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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完全以西方经济理论范式套用中国实践的做法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的，必将在解释中国的问题上遭遇挫折。抓住中国经济的实质，坚定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辩证地分析中国目前产业布局与现实需要，站在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目前局部与全局矛盾的关系，才是未来中国应该选择的道路。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拉美化次贷危机
刘易斯拐点与美国经济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连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
根据经济学家的经验数据，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早在二十世纪初叶，即1920年左右即已完成。相关产业布局均已形成，经济区域化、产业集聚化程度较高，劳动力专业化素质较明显。显然，二元经济问题对于美国经济的指导意义并不大，但是作为一种成功经济制度，美国模式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学习的典范。上世纪70年代，拉美地区经济曾出现过一段快速发展期，进入80年代，由于经济体系失衡与政府管理不善，拉美经济发展开始停滞，出现众多尖锐的社会问题，这一现象被称为“拉美化”。
真假刘易斯拐点之争
自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经济总量增长率稳定的保持在7％～8％的水平，各项国民经济指标增长率均位居世界前列，整体经济形态呈现出良好的态势。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欧美等大国先后遭遇经济危机的洗礼，亚洲金融形势长期处于较不稳定的态势，中国以一只奇葩的形态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睿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引下的国家的强大生命力。
然而在2008年，伴随着整个世界的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个发展中的拐点，这个拐点以南方发达省份用工潮的衰退为主要表征，体现在用工成本、生产要素成本以及社会成本的大幅激增。有学者认为，通过发展经济学刘易斯拐点的经验分析，中国似乎已经进入了刘易斯发展经济学所讨论的刘易斯拐点。针对这个问题，国内学者有两派不同的经济学观点：
一派认为，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用工现状和经济发展图景，中国经济确已进入刘易斯拐点，作为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红利在中国的作用正在消失。考虑到刘易斯拐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预言，中国经济必将进入后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工业化的成本将会加大，诸如社会公平问题将会超越市场发展诉求，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掣肘。而另一派学者显然通过经验数据发现，相比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在人力资源转移上的潜力依然巨大。目前经济发展的种种问题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制度性问题而非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换言之，一旦经济制度发生了向好的转变，中国经济将会结束目前停滞不前的状态，进而回复到刘易斯所预见的经济发展图景。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制度拐点或会反复出现，直至中国实现完全的人力资本最优配置，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
也许是因为缺少了一些大背景，拉美国家对美国式的经济制度的移植尽管已经做到堪比完美的地步，但是在上世纪末却几乎无一例外的发生了“拉美化”陷阱。上世纪80年代，玻利维亚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上世纪90年代，以阿根廷和巴西为首的拉美国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危机，墨西哥在上个世纪中后期，成为了首个宣布主权国家破产的拉美国家。迄今为止，“拉美化”仍然是经济学家热议的焦点问题。显然，完全套用美国制度模式的拉美国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制度移植失效。为什么看起来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路线在后发展国家屡屡遭受挫败？这是横亘在每一个经济学家眼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理论谜题。
不论是坐等今天的经济形势变好，还是改良一套源自美国国情的经济理论，我们都是缺乏经验的，又或者说目前已有的经验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合理经验。不论中国是否能够走出“拉美化”陷阱，但是听任经济在拐点阶段自由滑行总缺乏一种应有的安全感。
中国范式与中国需要
解决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善初次分配格局，完善三十年市场化过程中被弱化的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当前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对于为什么完善以及怎样完善却存在着因理论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巨大分歧。
正如美国制度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挫折，两种以西方经济理论范式套用中国实践的做法都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的，同时必将在解释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遭遇挫折。抓住中国经济的实质，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定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辩证地分析中国目前产业布局与现实需要，辩证地思考人民与人民的矛盾，将人民群众最具代表性的需要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站在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目前局部与全局矛盾的关系，才是未来中国应该选择的道路。
“拉美化”的诸多经济政治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转型期的拉美国家，不能正视本国内部的复杂经济矛盾，不能正视本国人民的真正诉求，不能斩断曾经经济体制下的路径依赖，并由此而产生出重重桎梏，只是简单地套用发达国家“精简”后的发展经验带来的经济恶果。而僵化套用别国经济制度，不能用唯物辩证方法去解决本国经济发展中的最现实问题正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失败的根本所在。
中国要把发展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以及现代化市场机制作为同等重要的工作来抓。因为这三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失去了任何一个模块的辅助作用，中国经济都将陷入失调带来的困局。为了局部利益而强调个别领域的开放，抛开整体布局而奢谈部分发展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也是危险的。
三大模块协调发展的基础，正是联系在三大模块背后的收入分配格局，以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而在收入分配体系完善的基础上，一种针对“现代化”发展的经济目标才是未来中国的正确选择。要让更多的人看到，现代化工业设计、制造乃至生产的各个环节，是一种新的社会价值的起点。这种起点会令工业化辅助现代化进程以更加深入的方式进行下去。因为另两个现代化的基础依然是现代化的工业的发展。农业的现代化依托的不仅是生物科技以及工业深加工体系的完善，这种现代化更会延伸至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农业与第三产业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肯定市场经济先在合理、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对于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的机理进行研究的理论体系。在常态下，其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等，作为具体成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只要我国还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认真学习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成果。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回避引发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其研究的结果和提出的对策，必然是具有片面性的。我国是一个处在赶超阶段的发展并不均衡的大国。无论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都是极为复杂的。而且，我国的发展过程又是不均衡而高度凝缩的。这样，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和危机中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不动摇，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不含糊，坚决抵制各种教条的束缚，深刻分析这次危机的本质，结合对我国实际的分析，正确梳理出这次危机对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挑战、机遇、启示之所在，才能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深入总结自己的基本经验和问题，提出自己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框架，真正确立起中国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面前的主体性地位。
总之，把握本质，切合实际，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核心，是我国改革开放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的思想保证。本文只是从一个角度展开初步的辨析，希望能够引来更多的批评和指正，和各方面人士，特别是学界同仁，共同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性的确立，结束我国主流经济学的尴尬状况。（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拉美化次贷危机
刘易斯拐点与美国经济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连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
根据经济学家的经验数据，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早在二十世纪初叶，即1920年左右即已完成。相关产业布局均已形成，经济区域化、产业集聚化程度较高，劳动力专业化素质较明显。显然，二元经济问题对于美国经济的指导意义并不大，但是作为一种成功经济制度，美国模式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学习的典范。上世纪70年代，拉美地区经济曾出现过一段快速发展期，进入80年代，由于经济体系失衡与政府管理不善，拉美经济发展开始停滞，出现众多尖锐的社会问题，这一现象被称为“拉美化”。
真假刘易斯拐点之争
自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经济总量增长率稳定的保持在7％～8％的水平，各项国民经济指标增长率均位居世界前列，整体经济形态呈现出良好的态势。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欧美等大国先后遭遇经济危机的洗礼，亚洲金融形势长期处于较不稳定的态势，中国以一只奇葩的形态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睿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引下的国家的强大生命力。
然而在2008年，伴随着整个世界的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个发展中的拐点，这个拐点以南方发达省份用工潮的衰退为主要表征，体现在用工成本、生产要素成本以及社会成本的大幅激增。有学者认为，通过发展经济学刘易斯拐点的经验分析，中国似乎已经进入了刘易斯发展经济学所讨论的刘易斯拐点。针对这个问题，国内学者有两派不同的经济学观点：
一派认为，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用工现状和经济发展图景，中国经济确已进入刘易斯拐点，作为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红利在中国的作用正在消失。考虑到刘易斯拐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预言，中国经济必将进入后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工业化的成本将会加大，诸如社会公平问题将会超越市场发展诉求，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掣肘。而另一派学者显然通过经验数据发现，相比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在人力资源转移上的潜力依然巨大。目前经济发展的种种问题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制度性问题而非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换言之，一旦经济制度发生了向好的转变，中国经济将会结束目前停滞不前的状态，进而回复到刘易斯所预见的经济发展图景。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制度拐点或会反复出现，直至中国实现完全的人力资本最优配置，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
也许是因为缺少了一些大背景，拉美国家对美国式的经济制度的移植尽管已经做到堪比完美的地步，但是在上世纪末却几乎无一例外的发生了“拉美化”陷阱。上世纪80年代，玻利维亚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上世纪90年代，以阿根廷和巴西为首的拉美国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危机，墨西哥在上个世纪中后期，成为了首个宣布主权国家破产的拉美国家。迄今为止，“拉美化”仍然是经济学家热议的焦点问题。显然，完全套用美国制度模式的拉美国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制度移植失效。为什么看起来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路线在后发展国家屡屡遭受挫败？这是横亘在每一个经济学家眼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理论谜题。
不论是坐等今天的经济形势变好，还是改良一套源自美国国情的经济理论，我们都是缺乏经验的，又或者说目前已有的经验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合理经验。不论中国是否能够走出“拉美化”陷阱，但是听任经济在拐点阶段自由滑行总缺乏一种应有的安全感。
中国范式与中国需要
解决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善初次分配格局，完善三十年市场化过程中被弱化的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当前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对于为什么完善以及怎样完善却存在着因理论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巨大分歧。
正如美国制度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挫折，两种以西方经济理论范式套用中国实践的做法都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的，同时必将在解释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遭遇挫折。抓住中国经济的实质，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定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辩证地分析中国目前产业布局与现实需要，辩证地思考人民与人民的矛盾，将人民群众最具代表性的需要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站在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目前局部与全局矛盾的关系，才是未来中国应该选择的道路。
“拉美化”的诸多经济政治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转型期的拉美国家，不能正视本国内部的复杂经济矛盾，不能正视本国人民的真正诉求，不能斩断曾经经济体制下的路径依赖，并由此而产生出重重桎梏，只是简单地套用发达国家“精简”后的发展经验带来的经济恶果。而僵化套用别国经济制度，不能用唯物辩证方法去解决本国经济发展中的最现实问题正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失败的根本所在。
中国要把发展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以及现代化市场机制作为同等重要的工作来抓。因为这三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失去了任何一个模块的辅助作用，中国经济都将陷入失调带来的困局。为了局部利益而强调个别领域的开放，抛开整体布局而奢谈部分发展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也是危险的。
三大模块协调发展的基础，正是联系在三大模块背后的收入分配格局，以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而在收入分配体系完善的基础上，一种针对“现代化”发展的经济目标才是未来中国的正确选择。要让更多的人看到，现代化工业设计、制造乃至生产的各个环节，是一种新的社会价值的起点。这种起点会令工业化辅助现代化进程以更加深入的方式进行下去。因为另两个现代化的基础依然是现代化的工业的发展。农业的现代化依托的不仅是生物科技以及工业深加工体系的完善，这种现代化更会延伸至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农业与第三产业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肯定市场经济先在合理、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对于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的机理进行研究的理论体系。在常态下，其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等，作为具体成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只要我国还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认真学习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成果。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回避引发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其研究的结果和提出的对策，必然是具有片面性的。我国是一个处在赶超阶段的发展并不均衡的大国。无论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都是极为复杂的。而且，我国的发展过程又是不均衡而高度凝缩的。这样，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和危机中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不动摇，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不含糊，坚决抵制各种教条的束缚，深刻分析这次危机的本质，结合对我国实际的分析，正确梳理出这次危机对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挑战、机遇、启示之所在，才能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深入总结自己的基本经验和问题，提出自己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框架，真正确立起中国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面前的主体性地位。
总之，把握本质，切合实际，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核心，是我国改革开放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的思想保证。本文只是从一个角度展开初步的辨析，希望能够引来更多的批评和指正，和各方面人士，特别是学界同仁，共同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性的确立，结束我国主流经济学的尴尬状况。（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