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对国际政治与外交格局的影响已经日渐明显，而中美军事交流对于建立一个正常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库尔特·坎贝尔和理查德·魏茨都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华盛顿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愿意正视中美关系未来的专家的意见。本刊刊发此文并非同意其观点，亦非证实其内容，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20世纪80年代末，中美因为各种原因军事交流中断。从90年代开始双方试图改善这种军事关系上的冰冷状态。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在改善军事交流方面有几个很关键的动机。这些动机包括：首先是担心，至少美国政府方面有这种考虑，美国认为中美双方存在因突发事件或误判而导致军事冲突的可能；其次，双方都有愿望去适应、改变对方政府在外交和国防上的政策，第三。希望了解更多有关对方的国防装备设施和军事实践，希望对东亚安全环境的发展起到有利的杠杆效应。
　　
　　避免军事误判
　　
　　原文作者认为，最紧迫需要加强军事对话的问题集中在海上战略安全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解放军海军就已经开始从基本的近岸防御，转变为面向“蓝水”，且经常在远离中国领海的公海活动。当解放军海军船只进入美国战舰巡逻的海上区域，美国国防部会下令保持克制。因为1972年美国和前苏联曾经就海上突发事件达成协议，尽量减少由于误判而导致海上冲突的风险，这也许对中美海上遭遇起到了示范的作用。美国国防部的领导人相信他们能够给解放军以有效用的承诺，至少，中美在这些热点问题上的对话能够帮助避免两国海军之间发生冲突和误判，这在以前中美两国海军接近时非常少见。
　　几次意外事件损害了美国和中国在海军方面建立有规则的互动。1993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错误地发出消息称，中国的一艘集装箱货船“银河”号将一些被禁止的化学物品运往伊朗。虽然北京方面极力否认了美国的说法，美国的战舰和军事飞机仍时刻监视着这艘货船，但并没有强行登上该货船。这般船的船长也否认曾经到达过波斯湾的港口。在20天之后，在各方争执的情况下最终达成一个折衷的妥协办法。美国的技术专家建议，由中国和沙特的检察员对这艘货船开始检查。之后，检查的结果显示，该货船运载的货物是合法的，这艘货船最终被允许开往最初的目的地。这起事件引发了中国方面强烈的抗议。当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表示，美国的行动已经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海上航运自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伤害了中国的信誉。中国政府也发布正式的声明，指责美国军队违反国际法。
　　一起更严重，但却不为人知的事件发生在1994年10月27日到29日，当时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及其战斗群突然在黄海领域遭遇中国核潜艇。美国军舰在距离山东半岛大约200英里的区域发现了这艘核潜艇，在此之前，这一区域很少出现中国海军核潜艇的身影。美军舰队随即命令S-3反潜机升空，释放声纳浮标来跟踪这艘核潜艇。中国方面的反应是不规则地派战机升空到达该区域上空。在这紧张的3天对峙中，美国和中国的战斗机飞行员驾驶战机不断地在对方视线中出现。事后，中美任何一方都没有宣扬这次突发事件。此后，在1994年12月14日美国的《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分别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
　　
　　对两国的政策影响
　　
　　华盛顿和北京都相信，他们能够利用军事上的双边交流来规范各自的“行为”。克林顿政府的“广泛接触”政策就是寻求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建设性”成员。由于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国会解释说：“解放军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者，与中国军方的接触让我们有机会影响解放军的决策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在1994年的秘密备忘录上对此作了详细说明。他认为继续“全面接触”是十分必要的，包括军事接触的恢复，而美国所要面对的是“中国正在快速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力量，结合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它的核武器，以及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军队，这一切都使中国成为美国必须与之相处的重要角色”。佩里接着解释称，为了获得与中国的合作，“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与解放军的相互信任和谅解，这种局面只能通过高层级的对话和一系列的工作会谈才能发生……让我们继续保持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这种非常重要的关系。”
　　中国领导人同样感觉到美国军队和它的民间组成部分，对美国外交政策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他们知道美国政府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仍然有分歧。中国官员显然希望更好的军事交流能鼓励华盛顿，在台湾问题、出口控制、军事合作等方面采取更有利的政策。通过军事交流的有益影响，中国方面试图鼓励美国，以一个对等伙伴去看待和接触解放军。
　　


　　


　　
　　加大双方的军事透明度
　　
　　美国和中国的防务部门都有兴趣更多地了解对方。1998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东亚战略报告反映出美国政策制定者加强安全透明度的价值，“对话和交流能减少两国间误解，增加我们对中国安全关注点的理解，建立我们两国国防部门对避免两国间的军事冲突和误判的信心。”在佩里于1994年10月访问北京的4天里。他明确地告诉中国军方领导人，中国应该在军事预算开支和计划编制上更加透明一些，让双方的误解最小化。在这次访问中，解放军变得更加职业化，通过自主生产和国外购买获得了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有意识地采纳最先进的西方军事实战经验。例如，中国官员对于美国防务方面的理论和指导性结论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此外，他们希望更好地了解他们潜在的对手，以及获得美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对地区安全环境转变的反应
　　在20世纪90年代，在东南亚国家地区论坛的沟通之下，许多亚太国家开始发展双边的地区安全合作和信任机制。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邻国也希望中国的外交和防务活动更加透明。中国政府对此的反应是积极的，1995年中国官方第一次出版了《国家安全白皮书》，1998年中国第一次出版了《国防白皮书》。中国也与其邻国协商建立了互相信任承诺机制，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前苏联地区的四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及塔吉克斯坦建立了一个区域合作组织。1994年7月，中国和俄罗斯国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范突发性军事冲突。在1998年4月，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一个最高领导“直通热线电话”，北京最核心的政治军事热线第一次与另一个国家的政府相连。自1996年4月签订《上海合作条约》开始，中国也与四个前苏联地区的邻国签署了一些控制军事活动的协议，这些协议限制了在相互边境的方圆一百公里的非军事区域内的常规军事发展和活动。此外，北京还发表了联合安全声明，建立了与澳大利亚、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安全咨询机制。在中国的领导人看来，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准备与其 他国家商讨安全信任承诺机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在寻求与北京之间的透明安全协定。
　　
　　达成协定
　　
　　在与中国的接近过程中，华盛顿试图借鉴在冷战时代末期的美国与前苏联的军事合作交流经验。特别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尝试着建立一些信任机制，如1972年美苏达成的海上突发事件协定和1989年美苏达成预防危险的突发军事冲突，并将这些经验运用到逐渐形成的中美军事关系上。这一策略是非常合理的。俄罗斯和美国军事交流日渐频繁，特别是美国太平洋指挥部与俄罗斯远东方面之间的交流沟通。除此之外，美国希望以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他国家间的信任机制为基础，因为这种信任机制跟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信任机制有些相似。
　　华盛顿认为1998年1月签订的海上军事咨询协定(MMcA)，是美国与中国最重要的透明信任机制。MMCA的目标是提高国防军事对话，避免美国和中国海军、空军部队在相互附近区域执行任务时出现误判。两国军方的工作会谈讨论了诸如：两国军舰和战机之间的沟通的话题，这是两国军方急需解决的话题，特别是在双方正常执行任务时非常缺乏直接的沟通。与美苏之间原先达成的协定相比，MMCA还是比较模糊的，并且缺乏具体的细则以建立早期预防机制。
　　每年一度的国防咨询对话，中美两国军事国防官员及政府官员之间的透明交流，这项对话是1997年12月开始的，这也代表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任对话机制。中国和美国的军事官员也会扩大他们各自对对方的访问范围，然后就对方的军事学说、原则、医学和其他话题作出简报。双方更深层次的交流发生在两国的军事教育机构。在1998年6月克林顿访问中国期间，中美双方都同意派遣观察员参与到对方的军事演习中。中国的军事代表随后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和“对抗——雷”演习，美国高级代表团也参观了解放军在南京军区的演习。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的另一个结果是，双方达成协定的目标不针对双方的战略核武器。1998年的东亚战略报告对中美达成的这种机制描述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象征意义的动作，也得到了双方的保证。我们的建设性关系再次得到肯定。”这个协定有很重大的象征意义，但是也缺乏强制执行和监察机制。也许中美双方直接通讯连接或者热线电话更意味深长，例如1998年建立的美国与中国领导人热线。
　　最后，克林顿政府认为中美在环境和人道援助事件上的双边军事合作，可以建立双方潜在的信任机制。根据1998年的东亚战略报告，“通过这种机制，双方可以建立信任关系，这样可以使双方的紧张关系得到放松，不同的军事文化也可以得到互相理解。”1998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万年会面，并签署了联合宣言，批准在周边环境合作问题上的双边军事交流。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官员也讨论了，在周边发生灾难时的人道主义救援上展开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