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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杨松，男，汉族，1980年生。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研究员，江西航空产业软科学研究基地研究员，上饶师院文传学院客座教授。迄今已在《飞天》《星火》《散文选刊》《海外文摘》《牡丹》等纯文期刊发表各类作品近百篇。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光哥习惯以这样雷打不动的语句开启一场对话，那架势，跟一个咋呼惯了的人总用“想当年”亮出自己曾经的牛逼没两样。比如农忙时节，他穿一身灰扑扑的夹克衫在巷子里晃荡，有人问他咋不帮老人下田插禾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子不好”，他悻悻地说。比如正月头三缺一人家邀他凑一局小牌，他会坚决赊欠到底，“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钱”……好像他的世界早已向全人类脆弱地公开了，然后应该赢得所有人怜悯式尊重和认同，让人会感觉有些可笑。
第一次听光哥说这话该是三十一年前，或者三十二年前，我记不太清了——假如人的一生是本一年一页的时光书，我得费劲往回翻三十多页去寻找荒废已久的一些细节，记忆有些潦草也是在所难免;就像隔着一条时间的宽河眺望对岸，我再努力瞪圆眼睛，或许也只能看到一幅模糊的影子——但我敢肯定，是个草木扶疏、明熠灼目的春天——他一拃多长的薄头发贴着头皮中分，身披一件下摆有些长的铁锈红单西装，刻意露出腰里的牛皮带，双腿裹条藏青色牛仔裤，脚蹬一双锃亮硬皮鞋，比门前刚吐芽的水杉还洋气，也比屋后新出土的春笋还神气，以至让刚入小学的我钦羡过他的“帅”，并仰望过他约莫一米六的身高——当时的感觉，他真是美好中的美好，希望里的希望。
那时，光哥十六七岁，已经把自己从小学的桎梏里勇敢解放出来，学做一只徂徕往返的燕子，停栖在温岭、玉环、诸暨、绍兴等城市的枝头，用打工作飞翔的姿势，试图赚取属于他的一片天空。对了，我该补充介绍他的工作——用一只冰冷生硬的机器勾摇出一件又一件温暖精致的羊毛衫，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从机台里掏出温情的语词并演练出细腻的节奏”——这更像是一份远离性别但无疑美好的工种。而他常年混迹女工丛中，也无疑过着远离性别带给他的幸福日子。“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去城里打工，有的是赚钱的机会，读书，又有什么用呢……”他笃定地说，让我不由点点头，又摇摇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迟早会赚许多的钱，娶个漂亮的媳妇，在村庄建一幢体面房子……”随着说话一顿一顿，他两道细眉毛一下一下骄傲扬起来，双眼幽深而清亮，仿佛黑水潭里潜伏着漩涡，要将我的目光吸进去，让我怯怯深藏起长大后逃离小山村的羞涩梦想。但是，这段记忆无疑是明亮的，像新擦拭的银器，会熠熠生光，穿透时间的尘埃，在我脑海反复闪现，或许于他自己是甜蜜的，像甘草或金丝蜜枣那样经得起咀嚼和回味。
光哥是我大姑的长子，也是我们家族这一辈的“老大”，比他最小的舅舅也只小一岁。那时候，大姑家住村中央一栋哆哆嗦嗦的土胚房，两扇门朝北开，对着一条腰肢粗的弯曲石板路;一扇后门朝南，经一片土晒场与村里的车耕道勾结——就像几条河汊冲积出的一堆淤泥。老得一团模糊的土胚房内，低矮，幽暗，破旧，凌乱，一根根站立的木柱子陪深厚的时间泡得黑漆漆的，像一排逃出胸腔的陈旧肋骨，一幅无精打采的蔫样儿。若是响晴天，能透过黑瓦缝看见斑斑点点的日星子，也能听到阳光恶狠狠噬咬黑瓦片的“哔哔啵啵”声。到了晚上，大姑家扯亮一盏昏黄惨淡的白炽灯，却是我们家族的唯一聚集地。忙空的叔叔、婶婶，姑姑、姑夫，小姨、姨夫……三三两两地来，高高低低的唠，凑齐一桌就在八仙桌打手搓麻将;再凑齐一桌就搬只小矮桌耍纸牌儿;孩子们则满地里疯野，好不热闹快活。大姑夫有时会给每个大人泡一杯自采的大叶绿茶，给孩子们端一盒炒南瓜子，就把众人的一整个夜晚给妥帖打发了。要是冬天，常常会燃起一只火塘，用一扇老木门将呼呼的北风拴在屋外，让我们可以围着一堆温暖的火将手脸熏烫，再扯出几段屁颠屁颠的鬼故事，那真是一桩乐事。
时至今日我也没整明白，大姑当年为何会下嫁给大姑夫——那个长一拃高、绰号叫“豪猪”的男人。听人讲，大姑年轻时长得像一株白兰铃，脸蛋白白嫩嫩的，身子细细柔柔的，很衬得起她“水娇”的名字。大姑夫站着没三块豆腐高，内才像身材一样局促，整天捂着一只病痛的胃“哼哼唧唧”，直哼唧得把腰深深弯下去，一张脸疼得皱巴巴的，整个人就像一团用旧了的墩布片。他们在一起，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也不为过，也很容易会让人想起潘金莲和武大郎，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陈谷子烂芝麻事。但能确定的是，他们的结合，无疑让大姑夫的强大基因占了上风并得到有力传承：大姑连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除了个头齐刷刷偏矮，还齐刷刷与上学为敌，全加起来也没我一个人念的书多（虽然我不过才中专毕业）——我无法想像，一个（家）人吃饱了，喝足了，怎么能不读书、不看书呢？只要一天没看书，对我而言，都会觉得无聊之至，就像瘾君子没及时吸毒那样浑身难受。
二十五岁以前，光哥最大的梦想是靠打工赚回老多钱，然后用老多钱将自己不算伟岸的身子垫得高些、再高些，好让自己能够上另两个瑰丽梦想。他原以为，自己有着大把大把的青春，就算再贱卖，也好歹能换回一堆花花绿绿的钱，再用钱换回他想要的一些东西。没曾想自己的青春根本就是一支失去准头的箭——箭是射出去了，钱却没逮几个回来，结果时间和钱就都像鸟的影子从天空掠飞过，消逝无痕。一晃他二十五岁了。二十五岁后的他已经顾不上第一个愿望，只想着娶个漂亮点的媳妇回来。大姑问他，这些年你出外打工攒下多少钱呢？他垂下头一声不吭;大姑又问他，那你这些年疯外面搁尸啊？我和你老子土旮旯里也刨几个钱出来！他脸色呛白，拔腿就走：“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这样子的。”被大姑拉高八度的又尖又细的嗓音紧追了出来：再没赚到钱你学拐子家儿子，从外边带个媳妇回来也算能耐啊。你个天修的，别自个儿不要好，还把几个弟弟妹妹的婚事给耽搁了啊！
大姑说的是实情。在农村，子女多的人家，婚事一般沿循从大到小的排序方式，这是最简单也最管用的方法论。否则秩序一乱，大的就会很困难、很麻烦，造成的后果就很严重。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要是把大姑家五个子女的婚事比作一条欲望汹涌的滔滔沟渠，光哥就是死死刹住欲望流淌的第一道渠门，他的婚事一耽搁，就把他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婚事给全堵死了。这也难怪大姑会着急上火。当然，他的弟弟妹妹们并没有让他堵太久，他们的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先是大妹打工带回一小个子男人并相继为他生下三女一子;再是二弟经人说媒相中了个粗犷能干的媳妇并生下一双“好”字儿女;接着小妹利利索索就嫁出去了;最后小弟也以相親渠道娶回个漂亮能干的离异妇人……就像决堤的河流，从各自的缺口肆意倾泻，那第一道渠门早已形同虚设、毫无意义。 听人零零碎碎地说，光哥在外打工，曾追过一个心仪的女子，好像是火车上认识的——人尤其是年轻男女在火车上好像特别容易打开心扉，也特别容易沟通，那种平等的过客感和陌生的安全感，配以飞驰而封闭的空间，以及窗外一闪而逝的背景画面，和车轮噬咬铁轨发出的“咔嚓咔嚓”声（像真诚的反复表白），都构成了有利于彼此沟通的独特环境和氛围，而且与身份地位大体无关。反正后来他们是真心相爱了，有了似曾相识的甜言蜜语，似曾相识的牵手逛街，似曾相识的亲吻抚摸，以及似曾相识的男女性事，虽然乏善可陈，却也聊胜于无，有着属于他们的幸福和意义。后来那个女的不知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光哥陷入天崩地裂，耗尽积蓄和力气，陪她在医院走完最后一程，然后整个人就像融化的冰激凌那样彻底坍塌了。有一回我向光哥求证，他拾掇起散乱的思绪，接着酝酿了老半天情绪和语词（也像从记忆深处抠出一些真实细节），红着眼说，当时就感觉她是这个地球上唯一要他的女人，永远忘不了她。“像我这样一个长期单身的人，就像一个场外的亢奋观众，热情高涨却技艺生疏，不敢也不擅于投身恋爱的赛场。只有她像个善良的教练一样带着我，陪着我，给了我这个机会。她带走了我的爱，我连带爱的能力都彻底丧失了。”光哥对我奉献的呓语，于我看来，不像是在表忠心或者诉痴情，而是在陈述一个已然发生并被时间验证的确凿事实。他的述说瓦解了我对他一直以来的质疑。我仿佛能看见，他多雾的眼神，和被淋湿的脸，还有被伤悲的风吹起的袭袭灰尘。
当大姑央托媒人开始给光哥说亲，他早已不敢再奢求属于自己的媳妇能贴上一枚“漂亮”的标签。光哥的相亲史大致是这样的：这个过来，看看他的个头，叹口气，走了;那个过来，问问他的年龄，摇摇头，也走了;再来一个有那么点意思的，去他家串串门，被他家的土坯房给咯噔吓跑了;最后一个寡居女人两边走动了几趟，得知光哥打工近二十年，便直愣愣、脆声声问他有多少存款？光哥羞羞涩涩伸出三根手指头，“三十万？”“哪有那么多？是三万。”光哥低下头。寡居女人“蹭蹭蹭”拔腿就走：“一看就是个嫌苦怕累、好吃懒做的棍子。我已经有个儿子了，不想再养一个老儿子。”甩下大姑一家臊红着脸面面相觑、郁郁长叹。
后来我上中专，分乡镇小学教书，不甘心又修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文凭，藉此考去县报社当记者，接着考市里几個部门相继任职，再买房，娶妻，生子，然后屈于日常，浑噩度日，像只心高力薄的蜻蜓，沿老家一扎远的距离贴地窜飞，只在年节隔三差五回去。岁月像放养在屋檐上的白猫，在各自的静寂无声中悄悄溜走。喂养我童年记忆的村庄，连通大姑家和光哥他们，都已成为记忆底片上被艰辛俗常曝光的一缕印影，须待重温时再点滴复现。每年正月初头，我会循沿惯例携妻儿去给大姑拜年，吃他们家自种的板栗、柿子、红薯、椪柑、香菇、木耳……也吃大姑饭橧上蒸出的熏腊肉和南瓜干、黄花菜、水豆腐、萝卜丝、蛋包笋……将我的味蕾和肠胃带回美好从前。大姑已经老得一塌糊涂，像幅褪了色的年画，到处暴露出年代久远、风尘仆仆的气息。倒是大姑夫，胃病治好了，整天穿一身脏兮兮的迷彩服上山下地劳作，一天抽两包五块钱的庐山烟，每餐能吃三大碗饭，说话轰轰响，像雷声在小胸腔里的滚滚回音。我们坐他家堂前烤碳火，光哥不声不响冒出来，像道虚弱的暗影杵在我背后。我回头看看他，和他打招呼，让儿子叫他“大伯”，问他去年情况怎样？“有什么好的？一年出去好几趟，每次待不牢几天就回来，赚的钱还不够贴路费的（她不晓得他大儿子最好的青春年华也一起被消费在了路上），小半年在家里躺着！这个样子，怎么会有姑娘能看上他？他这辈子，注定是光棍一条了。”大姑唉声叹气地数落，头摇得拨浪鼓一样，对光哥或许将携带一生“光棍”这枚丑陋胎记，怀着恨铁不成钢的浓重情绪，让气氛顿时陷入尴尬。
大姑笃定认为，光呢（她一直这样叫自己的长子）今天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都是没娶媳妇造的孽。好像儿媳就是他儿子命里乾坤的定海神针，人生路上的灵魂引者，往后余生的幸福庇佑。“一个‘人’字，男人就是左边一撇，女人就是右边一捺，黏连起来才圆满，要是再生个一子半女，凑成了‘个’字或‘介’字，就更稳当牢靠了。可现在，光呢一直单着，没哪个女的帮衬着他，就像那‘人’字少了右边一捺，光左边一撇，在人世走又怎会不浮漂？造孽哟！”大姑用她仅有的识字为光哥做了一回比拟，比拟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也比拟得感性直观、贴切形象，让我对她长久以来隐藏在日趋陈旧并反复使用的身躯里的睿智和深刻刮目相看，拍腿叫绝，也襄助我刷新了对媳妇重要性的认识。
偶尔与人聊起光哥，一个人，这么多年出外打工，彳亍的，孤单的，落寞的，凄清的，一个人上工下班，一个人煮饭炒菜，一个人洗衣铺床，一个人吃饭睡觉，一个人看蝙蝠飞来飞去，一个人等燕子走了又归，一个人守着晚灯燃为灰烬，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等日出，一个人听阳光毕毕剥剥，一个人望落雨飘飘渺渺……也一个人想象着时间的形状。我会想，他该爱上音乐，该用音乐贯穿他的日常：寂寞时音乐作伴侣，悲怆时音乐中纾解，低落时音乐间汲取;或者学会阅读，学会在晚上点一盏灯，听蟋蟀吟唱整夜的歌，让纸页装盛全部的泪，用墨水消耗掉所有多余的时间，来杜绝孤独的繁殖和啃噬——可惜他都没有，漫漫人生又是如何度过呢？
有一次，光哥顶着泛白的板寸头，穿件黑塌塌的羽绒服，捏一只米黄色细长保温杯，踩着悄无声息的步子，来我家厨屋烤火聊天。烟一支接一支抽，茶一口接一口啜，气一声接一声叹。半晌，说：“时间真他妈是个阴险狡诈的贼，穷凶极恶地，偷走了我的年轻，我的力气，我的梦想，我的希望……甚至最后一缕遮羞布，让我最终赤身裸露，一无所有。”我应他：“谁不想自个的青春像山洪无法冲垮的堡垒？谁不想自个的脸容如不掐电的台灯？不也有很多人从时间那里偷来了名，偷来了利，偷来了成功？对时间不能太客气，你用了多少气力给它，就得让它还给你多少，这样才一拍两清！二姑的儿子汪海，之前一直吊儿郎当的，也是好多年都烂泥扶不上墙，这两年晓事了，肯用心思代理一款化妆品销售，一家人扑在金华，很快做起了三间新房，还清了几十万债务，还买了两台车，整天咋咋呼呼得不行。”他卡半天回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这样，从小没念到书，就出外打工，也没受过做田的苦。除了省力气的勾摇羊毛衫，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勾摇羊毛衫，一年就几个月的活，现在人眼睛又高，高级的车床和复杂的工序我也不会，加上很多厂子都相继搬越南印度等地去了，工作越来越不好找，生意越来越淡，工资也越来越低……每年都像一只皮球，被这个城市踢到那个城市，又被那个城市踢到另一个城市——与其说我是打工，不如说是‘工’在打我。这么多年，‘工’这道闷棍，一记接一记地朝我打，打得我疲于奔命，晕头转向。与时间的这场较劲，我最终是彻底败下阵来，丢盔弃甲，万劫不复。”然后深叹一口气，眼神涣散下来，脸上蒙着疲惫的暗灰，像镀上一层厚厚的铀，巩固了他的悲伤和绝望，让我内心跟着沉重，无边的夜色垂降般沉重。 “你知道我为何每年要提前回来吗？我是害怕。每到年边看村里那些出息的打工人大车小车、大包小包、大家小家往回赶，那光鲜热闹劲儿会像把钝刀剜疼我，剜得我心里头滴血。我怎好意思混迹他们中呢？既然‘年’是最较劲的审讯官，每个人都得向他招供一年来的所有秘密：得到或失去，幸福或忧伤……那我又何必刻意隐藏？还不如尽早向他全部坦白，坦白我的失败，我的耻辱，我的穷困，我的潦倒，提前把自己烂在家里，烂给每一个人都看见，这样倒好，省得他们来喋喋不休。”光哥喃喃说道，对我的讲述，既生动细腻，又不失静水流深的那种深邃（要是对哪个女子表达也能这样深邃就好了）。我不忍再看他，便把目光混混沌沌投向窗外，看远远近近景，发深深浅浅的呆，只到两眼分焦，胸臆间摇晃着“天之涯，海之角”的无尽苍茫。
今年正月回乡，吃过早晚饭，我又看见了光哥，脚步飘飘忽忽的，像道细碎的影子在无声移动。我说，好像头发又白了些，脸上沟壑也多了些，我也是。岁月无情啊！他答道，你还好了，我明年就五十了，怎能不老呢？光阴的小偷，早已持着锋利的锄头挖塌了我青春的烂墙脚。时间就是我们的死敌，不共戴天的死敌，最终要把我们一一都放倒，才肯善罢甘休。顿了顿，他又说，这两年，准备造点房子呢，老都老了，连一片瓦都没有，窝囊啊。连老鸦都还有只窝呢！或许是忧伤，也或许是落寞，他说得有些急，那些话语就像一群落荒而逃的羊，跑得风尘仆仆、气喘吁吁，跟一只发动了的破风箱没两样。昔已成昔，年上加年，他不再提赚钱的事，也不再提娶媳妇的事，好像那两个纠缠他多年的事都不是他的事了，都被時间彻底带走了，都被他刻意遗忘了，或者都被他随手抛弃了。我理解他的艰难处境，他的老屋早已拆除，地基作价给小弟建起了三层楼房，他常年寄居在小弟家，深受小弟媳妇的厌嫌，平日里没少受横眉白眼和冷言冷语。“连燕子和麻雀都不如。燕子借居在谁家房梁上，没人会嫌弃它们;麻雀暂住在哪户的瓦楞上，也没有谁会驱赶它们。这种憋屈，你不会懂的。”——我怎么会不懂呢？有几年，我流浪在那座城市边缘，看她一天比一天建得美艳气派，也一天比一天变得陌生遥远，我觉得再不能隐忍和等待了，就痛下决心咬牙切齿死皮赖脸贴着她总算草草落了户，与她建立起我情她不愿的单方面归属关系（我属于她她不属于我）。而我后来的同事，有一次跟我讲，现在这座日趋富丽堂皇的城市，早已不属于他们了，不要说想都不敢想，就是多看几眼也会觉得是一种奢侈和罪过——现在，属于光哥的那个村庄越来越美，他之前住过的土坯房也被焕然一新的洋楼替代——但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年，他的身体就好像悬浮在空中，就好像一直以他的无处栖身，来作为他的栖身——他既是城市的过客，亦是乡村的弃儿，至少目前是这样的！当然，我也得承认，这肯定不是一种偶然，和偶然带来的委屈——中年以后，许多的事物，我都不以为是偶然了。我仿佛预窥到了光哥最后的结局，豁缺了的结局，但我不敢想下去，更不敢说出来。
我定定地望着他，望得他眼神一直向后退却和躲闪。他说要造房子，已经说了好些年，却一直没动作起来，以至又变成一个只属于他的笑话。我问他，打工三十多年，现在手头攒多少钱了？他像陷入一场久远的回忆般，用手指一丝不苟掐算着：借给大弟两万，小妹三万，手头现金两万多，总计七万多。可惜去年入股买了台机器勾摇羊毛衫，花了三万多，行情又不好，还亏了几千块。然后恨恨地说，那个天杀的鹏鹏，借我三千元现金去打牌，说好了下桌就还给我，都过去两年了也没还，估计是没指望了。然后耷拉着脸黯然神伤，仿佛对他而言，这三千元钱比他一根肋骨更重要（我会这样相信）。我问他，地基有了吗？他摇摇头，说问了几家合适的田地，都不肯兑卖给他。又说，他托他叔问了，原村小废弃了，几间教师遗留下的破家属房同意卖给他，就是紧挨着大米加工厂（租赁废弃村小开办），很吵，也很脏，而且要拆了重新建，等于要花费两遭钱。他的眼瞳热切起来，仿佛一段叙述就让他通过臆想安安稳稳地挨着了理想幸福的肩膀。但我却顿时感觉他这个想法，明显带着卡夫卡“目标的确有一个，但是道路却无一条”这样迷惘中的冲突，或者冲突中的迷惘。看我不置可否，一脸恍惚，他努力将飘忽的眼神拢了拢，拢出了一点精神，说，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做点事有多难……实在不行，就买来简单修补下，将就着先住下……声音却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低到不复听见，终至大段的沉默。我抬起头，夜幕已经囫囵拉上，月亮刚刚升起，寒星还没露脸，夜气开始悄悄凝聚，白日的喧嚣渐渐缄默——这个世上，有许多的事物，都习惯在暮色中，开始默默无语。
——或许，他这一生，最终只能是抱紧自己的影子，和自己好好相处，以自我救赎把自己打捞出来了。因为，再没有一个比他更让他挚爱的人了，也再没有一支比爱更让他悲伤的歌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光哥习惯以这样雷打不动的语句开启一场对话，那架势，跟一个咋呼惯了的人总用“想当年”亮出自己曾经的牛逼没两样。比如农忙时节，他穿一身灰扑扑的夹克衫在巷子里晃荡，有人问他咋不帮老人下田插禾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子不好”，他悻悻地说。比如正月头三缺一人家邀他凑一局小牌，他会坚决赊欠到底，“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钱”……好像他的世界早已向全人类脆弱地公开了，然后应该赢得所有人怜悯式尊重和认同，让人会感觉有些可笑。
第一次听光哥说这话该是三十一年前，或者三十二年前，我记不太清了——假如人的一生是本一年一页的时光书，我得费劲往回翻三十多页去寻找荒废已久的一些细节，记忆有些潦草也是在所难免;就像隔着一条时间的宽河眺望对岸，我再努力瞪圆眼睛，或许也只能看到一幅模糊的影子——但我敢肯定，是个草木扶疏、明熠灼目的春天——他一拃多长的薄头发贴着头皮中分，身披一件下摆有些长的铁锈红单西装，刻意露出腰里的牛皮带，双腿裹条藏青色牛仔裤，脚蹬一双锃亮硬皮鞋，比门前刚吐芽的水杉还洋气，也比屋后新出土的春笋还神气，以至让刚入小学的我钦羡过他的“帅”，并仰望过他约莫一米六的身高——当时的感觉，他真是美好中的美好，希望里的希望。
那时，光哥十六七岁，已经把自己从小学的桎梏里勇敢解放出来，学做一只徂徕往返的燕子，停栖在温岭、玉环、诸暨、绍兴等城市的枝头，用打工作飞翔的姿势，试图赚取属于他的一片天空。对了，我该补充介绍他的工作——用一只冰冷生硬的机器勾摇出一件又一件温暖精致的羊毛衫，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从机台里掏出温情的语词并演练出细腻的节奏”——这更像是一份远离性别但无疑美好的工种。而他常年混迹女工丛中，也无疑过着远离性别带给他的幸福日子。“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去城里打工，有的是赚钱的机会，读书，又有什么用呢……”他笃定地说，让我不由点点头，又摇摇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迟早会赚许多的钱，娶个漂亮的媳妇，在村庄建一幢体面房子……”随着说话一顿一顿，他两道细眉毛一下一下骄傲扬起来，双眼幽深而清亮，仿佛黑水潭里潜伏着漩涡，要将我的目光吸进去，让我怯怯深藏起长大后逃离小山村的羞涩梦想。但是，这段记忆无疑是明亮的，像新擦拭的银器，会熠熠生光，穿透时间的尘埃，在我脑海反复闪现，或许于他自己是甜蜜的，像甘草或金丝蜜枣那样经得起咀嚼和回味。
光哥是我大姑的长子，也是我们家族这一辈的“老大”，比他最小的舅舅也只小一岁。那时候，大姑家住村中央一栋哆哆嗦嗦的土胚房，两扇门朝北开，对着一条腰肢粗的弯曲石板路;一扇后门朝南，经一片土晒场与村里的车耕道勾结——就像几条河汊冲积出的一堆淤泥。老得一团模糊的土胚房内，低矮，幽暗，破旧，凌乱，一根根站立的木柱子陪深厚的时间泡得黑漆漆的，像一排逃出胸腔的陈旧肋骨，一幅无精打采的蔫样儿。若是响晴天，能透过黑瓦缝看见斑斑点点的日星子，也能听到阳光恶狠狠噬咬黑瓦片的“哔哔啵啵”声。到了晚上，大姑家扯亮一盏昏黄惨淡的白炽灯，却是我们家族的唯一聚集地。忙空的叔叔、婶婶，姑姑、姑夫，小姨、姨夫……三三两两地来，高高低低的唠，凑齐一桌就在八仙桌打手搓麻将;再凑齐一桌就搬只小矮桌耍纸牌儿;孩子们则满地里疯野，好不热闹快活。大姑夫有时会给每个大人泡一杯自采的大叶绿茶，给孩子们端一盒炒南瓜子，就把众人的一整个夜晚给妥帖打发了。要是冬天，常常会燃起一只火塘，用一扇老木门将呼呼的北风拴在屋外，让我们可以围着一堆温暖的火将手脸熏烫，再扯出几段屁颠屁颠的鬼故事，那真是一桩乐事。
时至今日我也没整明白，大姑当年为何会下嫁给大姑夫——那个长一拃高、绰号叫“豪猪”的男人。听人讲，大姑年轻时长得像一株白兰铃，脸蛋白白嫩嫩的，身子细细柔柔的，很衬得起她“水娇”的名字。大姑夫站着没三块豆腐高，内才像身材一样局促，整天捂着一只病痛的胃“哼哼唧唧”，直哼唧得把腰深深弯下去，一张脸疼得皱巴巴的，整个人就像一团用旧了的墩布片。他们在一起，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也不为过，也很容易会让人想起潘金莲和武大郎，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陈谷子烂芝麻事。但能确定的是，他们的结合，无疑让大姑夫的强大基因占了上风并得到有力传承：大姑连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除了个头齐刷刷偏矮，还齐刷刷与上学为敌，全加起来也没我一个人念的书多（虽然我不过才中专毕业）——我无法想像，一个（家）人吃饱了，喝足了，怎么能不读书、不看书呢？只要一天没看书，对我而言，都会觉得无聊之至，就像瘾君子没及时吸毒那样浑身难受。
二十五岁以前，光哥最大的梦想是靠打工赚回老多钱，然后用老多钱将自己不算伟岸的身子垫得高些、再高些，好让自己能够上另两个瑰丽梦想。他原以为，自己有着大把大把的青春，就算再贱卖，也好歹能换回一堆花花绿绿的钱，再用钱换回他想要的一些东西。没曾想自己的青春根本就是一支失去准头的箭——箭是射出去了，钱却没逮几个回来，结果时间和钱就都像鸟的影子从天空掠飞过，消逝无痕。一晃他二十五岁了。二十五岁后的他已经顾不上第一个愿望，只想着娶个漂亮点的媳妇回来。大姑问他，这些年你出外打工攒下多少钱呢？他垂下头一声不吭;大姑又问他，那你这些年疯外面搁尸啊？我和你老子土旮旯里也刨几个钱出来！他脸色呛白，拔腿就走：“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这样子的。”被大姑拉高八度的又尖又细的嗓音紧追了出来：再没赚到钱你学拐子家儿子，从外边带个媳妇回来也算能耐啊。你个天修的，别自个儿不要好，还把几个弟弟妹妹的婚事给耽搁了啊！
大姑说的是实情。在农村，子女多的人家，婚事一般沿循从大到小的排序方式，这是最简单也最管用的方法论。否则秩序一乱，大的就会很困难、很麻烦，造成的后果就很严重。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要是把大姑家五个子女的婚事比作一条欲望汹涌的滔滔沟渠，光哥就是死死刹住欲望流淌的第一道渠门，他的婚事一耽搁，就把他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婚事给全堵死了。这也难怪大姑会着急上火。当然，他的弟弟妹妹们并没有让他堵太久，他们的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先是大妹打工带回一小个子男人并相继为他生下三女一子;再是二弟经人说媒相中了个粗犷能干的媳妇并生下一双“好”字儿女;接着小妹利利索索就嫁出去了;最后小弟也以相親渠道娶回个漂亮能干的离异妇人……就像决堤的河流，从各自的缺口肆意倾泻，那第一道渠门早已形同虚设、毫无意义。 听人零零碎碎地说，光哥在外打工，曾追过一个心仪的女子，好像是火车上认识的——人尤其是年轻男女在火车上好像特别容易打开心扉，也特别容易沟通，那种平等的过客感和陌生的安全感，配以飞驰而封闭的空间，以及窗外一闪而逝的背景画面，和车轮噬咬铁轨发出的“咔嚓咔嚓”声（像真诚的反复表白），都构成了有利于彼此沟通的独特环境和氛围，而且与身份地位大体无关。反正后来他们是真心相爱了，有了似曾相识的甜言蜜语，似曾相识的牵手逛街，似曾相识的亲吻抚摸，以及似曾相识的男女性事，虽然乏善可陈，却也聊胜于无，有着属于他们的幸福和意义。后来那个女的不知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光哥陷入天崩地裂，耗尽积蓄和力气，陪她在医院走完最后一程，然后整个人就像融化的冰激凌那样彻底坍塌了。有一回我向光哥求证，他拾掇起散乱的思绪，接着酝酿了老半天情绪和语词（也像从记忆深处抠出一些真实细节），红着眼说，当时就感觉她是这个地球上唯一要他的女人，永远忘不了她。“像我这样一个长期单身的人，就像一个场外的亢奋观众，热情高涨却技艺生疏，不敢也不擅于投身恋爱的赛场。只有她像个善良的教练一样带着我，陪着我，给了我这个机会。她带走了我的爱，我连带爱的能力都彻底丧失了。”光哥对我奉献的呓语，于我看来，不像是在表忠心或者诉痴情，而是在陈述一个已然发生并被时间验证的确凿事实。他的述说瓦解了我对他一直以来的质疑。我仿佛能看见，他多雾的眼神，和被淋湿的脸，还有被伤悲的风吹起的袭袭灰尘。
当大姑央托媒人开始给光哥说亲，他早已不敢再奢求属于自己的媳妇能贴上一枚“漂亮”的标签。光哥的相亲史大致是这样的：这个过来，看看他的个头，叹口气，走了;那个过来，问问他的年龄，摇摇头，也走了;再来一个有那么点意思的，去他家串串门，被他家的土坯房给咯噔吓跑了;最后一个寡居女人两边走动了几趟，得知光哥打工近二十年，便直愣愣、脆声声问他有多少存款？光哥羞羞涩涩伸出三根手指头，“三十万？”“哪有那么多？是三万。”光哥低下头。寡居女人“蹭蹭蹭”拔腿就走：“一看就是个嫌苦怕累、好吃懒做的棍子。我已经有个儿子了，不想再养一个老儿子。”甩下大姑一家臊红着脸面面相觑、郁郁长叹。
后来我上中专，分乡镇小学教书，不甘心又修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文凭，藉此考去县报社当记者，接着考市里几個部门相继任职，再买房，娶妻，生子，然后屈于日常，浑噩度日，像只心高力薄的蜻蜓，沿老家一扎远的距离贴地窜飞，只在年节隔三差五回去。岁月像放养在屋檐上的白猫，在各自的静寂无声中悄悄溜走。喂养我童年记忆的村庄，连通大姑家和光哥他们，都已成为记忆底片上被艰辛俗常曝光的一缕印影，须待重温时再点滴复现。每年正月初头，我会循沿惯例携妻儿去给大姑拜年，吃他们家自种的板栗、柿子、红薯、椪柑、香菇、木耳……也吃大姑饭橧上蒸出的熏腊肉和南瓜干、黄花菜、水豆腐、萝卜丝、蛋包笋……将我的味蕾和肠胃带回美好从前。大姑已经老得一塌糊涂，像幅褪了色的年画，到处暴露出年代久远、风尘仆仆的气息。倒是大姑夫，胃病治好了，整天穿一身脏兮兮的迷彩服上山下地劳作，一天抽两包五块钱的庐山烟，每餐能吃三大碗饭，说话轰轰响，像雷声在小胸腔里的滚滚回音。我们坐他家堂前烤碳火，光哥不声不响冒出来，像道虚弱的暗影杵在我背后。我回头看看他，和他打招呼，让儿子叫他“大伯”，问他去年情况怎样？“有什么好的？一年出去好几趟，每次待不牢几天就回来，赚的钱还不够贴路费的（她不晓得他大儿子最好的青春年华也一起被消费在了路上），小半年在家里躺着！这个样子，怎么会有姑娘能看上他？他这辈子，注定是光棍一条了。”大姑唉声叹气地数落，头摇得拨浪鼓一样，对光哥或许将携带一生“光棍”这枚丑陋胎记，怀着恨铁不成钢的浓重情绪，让气氛顿时陷入尴尬。
大姑笃定认为，光呢（她一直这样叫自己的长子）今天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都是没娶媳妇造的孽。好像儿媳就是他儿子命里乾坤的定海神针，人生路上的灵魂引者，往后余生的幸福庇佑。“一个‘人’字，男人就是左边一撇，女人就是右边一捺，黏连起来才圆满，要是再生个一子半女，凑成了‘个’字或‘介’字，就更稳当牢靠了。可现在，光呢一直单着，没哪个女的帮衬着他，就像那‘人’字少了右边一捺，光左边一撇，在人世走又怎会不浮漂？造孽哟！”大姑用她仅有的识字为光哥做了一回比拟，比拟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也比拟得感性直观、贴切形象，让我对她长久以来隐藏在日趋陈旧并反复使用的身躯里的睿智和深刻刮目相看，拍腿叫绝，也襄助我刷新了对媳妇重要性的认识。
偶尔与人聊起光哥，一个人，这么多年出外打工，彳亍的，孤单的，落寞的，凄清的，一个人上工下班，一个人煮饭炒菜，一个人洗衣铺床，一个人吃饭睡觉，一个人看蝙蝠飞来飞去，一个人等燕子走了又归，一个人守着晚灯燃为灰烬，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等日出，一个人听阳光毕毕剥剥，一个人望落雨飘飘渺渺……也一个人想象着时间的形状。我会想，他该爱上音乐，该用音乐贯穿他的日常：寂寞时音乐作伴侣，悲怆时音乐中纾解，低落时音乐间汲取;或者学会阅读，学会在晚上点一盏灯，听蟋蟀吟唱整夜的歌，让纸页装盛全部的泪，用墨水消耗掉所有多余的时间，来杜绝孤独的繁殖和啃噬——可惜他都没有，漫漫人生又是如何度过呢？
有一次，光哥顶着泛白的板寸头，穿件黑塌塌的羽绒服，捏一只米黄色细长保温杯，踩着悄无声息的步子，来我家厨屋烤火聊天。烟一支接一支抽，茶一口接一口啜，气一声接一声叹。半晌，说：“时间真他妈是个阴险狡诈的贼，穷凶极恶地，偷走了我的年轻，我的力气，我的梦想，我的希望……甚至最后一缕遮羞布，让我最终赤身裸露，一无所有。”我应他：“谁不想自个的青春像山洪无法冲垮的堡垒？谁不想自个的脸容如不掐电的台灯？不也有很多人从时间那里偷来了名，偷来了利，偷来了成功？对时间不能太客气，你用了多少气力给它，就得让它还给你多少，这样才一拍两清！二姑的儿子汪海，之前一直吊儿郎当的，也是好多年都烂泥扶不上墙，这两年晓事了，肯用心思代理一款化妆品销售，一家人扑在金华，很快做起了三间新房，还清了几十万债务，还买了两台车，整天咋咋呼呼得不行。”他卡半天回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这样，从小没念到书，就出外打工，也没受过做田的苦。除了省力气的勾摇羊毛衫，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勾摇羊毛衫，一年就几个月的活，现在人眼睛又高，高级的车床和复杂的工序我也不会，加上很多厂子都相继搬越南印度等地去了，工作越来越不好找，生意越来越淡，工资也越来越低……每年都像一只皮球，被这个城市踢到那个城市，又被那个城市踢到另一个城市——与其说我是打工，不如说是‘工’在打我。这么多年，‘工’这道闷棍，一记接一记地朝我打，打得我疲于奔命，晕头转向。与时间的这场较劲，我最终是彻底败下阵来，丢盔弃甲，万劫不复。”然后深叹一口气，眼神涣散下来，脸上蒙着疲惫的暗灰，像镀上一层厚厚的铀，巩固了他的悲伤和绝望，让我内心跟着沉重，无边的夜色垂降般沉重。 “你知道我为何每年要提前回来吗？我是害怕。每到年边看村里那些出息的打工人大车小车、大包小包、大家小家往回赶，那光鲜热闹劲儿会像把钝刀剜疼我，剜得我心里头滴血。我怎好意思混迹他们中呢？既然‘年’是最较劲的审讯官，每个人都得向他招供一年来的所有秘密：得到或失去，幸福或忧伤……那我又何必刻意隐藏？还不如尽早向他全部坦白，坦白我的失败，我的耻辱，我的穷困，我的潦倒，提前把自己烂在家里，烂给每一个人都看见，这样倒好，省得他们来喋喋不休。”光哥喃喃说道，对我的讲述，既生动细腻，又不失静水流深的那种深邃（要是对哪个女子表达也能这样深邃就好了）。我不忍再看他，便把目光混混沌沌投向窗外，看远远近近景，发深深浅浅的呆，只到两眼分焦，胸臆间摇晃着“天之涯，海之角”的无尽苍茫。
今年正月回乡，吃过早晚饭，我又看见了光哥，脚步飘飘忽忽的，像道细碎的影子在无声移动。我说，好像头发又白了些，脸上沟壑也多了些，我也是。岁月无情啊！他答道，你还好了，我明年就五十了，怎能不老呢？光阴的小偷，早已持着锋利的锄头挖塌了我青春的烂墙脚。时间就是我们的死敌，不共戴天的死敌，最终要把我们一一都放倒，才肯善罢甘休。顿了顿，他又说，这两年，准备造点房子呢，老都老了，连一片瓦都没有，窝囊啊。连老鸦都还有只窝呢！或许是忧伤，也或许是落寞，他说得有些急，那些话语就像一群落荒而逃的羊，跑得风尘仆仆、气喘吁吁，跟一只发动了的破风箱没两样。昔已成昔，年上加年，他不再提赚钱的事，也不再提娶媳妇的事，好像那两个纠缠他多年的事都不是他的事了，都被時间彻底带走了，都被他刻意遗忘了，或者都被他随手抛弃了。我理解他的艰难处境，他的老屋早已拆除，地基作价给小弟建起了三层楼房，他常年寄居在小弟家，深受小弟媳妇的厌嫌，平日里没少受横眉白眼和冷言冷语。“连燕子和麻雀都不如。燕子借居在谁家房梁上，没人会嫌弃它们;麻雀暂住在哪户的瓦楞上，也没有谁会驱赶它们。这种憋屈，你不会懂的。”——我怎么会不懂呢？有几年，我流浪在那座城市边缘，看她一天比一天建得美艳气派，也一天比一天变得陌生遥远，我觉得再不能隐忍和等待了，就痛下决心咬牙切齿死皮赖脸贴着她总算草草落了户，与她建立起我情她不愿的单方面归属关系（我属于她她不属于我）。而我后来的同事，有一次跟我讲，现在这座日趋富丽堂皇的城市，早已不属于他们了，不要说想都不敢想，就是多看几眼也会觉得是一种奢侈和罪过——现在，属于光哥的那个村庄越来越美，他之前住过的土坯房也被焕然一新的洋楼替代——但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年，他的身体就好像悬浮在空中，就好像一直以他的无处栖身，来作为他的栖身——他既是城市的过客，亦是乡村的弃儿，至少目前是这样的！当然，我也得承认，这肯定不是一种偶然，和偶然带来的委屈——中年以后，许多的事物，我都不以为是偶然了。我仿佛预窥到了光哥最后的结局，豁缺了的结局，但我不敢想下去，更不敢说出来。
我定定地望着他，望得他眼神一直向后退却和躲闪。他说要造房子，已经说了好些年，却一直没动作起来，以至又变成一个只属于他的笑话。我问他，打工三十多年，现在手头攒多少钱了？他像陷入一场久远的回忆般，用手指一丝不苟掐算着：借给大弟两万，小妹三万，手头现金两万多，总计七万多。可惜去年入股买了台机器勾摇羊毛衫，花了三万多，行情又不好，还亏了几千块。然后恨恨地说，那个天杀的鹏鹏，借我三千元现金去打牌，说好了下桌就还给我，都过去两年了也没还，估计是没指望了。然后耷拉着脸黯然神伤，仿佛对他而言，这三千元钱比他一根肋骨更重要（我会这样相信）。我问他，地基有了吗？他摇摇头，说问了几家合适的田地，都不肯兑卖给他。又说，他托他叔问了，原村小废弃了，几间教师遗留下的破家属房同意卖给他，就是紧挨着大米加工厂（租赁废弃村小开办），很吵，也很脏，而且要拆了重新建，等于要花费两遭钱。他的眼瞳热切起来，仿佛一段叙述就让他通过臆想安安稳稳地挨着了理想幸福的肩膀。但我却顿时感觉他这个想法，明显带着卡夫卡“目标的确有一个，但是道路却无一条”这样迷惘中的冲突，或者冲突中的迷惘。看我不置可否，一脸恍惚，他努力将飘忽的眼神拢了拢，拢出了一点精神，说，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做点事有多难……实在不行，就买来简单修补下，将就着先住下……声音却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低到不复听见，终至大段的沉默。我抬起头，夜幕已经囫囵拉上，月亮刚刚升起，寒星还没露脸，夜气开始悄悄凝聚，白日的喧嚣渐渐缄默——这个世上，有许多的事物，都习惯在暮色中，开始默默无语。
——或许，他这一生，最终只能是抱紧自己的影子，和自己好好相处，以自我救赎把自己打捞出来了。因为，再没有一个比他更让他挚爱的人了，也再没有一支比爱更让他悲伤的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