出胎，七岁念《法华经》。及卒焚之，得舍利数十粒，分藏于金铜塔中。”①寺内壁画甚多。
2.奉慈寺
原为中书令马周之宅，后为韦嗣立房宅，开元年间被虢国夫人杨氏强取豪夺。“《寺塔记》曰：安禄山伪命百官，以田干真为京兆尹，取虢国宅为府。”安史之乱后，为驸马都尉郭暧宅。唐穆宗之后，懿安皇后郭氏为升平公主追福，奏立奉慈寺，“赐钱二千万，绣帧三车。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
3.杞公庙
《唐两京城坊考》卷3记载，杞国公窦毅宅“宅南有杞公庙。”
（三）住宅人物
《黄帝内经》有言，“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抚，感通开地。”宅邸是死的，可它所经历的一拨拨主人是灵动鲜活的，通过研究坊内的居住人物，从而可以赋予这些宅子人性化的特点。这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去认识那些已熟识的唐代历史人物。故而本文重点探究房宅背后的“人”，由人识坊，依人探宅。依据上文中提到的4本重要文献，笔者统计出了整个唐代在坊内居住过的、在文献中可查的人物共有50位（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已知的50位中窦毅已于唐代之前去世，因太穆皇后之故建窦宅，其宅自建起便由窦氏子孙居住）
据此，整个唐代在坊内曾居住过50位人物（有文献记载的），有详细生平记录者41位，可知身份者45位、品级者44位。经以上人物信息可分析得出以下数据：
（1）年代：在41位有详细生平者中，唐高祖---唐高宗年间7位，占17.07%;武后---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结束）中22位，占53.66%;公元763年至唐末，12位，占29.27%。
（2）老臣：在41位有详细生平者中，三朝及三朝以上之臣多达29位，占总数的70.73%，其中四朝及四朝以上之臣更是高达23位。
（3）人员构成：在45位可知身份者中，外戚11位，占24.44%，且基本为韦后家族、杨贵妃家族和驸马;皇族宗室5位，占11.11%;文臣19位，占42.22%;武臣7位，占15.56%;特殊之臣3位，占6.67%。 （4）品级：在44位可知品级者中，四品以下者（不含四品）8位，占18.18%;而三品及其以上之高官多达33位，占75%。
由以上数据可一探坊内所住人物之特点：多为唐中期之时人;人员类型复杂多样，比重不一;人物品级较高，多王公显贵，且都历仕多朝。
其中从文献中可较为清晰地察明几组房屋使用者的变迁线索：一是秋官尚书、谯国公李诲宅在中宗时期变为鲁国公韦温宅;二是太穆皇后归宁院归入净域寺;三是高唐县开国公马周宅变为左仆射韦嗣立宅，在玄宗朝又被虢国夫人所夺，后成为代国公、驸马都尉郭暧宅，终在此地建立起了奉慈寺。第三条变化轨迹最为完整、明晰，且极具代表性，我们就以此条线索为切入点来分析其变化原因。虽然有很强的历史偶然性，成王败寇，沉浮起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应该是确定的，隋唐长安城中有大量供职的京官，他们有的在建城之初大致会获得按照官阶大小分配的宅地自建宅院，后来会有官员卸任离京政府收回宅院后另赐予其他官员的。
（四）坊内格局分布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诗《登观音台望城》来描写长安城规整的用地和路网布局形式，“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如明火，一条星宿五门西。”长安城严整如此，包括宣阳坊在内的各个里坊亦是如此。宣阳坊内除分布有少量的寺观公衙外，大多数还是住宅。这些王公贵族的大型宅第中，功能较复杂。但是，隋唐长安城坊中的住宅已经荡然无存，近些年的考古发掘尚未能大面积揭开里坊遗址，我们只能借助文献、壁画、明器和少量遗址了解到部分情况。
据《两京新记》《长安志》中大量的宅第描述显示，王公贵族的住宅规模大致可按照官阶分为几档：
（1）王子公主的宅第占地长大，最大的可以独占一坊，相当于一座小城。再次的可占半坊到1/4坊。其规模之巨，几近明清宫城。自唐高宗、武后始，抑制诸王的权利，于是就不再有占整坊的府第了。
（2）除这些特大幅地外，政府还掌握一批府地作为官员的次第及官邸，作为官员的“赐第”，即官邸。
（3）二品官员的宅第略小。从《长安志》中可看到，一些二品官员，如尚书仆射、侍中、辅国大将军、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太子太傅、太子少保等，常两位同居于一隅，而且一隅之内再没有其他住户记载。如上图中宣阳坊的舒国公韦巨源宅、大将军高仙芝宅等。
（4）三品官员大多同住一隅。从《长安志》中可发现有品阶略低一点的四品官员，如诸司侍郎、丞、九寺少卿及诸少监、诸州刺史、国子司业、祭酒等，与三品官员同居于一隅之中的2个区块。如上图中宣阳坊的舒国公韦叔夏宅和单思远宅等。
（5）一般官员的宅地更是随着品秩逐级缩小。韩愈《上宰相云》：“四舉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宅其可怀。”其感怀似乎暗示，在当时的长安，一个九品芝麻官或可拥有一亩左右的宅地。一亩之宅，在当时确是非常狭小的了，与普通百姓住宅规模相当。
“一朝天子一朝臣”，宣阳坊内的贵人们随着皇位更迭、时局起伏不断地交替变换;而北里的平民们依然苦中作乐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如白居易诗中所写，“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显贵们所在意的政治局势，百姓们并不关心。普通百姓的住宅居住理想，即创造一个由房屋、桑榆、蔬果、家禽为一体的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这既是普通百姓的住宅单元，也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组成部分。
三、结语
里坊制度在创立之初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平面布局模式，使封建统治者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国家，同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但是，晚唐时期里坊制度变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唐末朱温对长安城的摧残破坏更使得使长安城内的坊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曾经辉煌一世的宣阳坊也永远地消失在了那场动乱之中。虽然北宋初期坊市制度一度再现，但是仁宗朝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这种管理封闭、效率低下的城市布局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于是封闭的坊墙逐渐被拆除，里坊制度逐步被淘汰。
今天隋唐宣阳坊所在的区域，大概就是现在西安市碑林区李家村及其周边。现在的李家村附近有建设、邮政储蓄等银行，靠近万达广场 等大型购物广场，商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而这一幕与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时因北靠皇城、东接东市而兴盛的宣阳坊何其相似。现在的宣阳坊，早已成为了现代城市的一部分，成为了集商业、文化、教育于一体的区域性综合中心。昔日的帝国心脏长安城，今天的“十三朝古都”西安市;往昔的宣阳坊，今日的碑林区。虽然繁华鼎盛渐渐褪去，但盛唐余晖依然存在，并且经过千年的沉淀与积累，绽放出了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1]占焕然：《从“坊”字词频词义谈中国里坊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建筑与文化》2019年第3期。
[2]冯兵：《隋唐时期里坊制、坊市制与“市”的变迁》，《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4期。
[3]贺从容，王朗：《唐长安宣阳坊内格局分析》，《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1年。
[4]贺从容：《古都长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5]（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6]白居易：《白居易文集》，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年。
[7]韩愈：《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文集卷3。
[8]白居易：《白居易文集》，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年。
（唐）李林甫：《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尚书户部卷第三。
〔作者田雨嘉、张文轩，西北大学历史学院2018级国学班本科生。指导老师：顾成瑞 〕
作者简介：
田雨嘉，2000年8月，汉族，陕西宝鸡人，本科生在读，现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国学专业。
张文轩，2000年9月，汉族，湖北襄阳人，本科生在读，现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国学专业。
*西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0年校级项目2020030“西安市唐城区域的地名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