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电话铃响了,一听就知道是本单位某部门新考录进来不久的小李。我正准备亲切地回应一句:是小李啊!小李却抢先自报家门:“我是李老师。”“唔,是李老……”。由于对方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一下子怔在那儿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刚刚放下电话,随着敲门声走进来一位年轻的女士,怯怯地看着我不出声。我询问:您有什么事吗?她低声说:哦,我是××小学的李老师,想给你们刊物投一篇稿子。“噢,李老师,您怎么知道我就是您的学生×××。”我当时真想这样回答她。但理智让我没有说出口。
拿“我是李老师”说事,并非和姓李的同胞有过节或者积怨,完全是巧合,是李姓人口众多,又偏偏让我都碰上了的缘故。其实,还有一位多年前往我家中打电话自称“我是××中心李主任”的官员由于已经作古所以我不想讲出来。
不过,有些时候,直接亮明身份,说出自己最有可能引起别人敬重或崇拜的职务、学衔、名气、地位或者相当于某人的声望也有好处,免得令人煞费猜疑。如果你到某些行政部门办事遇到一位坚决不肯亮明自己身份,只是一个劲重复:“有什么事你说”的人,反倒令人不知如何是好。当然,如今怎样自己“抬高自己”“佩服自己”都是“智慧”,无碍老人家所说的“进步”、“失败”的后果。譬如许多人讲话时开宗明义:“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就要用经济学理论来说话。”“我作为一个哲学家,当然专注于人类精神领域的各种高级活动。”譬如前些日子在北京听课就有幸见识一位位列“全球百名最有影响力华人”排名榜、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一前一后排列且对杨博士“7227”颇多诟病的名士,如果不是先生自己讲出来,我曾经尝试过,你在百度和谷歌都搜得到他。经过先生自己讲出来,我还真就记住他了。
二
已故书法大师启功先生经常收到青年崇拜者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来信先生没有启封,因为他看到信封上的收信人栏里简洁明了地写着三个汉字:启功收。
有人专门撰文说过,信封上的地址和人名都是给邮递员看的,不必写上称谓或官职。现实情况是,人们必须明确寄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好让收信人一看便知是谁的来信。尤其是处在子女、晚辈、下级、学生位置的人,更应当前有尊称,后有谦称,才合乎礼节和规矩。
又有人撰文说过,名字仅仅是一个人用于辨识的符号,自身一般没有实在意义。国外有子女直呼父母名姓的习惯,但那是国外的习惯,谁生在国外尽可“入乡随俗”。不叫“妈妈”叫“玛丽”,不叫“爸爸”叫“芭比”,那是人家的国情。在国内,就不能“超凡脱俗”,你如果将母亲称作“小兰”,因为在你的眼中“母亲”和“小兰”作为符号是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区别的,母亲又将如何称呼你呢?见过叫“小兵”“小林”的孩子,没见过叫“二百五”“七上八下”的。尽管都是符号。
自然,启功先生修养很深,对此并未发怒,但心中不太舒服。他苦笑着说了一声,我已经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你好歹叫我一声同志也可以啊。
当然,也有对此不能释然者,据说,台湾一位学者就因为收件人只写了他的姓名而没有任何称谓而拒收过大陆书店的邮寄书籍。
一介书生的我也曾经收到过一位学生经别人之手转交我的书信,信封上惜墨如金地写着:×××转×××收。前三个×同样是他理应明白而又足以给他做老师的前辈名字,后三个×就是正在给他教书的我的名字。
我没有给这位学生回信。我不知道如何称呼他。我也没有向他说明我的观点和看法,伊不知礼如斯,奈何以礼喻之?
三
礼貌与修养有时并不完全和是否读过书、拜过师构成直接关系。那些从来没有进过学堂、读过诗书的农夫渔樵依然知道汉语人称代词中有尊称和谦称之分。文革当中向父辈挥舞皮鞭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不在少数。如今时代进化到二十一世纪,读过大学的人怀揣“学士”、“硕士”、“博士”证书却浑然不晓我们生下来是自然人长大便成为社会人这样简单的道理,压根不明白对别人用敬辞对自己用谦称乃是文明人的基本素养,倒是挺令人奇怪的。当然,有人如果不客气地声称:“我是李厅长”或者“我是李经理”(依然用“李”姓来说明吧。得罪)时,我们绝对不会怀疑他身份的真伪。只是,如果他能够像电影或者电视剧中的周总理一样说一句:“我是周恩来”那样胸怀若谷而有谦恭下士的语句,自然更加令人肃然起敬。
我一直认为,“好为人师”虽然饱受时人人人诟病,但并非一定是与美德相悖的行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知道多少就告诉别人多少,不藏着掖着故弄玄虚的人更加接近西方绅士风度和中国智者风范。只是,自己“号为”别人“老师”的人,本身难免透漏出智力和涵养上的缺陷。或许您在某一方面甚至在许多方面都有过人之处,但是你怎么知道面前看似相貌平平的凡夫俗子一定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或权威呢?圣明诸如孔夫子尚且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诸如无人可望其项背的领袖人物、至今令人仰视赞叹的先师先哲尚且谦虚地说需要不断学习,我们何德何能、何才何智动辄自称“老师”呢?
当然,我知道,许多自称为“老师”者并非出于自高自大的心态和意识,而是并不知道“老师”乃属尊称。中国社科院语言所1998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第1683页明明白白地解释:“尊称”是“尊敬地称呼”;例句是:“尊称他为老师”。如此通俗易懂地解释之后,倘依然有人将“老师”的“老”字混同于“老虎”、“老鼠”、“老鹰”的“老”字,这个“老眼昏花”的“老师”还腆着个“老脸”,确实“老糊涂”了。
四
搂草打兔子——不妨捎带提几个看起来扎眼、听起来刺耳的词儿:父母官,礼拜×,掌门人,×家军。
2009年12月3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宣传湖北省丹江口市为民办实事,当出现该市市长图像时竟然配以“作为父母官”如何如何的评述。不知是“公仆”二字有损领导形象,还是中央台感觉应当“实话实说”,但不管处于何种考虑,以央视的身份宣扬“父母官”的概念究属不当。
礼拜,乃宗教用语。对于一个无神论国家的公众媒体来说,用星期是正常的,用礼拜是错误的。但是,在有声的、有形的或者大会讲话中,礼拜依旧频频出现,不知编辑先生们是否均为教徒信众。
足球打假似乎正在深入,2010年1月23日晚间央视新闻联播用语言和文字共同证实:××出任中国足协新“掌门”。看旧小说或者武打小说经常会遇到“××掌门”的称谓,但是,不知道“足协”是在中国民政部注册的何帮何派,不知该“掌门”系帮派嫡传还是比武产生,后来听说是国家体育总局任命的。
体育界是一个很有趣的领域,如果你没有什么真玩意儿,一定会弄出些新玩意儿,否则就难以吸引眼球——包括荷包。从假身份、假年龄、假摔、假球到黑哨、吸毒、招妓、赌球,斑驳陆离、乱花迷眼。什么“狂屠”、“绝杀”、“完胜”等等恐怖、惨烈乃至登峰造极的词语暂且不论,仅仅一个“×家军”就让思维正常的人们一头雾水——过去有过“蒋家王朝”和“马家军”一说,再早还有“戚家军”,怎么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还容许“×家军”之类的武装或派别存在呢?
电话铃响了,一听就知道是本单位某部门新考录进来不久的小李。我正准备亲切地回应一句:是小李啊!小李却抢先自报家门:“我是李老师。”“唔,是李老……”。由于对方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一下子怔在那儿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刚刚放下电话,随着敲门声走进来一位年轻的女士,怯怯地看着我不出声。我询问:您有什么事吗?她低声说:哦,我是××小学的李老师,想给你们刊物投一篇稿子。“噢,李老师,您怎么知道我就是您的学生×××。”我当时真想这样回答她。但理智让我没有说出口。
拿“我是李老师”说事,并非和姓李的同胞有过节或者积怨,完全是巧合,是李姓人口众多,又偏偏让我都碰上了的缘故。其实,还有一位多年前往我家中打电话自称“我是××中心李主任”的官员由于已经作古所以我不想讲出来。
不过,有些时候,直接亮明身份,说出自己最有可能引起别人敬重或崇拜的职务、学衔、名气、地位或者相当于某人的声望也有好处,免得令人煞费猜疑。如果你到某些行政部门办事遇到一位坚决不肯亮明自己身份,只是一个劲重复:“有什么事你说”的人,反倒令人不知如何是好。当然,如今怎样自己“抬高自己”“佩服自己”都是“智慧”,无碍老人家所说的“进步”、“失败”的后果。譬如许多人讲话时开宗明义:“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就要用经济学理论来说话。”“我作为一个哲学家,当然专注于人类精神领域的各种高级活动。”譬如前些日子在北京听课就有幸见识一位位列“全球百名最有影响力华人”排名榜、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一前一后排列且对杨博士“7227”颇多诟病的名士,如果不是先生自己讲出来,我曾经尝试过,你在百度和谷歌都搜得到他。经过先生自己讲出来,我还真就记住他了。
二
已故书法大师启功先生经常收到青年崇拜者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来信先生没有启封,因为他看到信封上的收信人栏里简洁明了地写着三个汉字:启功收。
有人专门撰文说过,信封上的地址和人名都是给邮递员看的,不必写上称谓或官职。现实情况是,人们必须明确寄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好让收信人一看便知是谁的来信。尤其是处在子女、晚辈、下级、学生位置的人,更应当前有尊称,后有谦称,才合乎礼节和规矩。
又有人撰文说过,名字仅仅是一个人用于辨识的符号,自身一般没有实在意义。国外有子女直呼父母名姓的习惯,但那是国外的习惯,谁生在国外尽可“入乡随俗”。不叫“妈妈”叫“玛丽”,不叫“爸爸”叫“芭比”,那是人家的国情。在国内,就不能“超凡脱俗”,你如果将母亲称作“小兰”,因为在你的眼中“母亲”和“小兰”作为符号是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区别的,母亲又将如何称呼你呢?见过叫“小兵”“小林”的孩子,没见过叫“二百五”“七上八下”的。尽管都是符号。
自然,启功先生修养很深,对此并未发怒,但心中不太舒服。他苦笑着说了一声,我已经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你好歹叫我一声同志也可以啊。
当然,也有对此不能释然者,据说,台湾一位学者就因为收件人只写了他的姓名而没有任何称谓而拒收过大陆书店的邮寄书籍。
一介书生的我也曾经收到过一位学生经别人之手转交我的书信,信封上惜墨如金地写着:×××转×××收。前三个×同样是他理应明白而又足以给他做老师的前辈名字,后三个×就是正在给他教书的我的名字。
我没有给这位学生回信。我不知道如何称呼他。我也没有向他说明我的观点和看法,伊不知礼如斯,奈何以礼喻之?
三
礼貌与修养有时并不完全和是否读过书、拜过师构成直接关系。那些从来没有进过学堂、读过诗书的农夫渔樵依然知道汉语人称代词中有尊称和谦称之分。文革当中向父辈挥舞皮鞭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不在少数。如今时代进化到二十一世纪,读过大学的人怀揣“学士”、“硕士”、“博士”证书却浑然不晓我们生下来是自然人长大便成为社会人这样简单的道理,压根不明白对别人用敬辞对自己用谦称乃是文明人的基本素养,倒是挺令人奇怪的。当然,有人如果不客气地声称:“我是李厅长”或者“我是李经理”(依然用“李”姓来说明吧。得罪)时,我们绝对不会怀疑他身份的真伪。只是,如果他能够像电影或者电视剧中的周总理一样说一句:“我是周恩来”那样胸怀若谷而有谦恭下士的语句,自然更加令人肃然起敬。
我一直认为,“好为人师”虽然饱受时人人人诟病,但并非一定是与美德相悖的行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知道多少就告诉别人多少,不藏着掖着故弄玄虚的人更加接近西方绅士风度和中国智者风范。只是,自己“号为”别人“老师”的人,本身难免透漏出智力和涵养上的缺陷。或许您在某一方面甚至在许多方面都有过人之处,但是你怎么知道面前看似相貌平平的凡夫俗子一定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或权威呢?圣明诸如孔夫子尚且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诸如无人可望其项背的领袖人物、至今令人仰视赞叹的先师先哲尚且谦虚地说需要不断学习,我们何德何能、何才何智动辄自称“老师”呢?
当然,我知道,许多自称为“老师”者并非出于自高自大的心态和意识,而是并不知道“老师”乃属尊称。中国社科院语言所1998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第1683页明明白白地解释:“尊称”是“尊敬地称呼”;例句是:“尊称他为老师”。如此通俗易懂地解释之后,倘依然有人将“老师”的“老”字混同于“老虎”、“老鼠”、“老鹰”的“老”字,这个“老眼昏花”的“老师”还腆着个“老脸”,确实“老糊涂”了。
四
搂草打兔子——不妨捎带提几个看起来扎眼、听起来刺耳的词儿:父母官,礼拜×,掌门人,×家军。
2009年12月3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宣传湖北省丹江口市为民办实事,当出现该市市长图像时竟然配以“作为父母官”如何如何的评述。不知是“公仆”二字有损领导形象,还是中央台感觉应当“实话实说”,但不管处于何种考虑,以央视的身份宣扬“父母官”的概念究属不当。
礼拜,乃宗教用语。对于一个无神论国家的公众媒体来说,用星期是正常的,用礼拜是错误的。但是,在有声的、有形的或者大会讲话中,礼拜依旧频频出现,不知编辑先生们是否均为教徒信众。
足球打假似乎正在深入,2010年1月23日晚间央视新闻联播用语言和文字共同证实:××出任中国足协新“掌门”。看旧小说或者武打小说经常会遇到“××掌门”的称谓,但是,不知道“足协”是在中国民政部注册的何帮何派,不知该“掌门”系帮派嫡传还是比武产生,后来听说是国家体育总局任命的。
体育界是一个很有趣的领域,如果你没有什么真玩意儿,一定会弄出些新玩意儿,否则就难以吸引眼球——包括荷包。从假身份、假年龄、假摔、假球到黑哨、吸毒、招妓、赌球,斑驳陆离、乱花迷眼。什么“狂屠”、“绝杀”、“完胜”等等恐怖、惨烈乃至登峰造极的词语暂且不论,仅仅一个“×家军”就让思维正常的人们一头雾水——过去有过“蒋家王朝”和“马家军”一说,再早还有“戚家军”,怎么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还容许“×家军”之类的武装或派别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