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从企业到参保方或者到患者手上，实际上包含两个环节。第一是药企卖给医院，第二个环节是医院的医生处方给患者。
　　第一个环节中，药品实际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第二个环节，从医院到患者这是药品的社会属性，它要保护参保人员用药的权益。药品从企业到医院这是纯粹的市场交易环节，交易的主体就是药企和医院，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不具备主体作用的情况下要参与价格的形成都是手伸得太长。
　　第二个环节体现了药品的社会保障功能，所以涉及其中的医保、医院、药企、患者代表都要参与，共同来协商如何让参保人员公平、合理地获得药品。基于此，第一个环节的药品价格由市场交易形成，第二个环节中由医保确定药品的支付标准，即医保向定点服务机构，支付目录内药品的一个基准费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最好是通过通用名制定标准，但由于药品质量一致性评价还没有做得非常好，同一个通用名下的不同药品存在差异。比如奥美拉唑，有的一盒100元，有的一盒只要10元，那么巨大的价格差要通用一个支付标准确实很难，也不符合目前药品所处的现状。
　　所以确定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首先参照药品在市场中的交易价格。其次要参照医保的支付能力和参保人员的个人负担程度。还要考虑周边地区，甚至周边国家同一个药品的价格支付标准。此外，还要对药品进行经济学评价。通过经济学评价确保不同的药品之间的支付差异在国外已经取得了成熟的经验。对于专利药品，医保支付无非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支付封顶，确定一年的最高支出额；第二，量价挂钩，买得多，价格要降低；第三，疗效确切化，对于一些疗效不确切，甚至没有疗效的产品，不予支持。
　　我们希望利用支付标准鼓励医院采购同质量价格更低的药品，将结余的资金供给医院自主使用。在医生合理用药的过程中，药品的竞争从简单的价格竞争转向为质量、价格、服务、品牌多方位的竞争，这样才能促使医生合理用药，促使药品真正体现药品价值。最终实现鼓励医院联合采购，促进医生合理用药的目标。
　　在今天这种大数据时代下，标准制定坚持公平、公开、公正，阳光操作已经具有技术条件，也能够做到。有人担心医院跟药厂联合起来抬高药价，但我认为在大数据时代，医院和药企联合抬价那是在找死。虽然垄断行为可能会发生，但是一定会被察觉。同时，医保要求定点机构报送自己购买医疗药品的品种、数量、规格以及药品的使用情况，作为支付标准的一个参考和依据。通过医保制定药品支付标准来影响药品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形成任重而道远。对于我们来说，药品价格并不等于药品费用，药品费用也并不等于医保的主费用，医保的关注点在于控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