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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为背景，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历史的事实中揭示“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关系。全书按照思想史的脉络，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发展过程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民主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大的阶段，重点勾画出不同阶段之间的转变机制和联系纽带，突破了一般研究著作就事论事的局限，以生动的事实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既具有历史感，也具有时代感；既具有学术性，也具有可读性，对读者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形成发展过程具有引导作用；对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空间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作者简介：
刘海涛，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家，现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曾为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的讲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
文/曲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一面旗帜，包括道路、理论和制度三方面内容。历经20多年的实践之后，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正式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学习、引进到“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转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外有人也许不愿意将其归因为“社会主义”，国人又要避“革命输出”之嫌，因而近年来有了所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说法。实际上，应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历程》一书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为背景，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历史的事实中揭示“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关系。全书按照思想史的脉络，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发展过程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民主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大的阶段，重点勾画出不同阶段之间的转变机制和联系纽带。
这部著作有别于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著作，既不是一般的理论著作，也不是一般的思想史著作，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近代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认识和理解，凸显了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把社会主义理论自身的逻辑和中国历史进程有机统一起来。
本书突破了一般研究著作就事论事的局限，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传统、西方的工业文明以及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大量的史实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作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中国的“国别史”与“世界历史”进程、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交汇融合的结果；它既代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线索，又体现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它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第一个模式——“苏联模式”的超越，是一个既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合乎中国国情、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现实形态；它不仅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的结晶，它的发展进程也是中国社会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以中国社会“独有的特征”切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它的起源、历史形态和形成发展的脉络，勾画它的基本线索，是本书的主旨和重点。
马克思曾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必然要唤起人们对其成长轨迹的回忆与思索，因为新的事实总是要“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按照这个思路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指引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向，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引导中国走向世界历史、实现人类解放的探索和实践的过程。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如此之短，以至于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甚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否成立，能否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站稳脚跟，还需要通过以后长期的实践加以检验和证明。如果从1516年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算起，社会主义学说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程了，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史”得以成立。这期间，空想社会主义支配社会主义的观点就长达300余年。社会主义实践，如果从英国的掘地运动算起，也历经400余年，因此也就有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但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过160余年。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创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20世纪在苏联、东欧、亚洲等国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过是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中打开的一个缺口，进行的一场局部试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有很大的差别：它不是取代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并行发展的社会；它不是“全球性”的社会主义，而是“区域性”的社会主义；它不是由“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而是以“社会主义国家”面貌出现的社会形态。因此，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研究还处在搜集和积累“史料”阶段。
正是在这个历史环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了，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意境。这个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并非“苏联模式”一座“独木桥”，还有更加宽广的道路等待和需要共产党人去探索和开拓。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正视并回应问题，以点及面，以问题反观历史、铺陈现实。历史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中曲折前行的。这里的关键词是“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从世界历史进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刚刚兴起，因此它的历史严格说只能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史”。这其中就提出了许多需要理论工作者回答的问题。作者在条分缕析地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历程时，以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通过有说服力的逻辑论证来释解问题。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问题。作者指出，“科学”就是描述事实，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得以展开的事实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崭新成果，描述这个过程和一些基本事实似乎比较容易。但实际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史料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充分发掘和展示，它所依据的重要文本--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还没有全部问世。即使全部问世了，有些说法也可能要重新表述，有些事件也许还要重新排列。即使史料充分，又遇到了一个取舍的问题。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就曾指出：“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他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照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历史学家决定的。”这又涉及到学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史德”问题。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比较短暂，有些事实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现在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是事后人们的认识，但在当时没有引起社会上的任何注意，甚至它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到会；今天许多看似重大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被后人忘却或“戏说”。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着“中国的现代性”的话，那么“它的一部分特征已经相当清晰，一部分特征才初见端倪，还有一部分特征尚未显现。”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作者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已由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证，但那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他们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图景在欧洲并没有成为现实，至今还只是一个需要通过后人实践证明的“假说”。中国社会虽然没有脱离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轨道，但本身不属于西方国家，拥有自己的独立发展线索和历史传统，近代以来也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道路，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农民人口占绝对多数，工人阶级的数量微乎其微，资产阶级先天发育不足。对于这样的国家为什么能先于发达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是中国唯一正确选择问题的回答，则需要更有说服力的理论和实践证明。现在看，生产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一样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能否保持这个势头、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有待实践的证明。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指出：“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的环境中具有合理性，就必须带有中国色彩，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要做到始终是社会主义，又必须在一个并非纯属中国人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站稳脚跟。然而，要兼顾这两方面互有抵触的需要来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就必须解决几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同其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同其普遍性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同其远大理想的矛盾。”中国人民历史地选择了社会主义的事实说明它本身“符合中国的社会需要”，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与中国自身历史的关系，社会主义胜利与挫折的原因，等等，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重点。回答这些问题显然还有待于时间的推移和更多实践经验的产生。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作者指出，有关社会主义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连篇累牍，但迄今为止，学界的概括和表述并没有超出“人类解放”所包含的内容——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公平、正义、理性、科学、和谐、法治，等等。其实，这些早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提出，并为科学社会主义所发展，如今出现的许多“新提法”不过是这些名词的不同排列组合而已。邓小平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到20世纪中叶，才能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真正搞了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从1949年到2049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国走完了其他发达国家用更长的时间所走过的道路，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完成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届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则不言自明。虽然那时人们在谈起历史上所遭受的重大挫折时也不免感慨万分，但是疮疤已经愈合，疼痛已在记忆中消失，而且完善的制度和高素质的人完全有能力消除产生这些创伤的社会条件，能够文明而理性地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也只有到那时，才会有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才能从中提炼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因此，邓小平在他的“政治交代”中说：“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到目前为止，人们自觉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才刚刚30余年，这不仅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就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而“价值”的凝成则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
有鉴于此，作者在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历史条件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力争用一些基本事实回答上述难题。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标志，但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以及二者的结合并不是始于三中全会，而是蕴含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中，而且这个历史进程无疑又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结合，是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交互活动”的产物。根据事实所描述的这个连续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历史进程，所揭示的这个链条中各个环节的有机联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经历。本书既可以说是“史”，也可以说是“论”，史论结合，夹叙夹议，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践，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握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
本书作者刘海涛教授是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专家，现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曾为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的讲解。作者以其扎实深厚的学理修养、令人信服的逻辑推导、深入浅出的阐释方式、逻辑缜密的行文风格，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从宏观到具体，把历史感和时代感流畅地对接，作者的通俗化写作方式，可让读者感受到阅读理论书籍也是一种享受，其中的历史透视与学术分析，真切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承继，为我们提供了理性的逻辑思考，全书内容非常历史又非常现实，非常厚重又非常简明，对读者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形成发展过程具有引导作用；对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空间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本书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为背景，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历史的事实中揭示“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关系。全书按照思想史的脉络，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发展过程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民主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大的阶段，重点勾画出不同阶段之间的转变机制和联系纽带，突破了一般研究著作就事论事的局限，以生动的事实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既具有历史感，也具有时代感；既具有学术性，也具有可读性，对读者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形成发展过程具有引导作用；对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空间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作者简介：
刘海涛，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家，现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曾为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的讲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
文/曲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一面旗帜，包括道路、理论和制度三方面内容。历经20多年的实践之后，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正式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学习、引进到“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转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外有人也许不愿意将其归因为“社会主义”，国人又要避“革命输出”之嫌，因而近年来有了所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说法。实际上，应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历程》一书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为背景，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历史的事实中揭示“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关系。全书按照思想史的脉络，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发展过程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民主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大的阶段，重点勾画出不同阶段之间的转变机制和联系纽带。
这部著作有别于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著作，既不是一般的理论著作，也不是一般的思想史著作，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近代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认识和理解，凸显了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把社会主义理论自身的逻辑和中国历史进程有机统一起来。
本书突破了一般研究著作就事论事的局限，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传统、西方的工业文明以及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大量的史实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作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中国的“国别史”与“世界历史”进程、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交汇融合的结果；它既代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线索，又体现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它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第一个模式——“苏联模式”的超越，是一个既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合乎中国国情、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现实形态；它不仅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的结晶，它的发展进程也是中国社会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以中国社会“独有的特征”切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它的起源、历史形态和形成发展的脉络，勾画它的基本线索，是本书的主旨和重点。
马克思曾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必然要唤起人们对其成长轨迹的回忆与思索，因为新的事实总是要“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按照这个思路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指引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向，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引导中国走向世界历史、实现人类解放的探索和实践的过程。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如此之短，以至于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甚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否成立，能否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站稳脚跟，还需要通过以后长期的实践加以检验和证明。如果从1516年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算起，社会主义学说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程了，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史”得以成立。这期间，空想社会主义支配社会主义的观点就长达300余年。社会主义实践，如果从英国的掘地运动算起，也历经400余年，因此也就有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但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过160余年。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创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20世纪在苏联、东欧、亚洲等国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过是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中打开的一个缺口，进行的一场局部试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有很大的差别：它不是取代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并行发展的社会；它不是“全球性”的社会主义，而是“区域性”的社会主义；它不是由“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而是以“社会主义国家”面貌出现的社会形态。因此，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研究还处在搜集和积累“史料”阶段。
正是在这个历史环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了，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意境。这个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并非“苏联模式”一座“独木桥”，还有更加宽广的道路等待和需要共产党人去探索和开拓。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正视并回应问题，以点及面，以问题反观历史、铺陈现实。历史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中曲折前行的。这里的关键词是“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从世界历史进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刚刚兴起，因此它的历史严格说只能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史”。这其中就提出了许多需要理论工作者回答的问题。作者在条分缕析地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历程时，以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通过有说服力的逻辑论证来释解问题。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问题。作者指出，“科学”就是描述事实，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得以展开的事实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崭新成果，描述这个过程和一些基本事实似乎比较容易。但实际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史料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充分发掘和展示，它所依据的重要文本--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还没有全部问世。即使全部问世了，有些说法也可能要重新表述，有些事件也许还要重新排列。即使史料充分，又遇到了一个取舍的问题。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就曾指出：“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他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照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历史学家决定的。”这又涉及到学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史德”问题。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比较短暂，有些事实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现在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是事后人们的认识，但在当时没有引起社会上的任何注意，甚至它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到会；今天许多看似重大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被后人忘却或“戏说”。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着“中国的现代性”的话，那么“它的一部分特征已经相当清晰，一部分特征才初见端倪，还有一部分特征尚未显现。”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作者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已由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证，但那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且，他们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图景在欧洲并没有成为现实，至今还只是一个需要通过后人实践证明的“假说”。中国社会虽然没有脱离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轨道，但本身不属于西方国家，拥有自己的独立发展线索和历史传统，近代以来也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道路，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农民人口占绝对多数，工人阶级的数量微乎其微，资产阶级先天发育不足。对于这样的国家为什么能先于发达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是中国唯一正确选择问题的回答，则需要更有说服力的理论和实践证明。现在看，生产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一样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能否保持这个势头、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有待实践的证明。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指出：“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的环境中具有合理性，就必须带有中国色彩，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要做到始终是社会主义，又必须在一个并非纯属中国人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站稳脚跟。然而，要兼顾这两方面互有抵触的需要来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就必须解决几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同其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同其普遍性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同其远大理想的矛盾。”中国人民历史地选择了社会主义的事实说明它本身“符合中国的社会需要”，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与中国自身历史的关系，社会主义胜利与挫折的原因，等等，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重点。回答这些问题显然还有待于时间的推移和更多实践经验的产生。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作者指出，有关社会主义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连篇累牍，但迄今为止，学界的概括和表述并没有超出“人类解放”所包含的内容——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公平、正义、理性、科学、和谐、法治，等等。其实，这些早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提出，并为科学社会主义所发展，如今出现的许多“新提法”不过是这些名词的不同排列组合而已。邓小平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到20世纪中叶，才能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真正搞了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从1949年到2049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国走完了其他发达国家用更长的时间所走过的道路，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完成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届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则不言自明。虽然那时人们在谈起历史上所遭受的重大挫折时也不免感慨万分，但是疮疤已经愈合，疼痛已在记忆中消失，而且完善的制度和高素质的人完全有能力消除产生这些创伤的社会条件，能够文明而理性地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也只有到那时，才会有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才能从中提炼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因此，邓小平在他的“政治交代”中说：“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到目前为止，人们自觉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才刚刚30余年，这不仅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就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而“价值”的凝成则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
有鉴于此，作者在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历史条件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力争用一些基本事实回答上述难题。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标志，但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以及二者的结合并不是始于三中全会，而是蕴含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中，而且这个历史进程无疑又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结合，是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交互活动”的产物。根据事实所描述的这个连续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历史进程，所揭示的这个链条中各个环节的有机联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经历。本书既可以说是“史”，也可以说是“论”，史论结合，夹叙夹议，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践，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握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
本书作者刘海涛教授是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专家，现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曾为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的讲解。作者以其扎实深厚的学理修养、令人信服的逻辑推导、深入浅出的阐释方式、逻辑缜密的行文风格，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从宏观到具体，把历史感和时代感流畅地对接，作者的通俗化写作方式，可让读者感受到阅读理论书籍也是一种享受，其中的历史透视与学术分析，真切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承继，为我们提供了理性的逻辑思考，全书内容非常历史又非常现实，非常厚重又非常简明，对读者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形成发展过程具有引导作用；对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空间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