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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柳笛
在命运的风中，人只是一粒沙。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一粒沙，虽然这粒沙会有很多想法。
10岁那年，父亲就给我订了娃娃亲。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几乎都笼罩在这门亲事的阴影中。
父亲跟毛叔叔是中学同学，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在上世纪60年代那场大饥荒中，毛叔叔对我们一家有活命之恩。一天深夜，毛叔叔送来了一斗谷。当时我已经饿得不会走路，而母亲吃槐叶吃得腿都肿了，鞋子穿不上，干脆用剪刀把鞋后跟豁开了。
父亲是个知恩图报的老实人，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毛叔叔，是我一生都报答不了的恩人。每年大年初五，父亲必去看望毛叔叔，后来给我订了娃娃亲，这工作就由我包了。
在我老家，娃娃亲并不普遍。在那个禁锢的年代，爱或者性是叫人谈虎色变的东西，于是我成了同学们取笑的对象。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毛家女婿”，我因此变得自卑而内向，而我越是狼狈不堪，他们就叫得越来劲儿。一天，当王福星又高叫“毛家女婿”时，一向孱弱的我，一拳就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从此，没有人再敢叫我的绰号，而开始高叫“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毛”字喊得又重又长，一边挤鼻子弄眼拍巴掌。这时，我真是杀人的念头都有。
从念初中开始，我每年都要在大年初二“走丈人家”。一个14岁的孩子，对男女之爱似懂非懂，正是最青涩最害臊的年龄，所以每年随着春节的临近，我感到自己很像个待决的死囚。原来，跟毛叔叔是随便而亲近的，一下成了翁婿关系，在他面前，我的手脚都不知搁哪儿好。毛英本来也是个内向的女孩，一见我来了，她就会钻到屋里再也不出来。
我高中毕业那年，父亲得了一种怪病，北京、上海都去过，但始终不能确诊，病情却日渐沉重。大姑去找神婆子算，神婆子说，冲冲喜就好了。大姑双手一拍说，现成的娃娃亲，这病有救了!
我才19岁，登记是登不上的。大姑是个神通广大的人，活动了一阵子，带着我跟毛英去了趟民政局，竟把证领了出来。在这过程中，我跟毛英甚至没说一句话。
婚期定下来的那天夜里，父亲走了。他给我留下了两份遗产，一是对文学的热爱，二是这桩令我痛不欲生的婚姻。我不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但对“派”给我的这桩没有感觉的婚姻，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说不。
就在这时，高考恢复了，我一下感到幸运女神似乎在向我微笑。
银行的工作是不错的，我断没有勇气辞职，于是偷偷摸摸用功。可惜造化弄人，连考两年都只差了一分。所幸我们这些落榜的高分生，后来都进了电大，虽然是草台班子，但对渴望读书的我来说，感觉很幸福了。
在电大，我避逅了木青。她并不漂亮，但特别阳光开朗，似乎走到哪儿都是一团耀眼的火。更令我心动的是，她特别要强，很用功，几乎每门功课都是第一名。
我暗恋了她一年，很像一场可怕的自焚。因为背着有名无实的婚姻，我没有勇气向她示爱，甚至不敢正视她，但我那时刻追随着她的眼睛，应该早就出卖了我。
元旦，班里搞联欢，每人都要出节目。我鼓起犯罪的勇气，朗诵了一首诗，是我偷偷为她写的，开篇第一句是在我生命的冬季，你是春天的柳笛。
随后，我把诗偷偷夹在了她的书里。
我们相爱了。
家，也可以官场化
浪漫的爱情刚刚开始，我就要面对残酷的离婚。
在上世纪80年代，离婚是个可怕的字眼。我一直是父母眼中孝顺的儿子，但为了爱情，我决定自私一回。那是个中国的一切都刚刚醒来的时节，我不想在昏睡中木然接受命运的摆布。父亲和毛英，请饶恕我吧。
办完手续，我和母亲都大病了一场，因为我们都背负着巨大的良心和舆论压力。
电大毕业后，木青调到了市行。为了尽早跟她团聚，也为了摆脱县城那个令我窒息的环境，我拼命工作和写作。凭着不俗的业绩，我很快也调到了市行。
单位分给了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举行了简单而热烈的婚礼。那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每天走在上班的路上，似乎是走在云端里。木青喜欢叫我“毛家女婿”——这个曾经令我痛不欲生的绰号，听她叫来竟那样令人陶醉。
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发了大量文章，并搞了几个像样的材料，在系统内影响很大。那时，正规高校的毕业生是分不到银行系统的，于是作为“人才”，省行指名要我，而我唯一的条件是木青必须跟我一起走。结果我们一起来到了省城，我在省行办公室，她去市行的营业处干出纳。
当时，木青已经怀孕，正是妊娠反应最剧烈的时候，甚至喝口水都会立即呕出来。她原来一直坐办公室，一下干了出纳，业务生疏加妊娠反应，我担心她随时都会垮掉。望着她那张比苹果大不了多少的小脸，我真是五内俱焚。但令我也令所有的人都刮目相看的是，她没请一天假，且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了业务尖子并上了报纸头条。一年后，她当时正休产假，就被提拔为营业处主任，算是硬邦邦的正科了。
与木青相比，我却很有些“运交华盖”。初来省行时，我曾经很自信也踌躇满志，但很快就发现，这里的水太深，跟文字打交道时我会游刃有余，而跟人打交道时却捉襟见肘。渐渐地，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陆续分来，我这个资深秘书便成了只垃圾股。领导找我谈话说，办公室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儿，考虑到你的年龄和特长，还是去研究室吧。
在大家眼里，研究室是闲职，是养老的地方，一旦进入就意味着仕途“没戏了”，我对所谓仕途看得很淡，如果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我求之不得。另外，女儿太小而木青太忙，她在一线而我退居二线，能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和孩子，也算个不错的搭配。
对这个“选择”，木青会不高兴，这个我想到了，但没想到她会勃然大怒。跟我同一年进省行的秘书一共是8位，她扳着指头如数家珍：除了我没提起来，人家都提起来了，最厉害的两位已经是刮处。她说，生活不是写诗，你成不了鲁迅也做不了王朔，再梦游下去，你这一辈子就交代了!
趁我出差时，她竟把我所有的文史类的书，全部卖了废品。
我愕然，愤然，望着空空的书架，我感到自己一下给抽空了。
我的文学修养和才情，曾经是最令她着迷的东西，仅仅5年，她就完全否定了自己。女人是水做的，她变得太快了。
从此，我们的婚姻差不多进入了“默片时代”，除了有关女儿的话题，我们几乎无话可说。
离婚的问题，我不是没想过。但一看到心爱的女儿，我不想给她留下哪怕一丝破碎的记忆。我已经离过一次连婚礼都没举行的“婚”，而现在的婚姻是我一手打造的，我断没有勇气再敲碎它。望着母亲忧戚的目光，我知道她的隐忧。已经做过一回不肖子，我不能再叫她伤心了。
木青在仕途上春风得意，她更不会离婚，因为我们在一个系统，离婚会成为一个人的致命伤。有时，在一些场合我们不免“撞车”，她会很亲切地拍打我的肩膀，拍得我很有几分毛骨悚然。
一座老房子看上去摇摇欲坠却不倒， 便是因为它还有支撑，我们的婚姻便是这样一座老房子。
最初的情感挣扎过后，我们的“合作社”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木青是一把手，真理也永远揣在她兜里，她除了忙工作，只管家里的大事。而我则是保姆兼后勤部长，还特别容易犯错误。比如她父亲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每年都要来省城住一两个月的院，照顾他是我的职责，稍有差错，便会招来木青的指责。
跟最铁的哥们吃酒，有时不免牢骚几句。哥们捅我一拳说，嫁了这样的女强人，你就别撒娇啦!当年，人家是做拖斗陪嫁进省城的，现在正好倒过来了，谁拳头硬谁就是大爷，你小子就认了这壶酒钱吧!
谁能与我共醉
这么多年来，我永远比木青慢了半拍：当我终于做了科长时，她已经是副处：当我两鬓花白做到处长时，她又来了个“华丽的转身”。
2004年，南方的一家股份制银行在山东设分行，聘她当一把手，年薪60万。她成为不二人选的原因是：她一直干业务，人际关系广，她是有名的工作狂，无论冬夏都是6点起床，每天的第一件事是跑步，这在业内传为美谈。
很多人登门祝贺，包括她老家的七八个中学同学。人家远道来了，当然要热情招待，而木青正忙于应付总部来的几位领导，于是由我代劳。
为他们安排好住宿，一行人杀到酒店。都是老乡，其中三个跟我很熟，按山东人的习惯，这酒吃起来就没边了。
不知什么时候结束的，也不知喝了多少酒，是木青的一杯凉茶泼在我脸上，把我一下泼醒了。她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一样咆哮这把年纪做了处长，你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就是天天泡在酒缸里，你也做不了陶渊明!早知道你喝成这个熊样，我宁可找个朋友去陪酒!
我不是个贪杯的人，平时能躲的酒局我都会躲，即使偶尔跟要好的哥们多喝几杯，也从来没有大的失态。今天，我是为她尽东道之谊，场合比较特殊，纵然我醉了，何至于惹得她如此狂怒?
这个我曾经那样爱过的女人，此刻是如此陌生。我突然感到，我们不是一种生物，她不仅对我没有爱，也没有起码的尊重和宽容。人，永远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双胞胎。要求别人完全按自己的标准生活，不仅不人道，也是荒谬而不可能的。我也许不如她混得好，但我一直与人为善，这么多年来，为这个家，为女儿，为她包括她的娘家，我默默地付出了多少?我真的那样不堪吗?我难道已经罪不容诛?
在酒精的燃烧下，我已经是一座活火山，但我没有发作，而是选择了习惯性的退让。曾经，我也尝试着据理力争，但结果会是更激烈的战争，于是退让成为我唯一的选择。
我来到了阁楼上，决定跟她分居，为离婚做做铺垫。
女儿已经读大学，她应该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父母离婚了。她读高中时就劝我离婚，因为她不能接受妈妈的霸道和我的委曲求全。
木青也会超然了吧，以前的种种顾忌，随着她的高就已经不复存在。放她一条生路，也是给自己一条生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持续得太久了。这套房子，加上阁楼有几百平米，它多么空旷又多么拥挤。我们曾经很贫穷，现在似乎比较富有了，可我们的生命多么空洞和荒芜。
想到远方的母亲和女儿，我开始默默地流泪。在这个令人绝望的夜晚，一定有很多条呜咽的小河吧。
我对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奢望，只想寻找一颗朴素的心，相互偎依着过一种茅檐低小的生活……
编辑 乌耕
在命运的风中，人只是一粒沙。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一粒沙，虽然这粒沙会有很多想法。
10岁那年，父亲就给我订了娃娃亲。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几乎都笼罩在这门亲事的阴影中。
父亲跟毛叔叔是中学同学，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在上世纪60年代那场大饥荒中，毛叔叔对我们一家有活命之恩。一天深夜，毛叔叔送来了一斗谷。当时我已经饿得不会走路，而母亲吃槐叶吃得腿都肿了，鞋子穿不上，干脆用剪刀把鞋后跟豁开了。
父亲是个知恩图报的老实人，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毛叔叔，是我一生都报答不了的恩人。每年大年初五，父亲必去看望毛叔叔，后来给我订了娃娃亲，这工作就由我包了。
在我老家，娃娃亲并不普遍。在那个禁锢的年代，爱或者性是叫人谈虎色变的东西，于是我成了同学们取笑的对象。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毛家女婿”，我因此变得自卑而内向，而我越是狼狈不堪，他们就叫得越来劲儿。一天，当王福星又高叫“毛家女婿”时，一向孱弱的我，一拳就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从此，没有人再敢叫我的绰号，而开始高叫“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毛”字喊得又重又长，一边挤鼻子弄眼拍巴掌。这时，我真是杀人的念头都有。
从念初中开始，我每年都要在大年初二“走丈人家”。一个14岁的孩子，对男女之爱似懂非懂，正是最青涩最害臊的年龄，所以每年随着春节的临近，我感到自己很像个待决的死囚。原来，跟毛叔叔是随便而亲近的，一下成了翁婿关系，在他面前，我的手脚都不知搁哪儿好。毛英本来也是个内向的女孩，一见我来了，她就会钻到屋里再也不出来。
我高中毕业那年，父亲得了一种怪病，北京、上海都去过，但始终不能确诊，病情却日渐沉重。大姑去找神婆子算，神婆子说，冲冲喜就好了。大姑双手一拍说，现成的娃娃亲，这病有救了!
我才19岁，登记是登不上的。大姑是个神通广大的人，活动了一阵子，带着我跟毛英去了趟民政局，竟把证领了出来。在这过程中，我跟毛英甚至没说一句话。
婚期定下来的那天夜里，父亲走了。他给我留下了两份遗产，一是对文学的热爱，二是这桩令我痛不欲生的婚姻。我不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但对“派”给我的这桩没有感觉的婚姻，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说不。
就在这时，高考恢复了，我一下感到幸运女神似乎在向我微笑。
银行的工作是不错的，我断没有勇气辞职，于是偷偷摸摸用功。可惜造化弄人，连考两年都只差了一分。所幸我们这些落榜的高分生，后来都进了电大，虽然是草台班子，但对渴望读书的我来说，感觉很幸福了。
在电大，我避逅了木青。她并不漂亮，但特别阳光开朗，似乎走到哪儿都是一团耀眼的火。更令我心动的是，她特别要强，很用功，几乎每门功课都是第一名。
我暗恋了她一年，很像一场可怕的自焚。因为背着有名无实的婚姻，我没有勇气向她示爱，甚至不敢正视她，但我那时刻追随着她的眼睛，应该早就出卖了我。
元旦，班里搞联欢，每人都要出节目。我鼓起犯罪的勇气，朗诵了一首诗，是我偷偷为她写的，开篇第一句是在我生命的冬季，你是春天的柳笛。
随后，我把诗偷偷夹在了她的书里。
我们相爱了。
家，也可以官场化
浪漫的爱情刚刚开始，我就要面对残酷的离婚。
在上世纪80年代，离婚是个可怕的字眼。我一直是父母眼中孝顺的儿子，但为了爱情，我决定自私一回。那是个中国的一切都刚刚醒来的时节，我不想在昏睡中木然接受命运的摆布。父亲和毛英，请饶恕我吧。
办完手续，我和母亲都大病了一场，因为我们都背负着巨大的良心和舆论压力。
电大毕业后，木青调到了市行。为了尽早跟她团聚，也为了摆脱县城那个令我窒息的环境，我拼命工作和写作。凭着不俗的业绩，我很快也调到了市行。
单位分给了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举行了简单而热烈的婚礼。那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每天走在上班的路上，似乎是走在云端里。木青喜欢叫我“毛家女婿”——这个曾经令我痛不欲生的绰号，听她叫来竟那样令人陶醉。
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发了大量文章，并搞了几个像样的材料，在系统内影响很大。那时，正规高校的毕业生是分不到银行系统的，于是作为“人才”，省行指名要我，而我唯一的条件是木青必须跟我一起走。结果我们一起来到了省城，我在省行办公室，她去市行的营业处干出纳。
当时，木青已经怀孕，正是妊娠反应最剧烈的时候，甚至喝口水都会立即呕出来。她原来一直坐办公室，一下干了出纳，业务生疏加妊娠反应，我担心她随时都会垮掉。望着她那张比苹果大不了多少的小脸，我真是五内俱焚。但令我也令所有的人都刮目相看的是，她没请一天假，且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了业务尖子并上了报纸头条。一年后，她当时正休产假，就被提拔为营业处主任，算是硬邦邦的正科了。
与木青相比，我却很有些“运交华盖”。初来省行时，我曾经很自信也踌躇满志，但很快就发现，这里的水太深，跟文字打交道时我会游刃有余，而跟人打交道时却捉襟见肘。渐渐地，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陆续分来，我这个资深秘书便成了只垃圾股。领导找我谈话说，办公室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儿，考虑到你的年龄和特长，还是去研究室吧。
在大家眼里，研究室是闲职，是养老的地方，一旦进入就意味着仕途“没戏了”，我对所谓仕途看得很淡，如果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我求之不得。另外，女儿太小而木青太忙，她在一线而我退居二线，能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和孩子，也算个不错的搭配。
对这个“选择”，木青会不高兴，这个我想到了，但没想到她会勃然大怒。跟我同一年进省行的秘书一共是8位，她扳着指头如数家珍：除了我没提起来，人家都提起来了，最厉害的两位已经是刮处。她说，生活不是写诗，你成不了鲁迅也做不了王朔，再梦游下去，你这一辈子就交代了!
趁我出差时，她竟把我所有的文史类的书，全部卖了废品。
我愕然，愤然，望着空空的书架，我感到自己一下给抽空了。
我的文学修养和才情，曾经是最令她着迷的东西，仅仅5年，她就完全否定了自己。女人是水做的，她变得太快了。
从此，我们的婚姻差不多进入了“默片时代”，除了有关女儿的话题，我们几乎无话可说。
离婚的问题，我不是没想过。但一看到心爱的女儿，我不想给她留下哪怕一丝破碎的记忆。我已经离过一次连婚礼都没举行的“婚”，而现在的婚姻是我一手打造的，我断没有勇气再敲碎它。望着母亲忧戚的目光，我知道她的隐忧。已经做过一回不肖子，我不能再叫她伤心了。
木青在仕途上春风得意，她更不会离婚，因为我们在一个系统，离婚会成为一个人的致命伤。有时，在一些场合我们不免“撞车”，她会很亲切地拍打我的肩膀，拍得我很有几分毛骨悚然。
一座老房子看上去摇摇欲坠却不倒， 便是因为它还有支撑，我们的婚姻便是这样一座老房子。
最初的情感挣扎过后，我们的“合作社”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木青是一把手，真理也永远揣在她兜里，她除了忙工作，只管家里的大事。而我则是保姆兼后勤部长，还特别容易犯错误。比如她父亲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每年都要来省城住一两个月的院，照顾他是我的职责，稍有差错，便会招来木青的指责。
跟最铁的哥们吃酒，有时不免牢骚几句。哥们捅我一拳说，嫁了这样的女强人，你就别撒娇啦!当年，人家是做拖斗陪嫁进省城的，现在正好倒过来了，谁拳头硬谁就是大爷，你小子就认了这壶酒钱吧!
谁能与我共醉
这么多年来，我永远比木青慢了半拍：当我终于做了科长时，她已经是副处：当我两鬓花白做到处长时，她又来了个“华丽的转身”。
2004年，南方的一家股份制银行在山东设分行，聘她当一把手，年薪60万。她成为不二人选的原因是：她一直干业务，人际关系广，她是有名的工作狂，无论冬夏都是6点起床，每天的第一件事是跑步，这在业内传为美谈。
很多人登门祝贺，包括她老家的七八个中学同学。人家远道来了，当然要热情招待，而木青正忙于应付总部来的几位领导，于是由我代劳。
为他们安排好住宿，一行人杀到酒店。都是老乡，其中三个跟我很熟，按山东人的习惯，这酒吃起来就没边了。
不知什么时候结束的，也不知喝了多少酒，是木青的一杯凉茶泼在我脸上，把我一下泼醒了。她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一样咆哮这把年纪做了处长，你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就是天天泡在酒缸里，你也做不了陶渊明!早知道你喝成这个熊样，我宁可找个朋友去陪酒!
我不是个贪杯的人，平时能躲的酒局我都会躲，即使偶尔跟要好的哥们多喝几杯，也从来没有大的失态。今天，我是为她尽东道之谊，场合比较特殊，纵然我醉了，何至于惹得她如此狂怒?
这个我曾经那样爱过的女人，此刻是如此陌生。我突然感到，我们不是一种生物，她不仅对我没有爱，也没有起码的尊重和宽容。人，永远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双胞胎。要求别人完全按自己的标准生活，不仅不人道，也是荒谬而不可能的。我也许不如她混得好，但我一直与人为善，这么多年来，为这个家，为女儿，为她包括她的娘家，我默默地付出了多少?我真的那样不堪吗?我难道已经罪不容诛?
在酒精的燃烧下，我已经是一座活火山，但我没有发作，而是选择了习惯性的退让。曾经，我也尝试着据理力争，但结果会是更激烈的战争，于是退让成为我唯一的选择。
我来到了阁楼上，决定跟她分居，为离婚做做铺垫。
女儿已经读大学，她应该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父母离婚了。她读高中时就劝我离婚，因为她不能接受妈妈的霸道和我的委曲求全。
木青也会超然了吧，以前的种种顾忌，随着她的高就已经不复存在。放她一条生路，也是给自己一条生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持续得太久了。这套房子，加上阁楼有几百平米，它多么空旷又多么拥挤。我们曾经很贫穷，现在似乎比较富有了，可我们的生命多么空洞和荒芜。
想到远方的母亲和女儿，我开始默默地流泪。在这个令人绝望的夜晚，一定有很多条呜咽的小河吧。
我对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奢望，只想寻找一颗朴素的心，相互偎依着过一种茅檐低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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