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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了2001～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指数，详细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进口的技术溢出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本文发现这10年期间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实现了稳定增长，但增速变缓。水平方向上，港澳台FDI的技术溢出并不显著，但进口和非港澳台FDI显著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后向关联上，港澳台FDI的溢出效应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非港澳台FDI的技术溢出则起到了恶化作用，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将需要高能耗产品供应的企业部署到中国，间接转移碳排放的可能。FDI前向关联并未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
关键词： 全要素能源效率；FDI；技术溢出；前向和后向关联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3）06004005
Spillovers or Energy Efficiency Deteriorated？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es
FANG Zhaoben， ZHU Wenchao
（Management Schoo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EAMalmquist index， this paper firstly evaluated the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TFE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of Chinese industry during 2001～2010， then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FDI and imports’ spillovers on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Chinese industry. We found that Chinese industry’ TFEE showed a continued increase in this period， but the increment speed had become slower. FDI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HMT） didn’t show significant horizontal technology spillovers， but imports and FDI from nonHMT had positive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TFEE. FDI from HMT brought positive spillovers to TFEE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 on the contrary， FDI from nonHMT deteriorated TFEE， which means that western countries may indirectly transfer CO2 emissions to China by investing firms that need energyintensive inputs. The forward linkage didn’t show significant spillovers.
Key words：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FDI； spillovers； backward and forward linkages
1 引言
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要求工业化国家削减CO2排放，产生了签协议国家CO2减少量被非签协议国家增加量抵消的碳泄露现象。一般认为，碳泄露通过碳排放受限制国家向非限制国家进行能源密集型产品贸易与能源密集产业转移实现，而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正是产业转移的最重要渠道。FDI同时作为重要的技术溢出来源，得到了很多学者重视，但在实证分析上研究对象以生产率为主，而少有学者注意到藏在FDI背后的环境与能源效率问题。即使部分学者做了初步分析，如涂正革[1]，也仅限于分析行业内影响，忽略了行业间影响。因此，本文意图填补这个缺口，详细考察FDI与进口是对中国工业行业能源效率产生了正向技术溢出，亦或能效恶化。
2 文献回顾
根据技术溢出发生在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分为水平和垂直两种技术溢出。
水平技术溢出发生在行业内，溢出来源为进口和FDI。外资企业作为先进技术拥有者，为本地企业树立示范作用，本地企业通过模仿进口或外资企业产品，提高自身生产率。引用郑秀君[2]结论，并不能证明FDI水平技术溢出存在正效应。原因可归结为三个：第一，技术溢出不会自动发生，取决于本土企业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
[3]；第二，外资企业进入后，提高了行业竞争度，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占”效应[4]；第三，外资企业为了保持其竞争力，会采取知识产权保护、使用高工资抑制人员流动等措施防止技术泄露[5]。从能源效率视角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其先进技术和高效率是其竞争优势所在，促使本土企业纷纷学习效仿，而可能提高行业能源效率。但如Babiker[6]所说，这部分企业进入非限制碳排放国家后，会基于成本考虑，选用更多能源要素替代非能源要素，造成同企业在非限制国家制造的同样产品比在限制国家包含更多能源要素的现象，再加上形成技术溢出的障碍，本文意图实证分析水平方向是否依然产生了正技术溢出。 垂直技术溢出发生在行业间，溢出来源为FDI，根据关联方式不同又分为后向和前向关联两种垂直技术溢出。Markusen and Venables[7] 首先建模论证了后向关联技术溢出的存在，下游外资企业设置较高的技术标准，促使提供必要的技术和管理培训给上游本地企业[8]，而产生后向垂直技术溢出。前向关联主要是本地企业提供外资企业市场营销和半成品加工服务，帮助其尽快形成本地生产体系[9]。杨亚平[4]总结了针对中国垂直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认为可以确定行业间技术溢出存在，且后向关联技术溢出基本为正，前向关联正负难以确定。目前垂直技术溢出还没有针对能源效率的研究。
另外，最近有关垂直技术溢出的文献主要从市场导向[4]，企业股权类型展开[5]，还没有从FDI来源考察技术溢出的文献。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能源效率，笔者推测根据FDI的来源地不同，向中国转移能源密集产业的可能性也不同，显然拥有更完善工业体系的西方发达国家比香港可能性更大。故本文将FDI分成两部分，港澳台和非港澳台地区，分别考察它们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其中非港澳台FDI主要来自欧美日韩。
综上所述，本文将从以下两点拓展之前研究：第一，区分水平技术溢出和垂直技术溢出，首次考察垂直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第二，首次将港澳台和非港澳台地区FDI分离，分别考察它们的技术溢出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4 实证分析
这里首先计算了2001～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指数。结果显示期间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EI平均值为1.06，表明中国工业能源使用效率实现了稳定提高。技术进步指数TCH平均值为1.04，而技术效率指数ECH平均值为1.02，TCH年均增长率为ECH的2倍，表明技术进步是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但计算累计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其增长趋势自2007年开始放缓，尤其是2008～2009年出现下降。
在前期模型选取上，发现（6）式的对数模型有 更高拟合度，故选用了对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再考虑到技术溢出产生需要时间，还建立了滞后模型，对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滞后时间为1年。在回归分析前，需要先进行Hausman检验确定模型类型，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Hausman检验P值都不超过1%，故都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具体结果见如下分析：
（1）投资、研发与出口
人均资本HC。回归结果显示人均资本增长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提高起到阻碍作用，从行业看，人均资本增长意味着行业有新增投资，负的影响意味着新增投资并未有效帮助行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相反存在盲目扩张产能行为，导致阻碍了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盲目扩张产能行为必然被市场淘汰，使行业内企业转向寻求整合产能，提高效率，这就解释了为何在滞后模型中人均资本负的影响显著性下降，甚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影响由负转正。
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RD。研发投入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无论在当期还是滞后模型中都为负，该结果与李小平等[16]结果类似，再一次验证了中国工业行业研发经费使用效率和投入结构上存在一定问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R&D经费偏向国有企业，容易造成“政绩”工程；二是中国R&D投资强度过高。
出口OT。Fu[15]和李小平等[16]在其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出口会促进生产率提高，但本文却得到了与他们相反的结果，无论当期还是滞后模型出口都显著提高了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笔者认为这可能与本文选取数据较近，近年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有关。另外，经过多年仍能在激烈的出口竞争中幸存下来的企业，往往有很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出口中学”效应逐渐在这些企业中体现出来，通过积极的海外市场调查与向有更高节能环保要求的同行业企业学习，有效提高了企业技术水平和能源效率，从而提高了行业整体能源效率。
（2）水平技术溢出
水平技术溢出NOH和HMT。在涂正革[1]的研究中发现FDI并未帮助中国提高环境效率，反而存在污染转移，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虽然港澳台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起到了负的影响，但不显著，而非港澳台FDI却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帮助提高了全要素能源效率。港澳台FDI负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会存在一定的“挤占”效应，导致能源效率恶化，原因可能是港澳台企业偏劳动密集型企业，与本地企业产生了较多竞争。非港澳台地区（主要是欧美日韩等西方发达国家）FDI投资的项目或企业，在行业内代表了更先进的管理理念，给本地企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促使本地企业加强模仿和学习，从而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促进了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而非港澳台FDI在水平方向上并未促进技术进步，这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高薪抑制人才流动，防止技术泄露有关。
水平技术溢出IN。回归结果显示在当期模型中进口促进了技术进步，从而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但进口并未促进技术效率进步，另外，在滞后模型中进口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促进作用显著性变差。该结果与李小平等[16]类似，表明中国工业行业从进口先进生产设备（包括先进节能设备）中虽然获得了直接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但存在重“有形”设备引进，轻“无形”管理和设备维护操作经验学习的现象，导致进口并未促进技术效率提高。
（3）垂直技术溢出
前向关联垂直技术溢出NOHLF和HMTLF。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港澳台FDI还是非港澳台FDI在前向关联中都没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显著的正技术溢出，该结果与大部分研究目标为生产率的文献类似，如杨亚平[4]等。
后向关联垂直技术溢出NOHLB和HMTLB。回归结果显示将非港澳台和港澳台FDI分离后，后向关联的结果与之前文献有些差异，其中港澳台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了正的技术溢出，但非港澳台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却产生了负的技术溢出。来自港澳台FDI在后向关联中比非港澳台的有更好表现，本文认为主要归功于：一方面，港澳台企业相比其它地区企业没有语言障碍，企业之间能够顺利地进行沟通和交流，方便本地企业及时、准确获得港澳台企业的反馈信息，据此调整产品，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港澳台企业与本地企业天然的人文联系，使得港澳台企业相比其它地区企业更愿意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和管理培训，以使上游企业能够生产达到技术标准的产品。但来自非港澳台FDI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起到显著的负影响，除了语言文化障碍外，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给上游企业设置较高的技术标准，致使上游本地供应商生产中次品率增加，需要消耗比以前更多的能源要素；第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在选择上游产品时，倾向于选择同一行业中包含更多能源要素投入的产品。对于第二种可能性，这就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启示，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碳排放转移，可能并非简单地通过投资高耗能企业直接进行转移，还可能将需要高能耗上游产品供应的下游企业部署到中国，间接进行转移。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了2001～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详细考察了技术溢出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2001～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实现了稳定增长，但增长速度变缓。人均资本增长并未促进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提高，新增投资存在盲目扩张行为。研发投入并未促进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表明中国研发经费存在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出口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
（2）水平方向上，进口对工业行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并未对技术效率产生技术溢出。非港澳台FDI在行业内产生了正技术溢出，但是是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促进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而港澳台FDI并未在行业内产生正技术溢出。
（3）垂直方向上，后向关联中港澳台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正技术溢出，而非港澳台FDI则起到了恶化作用，前向关联两者都未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非港澳台FDI后向关联中负的影响意味着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将需要高能耗产品供应的企业部署到中国，间接转移碳排放的可能。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就技术溢出促进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提高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采取必要措施提高本地企业对先进节能技术的吸收能力；第二，政府充分利用本地和外资企业之间的供应和需求关系，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加强相互沟通和合作的环境，使得外资企业更容易、更意愿为了共同利益而给予本地企业必要的培训和技术支持；第三，警惕西方发达国家使用下游企业进行间接污染转移，要求相关单位在审批西方发达国家新投资项目时，仔细审查上游配套企业要求，权衡其中利弊，同时，鼓励拥有先进节能技术的外资企业进入。
参 考 文 献：
[1] 涂正革.环境、资源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性[J].经济研究，2008，（2）：93105.
[2]郑秀君.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述评：1994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9）：5868.
[3] 赖明勇，包群，彭水军，等.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5，（8）：95105.
[4]杨亚平.FDI技术行业内溢出还是行业间溢出——基于广东工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11）：7379.
[5]杨亚平，干春晖.后向关联、技术溢出与本土供应商生产率提升——基于制造业企业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1，33（9）：816.
[6]Babiker H M. Climate change policy， market structure， and carbon leakag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65（2）： 421445.
[7]Markusen J R， Venables A J.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a catalys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2）： 335356.
[8]Javorcik B S.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3）： 605627.
[9] 王恕立，张吉鹏，罗勇.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与中国的对策分析[J].科技投资，2002，（3）：117118.
[10] Wei Y， Liao H， Fan 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a’s iron and steel sector[J]. Energy， 2007， 32（12）： 22622270.
[11]屈小娥.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分解——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8）：2943.
[12] Fre R， Grosskopf S， Norris M， et al..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y Review， 1994， 84（1）： 6683.
[13] Forsund F R， Kittelsen S A C.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of Norwegian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utilities[J].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1998， 20（3）： 207224.
[14]李廉水，周勇.技术进步能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6，（10）：
8289.
[15] Fu X. Exports， technical progres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a nonparametric approach for China[J]. Applied Economics， 2005， 37（7）： 725739.
[16] 李小平，卢现祥，朱钟棣.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中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J].经济学，2008，（7）：549564.
[17]Liu Z.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 85（1）： 176193.
关键词： 全要素能源效率；FDI；技术溢出；前向和后向关联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3）06004005
Spillovers or Energy Efficiency Deteriorated？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es
FANG Zhaoben， ZHU Wenchao
（Management Schoo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EAMalmquist index， this paper firstly evaluated the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TFE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of Chinese industry during 2001～2010， then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FDI and imports’ spillovers on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Chinese industry. We found that Chinese industry’ TFEE showed a continued increase in this period， but the increment speed had become slower. FDI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HMT） didn’t show significant horizontal technology spillovers， but imports and FDI from nonHMT had positive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TFEE. FDI from HMT brought positive spillovers to TFEE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 on the contrary， FDI from nonHMT deteriorated TFEE， which means that western countries may indirectly transfer CO2 emissions to China by investing firms that need energyintensive inputs. The forward linkage didn’t show significant spillovers.
Key words：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FDI； spillovers； backward and forward linkages
1 引言
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要求工业化国家削减CO2排放，产生了签协议国家CO2减少量被非签协议国家增加量抵消的碳泄露现象。一般认为，碳泄露通过碳排放受限制国家向非限制国家进行能源密集型产品贸易与能源密集产业转移实现，而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正是产业转移的最重要渠道。FDI同时作为重要的技术溢出来源，得到了很多学者重视，但在实证分析上研究对象以生产率为主，而少有学者注意到藏在FDI背后的环境与能源效率问题。即使部分学者做了初步分析，如涂正革[1]，也仅限于分析行业内影响，忽略了行业间影响。因此，本文意图填补这个缺口，详细考察FDI与进口是对中国工业行业能源效率产生了正向技术溢出，亦或能效恶化。
2 文献回顾
根据技术溢出发生在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分为水平和垂直两种技术溢出。
水平技术溢出发生在行业内，溢出来源为进口和FDI。外资企业作为先进技术拥有者，为本地企业树立示范作用，本地企业通过模仿进口或外资企业产品，提高自身生产率。引用郑秀君[2]结论，并不能证明FDI水平技术溢出存在正效应。原因可归结为三个：第一，技术溢出不会自动发生，取决于本土企业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
[3]；第二，外资企业进入后，提高了行业竞争度，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占”效应[4]；第三，外资企业为了保持其竞争力，会采取知识产权保护、使用高工资抑制人员流动等措施防止技术泄露[5]。从能源效率视角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其先进技术和高效率是其竞争优势所在，促使本土企业纷纷学习效仿，而可能提高行业能源效率。但如Babiker[6]所说，这部分企业进入非限制碳排放国家后，会基于成本考虑，选用更多能源要素替代非能源要素，造成同企业在非限制国家制造的同样产品比在限制国家包含更多能源要素的现象，再加上形成技术溢出的障碍，本文意图实证分析水平方向是否依然产生了正技术溢出。 垂直技术溢出发生在行业间，溢出来源为FDI，根据关联方式不同又分为后向和前向关联两种垂直技术溢出。Markusen and Venables[7] 首先建模论证了后向关联技术溢出的存在，下游外资企业设置较高的技术标准，促使提供必要的技术和管理培训给上游本地企业[8]，而产生后向垂直技术溢出。前向关联主要是本地企业提供外资企业市场营销和半成品加工服务，帮助其尽快形成本地生产体系[9]。杨亚平[4]总结了针对中国垂直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认为可以确定行业间技术溢出存在，且后向关联技术溢出基本为正，前向关联正负难以确定。目前垂直技术溢出还没有针对能源效率的研究。
另外，最近有关垂直技术溢出的文献主要从市场导向[4]，企业股权类型展开[5]，还没有从FDI来源考察技术溢出的文献。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能源效率，笔者推测根据FDI的来源地不同，向中国转移能源密集产业的可能性也不同，显然拥有更完善工业体系的西方发达国家比香港可能性更大。故本文将FDI分成两部分，港澳台和非港澳台地区，分别考察它们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其中非港澳台FDI主要来自欧美日韩。
综上所述，本文将从以下两点拓展之前研究：第一，区分水平技术溢出和垂直技术溢出，首次考察垂直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第二，首次将港澳台和非港澳台地区FDI分离，分别考察它们的技术溢出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4 实证分析
这里首先计算了2001～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指数。结果显示期间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EI平均值为1.06，表明中国工业能源使用效率实现了稳定提高。技术进步指数TCH平均值为1.04，而技术效率指数ECH平均值为1.02，TCH年均增长率为ECH的2倍，表明技术进步是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但计算累计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其增长趋势自2007年开始放缓，尤其是2008～2009年出现下降。
在前期模型选取上，发现（6）式的对数模型有 更高拟合度，故选用了对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再考虑到技术溢出产生需要时间，还建立了滞后模型，对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滞后时间为1年。在回归分析前，需要先进行Hausman检验确定模型类型，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Hausman检验P值都不超过1%，故都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具体结果见如下分析：
（1）投资、研发与出口
人均资本HC。回归结果显示人均资本增长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提高起到阻碍作用，从行业看，人均资本增长意味着行业有新增投资，负的影响意味着新增投资并未有效帮助行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相反存在盲目扩张产能行为，导致阻碍了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盲目扩张产能行为必然被市场淘汰，使行业内企业转向寻求整合产能，提高效率，这就解释了为何在滞后模型中人均资本负的影响显著性下降，甚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影响由负转正。
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RD。研发投入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无论在当期还是滞后模型中都为负，该结果与李小平等[16]结果类似，再一次验证了中国工业行业研发经费使用效率和投入结构上存在一定问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R&D经费偏向国有企业，容易造成“政绩”工程；二是中国R&D投资强度过高。
出口OT。Fu[15]和李小平等[16]在其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出口会促进生产率提高，但本文却得到了与他们相反的结果，无论当期还是滞后模型出口都显著提高了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笔者认为这可能与本文选取数据较近，近年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有关。另外，经过多年仍能在激烈的出口竞争中幸存下来的企业，往往有很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出口中学”效应逐渐在这些企业中体现出来，通过积极的海外市场调查与向有更高节能环保要求的同行业企业学习，有效提高了企业技术水平和能源效率，从而提高了行业整体能源效率。
（2）水平技术溢出
水平技术溢出NOH和HMT。在涂正革[1]的研究中发现FDI并未帮助中国提高环境效率，反而存在污染转移，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虽然港澳台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起到了负的影响，但不显著，而非港澳台FDI却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帮助提高了全要素能源效率。港澳台FDI负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会存在一定的“挤占”效应，导致能源效率恶化，原因可能是港澳台企业偏劳动密集型企业，与本地企业产生了较多竞争。非港澳台地区（主要是欧美日韩等西方发达国家）FDI投资的项目或企业，在行业内代表了更先进的管理理念，给本地企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促使本地企业加强模仿和学习，从而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促进了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而非港澳台FDI在水平方向上并未促进技术进步，这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高薪抑制人才流动，防止技术泄露有关。
水平技术溢出IN。回归结果显示在当期模型中进口促进了技术进步，从而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但进口并未促进技术效率进步，另外，在滞后模型中进口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促进作用显著性变差。该结果与李小平等[16]类似，表明中国工业行业从进口先进生产设备（包括先进节能设备）中虽然获得了直接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但存在重“有形”设备引进，轻“无形”管理和设备维护操作经验学习的现象，导致进口并未促进技术效率提高。
（3）垂直技术溢出
前向关联垂直技术溢出NOHLF和HMTLF。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港澳台FDI还是非港澳台FDI在前向关联中都没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显著的正技术溢出，该结果与大部分研究目标为生产率的文献类似，如杨亚平[4]等。
后向关联垂直技术溢出NOHLB和HMTLB。回归结果显示将非港澳台和港澳台FDI分离后，后向关联的结果与之前文献有些差异，其中港澳台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了正的技术溢出，但非港澳台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却产生了负的技术溢出。来自港澳台FDI在后向关联中比非港澳台的有更好表现，本文认为主要归功于：一方面，港澳台企业相比其它地区企业没有语言障碍，企业之间能够顺利地进行沟通和交流，方便本地企业及时、准确获得港澳台企业的反馈信息，据此调整产品，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港澳台企业与本地企业天然的人文联系，使得港澳台企业相比其它地区企业更愿意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和管理培训，以使上游企业能够生产达到技术标准的产品。但来自非港澳台FDI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起到显著的负影响，除了语言文化障碍外，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给上游企业设置较高的技术标准，致使上游本地供应商生产中次品率增加，需要消耗比以前更多的能源要素；第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在选择上游产品时，倾向于选择同一行业中包含更多能源要素投入的产品。对于第二种可能性，这就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启示，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碳排放转移，可能并非简单地通过投资高耗能企业直接进行转移，还可能将需要高能耗上游产品供应的下游企业部署到中国，间接进行转移。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了2001～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详细考察了技术溢出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2001～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实现了稳定增长，但增长速度变缓。人均资本增长并未促进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提高，新增投资存在盲目扩张行为。研发投入并未促进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表明中国研发经费存在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出口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
（2）水平方向上，进口对工业行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并未对技术效率产生技术溢出。非港澳台FDI在行业内产生了正技术溢出，但是是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促进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而港澳台FDI并未在行业内产生正技术溢出。
（3）垂直方向上，后向关联中港澳台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正技术溢出，而非港澳台FDI则起到了恶化作用，前向关联两者都未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非港澳台FDI后向关联中负的影响意味着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将需要高能耗产品供应的企业部署到中国，间接转移碳排放的可能。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就技术溢出促进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提高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采取必要措施提高本地企业对先进节能技术的吸收能力；第二，政府充分利用本地和外资企业之间的供应和需求关系，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加强相互沟通和合作的环境，使得外资企业更容易、更意愿为了共同利益而给予本地企业必要的培训和技术支持；第三，警惕西方发达国家使用下游企业进行间接污染转移，要求相关单位在审批西方发达国家新投资项目时，仔细审查上游配套企业要求，权衡其中利弊，同时，鼓励拥有先进节能技术的外资企业进入。
参 考 文 献：
[1] 涂正革.环境、资源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性[J].经济研究，2008，（2）：93105.
[2]郑秀君.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述评：1994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9）：5868.
[3] 赖明勇，包群，彭水军，等.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5，（8）：95105.
[4]杨亚平.FDI技术行业内溢出还是行业间溢出——基于广东工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11）：7379.
[5]杨亚平，干春晖.后向关联、技术溢出与本土供应商生产率提升——基于制造业企业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1，33（9）：816.
[6]Babiker H M. Climate change policy， market structure， and carbon leakag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65（2）： 421445.
[7]Markusen J R， Venables A J.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a catalys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2）： 335356.
[8]Javorcik B S.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3）： 605627.
[9] 王恕立，张吉鹏，罗勇.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与中国的对策分析[J].科技投资，2002，（3）：117118.
[10] Wei Y， Liao H， Fan 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a’s iron and steel sector[J]. Energy， 2007， 32（12）： 2262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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