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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影视城仅仅是横店帝国之冰山一角，但却声名在外。这个被称为“东方好莱坞”的最大华人影视拍摄基地，正是由这个小学未毕业的农民一手打造的。
种程度上，徐文荣才是横店这出大戏的真正主角。和众多浙商一样，他同样白手起家，商业嗅觉敏锐，胆识过人，并且有能力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他的个人经历和一系列决定，至今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小镇的走向。
在徐文荣如今每年超过200亿营收的横店帝国中，横店影视城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却声名在外。这个被西方媒体称为“东方好莱坞”、每天有30多部电影或电视在这里开机、目前最大的华人影视拍摄基地，正是由这个小学未毕业的农民一手打造的。
横店影视城的出现，使得当地居民的收入每年增加30多亿，但横店集团从中获利很少，甚至因为徐推行的“免费拍戏”的做法，最初还会赔钱。每年，传统的工业项目依旧为横店集团贡献着大部分收益。
但徐文荣仍打算为此继续投入，继声名在外的广州街、秦王宫和故宫之后，不久，横店影视城中将重现昔日的上海滩。不仅如此，这个冒险狂已经在修建一个能够停放波音747的飞机场，他甚至于设想着在横店及周边范围内兴建高空铁路，把村与村连在一起……
官商合一模式
徐文荣已经在这里闪耀了30年。在这个小镇中，他有着独特的感召力和征服力。不同于一些富人通常有很多保镖，他惯于独来独往。当他独自开车出门的时候，镇里的人们都会习惯性地跟他打招呼，随便聊上几句。
撰写过《江村经济》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苏南以集体经济为主，温州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横店模式则是两者的结合。回头来看，在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转折点，任何人都试图将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徐文荣也引领这个小镇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成长路径。
能够将一个贫瘠的家乡变成富甲一方的村庄，某种意义上，徐文荣兼有企业管理者和乡村父母官的双重角色，也即吴晓波所称的独特的“官商合一”的模式。正因这一双重身份，他似乎有太多才智和精力不得不用在商业领域之外。也正因此，他所经历的一切，某种程度上带有鲜明的不可复制的个人色彩。
尽管徐文荣表明与同处江浙的另一位农民企业家鲁冠球交情甚好，但却直言双方在根本方向上的差异，“他仅仅是为了个人财富的积累，而我是希望共同富裕”。
过去30年间，横店不仅讲述了一个经济崛起的故事，更是徐文荣面对不同潮流自我转变的折射。
他并没有遗忘政治动荡在个人经历中的影响，这也使得他用两分法来评论毛泽东对于这个国家的价值——一方面重塑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但同时又将其拖入巨大的混乱之中。他唯一崇拜的是另一位昔日的国家领袖邓小平，改制放活为他赢取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也令他凭借不断变革的勇气将这个庞大商业帝国的疆界日渐拓展。
和许多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一样，这个最初因摆脱贫穷的强烈冲动而开始创业的农民企业家，并不愿意将所谓的商业智慧描述得过于复杂——所有言辞，都指向其性格中果断、决绝的一面，这令他在机会出现时迅速而专注。这或许可以解释，一个生长在一个商业传统中断时期、毫无特殊背景的农民企业家，为何能够将一家不起眼的缫丝厂，如今拓展成为一个拥有60多家子公司、三家上市公司的横店帝国。
敢为人先
与当地人的谈话内容总是不自觉地会滑向徐文荣。当然，他们很少直称其名，更喜欢用“老爷子”相称。司机告诉我，当地有座八面山，山顶用水丰沛，传说是因为山下藏着一头金水牛，只有3000年的陈稻草才能将它吸引出来，而徐文荣就是这个引出稻草的人。这当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传说，却颇有象征意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依据自己的独特方式，为当地赢取了安定与繁荣。
徐文荣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个裱画匠，还写得一手好字，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的家境，但贫苦给徐带来的记忆依然刻骨铭心。建国之后，他进入了县供销局，很快因业绩出色被提升为安文区的办公室副主任。但到了1962年“大放卫星”的年代，他以惊人的勇气辞去国家干部的公职，决定回家务农。
在这个罕见的灾祸之年，他做了两件特立独行的事，初步显露其商业才华。最初，他发现地广人稀的安文区肥料奇缺，开始动了“以肥料换粮食”的心思，第一次就换了50多斤玉米，令当地人眼红，但却落上了“投机倒把”的罪名，经多方说情才算通融。但他并未就此作罢，不久后，他又做起了用废铅提炼真铅的生意，而这并不受国家政策限制。他凭借着当时的土风箱和铁炉，一路收购到了上海，还用赚来的钱坐了飞机，一下成了当地的大人物。
他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成体系的管理哲学。正是这些敢想敢干的经历，令徐文荣随后事事敢为人先。囿于政治力量，最初他开办小工厂的种种实践一再被否定。直到1975年，政策风向有了扭转的苗头，允许自办丝厂的时候，徐迫不及待地用了十个月的时间，率先做成了这件事。自此之后，公司业绩和个人财富都开始成几何倍数的增加。
这种敢为人先的性格，日后被他所做的事情一再印证——缫丝厂升级为更为现代化的轻纺和针织厂，随即他又涉足在当时即便大企业也不敢轻易进入的磁性材料领域，继而将版图扩展至医药、汽车、草业等领域。当然，最令其声名鹊起的则是被西方媒体称作“东方好莱坞”的横店影视城的诞生。
在徐文荣早年的创业史上，“敢为人先”也为他落下“不服管”和“狷狂”的名声。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地一位乡党委副书记曾公开说，我们乡里有个人，论本事可以做皇帝，论错误可以枪毙。而如今在当地政府官员看来，横店集团对当地的贡献，徐文荣居功至伟。
或许是徐脸上惯常性的温和表情和铿锵语气，淡化了失利在其身上曾有的印记。他试图抓住每一次改变的机遇，包括那些不被人看好的决策，而最终赢得的回报远远超过了那些失败的经历。
“横店影视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安分的徐文荣又动了别的心思。“当时我发现，工业、农业、商业我都搞过了，做高科技又要引进人才，横店偏僻，一时难以实现，所以就只能搞文化。” 他最初只是小打小闹，做了几个民俗村，有些反响。直到一天谢晋登门而至，邀请他为即将开拍的电影《鸦片战争》布景。为了在三个月内交付工程，徐文荣一口气拉进了120个工程队，同时施工。为了一切如旧，徐令人买下山上从坟墓中拆下来的旧石板铺路，找家工厂专门用柴火烧制旧瓦。19世纪的南粤广州街平地而起，这也成为横店影视城的开端。
不久之后，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正着手筹划兴建两个影视基地——“水浒城”和“三国城”。徐文荣听到消息后，找到杨伟光，希望对方能同意选一个建到横店去。杨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不可能的，老徐，你横店什么地方，一个小镇，谁会到你那儿拍戏呢？”徐文荣以富有个人风格的方式回答：“好，你等着，过几年我要打倒你。”
1999年，徐文荣做出了令所有人瞠目的决定——任何剧组到横店拍戏一律免费。当时，集团成员大都对此反对，但徐坚持己见，“他们不懂的，影视城一建起来，至少有1：5的带动效应”。
最终也证明，这的确是个妙举，不计其数的剧组开始涌向横店。“老百姓开玩笑说，横店的明星多如过街老鼠。”徐文荣说。
目前全国拥有数千个影视基地，其中盈利的不足5%，而横店影视城恰恰成为为数不多的之一。《华尔街日报》曾对此评论说，横店影视城的繁荣，低成本功不可没。相比而言，如果在真正的北京故宫中拍戏，一天只能拍3小时，而且要耗资30万之巨。
“免费”不仅仅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剧组，更带活了整条产业链，大量的群众演员闻风而至，在这里，他们每天可获得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收入。目前横店演员工会的注册会员有3500多人。在当地，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北京有北漂，南边的横店有南漂”，如今每天有几千人住在横店。
“只要对方需要，这里什么都能完成。我们是从一无所有到无中生有，再到无所不有，”徐文荣说，“比方说，《建国大业》剧组一天需要1500个群众演员，横店很容易可以帮他们解决；他们还能去各地淘一些古董道具，租用给需要的剧组。”
“伤感暮年”
他已经开始动笔写自传，并流利地表述出其中的章节名称——“苦难童年，风雨青年，奋斗中年，成功老年，伤感暮年，劳碌终年”。
在他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徐文荣坦诚，其中“伤感”的来源，他不只一次的强调，恰是未能完成的圆明新园。
时隔两年，“重建圆明园”已经像是个久远的故事。当时，为了配合横店圆明新园项目征地，横店镇所处的东阳市，已经把临近乡镇的五个村并入横店。然而，“废墟派”和“复修派”争论不休，建园之事长期处于争议的漩涡，土地批文也因此变得遥遥无期。
圆明新园的计划最终搁浅，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按照1：50的比例完成的巨型沙盘，以及园中11个具有代表性的景致。
“他们都很好奇一个72岁的老爷子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等它完全建成了，我也快80了，图什么呢？他们不懂的，我计算过，圆明新园一建好，可以带动35000人就业。当时我就说，横店不让建，我到外省去建，中国不让建，我到外国去建。”
两年来，他几乎走遍了国内30个省，其中最令他敬佩的官员是仇和。仇和在得知他要建圆明新园的消息之后，半夜打来电话找他。徐文荣应约去了云南，最终因地貌和面积不足等原因不得不放弃，“但我很感激他，他是第一个主动找上门的官员”。
尽管目前并没有更多进展，但徐文荣似乎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我遗言都写好了，圆明新园没建好，下一代要帮我建”。
“永远是穷人”
2001年8月17日，对于徐文荣来说，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尽管儿子徐永安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任领导者，但徐文荣坚决否认将横店集团定义为家族企业，更不认为自己在这里树立了家天下。
事实上，接班并非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夺权之战，恰恰相反，平静得甚至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最初，徐文荣曾邀请东磁集团董事长何时金继任，但被对方婉拒。随后，他又提出了五个条件——大学毕业、基层出身、曾连续三年实现2000万的利润、善于处理关系、与国际接轨，遵守“四共”原则，最终满足这些条件，能够胜任掌控这个包括数十家公司、领域错综复杂的庞然大物的需要的人选，唯徐永安最为合适。
他协助徐永安扫清了上任之后的其他障碍，通过不同方式，让其他子女和创业元老离开了横店。自此之后，他很少过问横店集团的日常运营，用他的话讲，“不参与，更不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影响力彻底遁形，一旦遭遇到土地拨付等关键事务，徐文荣的出面往往能够让难题迅速化解。
徐文荣给自己的定位是，不仅要当企业的企业家，而且要当社会的企业家。正如徐在这个城镇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他卸任后一手创立的“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委员会”也拥有着很难定义的身份——它当然并非政府部门，却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政府职能，比如每个月为符合条件的老人补贴300元。
他曾经说，要把横店建设得跟西湖一样美，让农民像工人、像演员一样去工作，而现在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下一个目标是，让横店人过上香港人的生活。
横店的未来能否真的如徐所愿，这依然是未定之解，但就过去30年徐所经历的创业和打拼的曲折经验来讲，他总是善于领先于时代。
当采访者问他：“如果对20年前的徐文荣说一句话，你会讲什么？”他回答说：“徐文荣永远是穷人。”（编辑/晓勇）
种程度上，徐文荣才是横店这出大戏的真正主角。和众多浙商一样，他同样白手起家，商业嗅觉敏锐，胆识过人，并且有能力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他的个人经历和一系列决定，至今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小镇的走向。
在徐文荣如今每年超过200亿营收的横店帝国中，横店影视城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却声名在外。这个被西方媒体称为“东方好莱坞”、每天有30多部电影或电视在这里开机、目前最大的华人影视拍摄基地，正是由这个小学未毕业的农民一手打造的。
横店影视城的出现，使得当地居民的收入每年增加30多亿，但横店集团从中获利很少，甚至因为徐推行的“免费拍戏”的做法，最初还会赔钱。每年，传统的工业项目依旧为横店集团贡献着大部分收益。
但徐文荣仍打算为此继续投入，继声名在外的广州街、秦王宫和故宫之后，不久，横店影视城中将重现昔日的上海滩。不仅如此，这个冒险狂已经在修建一个能够停放波音747的飞机场，他甚至于设想着在横店及周边范围内兴建高空铁路，把村与村连在一起……
官商合一模式
徐文荣已经在这里闪耀了30年。在这个小镇中，他有着独特的感召力和征服力。不同于一些富人通常有很多保镖，他惯于独来独往。当他独自开车出门的时候，镇里的人们都会习惯性地跟他打招呼，随便聊上几句。
撰写过《江村经济》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苏南以集体经济为主，温州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横店模式则是两者的结合。回头来看，在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转折点，任何人都试图将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徐文荣也引领这个小镇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成长路径。
能够将一个贫瘠的家乡变成富甲一方的村庄，某种意义上，徐文荣兼有企业管理者和乡村父母官的双重角色，也即吴晓波所称的独特的“官商合一”的模式。正因这一双重身份，他似乎有太多才智和精力不得不用在商业领域之外。也正因此，他所经历的一切，某种程度上带有鲜明的不可复制的个人色彩。
尽管徐文荣表明与同处江浙的另一位农民企业家鲁冠球交情甚好，但却直言双方在根本方向上的差异，“他仅仅是为了个人财富的积累，而我是希望共同富裕”。
过去30年间，横店不仅讲述了一个经济崛起的故事，更是徐文荣面对不同潮流自我转变的折射。
他并没有遗忘政治动荡在个人经历中的影响，这也使得他用两分法来评论毛泽东对于这个国家的价值——一方面重塑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但同时又将其拖入巨大的混乱之中。他唯一崇拜的是另一位昔日的国家领袖邓小平，改制放活为他赢取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也令他凭借不断变革的勇气将这个庞大商业帝国的疆界日渐拓展。
和许多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一样，这个最初因摆脱贫穷的强烈冲动而开始创业的农民企业家，并不愿意将所谓的商业智慧描述得过于复杂——所有言辞，都指向其性格中果断、决绝的一面，这令他在机会出现时迅速而专注。这或许可以解释，一个生长在一个商业传统中断时期、毫无特殊背景的农民企业家，为何能够将一家不起眼的缫丝厂，如今拓展成为一个拥有60多家子公司、三家上市公司的横店帝国。
敢为人先
与当地人的谈话内容总是不自觉地会滑向徐文荣。当然，他们很少直称其名，更喜欢用“老爷子”相称。司机告诉我，当地有座八面山，山顶用水丰沛，传说是因为山下藏着一头金水牛，只有3000年的陈稻草才能将它吸引出来，而徐文荣就是这个引出稻草的人。这当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传说，却颇有象征意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依据自己的独特方式，为当地赢取了安定与繁荣。
徐文荣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个裱画匠，还写得一手好字，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的家境，但贫苦给徐带来的记忆依然刻骨铭心。建国之后，他进入了县供销局，很快因业绩出色被提升为安文区的办公室副主任。但到了1962年“大放卫星”的年代，他以惊人的勇气辞去国家干部的公职，决定回家务农。
在这个罕见的灾祸之年，他做了两件特立独行的事，初步显露其商业才华。最初，他发现地广人稀的安文区肥料奇缺，开始动了“以肥料换粮食”的心思，第一次就换了50多斤玉米，令当地人眼红，但却落上了“投机倒把”的罪名，经多方说情才算通融。但他并未就此作罢，不久后，他又做起了用废铅提炼真铅的生意，而这并不受国家政策限制。他凭借着当时的土风箱和铁炉，一路收购到了上海，还用赚来的钱坐了飞机，一下成了当地的大人物。
他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成体系的管理哲学。正是这些敢想敢干的经历，令徐文荣随后事事敢为人先。囿于政治力量，最初他开办小工厂的种种实践一再被否定。直到1975年，政策风向有了扭转的苗头，允许自办丝厂的时候，徐迫不及待地用了十个月的时间，率先做成了这件事。自此之后，公司业绩和个人财富都开始成几何倍数的增加。
这种敢为人先的性格，日后被他所做的事情一再印证——缫丝厂升级为更为现代化的轻纺和针织厂，随即他又涉足在当时即便大企业也不敢轻易进入的磁性材料领域，继而将版图扩展至医药、汽车、草业等领域。当然，最令其声名鹊起的则是被西方媒体称作“东方好莱坞”的横店影视城的诞生。
在徐文荣早年的创业史上，“敢为人先”也为他落下“不服管”和“狷狂”的名声。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地一位乡党委副书记曾公开说，我们乡里有个人，论本事可以做皇帝，论错误可以枪毙。而如今在当地政府官员看来，横店集团对当地的贡献，徐文荣居功至伟。
或许是徐脸上惯常性的温和表情和铿锵语气，淡化了失利在其身上曾有的印记。他试图抓住每一次改变的机遇，包括那些不被人看好的决策，而最终赢得的回报远远超过了那些失败的经历。
“横店影视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安分的徐文荣又动了别的心思。“当时我发现，工业、农业、商业我都搞过了，做高科技又要引进人才，横店偏僻，一时难以实现，所以就只能搞文化。” 他最初只是小打小闹，做了几个民俗村，有些反响。直到一天谢晋登门而至，邀请他为即将开拍的电影《鸦片战争》布景。为了在三个月内交付工程，徐文荣一口气拉进了120个工程队，同时施工。为了一切如旧，徐令人买下山上从坟墓中拆下来的旧石板铺路，找家工厂专门用柴火烧制旧瓦。19世纪的南粤广州街平地而起，这也成为横店影视城的开端。
不久之后，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正着手筹划兴建两个影视基地——“水浒城”和“三国城”。徐文荣听到消息后，找到杨伟光，希望对方能同意选一个建到横店去。杨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不可能的，老徐，你横店什么地方，一个小镇，谁会到你那儿拍戏呢？”徐文荣以富有个人风格的方式回答：“好，你等着，过几年我要打倒你。”
1999年，徐文荣做出了令所有人瞠目的决定——任何剧组到横店拍戏一律免费。当时，集团成员大都对此反对，但徐坚持己见，“他们不懂的，影视城一建起来，至少有1：5的带动效应”。
最终也证明，这的确是个妙举，不计其数的剧组开始涌向横店。“老百姓开玩笑说，横店的明星多如过街老鼠。”徐文荣说。
目前全国拥有数千个影视基地，其中盈利的不足5%，而横店影视城恰恰成为为数不多的之一。《华尔街日报》曾对此评论说，横店影视城的繁荣，低成本功不可没。相比而言，如果在真正的北京故宫中拍戏，一天只能拍3小时，而且要耗资30万之巨。
“免费”不仅仅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剧组，更带活了整条产业链，大量的群众演员闻风而至，在这里，他们每天可获得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收入。目前横店演员工会的注册会员有3500多人。在当地，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北京有北漂，南边的横店有南漂”，如今每天有几千人住在横店。
“只要对方需要，这里什么都能完成。我们是从一无所有到无中生有，再到无所不有，”徐文荣说，“比方说，《建国大业》剧组一天需要1500个群众演员，横店很容易可以帮他们解决；他们还能去各地淘一些古董道具，租用给需要的剧组。”
“伤感暮年”
他已经开始动笔写自传，并流利地表述出其中的章节名称——“苦难童年，风雨青年，奋斗中年，成功老年，伤感暮年，劳碌终年”。
在他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徐文荣坦诚，其中“伤感”的来源，他不只一次的强调，恰是未能完成的圆明新园。
时隔两年，“重建圆明园”已经像是个久远的故事。当时，为了配合横店圆明新园项目征地，横店镇所处的东阳市，已经把临近乡镇的五个村并入横店。然而，“废墟派”和“复修派”争论不休，建园之事长期处于争议的漩涡，土地批文也因此变得遥遥无期。
圆明新园的计划最终搁浅，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按照1：50的比例完成的巨型沙盘，以及园中11个具有代表性的景致。
“他们都很好奇一个72岁的老爷子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等它完全建成了，我也快80了，图什么呢？他们不懂的，我计算过，圆明新园一建好，可以带动35000人就业。当时我就说，横店不让建，我到外省去建，中国不让建，我到外国去建。”
两年来，他几乎走遍了国内30个省，其中最令他敬佩的官员是仇和。仇和在得知他要建圆明新园的消息之后，半夜打来电话找他。徐文荣应约去了云南，最终因地貌和面积不足等原因不得不放弃，“但我很感激他，他是第一个主动找上门的官员”。
尽管目前并没有更多进展，但徐文荣似乎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我遗言都写好了，圆明新园没建好，下一代要帮我建”。
“永远是穷人”
2001年8月17日，对于徐文荣来说，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尽管儿子徐永安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任领导者，但徐文荣坚决否认将横店集团定义为家族企业，更不认为自己在这里树立了家天下。
事实上，接班并非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夺权之战，恰恰相反，平静得甚至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最初，徐文荣曾邀请东磁集团董事长何时金继任，但被对方婉拒。随后，他又提出了五个条件——大学毕业、基层出身、曾连续三年实现2000万的利润、善于处理关系、与国际接轨，遵守“四共”原则，最终满足这些条件，能够胜任掌控这个包括数十家公司、领域错综复杂的庞然大物的需要的人选，唯徐永安最为合适。
他协助徐永安扫清了上任之后的其他障碍，通过不同方式，让其他子女和创业元老离开了横店。自此之后，他很少过问横店集团的日常运营，用他的话讲，“不参与，更不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影响力彻底遁形，一旦遭遇到土地拨付等关键事务，徐文荣的出面往往能够让难题迅速化解。
徐文荣给自己的定位是，不仅要当企业的企业家，而且要当社会的企业家。正如徐在这个城镇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他卸任后一手创立的“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委员会”也拥有着很难定义的身份——它当然并非政府部门，却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政府职能，比如每个月为符合条件的老人补贴300元。
他曾经说，要把横店建设得跟西湖一样美，让农民像工人、像演员一样去工作，而现在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下一个目标是，让横店人过上香港人的生活。
横店的未来能否真的如徐所愿，这依然是未定之解，但就过去30年徐所经历的创业和打拼的曲折经验来讲，他总是善于领先于时代。
当采访者问他：“如果对20年前的徐文荣说一句话，你会讲什么？”他回答说：“徐文荣永远是穷人。”（编辑/晓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