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的中国曾经是东亚地区综合国力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在唐朝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对东亚各国的发展均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日本开始源源不断的派出遣唐使来到中国，以此为桥梁，来吸收先进的唐文明，学习安邦定国之策，文化繁荣之道，以推动着古代日本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因此，遣唐使成为古代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角色，对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试从遣唐使在唐朝的活动为主要考察对象，来探究遣唐使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对日本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遣唐使;唐朝;日本;中日关系;文化交流
　　一、遣唐使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作用
　　唐朝在当时的亚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对外开放处于鼎盛时期。首都长安作为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对当时的各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中日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中日两国交流追溯于西汉时期。日本航海技术的欠发达以及海上环境的极端性，为遣唐使的路程增加了风险，“有去无回”、沉船现象时有发生，但唐朝仍是中日交流的顶峰时期。促使日本政府不断地派遣遣唐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东亚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而存在，吸引着东亚各国。唐朝的疆域辽阔，政治经济高度发达，文化科技繁荣，各民族融洽相处，且热情欢迎各国来唐友好交流;二是日本尚处于奴隶制社会，国内民族矛盾尖锐，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较为落后，日本需要学习唐朝的先进文明，以此来改造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实现日本本国的发展。日本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不辞艰险，远渡重洋，开启了中日交流的新篇章。
　　作为中日交往中特有的外交政策，结合日本国内的实际情况，遣唐使制度是一项特殊政治制度。在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较为落后而且海难事故频发的情形下，由于担着日本天皇朝廷指派的使命，日本遣唐使们不畏惧千险万难，远渡波涛汹涌的海洋来到陌生的中国，学习唐朝先进发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并带回到日本加以发扬和光大。这一制度改变了日本落后的局面。因为：其一，遣唐使制度为日本培养出大批政治、经济和文化优秀人才;其二，为借鉴唐朝政治制度和国家管理秩序，日本引入唐朝的中央集权等政治制度;其三，为提升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日本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积极借鉴唐朝的工艺技术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其四，为了极大丰富日本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学习唐朝的宗教文化艺术。以上这些都对日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遣唐使制度的发展过程
　　遣唐使制度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公元 630—659 年为第一阶段时期，为了服务于日本当时对唐朝外交的双重政策，遣唐使最先必须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体制，担负起改革日本国内政治体制的使命，以帮助其改革本国内落后的政治体制，并建立先进的唐朝式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其次，与唐朝相对立，为建立倭本制和保护在朝鲜半岛的既得利益，大力推进地域册封体制。可见，为推进日本国内的大化改新等诸项改革，遣唐使既要吸收借鉴唐朝中央集权体制的先进经验，又要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探察与调和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公元 665—669 年为第二阶段时期，因日本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落后等原因，日本国长期处于被东亚诸国孤立的境地。为改变日本地理上孤立的现状和落后闭锁局面，在新罗一统半岛朝鲜之后，为了表示自己与唐朝之亲和关系和改变自己所处的不利状况，日本曾先后两次派遣唐使前往唐朝;公元 702—752 年为第三阶段时期，此时的唐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及技术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正值鼎盛期。故此，为了将唐朝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资料带回日本岛国，并促进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日本先后四次派遣了遣唐使来中土大唐，以全面广泛地借鉴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历史证明，日本当时的奈良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繁荣时期;公元 777—838 年为第四阶段时期，此时的唐朝日趋显出衰落的迹象。在察觉到唐朝此時动荡不安且不宜久留之后，日本僧人便立即向当时的日本天皇递交了国书，以建议尽可能地减少派遣遣唐使的数量与次数。所以，相比较于其他的历史时期，日本此时期派遣的遣唐使无论是在次数还是在人数上都减少了很多。与之相配合，这一时期遣唐使的主要任务：一则是劝诱、迎回尚滞留在唐朝生活学习的日本学者和学问僧侣;二则是为了表达对以前在唐朝去世的日本国派出的使节和学习交流的文人的哀思，进行祭奠事宜。
　　三、遣唐使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从中日关系在古代的发展变化来看，无论是在发展繁荣日本的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遣唐使都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使命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以下几点来解读遣唐使在中日之间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一）遣唐使对日本哲学与儒家思想的贡献
　　唐朝文化对于日本社会文化影响最深的就是儒家思想与哲学。早在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中，就可以明确地看出儒家思想的深厚影响。遣唐使们虽然没有在儒学的本土化开创方面做出贡献，但是在儒学的日本化发展方面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每次归国之时，他们都会带回大量的唐朝典籍，其中就有很多的儒家典籍。这方面，留学僧玄防、僧曼、荣睿、道光、定慧等人的贡献较大。尤其是玄防，学成归国时带回典籍五千余卷，其中不乏大量的儒学文卷[3]。同时，不单单唐朝的儒家文学典籍大量的传到了日本，教育制度的传入也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与教育制度同步进入日本的还有唐朝的学校教育内容与方法。《旧唐书》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受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护寺教之。”[4]这就说明当时的日本对于儒学人才的渴求是很大的。在当时，尤其是遣唐使和留学僧将大量的儒家书籍带回日本之后，经书就成为了日本上层人士的必读书目。对于经书，日本天皇朝廷还专门有规定，《礼记》、《左传》称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称为中经，《周易》、《尚书》称为小经，《孝经》、《论语》也要同时学习。 　　第十一次遣唐副使吉备真备就是当时日本的著名大儒，他也曾经留学于唐朝达十七年。在他的首倡之下，日本开始祭奠孔子，并且他还首次在东宫讲授《礼记》、《汉书》等典籍。[5]他所作的文章和诗歌有很多也都是倡导仁义礼智信和三纲五常的种种信条的。
　　从作用上看，儒学首先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在儒家思想没有传入日本之前，日本社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自从儒学传到日本之后，日本的社会发展明显加快，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第二个影响就是儒学的传入与发展也促进了日本民族精神的形成。正是因为有了最早的儒家思想的传入，还有后来的佛家和道家思想的传入，再加上日本人将其融合改造，创造出了日本独有的神道教，同时也逐渐地将具有日本特色的神道教思想完全地融入日本人的思想当中，形成了日本人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第三就是儒学的传入也促进了日本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在儒学传到日本之后，不单单有人开始研究儒学，而且随之而起的法律、宗教、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也日趋兴盛起来。而且这种影响持续时间一直延续到了十二世纪。以后的宋明理学和阳明学思想都是日本儒家学术研究的延续。
　　（二）遣唐使对日本绘画与书法方面的贡献
　　日本的美术源于中国。隋朝传到日本的，是大量的佛教画像。当时的日本设有画工司，专门管理皇宫中的各类画事。在唐初，传到日本的各类绘画作品也同隋代一样，以宗教绘画为主。在这其中，以禅宗的影响最大。禅宗后来在日本主要分为临济宗、曹洞宗和黄聚宗。禅宗讲究一种意境深远的境界，所以在这之后，绘画，特别是水墨畫，以及画轴形式的绘画作品在日本逐渐兴盛起来，唐朝的大量传到日本的绘画都被视为珍品而被收藏起来。同时，日本僧人中善于模仿中国作品的画僧源源而出，如戒明、义澄等人都受到了影响。
　　书法艺术也是在唐朝传到日本的。在当时，王羲之在日本的影响非常之大。留学僧最澄在回国时，曾经带回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真迹。在当时的日本，在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影响下，平安时代的日本书坛出现了著名的“三笔”，即空海、磋峨天皇和橘逸势。
　　空海，随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在长安求法弘业，公元年回到日本。归国后，开创“真言宗”，又在高野山立金刚峰寺，第二年磋峨天皇又任命其为大僧正。圆寂后溢号“弘法大师”，在日本佛教界具有首屈一指的地位。据说他师承书法家韩方明，在唐期间被赠予“五笔和尚”的称号。空海擅长篆、隶、行、草、飞白等字体，吸收王羲之的书法精髓，受到当时日本广大贵族的喜爱。在以后，其影响逐渐渗透到日本民间，也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其主要书法作品有《灌顶记》、《风信帖》、《三十帖册子》、《七祖像赞》等。其中，《风信帖》最为有名，《风信帖》是空海写给最澄的书信，现存于京都护国寺;橘逸势，公元804年与最澄、空海同时入唐，后被流放于远江国，客死于该处。被唐朝人称为“橘秀才”，擅长隶书，是日本式书法的奠基人;磋峨天皇是日本第52代天皇，公元809年至公元823年在位，其父桓武天皇，对唐朝文化极为推崇。磋峨天皇笔风具有中国式的强劲，推动了唐书法在日本的发展。
　　“三笔”的书法充分体现了唐日书法的渊源关系，为以后的“和式书法”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日本派出遣唐使不仅是为了汲取和学习唐朝的繁荣文化，还为了参与东亚国家秩序的构建。日本通过遣唐使，协调日本与唐朝的外交关系，并且调整其在朝鲜半岛的政策，以及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积极参与构建东亚的国家秩序。日本想要增强其在东亚的影响力，由此在东亚国际关系中保持相当的地位。日本与新罗以及渤海的外交活动深刻影响着当时由唐帝国所主导的东亚国家秩序的构建。
　　遣唐使制度促进了由中国唐朝主导的东亚文化圈的交流模式的形成。唐朝先进且强大的文明，影响着东亚各国的文化发展，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东亚各国学习唐朝文化和礼仪，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共同拥有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等。日本学习和汲取唐朝文明，使中国文化深入其文化根部，创造出具有日本特色的独有文明。共同的文化氛围使得日本能够在东亚有着一定的地位，与东亚各国更好地交流。遣唐使的到来促进了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促进了民间的往来，为日后中日关系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提供了模式范本。
　　总之，遣唐使作为中日两国沟通的桥梁，为日本学习与汲取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艺术科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本主动学习外来文化并取长补短的方式值得我们学习。遣唐使不畏路途遥远，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是外交理念所需要的。展望未来，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传统应该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日]武安隆：《遣唐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续日本纪》元正天皇养老元年一条，日本孝明天皇嘉永四年刻本。
　　[4]《旧唐书》卷199《日本传》。
　　[5]李寅生：《论唐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巴蜀书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