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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虐一番，真意味着深刻么？我看有时也是另一种浮浅。
中国文学的自虐习惯由来已久，从古代、现代到当代都未断根。与自虐连在一起的是自标、自宠。今天，则是以自宠为主要风气。
什么是自虐？说得通俗些就是为受苦而受苦，为受难而受难，也包括为高深而高深，为非常而非常，并将此当成文人首要的精神品质。
司马迁在《史记》上写了一段近于前言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人为了干正事，包括为了写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受一点辛苦，忍一点困难，这是正常的也是应当的。但故意自讨其苦，自招其难，并且以此为特殊之荣，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十九世纪俄国作家赫尔岑曾说过“俄国文学史就是作家的殉难史”。但那些作家的殉难，都有“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语）的意味。与中国古今的各式“遵命文学”不是一回事。所以中国文学的自虐传统，其中的愚昧因素很重。
现代、当代的中国作家为了体现“政治标准第一”，为了强化“思想性”，为了追求对主题的“深化”，为了对“阶级性”的卖力解读和表述，以及后来为了对“阶级斗争”的绘制，和对“三突出”的演绎，包括近年某些诗人故意对玄言、僻语、怪词、冷句的加工雕饰，都是自虐行为。尤其是提倡作家“学者化”之后，与学者的“演艺化”交相辉映，大肆翻腾古尸骸、古魂灵、古册子、古趣味，以逃离今天中国的直接现实为“大智之举”。如此累己累人，卖弄多余而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学问”，也等于自虐。
自虐一番，真意味着深刻么？我看有时也是另一种浮浅。
自虐必然与自标同步。当年那位赫赫有名的散文“国手”杨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正处于深重的国困民饥年代，他居然写出了把中国形容得像美丽天堂的《荔枝密》、《雪浪花》之类。他在标榜什么呢？无非是在标榜他的另一种高明：认为革命文学必须以歌颂光明为主。这是真正作家必须遵从的信条么？当然不是。鲁迅之所以被誉为“空前的民族英雄”，原因之一恰恰是他将批判阴暗事物当成了主要活动，包括批判那些他的“革命战友”。当年在“七天搞一次，一次搞七天”（毛泽东语）的政治运动中，假如中国文学界有一个人（或少数人）站起来说些带有批评性的话（包括沉默），也说明了或显示了中国文学有一定的硬质因素。可惜很少，或一个也没有！
有的人被弄成了“右派”，有的人被封为“左派”，若干年之后“右派”翻了身，将受难折合为功劳，进而出名、提位，于是便写出了一大堆自宠文学，把自己膨胀为勇士、智士。老实说，“右派”我也当过，但我始终认为：真正的“右派”、“左派”，中国压根儿就没有过！无论是当初的自虐和后来的自宠，与真正的文人风骨毫不相关。
有个词儿颇令人琢磨，令人玩味，这个词儿叫“文学生态”。所谓“文学生态”，其实就是文人生态。有的文人出名了，获利了，升官了，包括有资格到外国跑来跑去、四下张扬了，如果以此视为中国文学在世界露了脸，我看这不是“贵态”而是“贱态”。
中国文学需要贵族品位，但不需要贵族仪态。真正的贵族，是对种种暴发户的鄙弃和超越！精神贵族是对物质贵族的俯视和疏远！
什么是真正的精神贵族？他可以是有名有位的人，也可以是十足的平民百姓。只因为他以精神为至宝、为主趣、为专志，就是名副其实的贵族。而真正贵族的第一标志，就是从无自宠习惯。
中国文学的自宠陋习由来已久。权且不说古代的事，单说现代、当代，我们就习惯于种种自宠，如民族自宠、阶级自宠、出身自宠、门第自宠、等级自宠等等。到了今天以功利为主杠杆的社会，除了级别自宠、职衔自宠、名号自宠之外，又多了个“个人自宠”。看看眼下的种种“自我式”写作，包括小说、散文，特别是诗，作者把自己写成超凡脱俗之人甚而是国色天香、仙草奇葩，那样的笔墨比比皆是！有的人在“自我孤岛”或“二人世界”的个人小井中深掘“人生真谛”，而对大宇宙、大世界、大中国的广大民生状态则闻之无味，听之无趣。包括在地球性的、世界性的天灾人祸日益逼近的时候，中国作家仍然囿于小文化的圈子里，对大文化的关注仍低智乏勇。在特定的时候唱些“六十年”或“三十年”的文学颂歌是应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过分自标，实在无大趣味。
当前中国文学日益轻视德育功能，以弄才显才为主要趣味。有时甚而将文场弄成作家、诗人、学者的才艺表演场或才艺竞技场，但当前中国作家的才能质量和才能品位又如何呢？
当代中国作家的另外弱势也至少有二：一是对自然科学的陌生，一是宏观视野（包括物质视野或精神视野）的狭窄。连这样那样的“访外见闻录”，也近于一般性的参观游览，对外国的物质景观或人文景观缺乏哲学性的理解和思考。出言下笔，总带有农民进城（或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意味。
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界涌现的一茬又一茬出名人物之多，堪称世界第一、天下无双。但被时间和空间共同认定的名作却很少，近于没有。好多的当时名作，很快就成为一种历史符号，近于昙花一现。前时曾喊了一阵子争获“诺奖”的事，好像拟定的人选都有了，近来则沉寂无声了。有的人转为去说诺奖没什么了不起，说我们中国名家名作的质量和水平可能更高些。不过我倒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切切不要去获诺奖，免得即使获了奖也被人认为是外国评委的有意关照或恩赐。而我们急于要做的事，却是先克服掉自宠症，实现真正的自强。这一切，先从谁做起呢？我看要从成串的显赫名人做起，使他们明白：一、有名气，有语言霸权，有媒体哄抬，而无经过时间考验的真实名作，越是自宠就越可悲；二、不要因为在小圈子或一伙子之内受宠，就认为自己确实了得，要到“坛”下去听听真正大读者、大明白人的话，那样的话越是有批评之意越是对你的真正关爱；三、要明白文学是流动性、变动性极强的行业，任何的有名都是从无名起步的，因此要尊重无名之人、无名之作，不要把“后生可畏”变成“后生可压”；四、要强化真正的“文心”，挚爱文思、文学、文墨、文采本身，少分心去挂怀文外之事、文外之趣；五、努力培养三气，即正气、大气、才气，不要陶醉于此前的小农文学、小市民文学、小眼力文学，力求将文学扩展到对大社会、大人群的总体关怀。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文学必须从彻底告别自宠的陋习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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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学者
中国文学的自虐习惯由来已久，从古代、现代到当代都未断根。与自虐连在一起的是自标、自宠。今天，则是以自宠为主要风气。
什么是自虐？说得通俗些就是为受苦而受苦，为受难而受难，也包括为高深而高深，为非常而非常，并将此当成文人首要的精神品质。
司马迁在《史记》上写了一段近于前言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人为了干正事，包括为了写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受一点辛苦，忍一点困难，这是正常的也是应当的。但故意自讨其苦，自招其难，并且以此为特殊之荣，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十九世纪俄国作家赫尔岑曾说过“俄国文学史就是作家的殉难史”。但那些作家的殉难，都有“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语）的意味。与中国古今的各式“遵命文学”不是一回事。所以中国文学的自虐传统，其中的愚昧因素很重。
现代、当代的中国作家为了体现“政治标准第一”，为了强化“思想性”，为了追求对主题的“深化”，为了对“阶级性”的卖力解读和表述，以及后来为了对“阶级斗争”的绘制，和对“三突出”的演绎，包括近年某些诗人故意对玄言、僻语、怪词、冷句的加工雕饰，都是自虐行为。尤其是提倡作家“学者化”之后，与学者的“演艺化”交相辉映，大肆翻腾古尸骸、古魂灵、古册子、古趣味，以逃离今天中国的直接现实为“大智之举”。如此累己累人，卖弄多余而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学问”，也等于自虐。
自虐一番，真意味着深刻么？我看有时也是另一种浮浅。
自虐必然与自标同步。当年那位赫赫有名的散文“国手”杨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正处于深重的国困民饥年代，他居然写出了把中国形容得像美丽天堂的《荔枝密》、《雪浪花》之类。他在标榜什么呢？无非是在标榜他的另一种高明：认为革命文学必须以歌颂光明为主。这是真正作家必须遵从的信条么？当然不是。鲁迅之所以被誉为“空前的民族英雄”，原因之一恰恰是他将批判阴暗事物当成了主要活动，包括批判那些他的“革命战友”。当年在“七天搞一次，一次搞七天”（毛泽东语）的政治运动中，假如中国文学界有一个人（或少数人）站起来说些带有批评性的话（包括沉默），也说明了或显示了中国文学有一定的硬质因素。可惜很少，或一个也没有！
有的人被弄成了“右派”，有的人被封为“左派”，若干年之后“右派”翻了身，将受难折合为功劳，进而出名、提位，于是便写出了一大堆自宠文学，把自己膨胀为勇士、智士。老实说，“右派”我也当过，但我始终认为：真正的“右派”、“左派”，中国压根儿就没有过！无论是当初的自虐和后来的自宠，与真正的文人风骨毫不相关。
有个词儿颇令人琢磨，令人玩味，这个词儿叫“文学生态”。所谓“文学生态”，其实就是文人生态。有的文人出名了，获利了，升官了，包括有资格到外国跑来跑去、四下张扬了，如果以此视为中国文学在世界露了脸，我看这不是“贵态”而是“贱态”。
中国文学需要贵族品位，但不需要贵族仪态。真正的贵族，是对种种暴发户的鄙弃和超越！精神贵族是对物质贵族的俯视和疏远！
什么是真正的精神贵族？他可以是有名有位的人，也可以是十足的平民百姓。只因为他以精神为至宝、为主趣、为专志，就是名副其实的贵族。而真正贵族的第一标志，就是从无自宠习惯。
中国文学的自宠陋习由来已久。权且不说古代的事，单说现代、当代，我们就习惯于种种自宠，如民族自宠、阶级自宠、出身自宠、门第自宠、等级自宠等等。到了今天以功利为主杠杆的社会，除了级别自宠、职衔自宠、名号自宠之外，又多了个“个人自宠”。看看眼下的种种“自我式”写作，包括小说、散文，特别是诗，作者把自己写成超凡脱俗之人甚而是国色天香、仙草奇葩，那样的笔墨比比皆是！有的人在“自我孤岛”或“二人世界”的个人小井中深掘“人生真谛”，而对大宇宙、大世界、大中国的广大民生状态则闻之无味，听之无趣。包括在地球性的、世界性的天灾人祸日益逼近的时候，中国作家仍然囿于小文化的圈子里，对大文化的关注仍低智乏勇。在特定的时候唱些“六十年”或“三十年”的文学颂歌是应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过分自标，实在无大趣味。
当前中国文学日益轻视德育功能，以弄才显才为主要趣味。有时甚而将文场弄成作家、诗人、学者的才艺表演场或才艺竞技场，但当前中国作家的才能质量和才能品位又如何呢？
当代中国作家的另外弱势也至少有二：一是对自然科学的陌生，一是宏观视野（包括物质视野或精神视野）的狭窄。连这样那样的“访外见闻录”，也近于一般性的参观游览，对外国的物质景观或人文景观缺乏哲学性的理解和思考。出言下笔，总带有农民进城（或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意味。
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界涌现的一茬又一茬出名人物之多，堪称世界第一、天下无双。但被时间和空间共同认定的名作却很少，近于没有。好多的当时名作，很快就成为一种历史符号，近于昙花一现。前时曾喊了一阵子争获“诺奖”的事，好像拟定的人选都有了，近来则沉寂无声了。有的人转为去说诺奖没什么了不起，说我们中国名家名作的质量和水平可能更高些。不过我倒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切切不要去获诺奖，免得即使获了奖也被人认为是外国评委的有意关照或恩赐。而我们急于要做的事，却是先克服掉自宠症，实现真正的自强。这一切，先从谁做起呢？我看要从成串的显赫名人做起，使他们明白：一、有名气，有语言霸权，有媒体哄抬，而无经过时间考验的真实名作，越是自宠就越可悲；二、不要因为在小圈子或一伙子之内受宠，就认为自己确实了得，要到“坛”下去听听真正大读者、大明白人的话，那样的话越是有批评之意越是对你的真正关爱；三、要明白文学是流动性、变动性极强的行业，任何的有名都是从无名起步的，因此要尊重无名之人、无名之作，不要把“后生可畏”变成“后生可压”；四、要强化真正的“文心”，挚爱文思、文学、文墨、文采本身，少分心去挂怀文外之事、文外之趣；五、努力培养三气，即正气、大气、才气，不要陶醉于此前的小农文学、小市民文学、小眼力文学，力求将文学扩展到对大社会、大人群的总体关怀。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文学必须从彻底告别自宠的陋习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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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