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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证史”作为一种在西方学界方兴未艾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图像史学。英国历史学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曾在2001年出版了一部专著《图像证史》（Eyewitnessing：The Uses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特别阐述了图像史学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中译本于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过在中国史学界，人们对于图像材料的使用似乎并未达成图像史学的自觉，要么只是将图像材料当成插图，要么将图像材料当成文献材料的旁证，使用图像仅仅是为了弥补文献材料的不足。
然而，正如《图像史学》所援引的一个观点：“我们与图像面对面而立，将会使我们直面历史。”图像隐藏着前人记录历史的密码，一幅图像蕴含的历史证词可能比一篇文献材料更丰富，这些证词包括图像作者自觉表达的“主题信息”，以及作者不自觉流露于笔端的“潜在信息”。
北宋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以摹写宋朝东京汴河一带的市井繁华景象为主题，今天的历史研究者要了解北宋东京的城市商业史、社会文化史，《清明上河图》长卷绝对是绕不过去的图像史料，这些历史信息非常直观地呈现在长卷的画面上；但《清明上河图》对于宋史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有心人如果仔细观察长卷的细节，还可以获得了解宋代桥梁结构、房屋形制、船舶技术诸方面的信息，这是作者张择端的画笔不自觉表现出来的历史证词。正由于《清明上河图》蕴含的历史信息极其丰富，因此还诞生了一门“清明上河学”。
不过本文关注的题旨不在《清明上河图》，这里只能点到为止，不便展开。我想展开考证的是两个跟传统跪礼相关的问题：
宋朝君主出行，所经之处的平民百姓需不需要伏跪迎驾？
宋朝平民如果上衙门打官司，又需不需要跪着听审？
今天我们从舞台戏曲、古装影剧作品中看到的画而，凡臣见君、民见官，必定是扑通一声跪下嗑头。但历史上的真实情形确是如此吗？我将运用宋人的图像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证明在宋代，平民见到君主，并不是非跪不可；平民诉讼，也不需要跪着听审。
迎驾的场景
宋代最著名的皇帝出巡事件大概是宋真宗封禅泰山，可惜似乎没有表现这一盛事的画作传世。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北宋的《大驾卤簿图书》，描绘了宋朝皇帝南郊祭祀天地的盛大场面，是研究宋代舆服、仪仗、兵器、乐器制度的珍贵图像材料，但画面中并无围观的平民。南宋画师萧照的《中兴瑞应图》倒有宋高宗赵构出使金营、街边百姓观看的画面，但其时赵构尚未登基，且金境平民已非宋民，所以此画也不能作为论证本文命题的图像史料。
但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迎銮图》，南宋宫廷画师所绘，图画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绍兴十二年（1142），宋朝使臣曹勋从金国接回高宗母亲韦太后，以及徽宗赵佶的棺椁，韦后之弟平乐郡王韦渊在淮河南岸奉迎銮驾。画面上，除了绘有归宋的太后銮驾、迎銮的宋朝官员，还有夹道驻足观看的宋朝百姓。皇太后的銮驾，尊贵不亚于当今皇帝，但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围观的平民并没有诚惶诚恐跪下迎驾，他们的姿势、神态都相当随意、自然。显然，在宋朝画师的观念中，平民百姓置身于迎接太后銮驾南归的场景中，是可以站立旁观、不必跪迎的。
我应当承认，作为验证本文命题的图像史料，《迎銮图》是有缺陷的，那就是皇帝本人没有在场。不过我又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景德四图>中，寻得一张有宋朝君主在场的《舆驾观汴涨图》，此图说的是因汴水暴涨、惊动御驾，宋真宗亲自巡察汴河的故事。图中，河工正在扛背沙袋、抢修河堤，没有一个人因为皇帝驾到，跪伏迎接。这至少表明，当一位宋朝的画师在表现皇帝亲临民间的情景时，他会认为，画面上并不需要出现一个臣民跪迎圣驾的特写。
还有一幅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宋画《望贤迎驾图轴》，更有助于我们重建宋人迎驾的现场。此图轴所描述者，为唐代“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在咸阳望贤驿迎接自蜀归来的太上皇李隆基这一历史事件。如果说图像是历史的定格，那么这幅《望贤迎驾图轴》定格的便是李隆基在唐肃宗陪同下跟地方父老会面的那一瞬间，太上皇、皇帝、卫士、平民百姓，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中。因此，通过图像，我们仿佛可以回到历史现象，见证皇帝出现在当地父老面前的那一刻。
从图上，我们看到，当地方上的老百姓见到李隆基（红色华盖下着白袍的老者）与唐肃宗（白色华盖下着红袍的中年）时，有人激动万分，跪拜于地；有人以手拭泪；也有人对皇帝作揖行礼；有人驻足旁观。不见整齐的队列，没有划一的动作，显然官府并没有统一规划、预先操演。设想一下：为什么南宋的画家不画出地方父老跪成整齐队列迎接皇帝的画面？答案只能是宋人无此观念。因此，我相信，《望贤迎驾图轴》所表现的便是宋人观念中的迎驾图景：老百姓见到皇帝，可以跪拜，也可以作揖，并无一定之规，官府也不会强制庶民尽严格的礼数。其实这也符合“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教义。
最后我们必须补充说明：尽管《望贤迎驾图轴》说的是唐人故事，但图轴是南宋作品（从技法看似出自画院画师李唐之手笔），图中迎驾情景是宋人的历史想象，来自画家生活的宋朝经验。换言之，图像反映的与其说是唐朝的故事，不如说是宋代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宋人绘画蔡文姬归汉的《胡茄十八拍》上可以看到宋朝（而不是汉代）的建筑形制，这是画家不自觉透露出来的信息。
如果说人们对图像史料的解读容易发现偏差，那么我们还可以将图像的证词跟文献的记载相验证。
按历代卤簿仪仗制度，皇帝出行，仪式极为隆重、严肃，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宋朝君主往往简化了出行的仪仗与仪式，甚至出现“不成体统”的情况。据《文献通考》，北宋仁宗朝，“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外，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挝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 如此简陋的皇家仪仗，恐怕还不及后世一个县长下乡视察时之威风。围观皇帝的士庶，非但没有跪伏、回避，还跟随在皇室扈从之后，“夹道驰走，喧呼不禁”；皇帝车驾经过的街路，“士民凭高下瞰”，官方也“不呵止”。
针对这一情况，参知政事宋庠在康定元年（1040）奏请朝廷，参照“前代仪注及卤簿令”，订立“乘舆常时出入之仪”，以“具严法禁，上以示尊极，下以防未然”。仁宗皇帝采纳了宋庠的建议，“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详定”礼仪，但制订出来的仪礼只是禁止民间士庶“乘高下瞰”、“夹道喧呼驰走”，并无指令他们跪伏的要求。而且新礼仪后来又“浸弛”了。
还是《文献通考》的记载，南宋绍兴年间，“自六飞南渡，务为简便，唯四孟享献，乘舆躬行，前为驾头，后止曲盖；而爪牙拱扈之士，或步或趋，错出离立，无复行列；至有酌献未毕，已舍而归；士民观者，骈肩接袂，杂迟虎士之中”。“四孟享献”是指每季第一个月，皇帝需驾出祭祀宗庙。宋室南渡后，一切礼仪从简，皇帝车驾出行，也有如前述仁宗朝之“威令弛阙”，士民观者混杂在皇家卫士中，哪里需要跪伏在地？如此“不成体统”，便有臣僚提出重建“天子之出，清道而后行，千乘万骑，称誓言跸”的威仪。
那么这套“称誓言跸”的威礼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恰好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有关于皇帝“四孟驾出”仪仗、官民迎驾礼仪的详录。首先，官府会提前发布通告“约束居民，不许登高及衩袒观看”。既然说是“不许登高及衩袒观看”，那么只要不是登高、不是袒胸露臂，在警戒线外面，便允许观看。到了祭祀当天，“车驾所经，诸司百官皆结彩门迎驾起居。俟驾头将至，知班行门喝：‘班到排立。’次喝：‘躬身拜，再拜。’（驾回不拜，值雨免拜）班首奏圣躬万福，唱喏，直身立。龊巷军兵则呼万岁”。并无要求居民跪伏迎驾的记录；诸司百官迎驾，也只是行揖拜礼，且回驾不拜，下雨免礼。
《武林旧事》所记述者，多为作者周密亲历亲见之事，文中对“四孟驾出”的记载，是南宋时临安市民经常看到的皇家出行礼仪，也是比《宋史》“礼志”、《文献通考》“王礼考”更“活”的历史证词。
图像与文献互参，让我相信，在宋代，皇帝车驾出行，并无要求庶民、百官跪伏迎驾之强制。
跪伏恭迎圣驾之习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这个问题尚难考证，从明代的《出警入跸图》看，并无官民跪迎御驾的特写，候驾的官员是站立的。不过我们可以确知，至迟在清代，皇帝出巡，臣民跪候、跪迎已经是统一的“规定动作”了。我的论据还是来自历史图像——清朝的康熙与乾隆祖孙都有数番南巡的盛举，而他们南巡的盛大场面，恰好也都有宫廷画师绘制成长卷。
《康熙南巡图》长卷描绘了康熙第二次南巡时（1689年）沿途经过的山川城池、市井风情，共有十二卷，其中第七卷讲述康熙即将到达苏州的情景：苏州闾门外，大臣士绅排成整齐的队列，跪于道路两旁，恭候康熙驻跸苏州。中间还有两个太监模样的人，似乎在维持秩序。这种庄严肃穆、井然有序的景象，跟宋人笔下的《望贤迎驾图轴》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南巡图》则是描绘乾隆第一次南巡（1751年）的长卷，那次南巡行程数千里，由宫廷画师徐扬奉命以“御制诗意为图”，绘成十二卷，其中第二卷、第四卷、第六卷、第八卷等，都有地方士庶官民跪迎圣驾的画面。我们这里仅以第二卷为例，来见识清人迎驾的壮观场面。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南巡的车驾经过德州，满城官民为恭迎圣驾，在城外黑压压跪倒一大片。类似的画面，屡屡出现在《乾隆南巡图》长卷上。
值得留意的还有一幅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的《康熙帝出巡图》，应该是清代宫廷画师绘制《康熙南巡图》长卷的草图之一。图中，一群百姓携老挈幼，跪于郊外，恭迎康熙，并向皇帝献上食物。大概画家想表达“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意思吧。但画面上的人物比例极其不合透视原理，视野近处的平民被夸张地画得特别渺小，而视野远处的康熙则显得特别伟岸。画家这么处理，想必是为了表现出草民在帝王面前那如同蝼蚁、如同尘埃的卑微。
宫廷画师笔下的“南巡图”，未必就是皇帝当年出巡江南的“实况直播”，毋宁说，图画是时代思想的映射。《康熙帝出巡图》长卷与《乾隆南巡图》长卷中频频出现跪迎圣驾的画面，无疑反映了清代人心目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皇上驾到，草民必须跪伏恭迎。这也应该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庭审的情景
不管是成书于元、明、清的公案小说《包公案》，还是这个时段产生的“包公戏”剧目，抑或是今人创作的古装司法题材影视作品，它们对于宋代审讯场面的讲述，有一个细节是不约而同的：诉讼两造都得跪在公堂上听审。
这些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历史想象，甚至让历史研究者也深信不疑，比如法律史学者潘宇的论文《传统诉讼观念的基本形态与转型——以中国古代民事诉讼观念为样本的研究》就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的原被告双方都要承受同样的皮肉之苦，以及同样的精神上的威吓。如，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潘宇将研究的对象笼统地称为“中国古代民事诉讼”，显然应该包括宋代民讼在内。
但是，我在阅读宋人笔记时，隐约觉得宋代的诉讼是不需要“下跪叩首”的。这里我且列举几个例子：
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欧阳文忠推挽后学》载，有一书生起诉学生拖欠束惰，勾当镇公事的王向判书生败诉，“书生不直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滁州知州欧阳修）”。既然是“径持牒”，应该不会是“跪禀”。
程颐撰写的《明道行状》载：“（程颢）先生为令，视民如子，欲办事者或不持牒径至庭下，先生从容告语，谆谆不倦。”从“不持牒径至”的语境判断，也应该不是“跪禀”。
朱熹编著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也载：“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府吏坐门，先收状牒，渭之‘牌司’。公（包拯）开正门，径使至前，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诉讼人“径至前，自言曲直”，也不像是“跪禀”的样子。 另外，宋人唐庚的《讯囚》诗写道：“参军坐厅事，据案嚼齿牙；引囚至庭下，囚口争喧哗。参军气益振，声厉语更切。……有囚奋然出，请与参军辩……”这名囚犯“奋然出”，而且与法官当庭对辩，似乎也不可能跪着。
当然，这些材料记录的信息不是很明确，不能作为确凿的历史证词采用。究竟宋人上公庭打官司要不要下跪听审？我打算先通过检索宋代文献来验证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我采用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是《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等宋代司法文献；一是《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代官箴书。至于加入了后人创作与想象成分的宋元话本小说与元杂剧，一概不纳入考证范围。
检索《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均找不到任何“跪着受审”的记录。唯《折狱龟鉴》“王琪留狱”条这么说：“王琪侍郎，知复州。民有殴佃客死者，吏将论如法，忽梦有人持牒叩庭下，曰：‘某事未可遽以死论也。’琪疑之，因留狱未决。”但这里的“持牒叩庭下”只是出现在梦境中，并非庭审写实。《洗冤录》“疑难杂说”篇也有一则记载：某甲涉嫌杀人，“就擒讯问，犹不伏”，待检官出示确凿证据后，“左右环视者失声叹服，而杀人者叩首服罪”。这似乎也只说明犯人在伏罪后才需要“叩首”认罪。《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有法官蔡久轩的一份判词，其中说：“当职入境，……累累道途，诉之不绝，……诉之者皆号呼告冤，啮齿切骨，伏地流涕，谕之不去。”这里的“伏地流涕”，显然是说拦路申冤之人激愤不能自已的举动，并不是指庭审时官方要求的“规定动作”。
《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人撰写的州县从政指南，其中不乏州县官如何受状、审讼、鞫狱、拟判的详细指导意见，但寻遍这几本宋人的官箴书，就是不见要求讼诉人下跪受审的规定。倒是在《州县提纲》中可以找到两条信息：
“凡听讼之际，察其愚朴，平昔未尝至官府者，须引近案，和颜而问，仍禁走吏无得诃遏。”
“引问时，须令主吏远立，仍和言唤囚近案，反复穷诘，必得真情，始可信矣。”
从“引近案”、“唤囚近案”的动作描述，大致可判断诉讼人不大可能是跪着的。
但是，我们对文献的援引，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十分肯定地证明“宋人诉讼无须跪着受审”。不要急，让我再引用几条材料：
《折狱龟鉴》“葛源书诉”条载，宋人葛源为吉水县令，“猾吏诱民数百讼庭下”，葛源听讼，“立讼者两庑下，取其状视”。
《折狱龟鉴》“王罕资迁”条载，宋人王罕为潭州知州，“民有与其族人争产者，辩而复诉，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则判词称：“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千当闲事？”
从这几起民讼案例不难发现，当法官开庭听讼时，诉讼人是立于庭下的。现在的问题是，“站着听审”到底是个别法官的开恩，还是宋代的一般诉讼情景？
根据官箴书《州县提纲》介绍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平民到法庭递状起诉是用不着下跪的：“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开庭审理的时候，诉讼人也是不用跪下的：“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
可见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又据另一部官箴书《作邑自箴》，“（法官）逐案承勘，罪人并取状之类，并立于行廊阶下，不得入司房中。暑热雨雪听于廊上立。”在刑事审讯时，受审的“罪人”看来也是立于庭下而不必跪着。
当然最具直观效果的证据还是宋代的图像材料。我们能不能找出一张宋人描绘诉讼场景的图像作品呢？我确实找到了 宋代多位画师都画过《孝经图卷》，而《孝经》中的“五刑章”恰好涉及司法诉讼的内容，因此宋人笔下的《孝经图卷》也画出了法官审讯的场面。
先来看仇英《孝经图卷》中的“五刑章图”：庭上法官正在阅览诉状，而庭下听审的诉讼人是站着的，没有一人下跪。由于“五刑章”所言为刑事审判，故而此图所画，可认定为刑事审讯场面。
也许你会说，仇英不是明代人吗？是的。不过，仇英的《孝经图卷》是临摹品，乃临摹北宋画师王端的《孝经图》而成。王端的原图可能已佚失，不过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出自北宋李公麟画笔的《孝经图卷》，此卷因年代久远、保护不善，以致墨迹模糊，甚至可能有图文拼接错误之处，但我们还是可以辨看出来，其中有一图，画的正是庭审场景，图中的诉讼人，也是站立听审，并无下跪之姿。
辽宁省博物馆也收藏了一幅《孝经图卷》，旧题唐代阎立本所绘，但图中文字出现避宋太祖赵匡胤及宋孝宗赵奋字讳，部分人物衣冠也是宋代样式（如下图的法官衣冠），可认定为南宋作品。本图卷的“五刑章图”，同样是法官审讼的画面，画上的诉讼人也是站着的。
至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宋朝平民如果对簿公庭，涉讼两造到官受审，并无“下跪叩首”之强制（干连证人更不用说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包公案》、“包公戏”中的下跪受审场面是创作者的胡编乱造。这类话本小说、杂剧发端于元代，而盛行于明清，因此，毋宁说，那是彼时底层文人按照他们的社会经验想象出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元、明、清时期司法状态的镜像。
不管是从文献还是从历史图像来看，我们都可以确信，清代的平民如果上衙门打官司，是必须下跪叩头的。
1801年，即嘉庆六年，英国人乔治·亨利·梅森少校（ George Henry Mason）在伦敦编印了一本《中国刑罚》（ThePunishments of China）画册，全书54页，含22张彩色插图，每张插图都以英文和法文注解。其中有一幅插图，画的正是清朝人见官受审的情景：一名犯罪嫌疑人跪伏在公堂上，坐堂的官员似乎正在喝令他从实招供，嫌疑人的左右边则是两名准备对他动刑的衙役。 这个图景是西洋人对晚清司法的污蔑吗？不是。据梅森少校自序，他手绘的水彩原稿均出自广州外销画家“蒲呱”的手笔。据考证，“蒲呱”应该是晚清广州外销画最常见的署名之一。这些外销画家笔下的受审场景，不可能凭空虚构，而是来自他们对当时广州司法情景的观察。
我们还可以看看当时在中国境内发行的画册。风行于晚清上海摊的《点石斋画报》，从光绪十年（1884）创刊，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停刊，共发表了4000余幅摹写晚清社会百态的石印画。今天的人如果想直观地了解晚清时期的社会生活，有两套图像材料是不应该放过的：一套是19世纪游历中国的西洋摄影师拍摄的老照片；另一套便是《点石斋画报》的插图。在《点石斋画报》4000多幅插图中，有多幅插图描绘的就是晚清官员听讼、审讯的场面，这些图像上，受审的人都是跪着的，不管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下面两图均选自《点石斋画报》，一幅题为“令尹贤声”，是民事审讯的场面；另一幅题为“嫉恶如仇”，是一起刑事案的庭审场面。
文献的记录也提供了明白无误的证词。前面我们提到，在宋代官箴书中，并不见任何要求诉讼人跪着受审的规定，但清人撰写的官箴书，已经将“跪”列为诉讼人的“规定动作”了，如郑端《政学录》介绍的“理堂事”程式：“诉告之人，不妨逐名细审，一人持状跪下，直堂吏接上；听审完，或准或否，又令一人跪下，执状听审。后仿此。”黄六鸿《福惠全书》对审讼程式的介绍更是周详：“午时升堂，……开门之后放听审牌，该班皂隶将‘原告跪此’牌安置仪门内，近东角门；‘被告跪此’牌安置仪门内，近西角门；‘干证跪此’牌安置仪门内，甬道下……原差按起数前后，进跪高声禀：‘某一起人犯到齐听审。’随喝令某超人犯进，照牌跪……”
很明显，清代官箴书中的审讼场面跟宋代官箴书描述的审讼情景，差异非常大。这个嬗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又印证了怎么样的时代精神的流变？我觉得这是值得历史研究者探究的一个问题。
关于跪礼的一点补充
本文的命题，牵涉到跪作为一种礼仪在中国历史上的变迁。宋代是跪礼内涵发生嬗变的关键时期 唐宋之前，中国是没有椅子的，只有一种叫做“胡床”的坐具，是贵族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席地而坐。地上铺一张席子，屈膝跪坐于上面，跟今日日本、韩国人还保留下来的传统坐法差不多。我们现在熟悉的高型坐具，如交椅、靠背椅、高凳等，都是在宋代才开始普及开来的。唐代时虽然已出现椅子，但应用不广，只限于贵族与士大夫家庭。
高型坐具的出现，改写了中国传统的礼仪方式。在席地而坐的先秦时代，中国人通行跪拜礼，跪拜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正规的坐姿就是双膝跪席，跪礼不过是挺直上身，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对方也须还礼答谢。这个时候的跪拜礼并没有包含尊卑之意，臣拜君，君也拜臣。跪拜只是相互表达礼敬与尊重。
秦汉以降，君臣之间方有尊卑之别，体现在礼仪上，臣拜君，君不再回拜，但尚要起身答谢。到椅子出现之后，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改变，跪拜的动作更是带上了强烈的尊卑色彩——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对方，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
也因此，除了“天地君师亲”，宋人基本上不用跪礼，迎别待客一般都是用揖逊、叉手之礼。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元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有屈辱、卑贱之意，揖才表示礼节。
宋朝臣对君，当然也有需要隆重行跪拜礼的时候，但那通常都是在极庄重的场合与仪典上，如每年元旦、冬至日举行的大朝会、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礼，自然是极尽繁文缛节。常朝会也有臣拜君的礼仪，但宋代的“拜”跟跪坐时代的“拜”，是不是相同的动作呢？值得考证。据《宋史·礼志》，淳化三年（992），曾有司申举常参礼仪，将“朝堂行私礼；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谈笑喧哗；入正衙门执笏不端；行立迟缓；至班列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言语微喧；穿班仗；出阁门不即就班；无故离位；廊下食、行坐失仪；入朝及退朝不从正衙门出入；非公事人中书”等十五项行为列为失仪，“犯者夺俸一月”。由此看来，宋臣常参时似乎并不行跪拜礼。至于君臣日常见面礼仪，当是揖拜之礼。
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礼才推行开。“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康有为遗稿》）元朝臣下进奏，一律下跪。明朝继承这一陋习，“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同僚相见，则“卑者拜下，尊者坐而受礼，有事则跪白”（《明会典》）。清廷更是变本加厉，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清代笔记《瞑庵杂识》载，大学士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多磕头、少说话”成了清朝官场的六字秘诀。
至此，跪礼原来所包含的向对方表达礼敬与尊重之意已经淡化，而下跪者自我示卑、示贱之意则日益凸显出来。难怪清末的谭嗣同要猛烈抨击清王朝“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仁学》）。
从宋至清，跪礼的变迁，不过是时代精神蜕变的投影而已。如果比较宋代与清代的精神风貌，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宋代士臣敢振言告诫皇帝：“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宋史纪事本末》）要求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至于廷争面折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而清代的士大夫已经全无宋人风骨，竟以获得在圣上之前自称“奴才”的待遇为荣。一名清初的士子还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董含：《三冈识略》）。
士大夫已是如此，草民更不用说了。宋代的平民见官，尽管也讲尊卑有序，但大体上还可以维持尊严，见多识广的京城之民，更是不畏官长，常抓着官府的短处不放，跟官长争长短，也不给官长好面色看，急了就写检举信，或者到京师的直诉法院——登闻鼓院控告。而清代的平民，不但见官得先跪拜叩头，我还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上看到，老百姓向衙门呈交诉状禀词，都以“蚁”或“蚁民”自称，官府称呼其治下小民，也直接叫“蚁”。人民在官府面前表现得如此卑贱，只怕是前所未见的。
西方兴起的“图像学”认为，图像中隐藏着深层信息，画家“对国家、时代、阶级、宗教或者哲学信仰的基本态度 被无意识透露出来并压缩在作品里”，而图像学的意义就是将这层信息揭示出来。我比较过宋画与清画的风格：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踏歌图》、《望贤迎驾图》等宋画，你会发现它们线条是舒展的，色彩是明快的，多用暖色调；而展开《康熙南巡图》、《雍正行乐图》、《乾隆南巡图》等清画，则会发现它们的线条是拘谨的，色彩是冷峻的，爱用冷色调。这或许便是画家“无意识透露出来并压缩在作品里”的信息：生活在清代的人们可能比宋朝人感受到更多的压抑与束缚。
然而，正如《图像史学》所援引的一个观点：“我们与图像面对面而立，将会使我们直面历史。”图像隐藏着前人记录历史的密码，一幅图像蕴含的历史证词可能比一篇文献材料更丰富，这些证词包括图像作者自觉表达的“主题信息”，以及作者不自觉流露于笔端的“潜在信息”。
北宋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以摹写宋朝东京汴河一带的市井繁华景象为主题，今天的历史研究者要了解北宋东京的城市商业史、社会文化史，《清明上河图》长卷绝对是绕不过去的图像史料，这些历史信息非常直观地呈现在长卷的画面上；但《清明上河图》对于宋史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有心人如果仔细观察长卷的细节，还可以获得了解宋代桥梁结构、房屋形制、船舶技术诸方面的信息，这是作者张择端的画笔不自觉表现出来的历史证词。正由于《清明上河图》蕴含的历史信息极其丰富，因此还诞生了一门“清明上河学”。
不过本文关注的题旨不在《清明上河图》，这里只能点到为止，不便展开。我想展开考证的是两个跟传统跪礼相关的问题：
宋朝君主出行，所经之处的平民百姓需不需要伏跪迎驾？
宋朝平民如果上衙门打官司，又需不需要跪着听审？
今天我们从舞台戏曲、古装影剧作品中看到的画而，凡臣见君、民见官，必定是扑通一声跪下嗑头。但历史上的真实情形确是如此吗？我将运用宋人的图像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证明在宋代，平民见到君主，并不是非跪不可；平民诉讼，也不需要跪着听审。
迎驾的场景
宋代最著名的皇帝出巡事件大概是宋真宗封禅泰山，可惜似乎没有表现这一盛事的画作传世。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北宋的《大驾卤簿图书》，描绘了宋朝皇帝南郊祭祀天地的盛大场面，是研究宋代舆服、仪仗、兵器、乐器制度的珍贵图像材料，但画面中并无围观的平民。南宋画师萧照的《中兴瑞应图》倒有宋高宗赵构出使金营、街边百姓观看的画面，但其时赵构尚未登基，且金境平民已非宋民，所以此画也不能作为论证本文命题的图像史料。
但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迎銮图》，南宋宫廷画师所绘，图画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绍兴十二年（1142），宋朝使臣曹勋从金国接回高宗母亲韦太后，以及徽宗赵佶的棺椁，韦后之弟平乐郡王韦渊在淮河南岸奉迎銮驾。画面上，除了绘有归宋的太后銮驾、迎銮的宋朝官员，还有夹道驻足观看的宋朝百姓。皇太后的銮驾，尊贵不亚于当今皇帝，但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围观的平民并没有诚惶诚恐跪下迎驾，他们的姿势、神态都相当随意、自然。显然，在宋朝画师的观念中，平民百姓置身于迎接太后銮驾南归的场景中，是可以站立旁观、不必跪迎的。
我应当承认，作为验证本文命题的图像史料，《迎銮图》是有缺陷的，那就是皇帝本人没有在场。不过我又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景德四图>中，寻得一张有宋朝君主在场的《舆驾观汴涨图》，此图说的是因汴水暴涨、惊动御驾，宋真宗亲自巡察汴河的故事。图中，河工正在扛背沙袋、抢修河堤，没有一个人因为皇帝驾到，跪伏迎接。这至少表明，当一位宋朝的画师在表现皇帝亲临民间的情景时，他会认为，画面上并不需要出现一个臣民跪迎圣驾的特写。
还有一幅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宋画《望贤迎驾图轴》，更有助于我们重建宋人迎驾的现场。此图轴所描述者，为唐代“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在咸阳望贤驿迎接自蜀归来的太上皇李隆基这一历史事件。如果说图像是历史的定格，那么这幅《望贤迎驾图轴》定格的便是李隆基在唐肃宗陪同下跟地方父老会面的那一瞬间，太上皇、皇帝、卫士、平民百姓，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中。因此，通过图像，我们仿佛可以回到历史现象，见证皇帝出现在当地父老面前的那一刻。
从图上，我们看到，当地方上的老百姓见到李隆基（红色华盖下着白袍的老者）与唐肃宗（白色华盖下着红袍的中年）时，有人激动万分，跪拜于地；有人以手拭泪；也有人对皇帝作揖行礼；有人驻足旁观。不见整齐的队列，没有划一的动作，显然官府并没有统一规划、预先操演。设想一下：为什么南宋的画家不画出地方父老跪成整齐队列迎接皇帝的画面？答案只能是宋人无此观念。因此，我相信，《望贤迎驾图轴》所表现的便是宋人观念中的迎驾图景：老百姓见到皇帝，可以跪拜，也可以作揖，并无一定之规，官府也不会强制庶民尽严格的礼数。其实这也符合“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教义。
最后我们必须补充说明：尽管《望贤迎驾图轴》说的是唐人故事，但图轴是南宋作品（从技法看似出自画院画师李唐之手笔），图中迎驾情景是宋人的历史想象，来自画家生活的宋朝经验。换言之，图像反映的与其说是唐朝的故事，不如说是宋代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宋人绘画蔡文姬归汉的《胡茄十八拍》上可以看到宋朝（而不是汉代）的建筑形制，这是画家不自觉透露出来的信息。
如果说人们对图像史料的解读容易发现偏差，那么我们还可以将图像的证词跟文献的记载相验证。
按历代卤簿仪仗制度，皇帝出行，仪式极为隆重、严肃，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宋朝君主往往简化了出行的仪仗与仪式，甚至出现“不成体统”的情况。据《文献通考》，北宋仁宗朝，“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外，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挝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 如此简陋的皇家仪仗，恐怕还不及后世一个县长下乡视察时之威风。围观皇帝的士庶，非但没有跪伏、回避，还跟随在皇室扈从之后，“夹道驰走，喧呼不禁”；皇帝车驾经过的街路，“士民凭高下瞰”，官方也“不呵止”。
针对这一情况，参知政事宋庠在康定元年（1040）奏请朝廷，参照“前代仪注及卤簿令”，订立“乘舆常时出入之仪”，以“具严法禁，上以示尊极，下以防未然”。仁宗皇帝采纳了宋庠的建议，“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详定”礼仪，但制订出来的仪礼只是禁止民间士庶“乘高下瞰”、“夹道喧呼驰走”，并无指令他们跪伏的要求。而且新礼仪后来又“浸弛”了。
还是《文献通考》的记载，南宋绍兴年间，“自六飞南渡，务为简便，唯四孟享献，乘舆躬行，前为驾头，后止曲盖；而爪牙拱扈之士，或步或趋，错出离立，无复行列；至有酌献未毕，已舍而归；士民观者，骈肩接袂，杂迟虎士之中”。“四孟享献”是指每季第一个月，皇帝需驾出祭祀宗庙。宋室南渡后，一切礼仪从简，皇帝车驾出行，也有如前述仁宗朝之“威令弛阙”，士民观者混杂在皇家卫士中，哪里需要跪伏在地？如此“不成体统”，便有臣僚提出重建“天子之出，清道而后行，千乘万骑，称誓言跸”的威仪。
那么这套“称誓言跸”的威礼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恰好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有关于皇帝“四孟驾出”仪仗、官民迎驾礼仪的详录。首先，官府会提前发布通告“约束居民，不许登高及衩袒观看”。既然说是“不许登高及衩袒观看”，那么只要不是登高、不是袒胸露臂，在警戒线外面，便允许观看。到了祭祀当天，“车驾所经，诸司百官皆结彩门迎驾起居。俟驾头将至，知班行门喝：‘班到排立。’次喝：‘躬身拜，再拜。’（驾回不拜，值雨免拜）班首奏圣躬万福，唱喏，直身立。龊巷军兵则呼万岁”。并无要求居民跪伏迎驾的记录；诸司百官迎驾，也只是行揖拜礼，且回驾不拜，下雨免礼。
《武林旧事》所记述者，多为作者周密亲历亲见之事，文中对“四孟驾出”的记载，是南宋时临安市民经常看到的皇家出行礼仪，也是比《宋史》“礼志”、《文献通考》“王礼考”更“活”的历史证词。
图像与文献互参，让我相信，在宋代，皇帝车驾出行，并无要求庶民、百官跪伏迎驾之强制。
跪伏恭迎圣驾之习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这个问题尚难考证，从明代的《出警入跸图》看，并无官民跪迎御驾的特写，候驾的官员是站立的。不过我们可以确知，至迟在清代，皇帝出巡，臣民跪候、跪迎已经是统一的“规定动作”了。我的论据还是来自历史图像——清朝的康熙与乾隆祖孙都有数番南巡的盛举，而他们南巡的盛大场面，恰好也都有宫廷画师绘制成长卷。
《康熙南巡图》长卷描绘了康熙第二次南巡时（1689年）沿途经过的山川城池、市井风情，共有十二卷，其中第七卷讲述康熙即将到达苏州的情景：苏州闾门外，大臣士绅排成整齐的队列，跪于道路两旁，恭候康熙驻跸苏州。中间还有两个太监模样的人，似乎在维持秩序。这种庄严肃穆、井然有序的景象，跟宋人笔下的《望贤迎驾图轴》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南巡图》则是描绘乾隆第一次南巡（1751年）的长卷，那次南巡行程数千里，由宫廷画师徐扬奉命以“御制诗意为图”，绘成十二卷，其中第二卷、第四卷、第六卷、第八卷等，都有地方士庶官民跪迎圣驾的画面。我们这里仅以第二卷为例，来见识清人迎驾的壮观场面。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南巡的车驾经过德州，满城官民为恭迎圣驾，在城外黑压压跪倒一大片。类似的画面，屡屡出现在《乾隆南巡图》长卷上。
值得留意的还有一幅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的《康熙帝出巡图》，应该是清代宫廷画师绘制《康熙南巡图》长卷的草图之一。图中，一群百姓携老挈幼，跪于郊外，恭迎康熙，并向皇帝献上食物。大概画家想表达“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意思吧。但画面上的人物比例极其不合透视原理，视野近处的平民被夸张地画得特别渺小，而视野远处的康熙则显得特别伟岸。画家这么处理，想必是为了表现出草民在帝王面前那如同蝼蚁、如同尘埃的卑微。
宫廷画师笔下的“南巡图”，未必就是皇帝当年出巡江南的“实况直播”，毋宁说，图画是时代思想的映射。《康熙帝出巡图》长卷与《乾隆南巡图》长卷中频频出现跪迎圣驾的画面，无疑反映了清代人心目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皇上驾到，草民必须跪伏恭迎。这也应该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庭审的情景
不管是成书于元、明、清的公案小说《包公案》，还是这个时段产生的“包公戏”剧目，抑或是今人创作的古装司法题材影视作品，它们对于宋代审讯场面的讲述，有一个细节是不约而同的：诉讼两造都得跪在公堂上听审。
这些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历史想象，甚至让历史研究者也深信不疑，比如法律史学者潘宇的论文《传统诉讼观念的基本形态与转型——以中国古代民事诉讼观念为样本的研究》就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的原被告双方都要承受同样的皮肉之苦，以及同样的精神上的威吓。如，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潘宇将研究的对象笼统地称为“中国古代民事诉讼”，显然应该包括宋代民讼在内。
但是，我在阅读宋人笔记时，隐约觉得宋代的诉讼是不需要“下跪叩首”的。这里我且列举几个例子：
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欧阳文忠推挽后学》载，有一书生起诉学生拖欠束惰，勾当镇公事的王向判书生败诉，“书生不直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滁州知州欧阳修）”。既然是“径持牒”，应该不会是“跪禀”。
程颐撰写的《明道行状》载：“（程颢）先生为令，视民如子，欲办事者或不持牒径至庭下，先生从容告语，谆谆不倦。”从“不持牒径至”的语境判断，也应该不是“跪禀”。
朱熹编著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也载：“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府吏坐门，先收状牒，渭之‘牌司’。公（包拯）开正门，径使至前，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诉讼人“径至前，自言曲直”，也不像是“跪禀”的样子。 另外，宋人唐庚的《讯囚》诗写道：“参军坐厅事，据案嚼齿牙；引囚至庭下，囚口争喧哗。参军气益振，声厉语更切。……有囚奋然出，请与参军辩……”这名囚犯“奋然出”，而且与法官当庭对辩，似乎也不可能跪着。
当然，这些材料记录的信息不是很明确，不能作为确凿的历史证词采用。究竟宋人上公庭打官司要不要下跪听审？我打算先通过检索宋代文献来验证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我采用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是《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等宋代司法文献；一是《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代官箴书。至于加入了后人创作与想象成分的宋元话本小说与元杂剧，一概不纳入考证范围。
检索《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均找不到任何“跪着受审”的记录。唯《折狱龟鉴》“王琪留狱”条这么说：“王琪侍郎，知复州。民有殴佃客死者，吏将论如法，忽梦有人持牒叩庭下，曰：‘某事未可遽以死论也。’琪疑之，因留狱未决。”但这里的“持牒叩庭下”只是出现在梦境中，并非庭审写实。《洗冤录》“疑难杂说”篇也有一则记载：某甲涉嫌杀人，“就擒讯问，犹不伏”，待检官出示确凿证据后，“左右环视者失声叹服，而杀人者叩首服罪”。这似乎也只说明犯人在伏罪后才需要“叩首”认罪。《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有法官蔡久轩的一份判词，其中说：“当职入境，……累累道途，诉之不绝，……诉之者皆号呼告冤，啮齿切骨，伏地流涕，谕之不去。”这里的“伏地流涕”，显然是说拦路申冤之人激愤不能自已的举动，并不是指庭审时官方要求的“规定动作”。
《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人撰写的州县从政指南，其中不乏州县官如何受状、审讼、鞫狱、拟判的详细指导意见，但寻遍这几本宋人的官箴书，就是不见要求讼诉人下跪受审的规定。倒是在《州县提纲》中可以找到两条信息：
“凡听讼之际，察其愚朴，平昔未尝至官府者，须引近案，和颜而问，仍禁走吏无得诃遏。”
“引问时，须令主吏远立，仍和言唤囚近案，反复穷诘，必得真情，始可信矣。”
从“引近案”、“唤囚近案”的动作描述，大致可判断诉讼人不大可能是跪着的。
但是，我们对文献的援引，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十分肯定地证明“宋人诉讼无须跪着受审”。不要急，让我再引用几条材料：
《折狱龟鉴》“葛源书诉”条载，宋人葛源为吉水县令，“猾吏诱民数百讼庭下”，葛源听讼，“立讼者两庑下，取其状视”。
《折狱龟鉴》“王罕资迁”条载，宋人王罕为潭州知州，“民有与其族人争产者，辩而复诉，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则判词称：“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千当闲事？”
从这几起民讼案例不难发现，当法官开庭听讼时，诉讼人是立于庭下的。现在的问题是，“站着听审”到底是个别法官的开恩，还是宋代的一般诉讼情景？
根据官箴书《州县提纲》介绍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平民到法庭递状起诉是用不着下跪的：“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开庭审理的时候，诉讼人也是不用跪下的：“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
可见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又据另一部官箴书《作邑自箴》，“（法官）逐案承勘，罪人并取状之类，并立于行廊阶下，不得入司房中。暑热雨雪听于廊上立。”在刑事审讯时，受审的“罪人”看来也是立于庭下而不必跪着。
当然最具直观效果的证据还是宋代的图像材料。我们能不能找出一张宋人描绘诉讼场景的图像作品呢？我确实找到了 宋代多位画师都画过《孝经图卷》，而《孝经》中的“五刑章”恰好涉及司法诉讼的内容，因此宋人笔下的《孝经图卷》也画出了法官审讯的场面。
先来看仇英《孝经图卷》中的“五刑章图”：庭上法官正在阅览诉状，而庭下听审的诉讼人是站着的，没有一人下跪。由于“五刑章”所言为刑事审判，故而此图所画，可认定为刑事审讯场面。
也许你会说，仇英不是明代人吗？是的。不过，仇英的《孝经图卷》是临摹品，乃临摹北宋画师王端的《孝经图》而成。王端的原图可能已佚失，不过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出自北宋李公麟画笔的《孝经图卷》，此卷因年代久远、保护不善，以致墨迹模糊，甚至可能有图文拼接错误之处，但我们还是可以辨看出来，其中有一图，画的正是庭审场景，图中的诉讼人，也是站立听审，并无下跪之姿。
辽宁省博物馆也收藏了一幅《孝经图卷》，旧题唐代阎立本所绘，但图中文字出现避宋太祖赵匡胤及宋孝宗赵奋字讳，部分人物衣冠也是宋代样式（如下图的法官衣冠），可认定为南宋作品。本图卷的“五刑章图”，同样是法官审讼的画面，画上的诉讼人也是站着的。
至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宋朝平民如果对簿公庭，涉讼两造到官受审，并无“下跪叩首”之强制（干连证人更不用说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包公案》、“包公戏”中的下跪受审场面是创作者的胡编乱造。这类话本小说、杂剧发端于元代，而盛行于明清，因此，毋宁说，那是彼时底层文人按照他们的社会经验想象出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元、明、清时期司法状态的镜像。
不管是从文献还是从历史图像来看，我们都可以确信，清代的平民如果上衙门打官司，是必须下跪叩头的。
1801年，即嘉庆六年，英国人乔治·亨利·梅森少校（ George Henry Mason）在伦敦编印了一本《中国刑罚》（ThePunishments of China）画册，全书54页，含22张彩色插图，每张插图都以英文和法文注解。其中有一幅插图，画的正是清朝人见官受审的情景：一名犯罪嫌疑人跪伏在公堂上，坐堂的官员似乎正在喝令他从实招供，嫌疑人的左右边则是两名准备对他动刑的衙役。 这个图景是西洋人对晚清司法的污蔑吗？不是。据梅森少校自序，他手绘的水彩原稿均出自广州外销画家“蒲呱”的手笔。据考证，“蒲呱”应该是晚清广州外销画最常见的署名之一。这些外销画家笔下的受审场景，不可能凭空虚构，而是来自他们对当时广州司法情景的观察。
我们还可以看看当时在中国境内发行的画册。风行于晚清上海摊的《点石斋画报》，从光绪十年（1884）创刊，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停刊，共发表了4000余幅摹写晚清社会百态的石印画。今天的人如果想直观地了解晚清时期的社会生活，有两套图像材料是不应该放过的：一套是19世纪游历中国的西洋摄影师拍摄的老照片；另一套便是《点石斋画报》的插图。在《点石斋画报》4000多幅插图中，有多幅插图描绘的就是晚清官员听讼、审讯的场面，这些图像上，受审的人都是跪着的，不管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下面两图均选自《点石斋画报》，一幅题为“令尹贤声”，是民事审讯的场面；另一幅题为“嫉恶如仇”，是一起刑事案的庭审场面。
文献的记录也提供了明白无误的证词。前面我们提到，在宋代官箴书中，并不见任何要求诉讼人跪着受审的规定，但清人撰写的官箴书，已经将“跪”列为诉讼人的“规定动作”了，如郑端《政学录》介绍的“理堂事”程式：“诉告之人，不妨逐名细审，一人持状跪下，直堂吏接上；听审完，或准或否，又令一人跪下，执状听审。后仿此。”黄六鸿《福惠全书》对审讼程式的介绍更是周详：“午时升堂，……开门之后放听审牌，该班皂隶将‘原告跪此’牌安置仪门内，近东角门；‘被告跪此’牌安置仪门内，近西角门；‘干证跪此’牌安置仪门内，甬道下……原差按起数前后，进跪高声禀：‘某一起人犯到齐听审。’随喝令某超人犯进，照牌跪……”
很明显，清代官箴书中的审讼场面跟宋代官箴书描述的审讼情景，差异非常大。这个嬗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又印证了怎么样的时代精神的流变？我觉得这是值得历史研究者探究的一个问题。
关于跪礼的一点补充
本文的命题，牵涉到跪作为一种礼仪在中国历史上的变迁。宋代是跪礼内涵发生嬗变的关键时期 唐宋之前，中国是没有椅子的，只有一种叫做“胡床”的坐具，是贵族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席地而坐。地上铺一张席子，屈膝跪坐于上面，跟今日日本、韩国人还保留下来的传统坐法差不多。我们现在熟悉的高型坐具，如交椅、靠背椅、高凳等，都是在宋代才开始普及开来的。唐代时虽然已出现椅子，但应用不广，只限于贵族与士大夫家庭。
高型坐具的出现，改写了中国传统的礼仪方式。在席地而坐的先秦时代，中国人通行跪拜礼，跪拜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正规的坐姿就是双膝跪席，跪礼不过是挺直上身，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对方也须还礼答谢。这个时候的跪拜礼并没有包含尊卑之意，臣拜君，君也拜臣。跪拜只是相互表达礼敬与尊重。
秦汉以降，君臣之间方有尊卑之别，体现在礼仪上，臣拜君，君不再回拜，但尚要起身答谢。到椅子出现之后，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改变，跪拜的动作更是带上了强烈的尊卑色彩——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对方，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
也因此，除了“天地君师亲”，宋人基本上不用跪礼，迎别待客一般都是用揖逊、叉手之礼。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元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有屈辱、卑贱之意，揖才表示礼节。
宋朝臣对君，当然也有需要隆重行跪拜礼的时候，但那通常都是在极庄重的场合与仪典上，如每年元旦、冬至日举行的大朝会、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礼，自然是极尽繁文缛节。常朝会也有臣拜君的礼仪，但宋代的“拜”跟跪坐时代的“拜”，是不是相同的动作呢？值得考证。据《宋史·礼志》，淳化三年（992），曾有司申举常参礼仪，将“朝堂行私礼；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谈笑喧哗；入正衙门执笏不端；行立迟缓；至班列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言语微喧；穿班仗；出阁门不即就班；无故离位；廊下食、行坐失仪；入朝及退朝不从正衙门出入；非公事人中书”等十五项行为列为失仪，“犯者夺俸一月”。由此看来，宋臣常参时似乎并不行跪拜礼。至于君臣日常见面礼仪，当是揖拜之礼。
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礼才推行开。“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康有为遗稿》）元朝臣下进奏，一律下跪。明朝继承这一陋习，“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同僚相见，则“卑者拜下，尊者坐而受礼，有事则跪白”（《明会典》）。清廷更是变本加厉，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清代笔记《瞑庵杂识》载，大学士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多磕头、少说话”成了清朝官场的六字秘诀。
至此，跪礼原来所包含的向对方表达礼敬与尊重之意已经淡化，而下跪者自我示卑、示贱之意则日益凸显出来。难怪清末的谭嗣同要猛烈抨击清王朝“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仁学》）。
从宋至清，跪礼的变迁，不过是时代精神蜕变的投影而已。如果比较宋代与清代的精神风貌，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宋代士臣敢振言告诫皇帝：“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宋史纪事本末》）要求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至于廷争面折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而清代的士大夫已经全无宋人风骨，竟以获得在圣上之前自称“奴才”的待遇为荣。一名清初的士子还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董含：《三冈识略》）。
士大夫已是如此，草民更不用说了。宋代的平民见官，尽管也讲尊卑有序，但大体上还可以维持尊严，见多识广的京城之民，更是不畏官长，常抓着官府的短处不放，跟官长争长短，也不给官长好面色看，急了就写检举信，或者到京师的直诉法院——登闻鼓院控告。而清代的平民，不但见官得先跪拜叩头，我还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上看到，老百姓向衙门呈交诉状禀词，都以“蚁”或“蚁民”自称，官府称呼其治下小民，也直接叫“蚁”。人民在官府面前表现得如此卑贱，只怕是前所未见的。
西方兴起的“图像学”认为，图像中隐藏着深层信息，画家“对国家、时代、阶级、宗教或者哲学信仰的基本态度 被无意识透露出来并压缩在作品里”，而图像学的意义就是将这层信息揭示出来。我比较过宋画与清画的风格：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踏歌图》、《望贤迎驾图》等宋画，你会发现它们线条是舒展的，色彩是明快的，多用暖色调；而展开《康熙南巡图》、《雍正行乐图》、《乾隆南巡图》等清画，则会发现它们的线条是拘谨的，色彩是冷峻的，爱用冷色调。这或许便是画家“无意识透露出来并压缩在作品里”的信息：生活在清代的人们可能比宋朝人感受到更多的压抑与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