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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为，“魏公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事实上，北京市内的“魏公村”却是一个有着神秘历史、多姿多彩民族特色和美好发展前景的城市中心区。本文在分析魏公村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分别从多元文化、多民族融和、民族美食以及拆迁改造等视角，说明魏公村在搭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桥梁中的作用，展现其美好的未来。
对于外地人来说，魏公村可能就像见到农村的村庄一样，但对于在魏公村居住、成长的孩子来说，位于北京市内的魏公村是它们心中的家园。它用自己的历史谱写着几千年来我国多民族的相处、生存和发展之道，目前仍是一个多民族相处与和谐发展的榜样村。
一、魏公村的历史记忆
魏公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东南部，包括白石桥路和学院南路交叉路口西南隅。就其具体位置而言，东南方是真觉寺;西临为公桥及魏公村路西口，西南至万寿寺;南至中央民族大学，北至魏公村路及学院南路。目前，魏公村交通四通八达，经济繁荣昌盛，很难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联系起来。
据学者研究，魏公村居民区的西部、北部原为菜地和坟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校内先后发现和发掘出几座明清墓葬。也有学者用简易图清楚地描述出魏公村的地理位置，如图1所示。
魏公村的种种传说，究竟哪一种更贴近历史，说法不一，但是魏公村与目前在此居住的所谓“新疆村”的维吾尔族人的渊源由来已久。魏公村的区名、区位、区貌与始于元代、迄于清代的畏兀（畏吾）村（魏公村前身）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说，魏公村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一个折射和缩影。
据学者周泓研究，“畏兀儿”主要指元代聚居或来自高昌回鹘所在地区的回鹘人，元代将其地称为畏兀儿地名，居民则称为畏兀儿人，明朝后期有称畏吾或畏吾儿。为了实施政府的“实京师”政策（即移聚大量人口于京城和京畿），金元时期，畏兀儿人已在燕京（金中都）定居。徐干在《中论·民数篇》中指出，这些人“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来满足政府对商人、工匠、民户及军兵之需。
自明代起，文人墨客开始书及畏吾村的方位。明朝奉政大夫吕乾斋及其孙吕衡墓志分别记载，“墓在城西畏吾村之原”，“葬北海甸”。另外，清朝的康熙、乾隆和嘉庆时期，都有有关畏兀儿村的记载。民国时期，洪业专作《明吕乾斋、吕宇衡祖孙墓志铭考》曾经记载：“大慧寺之西北，土人所称为魏公村者”。20世纪60年代，石岩、文英撰写的《魏公村——元代维吾尔族人在京郊的聚居点》一文，再次证明了魏公村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
魏公村的名字也在不同的时期经历变化。“畏吾”“苇孤”“魏吴”“卫伍”“谓务”等都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为魏公村的村名而使用。据《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记载，“畏吾”村和“畏兀”村是使用较早的名字。《萝摩亭礼记》中也有记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魏公村改作“为公”村，解释“魏公”为“卫国公”，实属转意罢了。20世纪70年代末，为公村元代的主体陆续来到其历史的居住地。1982年，此地也恢复“魏公村”的原名。
而魏公村又是如何形成并使人口逐渐聚居起来的呢？据说也与当时当地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畏兀儿人的宗族观念密切相关。可以说，魏公村是在一片墓地上发展起来的。正如元朝历史研究专家党宝海教授所说：“如果没有这些庞大的豪门墓地，京西一隅就不会发展出畏兀儿人的聚落，也就不会有畏兀村。因为这里既不是商业区，其总体生活条件也远不如大都城里。事实上，正是陵园导致了这个聚落的出现。”同时，党宝海教授还指出，“对死去同類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更有力地促使古人寻求一个固定的汇聚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
后来，朱元璋觉得明朝应采取与元朝不同的民族政策，力促融洽与畏兀儿、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关系。畏兀村在这种情况下却走向衰弱，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方面，迁都北平给明朝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北平地位陡然提升，令整个北方防线在向内收缩的同时也向北平集中。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变迁中，魏公村日益被边缘化。后来又经历明朝与清朝的各种纷争，历史上虽然没有记载在这些纷争中畏兀村的状况，但是可以推断每一次几乎都遭受重创或夷为平地。魏公村逐渐成为大臣、太监的坟地，正德十一年（1516年），七月二十日，李东阳以病而终于正寝。明武宗追赠李东阳太师，谥文正。九月二十八日，李东阳葬于京西西直门外畏吾村的祖坟之地，魏公村之衰败可想而知。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它只是一个有几十人的小村子。
二、多文化、多民族融和的新型“高校村”和“文化村”
从地理位置上看，魏公村可以说是有名的“高校村”。有人就在网上评价魏公村的特点是：“书香气重，高等学府多。”事实就是这样，魏公村所在的社区西面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有中央民族大学，北有北京理工大学。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推行，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魏公村的流动人口和学生人数也不断快速增加。由于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生源的特殊性，魏公村成为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相容的“高校村”。
首先，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为魏公村成为民族村提供了重要依据。
魏公村的“繁华”主要得益于高校尤其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存在。一方面，庞大、稳定的学生群体成为魏公村低端消费的主力，致使街区店铺林立，同时也吸引了大量流动商贩的到来。另一方面，丰富多元的校园民族文化也形成了魏公村强烈的民族认同，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被称为少数民族干部摇篮的中央民族大学，1993年之前叫中央民族学院。当时，经中央同意，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藏和维吾尔语专业师生、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相关学科的教师、研究人员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不久，中央民委参事室也并入中央民族学院。这一举措使学院人才济济，奠定了学院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声名大震。同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少数民族语文系和研究部，为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历史、民族学三大主干学科中央民族大学奠定了牢固基础，对整个学院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建校以来，中央民族大学已经为国家输送了10万余名各民族优秀毕业生，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为我国的民族团结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概而言之，成立中央民族学院不但是党中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举措，也为魏公村增添了更佳绚丽的民族色彩。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的招生政策，在本科生中，每年招生的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必须占招生总数的50%，学校不但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蒙古语言文学系、维吾尔语言文学系、朝鲜语言文学系、哈萨克语言文学系等专门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专门学院，而且在学校的其他学院，每个专业又都有少数民族的学生认真地学习。正是因为中央民族大学大量少数民族学生的存在，使魏公村成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大家庭。每年都有很多少数民族代表团或者参观团到中央民族大学参观学习，特别是每年新生开学时，除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的学生和家长，餐厅、道路、街道到处能看到穿着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为魏公村的生活增添了更加绚烂的民族色彩。
另外，对于魏公村人口的聚集和服务消费行业的增长，位于中央民族大学校内的民族博物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民族博物馆于1984年11月开始筹建，1995年5月正式挂牌。目前，它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民族博物馆。民族博物馆的建成，不仅更好地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体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执政理念，更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塑造中华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收藏、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民族博物馆开放时间，每天都会接待国内外不同的人员来参观。还有一些中小学生的建队活动也会在这里举行，扩大了民族博物馆的影响，而且参观民族博物馆后，很多人都会去民族餐饮一条街吃饭，更增加了魏公村的繁荣。
其次，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留学生的存在和激增，更促进魏公村多元文化的发展。北京外国语大学不仅是外交官的摇篮，更重要的是外国留学生的增加，提升了魏公村在多元文化发展的速度。2015年，教育部联合多部委发文，将北外列为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基地;目前，学校已开设98种外国语，欧洲语种群和亚非语种群是目前我国覆盖面最大的非通用语建设基地，开齐了与175个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用语。与世界上83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学术机构开展交流，签订了480余份校际交流协议，学校留学生规模和质量进一步提升，学历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国际中国学”留学研究生学历教育项目继续顺利实施，2017年共招收留学生1 074人，港澳台学生7人，通过了教育部第二批来华留学质量认证，荣获北京市来华留学生管理优秀团队奖。其中，留学生占学生人数的10.75%。大量留学生的存在，不但加强了文化的交流，而且促进魏公村文化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北京外国语大学不但是“共和国外交官摇篮”，而且在魏公村多民族、多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中央民族歌舞团和民族剧院的发展推动魏公村民族文化的更大发展。中央民族歌舞团成立于1952年9月，它主要以继承、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为宗旨，要把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奉献给全国各族人民。在国家重大活动上、在民族地区的庆典上、在精品艺术的舞台上，中央民族歌舞团以它那质朴、豪迈、明净、旷达的艺术风范，引领着人们穿越千年的雪域、大漠、峻岭、热土，去领略兄弟民族悠远的历史和文化，为中国少数民族的歌舞艺术的普及、发扬和光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央民族歌舞团荟萃了众多优秀的少数民族艺术家，拥有蒙、回、壮、藏、维吾尔等37个民族400余名演职员，其中大家耳熟能详的有蒋大为、杨丽萍、腾格尔等，也有刘媛媛、肉孜·阿木提、“彝人制造”乐队、卞英花等年轻人不断为全国人民奉献他们优美的舞姿和动听的歌声。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歌舞表演吸引着北京乃至外地的公众来观演，在传播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繁荣了魏公村的经济，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谐相处。
三、民族美食的日益繁荣和发展——成为民族沟通的桥梁
进入魏公村，除了高等院校，最令人难忘的还有民族饮食一条街上不同风味的民族特色餐厅。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开展，很多善于经商的维吾尔族同胞又聚集在北京，并且有很多人来魏公村经营餐馆。据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的调查研究，1983年当地出现了第一家维吾尔族餐厅，后来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同胞通过投奔同族亲朋好友的渠道来到魏公村，尽量与同族人靠近或聚居于一处，以便互相照顾。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人来到魏公村，这里也逐渐形成了魏公村中著名的“新疆村”。为了保障新疆村的和谐快速稳定发展，在“新疆村”的维吾尔族老板中，由一位威望较高者担任“村长”。他负责协调各维吾尔餐馆之间的竞争、合作等关系。例如，他要定出各种饭菜的统一价格，解决维吾尔族人之间的纠纷，代表维吾尔族居民与居委会、派出所等机构协商村里的各项事务，有时也代表居委会向各维吾尔族餐馆转达各类通知和规定。1996年，维吾尔族餐馆发展为18家。他们经营的烤羊肉串、抓饭、烤馕、薄皮包子、拉面、汤面片等维吾尔族美食广受人们的青睐。
由于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的增加，很多其他少数民族同胞也到魏公村来发展，加入民族餐饮的行列。所以，魏公村陆续出现东乡族、蒙古族、藏族、朝鲜族、傣族、彝族等民族经营的餐馆，逐渐发展成了魏公村乃至北京地区著名的多民族餐馆一条街。中午和晚上，魏公村特色餐饮一条街上都会人山人海，甚至餐厅门口都是排队的人员。为了留住排队的顾客，餐馆会提供瓜子供排队人员消磨时间。
由于魏公村地理位置、人员居住和流动情况的特殊性，来魏公村民族一条街就餐顾客与去北京其他餐馆就餐的顾客最大的差别是，其大多数顾客是少数民族同胞和外国人。有些居住较远，甚至远在天津等地的少数民族顾客也专门来这里就餐。外国人中以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的人居多。据说，这些国家的使馆人员经常携全家来此用餐。魏公村不但成为展示少数民族餐饮文化的窗口，也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同胞与其他民族、国家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如今的魏公村，各民族在此以美食为媒介，向人们展示和传达着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情趣，同时，魏公村也成为各民族交流和沟通的地方。
四、拆迁改造——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由于人口的日益增長，魏公村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越来越多，这促进了魏公村经济特别是餐饮、劳务、消费额和服务等行业的繁荣和发展，但是经商者随意占用机动车道，私搭乱建违章建筑，把民用改商用等现象也日益突出。可以说魏公村的街景面貌用“脏乱差”三个字评论是相当贴切的。但是在访谈中，魏公村北区海副楼的居民却说：“魏公村早已形成了一种特色，大家熟悉并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气息，魏公村这一拆就要拆出好多伤感。希望我们回迁之后再能看到魏公村崭新而又熟悉的味道。” 据居委会的相关人员介绍，魏公村的拆迁改造实际上分为两大块。一是对魏公村沿街房屋的拆迁改造。按照北京市政府对市容市貌的要求，对临街房屋私搭乱建、招牌匾额超过房屋所属区域的地方由北京市集结城管、环境保护、工商等部门进行联合检查并予以拆除。整改后，政府在房子外面统一添加了木板做了黄色的围栏，防止居民再私自把房子打通向外面延展，一下子人行道就宽阔了很多，改变了中央民族大学西路人车混杂、交通拥堵的现象。
二是对魏公村小区北区的大拆迁。楼体破旧、环境脏乱、人员混杂，这是很多人对魏公村小区的印象。据紫竹院街道的工作人员介绍，魏公村作为海淀区最大的棚改项目，将于2020年7月竣工，居民的回迁安置房将以高品质的标准设计和建造，实现老居民“旧房换新房，重回城里老地方”的愿望。新小区命名为魏公村花园，规划7栋阳光板楼，全部为一梯两户、两梯四户设计;共有26种户型可供挑选，全部为南北通透或全南朝向的空间布局。地上住宅每层层高2.8米，更符合现代人的居住感受。未来的魏公村花园将建有循环水系和多重园林，绿地率高达30%，居民可享中央湖景。小区设计人车分流，设置地下停车场，提供1 300多个车位。同时，还将规划托老所、老年活动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助残中心等服务设施，建设室内游泳馆、室外篮球场、儿童游乐设施、景观慢跑道等休闲配套设施。
五、结语
有研究者认为，“畏兀村”的出现，是北京历史上民族歧视的产物。虽然畏兀儿在元代地位比较高，但毕竟在蒙古族之下，他们在北京人少地生，所以便聚集在一起，以团结自卫。经过历代的变迁和发展，特别是随着新中国各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的颁布实施，今天的魏公村不但早已成为民族平等、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典范社区，也是几代人生活的家园和求学人向往的高校聚集地。在世界任何一個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都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它是这个国家的民族关系是否和谐、政府的民族政策是否能够关照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民族政策的平等性、包容性。笔者希望，魏公村的拆迁和建设，使“藏”在老北京人“心中”和外地人“口中”的集传说与美食于一体的“村子”，将告别脏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不久的将来以更加全新的“古香古色”面貌示人，切实体现北京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搭建一座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桥梁。
对于外地人来说，魏公村可能就像见到农村的村庄一样，但对于在魏公村居住、成长的孩子来说，位于北京市内的魏公村是它们心中的家园。它用自己的历史谱写着几千年来我国多民族的相处、生存和发展之道，目前仍是一个多民族相处与和谐发展的榜样村。
一、魏公村的历史记忆
魏公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东南部，包括白石桥路和学院南路交叉路口西南隅。就其具体位置而言，东南方是真觉寺;西临为公桥及魏公村路西口，西南至万寿寺;南至中央民族大学，北至魏公村路及学院南路。目前，魏公村交通四通八达，经济繁荣昌盛，很难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联系起来。
据学者研究，魏公村居民区的西部、北部原为菜地和坟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校内先后发现和发掘出几座明清墓葬。也有学者用简易图清楚地描述出魏公村的地理位置，如图1所示。
魏公村的种种传说，究竟哪一种更贴近历史，说法不一，但是魏公村与目前在此居住的所谓“新疆村”的维吾尔族人的渊源由来已久。魏公村的区名、区位、区貌与始于元代、迄于清代的畏兀（畏吾）村（魏公村前身）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说，魏公村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一个折射和缩影。
据学者周泓研究，“畏兀儿”主要指元代聚居或来自高昌回鹘所在地区的回鹘人，元代将其地称为畏兀儿地名，居民则称为畏兀儿人，明朝后期有称畏吾或畏吾儿。为了实施政府的“实京师”政策（即移聚大量人口于京城和京畿），金元时期，畏兀儿人已在燕京（金中都）定居。徐干在《中论·民数篇》中指出，这些人“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来满足政府对商人、工匠、民户及军兵之需。
自明代起，文人墨客开始书及畏吾村的方位。明朝奉政大夫吕乾斋及其孙吕衡墓志分别记载，“墓在城西畏吾村之原”，“葬北海甸”。另外，清朝的康熙、乾隆和嘉庆时期，都有有关畏兀儿村的记载。民国时期，洪业专作《明吕乾斋、吕宇衡祖孙墓志铭考》曾经记载：“大慧寺之西北，土人所称为魏公村者”。20世纪60年代，石岩、文英撰写的《魏公村——元代维吾尔族人在京郊的聚居点》一文，再次证明了魏公村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
魏公村的名字也在不同的时期经历变化。“畏吾”“苇孤”“魏吴”“卫伍”“谓务”等都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为魏公村的村名而使用。据《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记载，“畏吾”村和“畏兀”村是使用较早的名字。《萝摩亭礼记》中也有记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魏公村改作“为公”村，解释“魏公”为“卫国公”，实属转意罢了。20世纪70年代末，为公村元代的主体陆续来到其历史的居住地。1982年，此地也恢复“魏公村”的原名。
而魏公村又是如何形成并使人口逐渐聚居起来的呢？据说也与当时当地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畏兀儿人的宗族观念密切相关。可以说，魏公村是在一片墓地上发展起来的。正如元朝历史研究专家党宝海教授所说：“如果没有这些庞大的豪门墓地，京西一隅就不会发展出畏兀儿人的聚落，也就不会有畏兀村。因为这里既不是商业区，其总体生活条件也远不如大都城里。事实上，正是陵园导致了这个聚落的出现。”同时，党宝海教授还指出，“对死去同類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更有力地促使古人寻求一个固定的汇聚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
后来，朱元璋觉得明朝应采取与元朝不同的民族政策，力促融洽与畏兀儿、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关系。畏兀村在这种情况下却走向衰弱，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方面，迁都北平给明朝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北平地位陡然提升，令整个北方防线在向内收缩的同时也向北平集中。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变迁中，魏公村日益被边缘化。后来又经历明朝与清朝的各种纷争，历史上虽然没有记载在这些纷争中畏兀村的状况，但是可以推断每一次几乎都遭受重创或夷为平地。魏公村逐渐成为大臣、太监的坟地，正德十一年（1516年），七月二十日，李东阳以病而终于正寝。明武宗追赠李东阳太师，谥文正。九月二十八日，李东阳葬于京西西直门外畏吾村的祖坟之地，魏公村之衰败可想而知。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它只是一个有几十人的小村子。
二、多文化、多民族融和的新型“高校村”和“文化村”
从地理位置上看，魏公村可以说是有名的“高校村”。有人就在网上评价魏公村的特点是：“书香气重，高等学府多。”事实就是这样，魏公村所在的社区西面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有中央民族大学，北有北京理工大学。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推行，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魏公村的流动人口和学生人数也不断快速增加。由于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生源的特殊性，魏公村成为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相容的“高校村”。
首先，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为魏公村成为民族村提供了重要依据。
魏公村的“繁华”主要得益于高校尤其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存在。一方面，庞大、稳定的学生群体成为魏公村低端消费的主力，致使街区店铺林立，同时也吸引了大量流动商贩的到来。另一方面，丰富多元的校园民族文化也形成了魏公村强烈的民族认同，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被称为少数民族干部摇篮的中央民族大学，1993年之前叫中央民族学院。当时，经中央同意，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藏和维吾尔语专业师生、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相关学科的教师、研究人员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不久，中央民委参事室也并入中央民族学院。这一举措使学院人才济济，奠定了学院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声名大震。同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少数民族语文系和研究部，为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历史、民族学三大主干学科中央民族大学奠定了牢固基础，对整个学院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建校以来，中央民族大学已经为国家输送了10万余名各民族优秀毕业生，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为我国的民族团结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概而言之，成立中央民族学院不但是党中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举措，也为魏公村增添了更佳绚丽的民族色彩。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的招生政策，在本科生中，每年招生的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必须占招生总数的50%，学校不但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蒙古语言文学系、维吾尔语言文学系、朝鲜语言文学系、哈萨克语言文学系等专门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专门学院，而且在学校的其他学院，每个专业又都有少数民族的学生认真地学习。正是因为中央民族大学大量少数民族学生的存在，使魏公村成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大家庭。每年都有很多少数民族代表团或者参观团到中央民族大学参观学习，特别是每年新生开学时，除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的学生和家长，餐厅、道路、街道到处能看到穿着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为魏公村的生活增添了更加绚烂的民族色彩。
另外，对于魏公村人口的聚集和服务消费行业的增长，位于中央民族大学校内的民族博物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民族博物馆于1984年11月开始筹建，1995年5月正式挂牌。目前，它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民族博物馆。民族博物馆的建成，不仅更好地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体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执政理念，更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塑造中华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收藏、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民族博物馆开放时间，每天都会接待国内外不同的人员来参观。还有一些中小学生的建队活动也会在这里举行，扩大了民族博物馆的影响，而且参观民族博物馆后，很多人都会去民族餐饮一条街吃饭，更增加了魏公村的繁荣。
其次，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留学生的存在和激增，更促进魏公村多元文化的发展。北京外国语大学不仅是外交官的摇篮，更重要的是外国留学生的增加，提升了魏公村在多元文化发展的速度。2015年，教育部联合多部委发文，将北外列为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基地;目前，学校已开设98种外国语，欧洲语种群和亚非语种群是目前我国覆盖面最大的非通用语建设基地，开齐了与175个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用语。与世界上83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学术机构开展交流，签订了480余份校际交流协议，学校留学生规模和质量进一步提升，学历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国际中国学”留学研究生学历教育项目继续顺利实施，2017年共招收留学生1 074人，港澳台学生7人，通过了教育部第二批来华留学质量认证，荣获北京市来华留学生管理优秀团队奖。其中，留学生占学生人数的10.75%。大量留学生的存在，不但加强了文化的交流，而且促进魏公村文化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北京外国语大学不但是“共和国外交官摇篮”，而且在魏公村多民族、多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中央民族歌舞团和民族剧院的发展推动魏公村民族文化的更大发展。中央民族歌舞团成立于1952年9月，它主要以继承、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为宗旨，要把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奉献给全国各族人民。在国家重大活动上、在民族地区的庆典上、在精品艺术的舞台上，中央民族歌舞团以它那质朴、豪迈、明净、旷达的艺术风范，引领着人们穿越千年的雪域、大漠、峻岭、热土，去领略兄弟民族悠远的历史和文化，为中国少数民族的歌舞艺术的普及、发扬和光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央民族歌舞团荟萃了众多优秀的少数民族艺术家，拥有蒙、回、壮、藏、维吾尔等37个民族400余名演职员，其中大家耳熟能详的有蒋大为、杨丽萍、腾格尔等，也有刘媛媛、肉孜·阿木提、“彝人制造”乐队、卞英花等年轻人不断为全国人民奉献他们优美的舞姿和动听的歌声。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歌舞表演吸引着北京乃至外地的公众来观演，在传播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繁荣了魏公村的经济，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谐相处。
三、民族美食的日益繁荣和发展——成为民族沟通的桥梁
进入魏公村，除了高等院校，最令人难忘的还有民族饮食一条街上不同风味的民族特色餐厅。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开展，很多善于经商的维吾尔族同胞又聚集在北京，并且有很多人来魏公村经营餐馆。据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的调查研究，1983年当地出现了第一家维吾尔族餐厅，后来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同胞通过投奔同族亲朋好友的渠道来到魏公村，尽量与同族人靠近或聚居于一处，以便互相照顾。随着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人来到魏公村，这里也逐渐形成了魏公村中著名的“新疆村”。为了保障新疆村的和谐快速稳定发展，在“新疆村”的维吾尔族老板中，由一位威望较高者担任“村长”。他负责协调各维吾尔餐馆之间的竞争、合作等关系。例如，他要定出各种饭菜的统一价格，解决维吾尔族人之间的纠纷，代表维吾尔族居民与居委会、派出所等机构协商村里的各项事务，有时也代表居委会向各维吾尔族餐馆转达各类通知和规定。1996年，维吾尔族餐馆发展为18家。他们经营的烤羊肉串、抓饭、烤馕、薄皮包子、拉面、汤面片等维吾尔族美食广受人们的青睐。
由于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的增加，很多其他少数民族同胞也到魏公村来发展，加入民族餐饮的行列。所以，魏公村陆续出现东乡族、蒙古族、藏族、朝鲜族、傣族、彝族等民族经营的餐馆，逐渐发展成了魏公村乃至北京地区著名的多民族餐馆一条街。中午和晚上，魏公村特色餐饮一条街上都会人山人海，甚至餐厅门口都是排队的人员。为了留住排队的顾客，餐馆会提供瓜子供排队人员消磨时间。
由于魏公村地理位置、人员居住和流动情况的特殊性，来魏公村民族一条街就餐顾客与去北京其他餐馆就餐的顾客最大的差别是，其大多数顾客是少数民族同胞和外国人。有些居住较远，甚至远在天津等地的少数民族顾客也专门来这里就餐。外国人中以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的人居多。据说，这些国家的使馆人员经常携全家来此用餐。魏公村不但成为展示少数民族餐饮文化的窗口，也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同胞与其他民族、国家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如今的魏公村，各民族在此以美食为媒介，向人们展示和传达着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情趣，同时，魏公村也成为各民族交流和沟通的地方。
四、拆迁改造——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由于人口的日益增長，魏公村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越来越多，这促进了魏公村经济特别是餐饮、劳务、消费额和服务等行业的繁荣和发展，但是经商者随意占用机动车道，私搭乱建违章建筑，把民用改商用等现象也日益突出。可以说魏公村的街景面貌用“脏乱差”三个字评论是相当贴切的。但是在访谈中，魏公村北区海副楼的居民却说：“魏公村早已形成了一种特色，大家熟悉并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气息，魏公村这一拆就要拆出好多伤感。希望我们回迁之后再能看到魏公村崭新而又熟悉的味道。” 据居委会的相关人员介绍，魏公村的拆迁改造实际上分为两大块。一是对魏公村沿街房屋的拆迁改造。按照北京市政府对市容市貌的要求，对临街房屋私搭乱建、招牌匾额超过房屋所属区域的地方由北京市集结城管、环境保护、工商等部门进行联合检查并予以拆除。整改后，政府在房子外面统一添加了木板做了黄色的围栏，防止居民再私自把房子打通向外面延展，一下子人行道就宽阔了很多，改变了中央民族大学西路人车混杂、交通拥堵的现象。
二是对魏公村小区北区的大拆迁。楼体破旧、环境脏乱、人员混杂，这是很多人对魏公村小区的印象。据紫竹院街道的工作人员介绍，魏公村作为海淀区最大的棚改项目，将于2020年7月竣工，居民的回迁安置房将以高品质的标准设计和建造，实现老居民“旧房换新房，重回城里老地方”的愿望。新小区命名为魏公村花园，规划7栋阳光板楼，全部为一梯两户、两梯四户设计;共有26种户型可供挑选，全部为南北通透或全南朝向的空间布局。地上住宅每层层高2.8米，更符合现代人的居住感受。未来的魏公村花园将建有循环水系和多重园林，绿地率高达30%，居民可享中央湖景。小区设计人车分流，设置地下停车场，提供1 300多个车位。同时，还将规划托老所、老年活动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助残中心等服务设施，建设室内游泳馆、室外篮球场、儿童游乐设施、景观慢跑道等休闲配套设施。
五、结语
有研究者认为，“畏兀村”的出现，是北京历史上民族歧视的产物。虽然畏兀儿在元代地位比较高，但毕竟在蒙古族之下，他们在北京人少地生，所以便聚集在一起，以团结自卫。经过历代的变迁和发展，特别是随着新中国各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的颁布实施，今天的魏公村不但早已成为民族平等、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典范社区，也是几代人生活的家园和求学人向往的高校聚集地。在世界任何一個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都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它是这个国家的民族关系是否和谐、政府的民族政策是否能够关照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民族政策的平等性、包容性。笔者希望，魏公村的拆迁和建设，使“藏”在老北京人“心中”和外地人“口中”的集传说与美食于一体的“村子”，将告别脏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不久的将来以更加全新的“古香古色”面貌示人，切实体现北京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搭建一座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