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让诺贝尔奖获奖者发言更有说服力的，是诺奖获得者所具有的崇高的信誉，而这一信誉是以科学的可靠性为背书的。
科学不可能保证绝对正确，但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可靠的知识体系。科学的可靠性，所依赖的恰恰是其依靠证据、寻求普遍真理，以及认可有组织的系统批评的基本存在方式。
今年6月30日，上百位诺奖得主（人数仍然在增多）联名呼吁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环保组织停止抵制转基因技术、尤其是旨在造福发展中国家的黄金大米项目。呼吁信一出，立刻得到了国内很多媒体的关注，尤其在已经为转基因之争撕裂的中国。
坊间已经有诸多报道和分析文章，但要解读诺奖得主这一次何以“单挑”绿色和平组织，我们还不得不从转基因争端的由来讲起。
转基因与“绿和”的恩怨
这次被世界顶尖科学家叫阵的绿色和平组织，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环保组织之一，但与其他机构最大的不同是它的草根性。绿色和平不接受任何机构、基金会捐款，都是一家一户的募捐，因而其行动注定需要制造影响。但它又与很多草根组织不同，它非常有组织能力，世界各地的绿色和平组织虽然没有形式上的隶属关系，但彼此之间可以很好地开展合作。
绿色和平组织成为反对转基因的大本营，或者说反对转基因成为“绿和”的标志是时代发展的产物。“绿和”的诞生源于西方社会风起云涌的反核运动，但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能源供应过剩导致的全球核电停摆，曾一度让“绿和”困惑于重新定义自己的核心使命。在此背景下，“反转”成为了凝聚组织使命的新的核心共识。
何以“反转”能成为一个环保组织的核心凝聚力？何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其他大型环保组织没有像绿色和平组织一样成为反转活动的主角？这要从转基因技术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说起。
转基因满足了引起社会剧烈争议的几乎所有条件，而且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偶然的，经历了很长过渡，转基因议题最终成为了多方诉求集中爆发的点。
首先，转基因争议的出现，与这种技术其对自然的显著改造有关。转基因绝不是唯一对自然进行改造的技术，飞机、移动通信、激光，这些都是自然自身发展不出来的。但是，转基因涉及到食物和农业，前者足以牵动所有人的神经，后者则极为容易被理想化。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大量理想化田园生活的案例。
还有一点，就是转基因技术不是一个人们作为用户不得不用的技术。人们会担心坐飞机掉下来，但不得不坐。人们担心手机辐射致癌（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评估结论不支持这一点），但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真正的选择是有的，但需要付出代价，美国迄今为止仍然有数万Amish生活在自我选择的相对封闭环境中，拒绝使用大多数现代工具）。然而对于转基因技术而言，人们作为消费者，并不关心农民应对杂草有多难。
而且，转基因技术出现的时机正好赶上人们开始普遍反思现代科技的时候，此时，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反战一代成长为社会中枢。同时，西方进入后工业時代后，环保被当成一种几乎等同于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作为一种基本价值得到普及。而转基因技术并不是直接解决西方人的吃饱穿暖的问题，而是旨在吃得更好，穿得更暖，还要成本更低，而这些，在将环保作为基本价值的人眼里，完全是附加的。
从走向市场的时机看，转基因也可谓生不逢时。欧洲各国政府因为处理疯牛病议题而信誉扫地，当时人们对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不信任到了极点。一项实验研究表明，如果告诉受众转基因产品信息是发布自英国政府，认为此信息可信的受众比例就显著低于那些被告知此信息是来自孟山都公司的人。
如此多因素汇聚在一起，转基因迅速成为各种环保、反现代化、反资本主义力量的交汇点。
美欧态度缘何不同？
为什么同样是西方，美国的转基因就没有遭遇在欧洲那样的广泛抵制？实际上，早在转基因技术产业化之前的20年，美国环保组织中已经活跃了一大批反对这一技术的群体，很多欧洲人反对转基因的理念，实际上来源于美国。但美国与欧洲不同的社会结构、治理体系和文化认知导致了美欧在这方面的巨大差距。
从社会结构而言，美国的农场主、农业技术公司以及大型超市形成了强大的联盟。这一点从最近几次美国各州进行的转基因标注全州公投的赞助情况就能看出。鼓动标注转基因的赞助者主要是有机农业生产者和超市（如Whole Foods），而反对的一方除了孟山都等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外，沃尔玛、各州大型农场、食品生产商百事公司等都是主力赞助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双方可以利用的资源不同，但赞成标注一方和反对标注一方完全是在言论的自由市场中平等竞争。赞成标注的一方钱少，主要付诸街头政治和互联网推广，而反对标注一方最大的开销是电视广告。
从治理结构而言，美国奉行的是数字化的风险管理。对转基因的担心始终无法转换成科学证据，所以基本上不在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考虑之中，而美国民众对专业政府机构又是高度信任。同时，美国精英媒体与政府和科学界保持一致，在转基因问题上始终拒绝将此问题政治化，精英媒体报道转基因的基本上都是科学记者而不是政治记者或公共栏目（general interest）记者。科学记者自然会辅助科学证据，而缺乏被科学界认可的证据则一直是“反转”力量的短板。
学者们也广泛探讨了文化精神与转基因态度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美国人的文化精神高度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欧洲人所推崇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到了美国就成了体现人类创造力的国家公园系统。国家公园美丽壮观、原创自然，但其存在的前提是人类的努力。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表示，设立国家公园是美国所拥有过的最棒的主意。黄石国家公园也是美国本土上所有大型哺乳动物的家园。
在美国，转基因技术没有成为一个公共范围内的重要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始终被界定为一个专业性问题，属于FDA、EPA或USDA的管辖范围，而不需要辅助国会成为公民政治议题。而这一点与气候变化恰恰相反，美国的党派属性对是否承认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影响极大，但在是否接受转基因食物方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则没有显著区别。 草根组织成为“反转”主力
为什么反对转基因的主力是绿色和平组织和同样秉持草根精神的第三世界网络、地球之友等机构呢？为何正式的国际环保组织，比如世界环保联盟、WWF、美国高度体制化的大自然协会（TNC）、以及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atural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创始人John Bryson成为美国商务部长）不是“反转”主力呢？
答案在于体制化。正式的世界性环保组织和美国体制化的环保机构需要高举科学大旗，这也是它们获得基金会支持的先决条件，而反对转基因一方缺乏科学证据始终是一个硬伤。但如前所说，绿色和平组织作为最为活跃又最有组织能力的草根环保组织，并不需要基金会、政府基金或企业的支持。其强大的民间、个体化募款能力足以抵消机构性支持。笔者在美国的几年，没有哪一年不会接到绿色和平组织的几个募款电话。
但如果因此给绿色和平组织钉上反科学的标记则有失偏颇。正如这次发言的诺奖科学家所指出的，“绿和”在很多事业上与科学家有合作和共识，比如反对捕鲸、应对气候变化等，而且这些合作对于这些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绿和”在气候变化、反对捕鲸等议题上的立场其实与转基因上是一致的，就是反对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系统化的干涉。那些说“绿和”逻辑不一致的说法，包括这次发言的诺奖科学家，是没有充分理解“绿和”。也就是说，“绿和”的逻辑一致性不在于科学证据，而在于维护自然不被人干涉或最小化人类干涉。而科学家的一致性是科学证据的一致性。
“反转”动了诺奖的“奶酪”？
在百位诺奖获得者公开谴责绿色和平组织后，虽然该机构的反应相对低调，主要聚焦在黄金大米议题本身。但一些并非“绿和”成员的反对转基因人士已经义愤填膺，声称这一事件表明科学已经被资本收买。
毫无疑问，“转基因势力集团”完全不可能“收买”这么多机构和诺奖获得者。如果单纯将“拥转”和“反转”用金钱划分，那么在每次是否标注转基因的公投中，也能投入数百万美元资金的“反转”一方（如在美国加州公投中，要求标注转基因一方共募集了1000万美元捐助）何以连一个诺奖获得者都收买不了？同样不可想象的是，为何几乎所有世界主要科学机构——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科学院、美国农业部与FDA到英国皇家学会和欧洲食品安全局（隶属于欧盟理事会）——都认可转基因的安全性呢？
让世界最顶尖科学家奋起的原因，是因为近年来，各国政府在以“绿和”等比较极端的环保组织的推动下，对农业生物技术日益保守（但并非认为转基因不安全）。公众对转基因的抵制也没有因为各国科学家的科普工作、各国科学院的权威评估报告而有所好转。在一定意义上，以“绿和”为代表的比较激进的环保组织反对的不仅仅是转基因，而是以科学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或者学术一点讲，即现代性。
这次公开信更加具体的目标则是转基因黄金大米这一技术。黄金大米在降低或消除由维生素A缺乏症（VAD）而导致的死亡和疾病方面具有相当潜能，被称为科学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慈善事业，这一技术迟迟不能走向产业化，不能实现其造福弱势人群的承诺。黄金大米的承诺越不能被兑现，人们对农业生物技术的预期支持也会越弱。因为如上所述，迄今为止大部分产业化的农业生物技术，如抗虫、抗除草剂是不能直接让公众享受收益的。
顶尖科学家通过集体行动来推动政策议程，应该说并不罕见。就在近几天，31名最知名的美国科学机构，包括世界最大的科学家组织美国化学会，还联名上书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维护气候变化科学结论。2009年，18个类似的美国科学机构也进行过一次类似的行动。
但是，如此多的顶尖科学家联名抨击一个非政府组织或者以“绿和”为代表的一批环保组织，这就很少见了。科学界做出如此高调的举动，一方面说明“绿和”作为草根环保机构，其在转基因议题上影响很大。另一方面，转基因、进化论和气候变化等争议议题上所体现出的公众对主流科学结论的质疑或忽略，已经越来越严重。如此多的诺奖获得者，包括与农业生物技术甚至一般意义上的生物技术完全不相干的那么多诺奖获奖科学家（例如众多诺贝尔物理学家获奖者）站出来，最大的动力是维护科学的尊严。黄金大米项目如果半途而废，绝不仅仅是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更主要的是影响到科学是可以通过现代化手段和广泛的协作来造福人类这一庄严的承诺。
但也有人质疑，何以诺奖获得者就比其他人在转基因安全或黄金大米的福祉方面更有发言权呢？如果是因为科学家知识更多、更专业，何以并不从事转基因或者生物技術研究的获诺奖的物理学家也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呢？
据统计，签署联名信的科学家包括1名和平奖获得者、1名文学奖获得者、8名经济学奖获得者、24名物理学奖获奖者、33名化学奖获得者、41名医学或生物学奖获得者。让诺贝尔奖获奖者发言更有说服力的，是诺奖获得者所具有的崇高的信誉，而这一信誉是以科学的可靠性为背书的。
科学不可能保证绝对正确，但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可靠的知识体系。科学的可靠性，所依赖的恰恰是其依靠证据、寻求普遍真理，以及认可有组织的系统批评的基本存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诺奖获得者们要维护的，也恰恰是科学的这种存在方式及其与政策的关系：至少在与科学相关的决策制定中，经过严格检验的证据应该发挥显著的作用。
科学不可能保证绝对正确，但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可靠的知识体系。科学的可靠性，所依赖的恰恰是其依靠证据、寻求普遍真理，以及认可有组织的系统批评的基本存在方式。
今年6月30日，上百位诺奖得主（人数仍然在增多）联名呼吁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环保组织停止抵制转基因技术、尤其是旨在造福发展中国家的黄金大米项目。呼吁信一出，立刻得到了国内很多媒体的关注，尤其在已经为转基因之争撕裂的中国。
坊间已经有诸多报道和分析文章，但要解读诺奖得主这一次何以“单挑”绿色和平组织，我们还不得不从转基因争端的由来讲起。
转基因与“绿和”的恩怨
这次被世界顶尖科学家叫阵的绿色和平组织，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环保组织之一，但与其他机构最大的不同是它的草根性。绿色和平不接受任何机构、基金会捐款，都是一家一户的募捐，因而其行动注定需要制造影响。但它又与很多草根组织不同，它非常有组织能力，世界各地的绿色和平组织虽然没有形式上的隶属关系，但彼此之间可以很好地开展合作。
绿色和平组织成为反对转基因的大本营，或者说反对转基因成为“绿和”的标志是时代发展的产物。“绿和”的诞生源于西方社会风起云涌的反核运动，但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能源供应过剩导致的全球核电停摆，曾一度让“绿和”困惑于重新定义自己的核心使命。在此背景下，“反转”成为了凝聚组织使命的新的核心共识。
何以“反转”能成为一个环保组织的核心凝聚力？何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其他大型环保组织没有像绿色和平组织一样成为反转活动的主角？这要从转基因技术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说起。
转基因满足了引起社会剧烈争议的几乎所有条件，而且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偶然的，经历了很长过渡，转基因议题最终成为了多方诉求集中爆发的点。
首先，转基因争议的出现，与这种技术其对自然的显著改造有关。转基因绝不是唯一对自然进行改造的技术，飞机、移动通信、激光，这些都是自然自身发展不出来的。但是，转基因涉及到食物和农业，前者足以牵动所有人的神经，后者则极为容易被理想化。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大量理想化田园生活的案例。
还有一点，就是转基因技术不是一个人们作为用户不得不用的技术。人们会担心坐飞机掉下来，但不得不坐。人们担心手机辐射致癌（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评估结论不支持这一点），但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真正的选择是有的，但需要付出代价，美国迄今为止仍然有数万Amish生活在自我选择的相对封闭环境中，拒绝使用大多数现代工具）。然而对于转基因技术而言，人们作为消费者，并不关心农民应对杂草有多难。
而且，转基因技术出现的时机正好赶上人们开始普遍反思现代科技的时候，此时，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反战一代成长为社会中枢。同时，西方进入后工业時代后，环保被当成一种几乎等同于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作为一种基本价值得到普及。而转基因技术并不是直接解决西方人的吃饱穿暖的问题，而是旨在吃得更好，穿得更暖，还要成本更低，而这些，在将环保作为基本价值的人眼里，完全是附加的。
从走向市场的时机看，转基因也可谓生不逢时。欧洲各国政府因为处理疯牛病议题而信誉扫地，当时人们对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不信任到了极点。一项实验研究表明，如果告诉受众转基因产品信息是发布自英国政府，认为此信息可信的受众比例就显著低于那些被告知此信息是来自孟山都公司的人。
如此多因素汇聚在一起，转基因迅速成为各种环保、反现代化、反资本主义力量的交汇点。
美欧态度缘何不同？
为什么同样是西方，美国的转基因就没有遭遇在欧洲那样的广泛抵制？实际上，早在转基因技术产业化之前的20年，美国环保组织中已经活跃了一大批反对这一技术的群体，很多欧洲人反对转基因的理念，实际上来源于美国。但美国与欧洲不同的社会结构、治理体系和文化认知导致了美欧在这方面的巨大差距。
从社会结构而言，美国的农场主、农业技术公司以及大型超市形成了强大的联盟。这一点从最近几次美国各州进行的转基因标注全州公投的赞助情况就能看出。鼓动标注转基因的赞助者主要是有机农业生产者和超市（如Whole Foods），而反对的一方除了孟山都等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外，沃尔玛、各州大型农场、食品生产商百事公司等都是主力赞助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双方可以利用的资源不同，但赞成标注一方和反对标注一方完全是在言论的自由市场中平等竞争。赞成标注的一方钱少，主要付诸街头政治和互联网推广，而反对标注一方最大的开销是电视广告。
从治理结构而言，美国奉行的是数字化的风险管理。对转基因的担心始终无法转换成科学证据，所以基本上不在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考虑之中，而美国民众对专业政府机构又是高度信任。同时，美国精英媒体与政府和科学界保持一致，在转基因问题上始终拒绝将此问题政治化，精英媒体报道转基因的基本上都是科学记者而不是政治记者或公共栏目（general interest）记者。科学记者自然会辅助科学证据，而缺乏被科学界认可的证据则一直是“反转”力量的短板。
学者们也广泛探讨了文化精神与转基因态度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美国人的文化精神高度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欧洲人所推崇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到了美国就成了体现人类创造力的国家公园系统。国家公园美丽壮观、原创自然，但其存在的前提是人类的努力。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表示，设立国家公园是美国所拥有过的最棒的主意。黄石国家公园也是美国本土上所有大型哺乳动物的家园。
在美国，转基因技术没有成为一个公共范围内的重要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始终被界定为一个专业性问题，属于FDA、EPA或USDA的管辖范围，而不需要辅助国会成为公民政治议题。而这一点与气候变化恰恰相反，美国的党派属性对是否承认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影响极大，但在是否接受转基因食物方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则没有显著区别。 草根组织成为“反转”主力
为什么反对转基因的主力是绿色和平组织和同样秉持草根精神的第三世界网络、地球之友等机构呢？为何正式的国际环保组织，比如世界环保联盟、WWF、美国高度体制化的大自然协会（TNC）、以及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atural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创始人John Bryson成为美国商务部长）不是“反转”主力呢？
答案在于体制化。正式的世界性环保组织和美国体制化的环保机构需要高举科学大旗，这也是它们获得基金会支持的先决条件，而反对转基因一方缺乏科学证据始终是一个硬伤。但如前所说，绿色和平组织作为最为活跃又最有组织能力的草根环保组织，并不需要基金会、政府基金或企业的支持。其强大的民间、个体化募款能力足以抵消机构性支持。笔者在美国的几年，没有哪一年不会接到绿色和平组织的几个募款电话。
但如果因此给绿色和平组织钉上反科学的标记则有失偏颇。正如这次发言的诺奖科学家所指出的，“绿和”在很多事业上与科学家有合作和共识，比如反对捕鲸、应对气候变化等，而且这些合作对于这些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绿和”在气候变化、反对捕鲸等议题上的立场其实与转基因上是一致的，就是反对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系统化的干涉。那些说“绿和”逻辑不一致的说法，包括这次发言的诺奖科学家，是没有充分理解“绿和”。也就是说，“绿和”的逻辑一致性不在于科学证据，而在于维护自然不被人干涉或最小化人类干涉。而科学家的一致性是科学证据的一致性。
“反转”动了诺奖的“奶酪”？
在百位诺奖获得者公开谴责绿色和平组织后，虽然该机构的反应相对低调，主要聚焦在黄金大米议题本身。但一些并非“绿和”成员的反对转基因人士已经义愤填膺，声称这一事件表明科学已经被资本收买。
毫无疑问，“转基因势力集团”完全不可能“收买”这么多机构和诺奖获得者。如果单纯将“拥转”和“反转”用金钱划分，那么在每次是否标注转基因的公投中，也能投入数百万美元资金的“反转”一方（如在美国加州公投中，要求标注转基因一方共募集了1000万美元捐助）何以连一个诺奖获得者都收买不了？同样不可想象的是，为何几乎所有世界主要科学机构——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科学院、美国农业部与FDA到英国皇家学会和欧洲食品安全局（隶属于欧盟理事会）——都认可转基因的安全性呢？
让世界最顶尖科学家奋起的原因，是因为近年来，各国政府在以“绿和”等比较极端的环保组织的推动下，对农业生物技术日益保守（但并非认为转基因不安全）。公众对转基因的抵制也没有因为各国科学家的科普工作、各国科学院的权威评估报告而有所好转。在一定意义上，以“绿和”为代表的比较激进的环保组织反对的不仅仅是转基因，而是以科学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或者学术一点讲，即现代性。
这次公开信更加具体的目标则是转基因黄金大米这一技术。黄金大米在降低或消除由维生素A缺乏症（VAD）而导致的死亡和疾病方面具有相当潜能，被称为科学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慈善事业，这一技术迟迟不能走向产业化，不能实现其造福弱势人群的承诺。黄金大米的承诺越不能被兑现，人们对农业生物技术的预期支持也会越弱。因为如上所述，迄今为止大部分产业化的农业生物技术，如抗虫、抗除草剂是不能直接让公众享受收益的。
顶尖科学家通过集体行动来推动政策议程，应该说并不罕见。就在近几天，31名最知名的美国科学机构，包括世界最大的科学家组织美国化学会，还联名上书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维护气候变化科学结论。2009年，18个类似的美国科学机构也进行过一次类似的行动。
但是，如此多的顶尖科学家联名抨击一个非政府组织或者以“绿和”为代表的一批环保组织，这就很少见了。科学界做出如此高调的举动，一方面说明“绿和”作为草根环保机构，其在转基因议题上影响很大。另一方面，转基因、进化论和气候变化等争议议题上所体现出的公众对主流科学结论的质疑或忽略，已经越来越严重。如此多的诺奖获得者，包括与农业生物技术甚至一般意义上的生物技术完全不相干的那么多诺奖获奖科学家（例如众多诺贝尔物理学家获奖者）站出来，最大的动力是维护科学的尊严。黄金大米项目如果半途而废，绝不仅仅是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更主要的是影响到科学是可以通过现代化手段和广泛的协作来造福人类这一庄严的承诺。
但也有人质疑，何以诺奖获得者就比其他人在转基因安全或黄金大米的福祉方面更有发言权呢？如果是因为科学家知识更多、更专业，何以并不从事转基因或者生物技術研究的获诺奖的物理学家也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呢？
据统计，签署联名信的科学家包括1名和平奖获得者、1名文学奖获得者、8名经济学奖获得者、24名物理学奖获奖者、33名化学奖获得者、41名医学或生物学奖获得者。让诺贝尔奖获奖者发言更有说服力的，是诺奖获得者所具有的崇高的信誉，而这一信誉是以科学的可靠性为背书的。
科学不可能保证绝对正确，但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可靠的知识体系。科学的可靠性，所依赖的恰恰是其依靠证据、寻求普遍真理，以及认可有组织的系统批评的基本存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诺奖获得者们要维护的，也恰恰是科学的这种存在方式及其与政策的关系：至少在与科学相关的决策制定中，经过严格检验的证据应该发挥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