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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北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敌后战场之一。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一说到河北,大家很容易想到优良的革命传统、革命圣地西柏坡、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地道战以及大批的抗日民族英雄。但是,河北不仅拥有无数像“李向阳”这样的抗日英雄,也出了少数像“刘魁胜”这样的汉奸。这里,将简单介绍一下档案中有关日伪在河北省扶植的头号汉奸——高凌霨。
高凌霨,1870年-1939年,字泽畲,晚年别号苍桧,天津人,光绪甲午(1894)科举人。
1900年(光绪庚子年)义和团运动以来,高凌霨以捐班知府分发湖北候补,住在武昌,这时张之洞正任两湖总督。张在以前任两广总督时,其青县同乡高崇基任广东藩台和广西巡抚等职,与张之洞相处共事,最为融洽,高凌霨在张之洞面前,冒认高崇基为同族,骗取了张的信任,不断地被委以要缺,直到清末,高竟当上湖北提学使。按提学使乃过去学政所改,照例应当进士出身的人才可担任,高凌霨竟以举人身份任了学使,可称异数。民国初年刘若曾任直隶民政长,高凌霨被任为民政司长,嗣又进入北洋政府,从此扶摇直上,长期成为直系曹锟的红人。
在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以前,当时直系内部分成津、保、洛三派。高凌霨、曹锐、边守靖三人,是津派的中坚人物;曹锟是保派首脑;吴佩孚是洛派首脑。津派是坚主急进贿选的一派。当时吴佩孚主张缓进,与津派形成对立,争执甚力,结果由保派居间调处,洛派迁就了津派,遂演出了驱黎(元洪)贿选的一幕丑剧。
在直系酝酿贿选当中,高凌霨曾任临时摄政大总统。曹锟当选大总统,高凌霨一度被任为国务总理,后来改任税务督办。
1924年,冯玉祥倒直,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高凌霨逃到天津,继又潜往上海,住了一年多。
1926年,高凌霨由上海回到天津,寓居日租界桃山街,逐渐与亲日派接触,并参加了日本驻军直接控制的“中日同道会”,热衷于亲日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继续向华北扩展势力,特派日本僧人吉井芳纯来华,在天津成立了“中日密教研究会”,推段祺瑞为会长,高凌霨、王揖唐分任副会长,该会以研究佛教密宗为名,笼络下野的军阀政客,宣传“中日亲善”,为日本侵华制造舆论,进行阴谋政治活动。这时,高凌霨常与伪满外交部大臣张燕卿(张之洞之子)暗通消息,实际上张是高联络日寇各方面关系的主要渠道。
为满足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宋哲元为委员长,高凌霨出任委员。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自治”,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这时,高凌霨由于积极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而获得日本主子的青睐。当日本帝国主义决定采取军事手段占领中国后,在天津需要一个有相当政治资格的人士出来维持地方,以配合其侵略步伐。当时住在天津的军阀、官僚们,热衷于这一席位的是大有人在,其中以高凌霨、齐燮元、钮传善等为争夺未来的天津市长表现得最突出,最后,终以高凌霨最合乎日寇的要求。因为他是天津人,曾任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国务总理,并摄行过大总统的职务,所以被日本人看重。
当“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于7月30日攻占了天津,首先在宙纬路河北省通志馆高凌霨宅前设岗,予以“保护”。从这天开始,高凌霨便作为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长,沐猴而冠,粉墨登场,心安理得地当上了汉奸。该伪维持会遵照日军意旨,临时代行天津市府职权,秉承日本占领军意旨,贯彻日本殖民统治政策,主要职能是协助日军维持社会治安、镇压抗日活动等。“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的成立及施政,为华北沦陷区其他伪维持会的建立提供了示范,并为嗣后该地区伪政权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高主持维持会四个多月,一切听从日寇的摆布,为虎作伥,骂声载道。
1937年12月14日,在日军扶植下,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又称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高凌霨继续任政府委员。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吞并和控制华北,采取“以华治华”政策,任用汉奸,在华北沦陷区策划建立的伪政权,管辖山西、河北、河南、山东4省及北平、天津两市。“临时政府”声称要“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其重大施政措施及人事调动,完全受日本控制。
1938年1月1日,伪河北省公署在天津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命高凌霨为河北省省长兼天津特别市市长。伪河北省公署成立后,发行了反映其政务和施政行为的《河北省公报》,在河北省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河北省公报》第一期,附有高凌霨任职时的照片,以及高与伪河北省公署下属官员就职典礼的合影,极其珍贵。现将照片附下,以便读者对高凌霨和那段历史有更直观的印象。
本馆馆藏的一份长芦盐务局的档案,完整地记录了日伪任命高凌霨为河北省省长这一历史事件。档案内容附下:
“长芦盐务管理局 训令盐字第13号
令芦台滩坨处场公署
案奉河北省公署第一号函开:
案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决,高凌霨任河北省省长兼天津特别市市长等因,本省长当于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就市长之职。兹于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就河北省省长职。并奉临时政府颁发印信一颗,文曰“河北省印”,即日敬谨启用。除呈报暨分行外,函达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
等由:准此,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处署兹饬属一体知照此令。”
本馆馆藏《大公报》(1938年1月3日)对此事亦有报道:“津讯,平伪府发表大批伪官后,一日举行“就职礼”……高凌霨(一月)一日就冀省伪主席职。”
伪河北省公署下设冀东、天津、保定、冀南四道,是侵华日军在河北境内扶植的“省级”傀儡政权,是日军在河北实施“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政策的产物。它秉承了日本侵略军的意志行事,是日军在河北实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政策的代理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组建日伪政权机构和军警特务组织,推行反共剿共措施,对抗日根据地加强封锁,强化日伪政治统治;二、为维持其反动统治,加强对农村的控制,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在其统治区域实行保甲制度,强行清查户口,推行“自治”;三、密切配合日军经济侵略政策,为日军实施经济掠夺充当马前卒,大肆掠夺中国丰富的经济资源,尤其是粮棉和工矿业,并推行繁重的苛捐杂税。此外,日伪还牢牢控制了交通运输、电力、金融等骨干行业,并对根据地施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四、为贯彻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消除中国青年的爱国思想及抗战意识,控制人民思想,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高凌霨作为日伪任命的河北省公署省长,充当日本侵略者在河北的代言人,是不折不扣的大汉奸。
但“好景”不长,汉奸新贵蝇营狗苟,高凌霨的天津市长上任不几天就被潘毓桂取而代之。到1939年,高的河北省省长职位也失掉,只好郁郁无聊地住在北京养老,不久死去。
高凌霨身后,其家属发出讣闻治丧。关于高的一生官阶履历,印在讣闻上的,仅有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长,天津市市长和河北省省长等职,他在清末和民国以来其他官衔,全没有印上。高凌霨到死依然只采用日伪政权授予的官衔,可见其要将“汉奸”之名进行到底,实在是日本在河北培植的“最忠实”的头号汉奸。
纵观高凌霨一生,虽说曾“声名显赫”,却极不光彩。他因病早死,虽然逃脱了人民的审判,但他的罪恶行径将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到后人的唾弃。
高凌霨,1870年-1939年,字泽畲,晚年别号苍桧,天津人,光绪甲午(1894)科举人。
1900年(光绪庚子年)义和团运动以来,高凌霨以捐班知府分发湖北候补,住在武昌,这时张之洞正任两湖总督。张在以前任两广总督时,其青县同乡高崇基任广东藩台和广西巡抚等职,与张之洞相处共事,最为融洽,高凌霨在张之洞面前,冒认高崇基为同族,骗取了张的信任,不断地被委以要缺,直到清末,高竟当上湖北提学使。按提学使乃过去学政所改,照例应当进士出身的人才可担任,高凌霨竟以举人身份任了学使,可称异数。民国初年刘若曾任直隶民政长,高凌霨被任为民政司长,嗣又进入北洋政府,从此扶摇直上,长期成为直系曹锟的红人。
在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以前,当时直系内部分成津、保、洛三派。高凌霨、曹锐、边守靖三人,是津派的中坚人物;曹锟是保派首脑;吴佩孚是洛派首脑。津派是坚主急进贿选的一派。当时吴佩孚主张缓进,与津派形成对立,争执甚力,结果由保派居间调处,洛派迁就了津派,遂演出了驱黎(元洪)贿选的一幕丑剧。
在直系酝酿贿选当中,高凌霨曾任临时摄政大总统。曹锟当选大总统,高凌霨一度被任为国务总理,后来改任税务督办。
1924年,冯玉祥倒直,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高凌霨逃到天津,继又潜往上海,住了一年多。
1926年,高凌霨由上海回到天津,寓居日租界桃山街,逐渐与亲日派接触,并参加了日本驻军直接控制的“中日同道会”,热衷于亲日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继续向华北扩展势力,特派日本僧人吉井芳纯来华,在天津成立了“中日密教研究会”,推段祺瑞为会长,高凌霨、王揖唐分任副会长,该会以研究佛教密宗为名,笼络下野的军阀政客,宣传“中日亲善”,为日本侵华制造舆论,进行阴谋政治活动。这时,高凌霨常与伪满外交部大臣张燕卿(张之洞之子)暗通消息,实际上张是高联络日寇各方面关系的主要渠道。
为满足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宋哲元为委员长,高凌霨出任委员。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自治”,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这时,高凌霨由于积极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而获得日本主子的青睐。当日本帝国主义决定采取军事手段占领中国后,在天津需要一个有相当政治资格的人士出来维持地方,以配合其侵略步伐。当时住在天津的军阀、官僚们,热衷于这一席位的是大有人在,其中以高凌霨、齐燮元、钮传善等为争夺未来的天津市长表现得最突出,最后,终以高凌霨最合乎日寇的要求。因为他是天津人,曾任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国务总理,并摄行过大总统的职务,所以被日本人看重。
当“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于7月30日攻占了天津,首先在宙纬路河北省通志馆高凌霨宅前设岗,予以“保护”。从这天开始,高凌霨便作为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长,沐猴而冠,粉墨登场,心安理得地当上了汉奸。该伪维持会遵照日军意旨,临时代行天津市府职权,秉承日本占领军意旨,贯彻日本殖民统治政策,主要职能是协助日军维持社会治安、镇压抗日活动等。“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的成立及施政,为华北沦陷区其他伪维持会的建立提供了示范,并为嗣后该地区伪政权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高主持维持会四个多月,一切听从日寇的摆布,为虎作伥,骂声载道。
1937年12月14日,在日军扶植下,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又称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高凌霨继续任政府委员。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吞并和控制华北,采取“以华治华”政策,任用汉奸,在华北沦陷区策划建立的伪政权,管辖山西、河北、河南、山东4省及北平、天津两市。“临时政府”声称要“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其重大施政措施及人事调动,完全受日本控制。
1938年1月1日,伪河北省公署在天津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命高凌霨为河北省省长兼天津特别市市长。伪河北省公署成立后,发行了反映其政务和施政行为的《河北省公报》,在河北省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河北省公报》第一期,附有高凌霨任职时的照片,以及高与伪河北省公署下属官员就职典礼的合影,极其珍贵。现将照片附下,以便读者对高凌霨和那段历史有更直观的印象。
本馆馆藏的一份长芦盐务局的档案,完整地记录了日伪任命高凌霨为河北省省长这一历史事件。档案内容附下:
“长芦盐务管理局 训令盐字第13号
令芦台滩坨处场公署
案奉河北省公署第一号函开:
案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决,高凌霨任河北省省长兼天津特别市市长等因,本省长当于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就市长之职。兹于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就河北省省长职。并奉临时政府颁发印信一颗,文曰“河北省印”,即日敬谨启用。除呈报暨分行外,函达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
等由:准此,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处署兹饬属一体知照此令。”
本馆馆藏《大公报》(1938年1月3日)对此事亦有报道:“津讯,平伪府发表大批伪官后,一日举行“就职礼”……高凌霨(一月)一日就冀省伪主席职。”
伪河北省公署下设冀东、天津、保定、冀南四道,是侵华日军在河北境内扶植的“省级”傀儡政权,是日军在河北实施“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政策的产物。它秉承了日本侵略军的意志行事,是日军在河北实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政策的代理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组建日伪政权机构和军警特务组织,推行反共剿共措施,对抗日根据地加强封锁,强化日伪政治统治;二、为维持其反动统治,加强对农村的控制,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在其统治区域实行保甲制度,强行清查户口,推行“自治”;三、密切配合日军经济侵略政策,为日军实施经济掠夺充当马前卒,大肆掠夺中国丰富的经济资源,尤其是粮棉和工矿业,并推行繁重的苛捐杂税。此外,日伪还牢牢控制了交通运输、电力、金融等骨干行业,并对根据地施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四、为贯彻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消除中国青年的爱国思想及抗战意识,控制人民思想,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高凌霨作为日伪任命的河北省公署省长,充当日本侵略者在河北的代言人,是不折不扣的大汉奸。
但“好景”不长,汉奸新贵蝇营狗苟,高凌霨的天津市长上任不几天就被潘毓桂取而代之。到1939年,高的河北省省长职位也失掉,只好郁郁无聊地住在北京养老,不久死去。
高凌霨身后,其家属发出讣闻治丧。关于高的一生官阶履历,印在讣闻上的,仅有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长,天津市市长和河北省省长等职,他在清末和民国以来其他官衔,全没有印上。高凌霨到死依然只采用日伪政权授予的官衔,可见其要将“汉奸”之名进行到底,实在是日本在河北培植的“最忠实”的头号汉奸。
纵观高凌霨一生,虽说曾“声名显赫”,却极不光彩。他因病早死,虽然逃脱了人民的审判,但他的罪恶行径将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到后人的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