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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向来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也得到了美国学者的大量分析与研究，一些人预见会有冲突产生，而另一些则认为双方将经历渐进式的和平过渡。中国当然希望是后者。然而现实是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不对等的。中国的主要经济优势在于其所持有的美国国债，但任何大规模的抛售都将给中国带来更甚于美国的伤害，贸易早已增加了两国的冲突成本。如果中国能采取更为灵活的货币政策，使得自身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低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那么更为强大的经济实力就能改变中国在相互依赖的天平中的份量。但在此之前，如果有冲突出现，中国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就一直保持着10％的年增长率。若照此速度继续下去，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25年超过美国。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urehasing Power Parity，PPP)计算，中国在2020年时就将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
经济分析家们对中国经济的振兴之路存在意见分歧。一些人预测会有危险的减速带出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只会使前路更加顺畅。中国经济迅速崛起，金融实力不断增强，但对中美之间经济金融关系最为贴切的概括却是“失衡的相互依赖”：北京深陷“失衡弱势”，华盛顿则大大占优。
多种因素和变化都会削弱中国的增长势头。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美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会持续升级。阿兰·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指出，历史上，新兴国家都会对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加以利用。由于对进口商品的依赖性提高，中国将通过寻求“地区优势”来降低供应风险。这样一来，北京和华盛顿间的战略竞争就会愈演愈烈。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所预测的，若当真如是发展下去，由两国地缘政治竞争所引发的经济冲突也就不再遥远，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也不得不要承受重压。其他学者则比较乐观，认为和平的“权力转移”是有可能实现的。沈大伟(Dayid shambaugh)、罗伯特·萨特(Roberr sutter)以及贝茨·吉尔(Bates Gill)将中国政府的许多国际行为视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的佐证。就总体而言，全球开放的贸易体系为中国带来了利益。
也有一些分析人士预见会发生政治变动。哈佛大学的马若德(R0derick MacFarquhar)认为，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事件将对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政体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同样地，从这种分析出发，政治动乱与种种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施压的情况也就很容易出现了。黎安友(Andrew Nathan)则显得比较乐观。他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多次证明其应对新兴社会需求和经济需求的能力。区域性的社会动荡的确存在，但综合政府的反应能力以及政治控制能力，他强调“在中国，星星之火不足以燎原”。人口统计研究也证实，人们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尚在可控制范围内，“中产阶级惧怕更为庞大的农民和农民工阶级，因此他们不会要求民主。同时，他们视独裁政体为抵御混乱、维护秩序的防线。”
缺乏进一步的改革将会抑制未来的增长。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不完全的经济改革导致了一个以国家为主的“混合”体系，这使得统治精英的特权能够得到长期延续。该体系允许精英阶层“利用局部改革中所获取的效益来支撑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未被重建的部分——这是实现其政治霸权的经济基础”。裴敏欣称之为“受困的转型”，统治集团在其中寻求进一步改革的动因非常之小。而经济改革的缺位也将必然使得经济增长受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经济学教授胡永泰(Woo Wing Thye)则提出相反观点，他认为，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解决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并能适应中产阶级对政治改革越来越强的需求，这才是挑战所在。乐观主义人士如巴里·诺顿(Barty Naughton)等指出，中国政府已经一再证明其成功应对各种经济挑战的能力。现有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规模的经济和人口力量推动的，与政府政策保持相对独立的关系。
很自然地，其他受关注的问题还包括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当下倚重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是否可行，以及政治事件的风险。根据“熊派”们的分析，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构成大家无法忽视的潜在危险，它们会抑制或者至少是大幅减缓中国的增长。不过，由于没有发生彻底崩盘，并且发生的可能性极低，所以合理估计，即使中国经济发生下滑也会保持5％到7％的年增长率，而不是一场全面的经济停滞。中国不太可能像苏联和日本经济那样发生脱轨。从结构上看，不管怎样，中国中期的发展潜力都是相当巨大的。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国还没有站在技术的前沿，其发展模式是建立在相对更高的经济开放程度之上的。同时，与苏联也不一样，中国通过引进国外技术，进行了更积极的调整，有效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中国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继续保持8％以上的年增长速度。
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将赋予北京以更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影响力。但尽管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国家实力，可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影响却作用甚微。中国对美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影响手段就是威胁抛售手上大约1.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
然而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还是金融角度看，这一举动都会让北京付出巨大的代价。正如常言所道，中国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首先，它手上持有的债券会贬值。这样，美国利率升高，增长前景受压，中国出口就会受损。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是要找到其他美元资产进行投资。除非政府愿意接受人民币升值，但就出口和美国债券(以美元为结算单位)的持有量而言，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几乎没有好处。而如果中国再次投资美元资产，那么美国金融体系中其他部门的财政状况就可以得到缓解，这也潜在地消除了国债市场上高利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其次，如果北京真要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它很有可能仅在短期打乱金融市场。中期影响会趋于可控。其他和美国有紧密安全联系的外国政府买家，包括日本和多个海湾国家，即使面对利率上升也都会纷纷出手。
最后，任何由政治原因引发的美国国债甩卖都会触发剧烈的政治反作用力——不仅仅是来自于美国；同时，它还会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可信赖的金融投资者和经济伙伴的形象。
从金融、经济、政治三个角度看，如果北京大幅度提高美国的借贷成本，其自身会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并且这个代价要比华盛顿付出的更高。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中国对美国的倚赖程度更高。美国所能获得的投资来源要比中国丰富，并且它和各投资来源间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对中国而言，美国市场在出口和进口方面都相当重要，远甚于中国市场对美国的重要程度——中国的出口部分有着相对庞大的就业要求。
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强有力的工具，或者更好的理解是，它仅是一种效力有限的威慑。越来越多的跨国资产持有和贸易往来增强了彼此的互相依赖关系，也同时提高了中美两国间经济冲突的成本。不过，由于中国的贸易依赖性，一旦冲突发生，北京仍要比华盛顿承担更高的代价。
但是，如果中国能使得其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低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如果中国能采用一个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经济金融力量的天平就会明显地偏向北京。只是在那之前，北京可得小心提防中美两国间大规模经济金融冲突的发生，它在其中的利益关系可比华盛顿更大。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就一直保持着10％的年增长率。若照此速度继续下去，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25年超过美国。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urehasing Power Parity，PPP)计算，中国在2020年时就将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
经济分析家们对中国经济的振兴之路存在意见分歧。一些人预测会有危险的减速带出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只会使前路更加顺畅。中国经济迅速崛起，金融实力不断增强，但对中美之间经济金融关系最为贴切的概括却是“失衡的相互依赖”：北京深陷“失衡弱势”，华盛顿则大大占优。
多种因素和变化都会削弱中国的增长势头。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美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会持续升级。阿兰·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指出，历史上，新兴国家都会对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加以利用。由于对进口商品的依赖性提高，中国将通过寻求“地区优势”来降低供应风险。这样一来，北京和华盛顿间的战略竞争就会愈演愈烈。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所预测的，若当真如是发展下去，由两国地缘政治竞争所引发的经济冲突也就不再遥远，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也不得不要承受重压。其他学者则比较乐观，认为和平的“权力转移”是有可能实现的。沈大伟(Dayid shambaugh)、罗伯特·萨特(Roberr sutter)以及贝茨·吉尔(Bates Gill)将中国政府的许多国际行为视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的佐证。就总体而言，全球开放的贸易体系为中国带来了利益。
也有一些分析人士预见会发生政治变动。哈佛大学的马若德(R0derick MacFarquhar)认为，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事件将对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政体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同样地，从这种分析出发，政治动乱与种种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施压的情况也就很容易出现了。黎安友(Andrew Nathan)则显得比较乐观。他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多次证明其应对新兴社会需求和经济需求的能力。区域性的社会动荡的确存在，但综合政府的反应能力以及政治控制能力，他强调“在中国，星星之火不足以燎原”。人口统计研究也证实，人们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尚在可控制范围内，“中产阶级惧怕更为庞大的农民和农民工阶级，因此他们不会要求民主。同时，他们视独裁政体为抵御混乱、维护秩序的防线。”
缺乏进一步的改革将会抑制未来的增长。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不完全的经济改革导致了一个以国家为主的“混合”体系，这使得统治精英的特权能够得到长期延续。该体系允许精英阶层“利用局部改革中所获取的效益来支撑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未被重建的部分——这是实现其政治霸权的经济基础”。裴敏欣称之为“受困的转型”，统治集团在其中寻求进一步改革的动因非常之小。而经济改革的缺位也将必然使得经济增长受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经济学教授胡永泰(Woo Wing Thye)则提出相反观点，他认为，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解决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并能适应中产阶级对政治改革越来越强的需求，这才是挑战所在。乐观主义人士如巴里·诺顿(Barty Naughton)等指出，中国政府已经一再证明其成功应对各种经济挑战的能力。现有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规模的经济和人口力量推动的，与政府政策保持相对独立的关系。
很自然地，其他受关注的问题还包括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当下倚重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是否可行，以及政治事件的风险。根据“熊派”们的分析，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构成大家无法忽视的潜在危险，它们会抑制或者至少是大幅减缓中国的增长。不过，由于没有发生彻底崩盘，并且发生的可能性极低，所以合理估计，即使中国经济发生下滑也会保持5％到7％的年增长率，而不是一场全面的经济停滞。中国不太可能像苏联和日本经济那样发生脱轨。从结构上看，不管怎样，中国中期的发展潜力都是相当巨大的。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国还没有站在技术的前沿，其发展模式是建立在相对更高的经济开放程度之上的。同时，与苏联也不一样，中国通过引进国外技术，进行了更积极的调整，有效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中国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继续保持8％以上的年增长速度。
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将赋予北京以更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影响力。但尽管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国家实力，可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影响却作用甚微。中国对美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影响手段就是威胁抛售手上大约1.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
然而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还是金融角度看，这一举动都会让北京付出巨大的代价。正如常言所道，中国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首先，它手上持有的债券会贬值。这样，美国利率升高，增长前景受压，中国出口就会受损。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是要找到其他美元资产进行投资。除非政府愿意接受人民币升值，但就出口和美国债券(以美元为结算单位)的持有量而言，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几乎没有好处。而如果中国再次投资美元资产，那么美国金融体系中其他部门的财政状况就可以得到缓解，这也潜在地消除了国债市场上高利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其次，如果北京真要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它很有可能仅在短期打乱金融市场。中期影响会趋于可控。其他和美国有紧密安全联系的外国政府买家，包括日本和多个海湾国家，即使面对利率上升也都会纷纷出手。
最后，任何由政治原因引发的美国国债甩卖都会触发剧烈的政治反作用力——不仅仅是来自于美国；同时，它还会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可信赖的金融投资者和经济伙伴的形象。
从金融、经济、政治三个角度看，如果北京大幅度提高美国的借贷成本，其自身会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并且这个代价要比华盛顿付出的更高。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中国对美国的倚赖程度更高。美国所能获得的投资来源要比中国丰富，并且它和各投资来源间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对中国而言，美国市场在出口和进口方面都相当重要，远甚于中国市场对美国的重要程度——中国的出口部分有着相对庞大的就业要求。
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强有力的工具，或者更好的理解是，它仅是一种效力有限的威慑。越来越多的跨国资产持有和贸易往来增强了彼此的互相依赖关系，也同时提高了中美两国间经济冲突的成本。不过，由于中国的贸易依赖性，一旦冲突发生，北京仍要比华盛顿承担更高的代价。
但是，如果中国能使得其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低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如果中国能采用一个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经济金融力量的天平就会明显地偏向北京。只是在那之前，北京可得小心提防中美两国间大规模经济金融冲突的发生，它在其中的利益关系可比华盛顿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