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祝福》、《离婚》、《伤逝》三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别是祥林嫂、爱姑、子君，这三位女性都在重负之下走向妥协，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中国女性，本文从分析文本中三位女性妥协的过程，尝试着认识鲁迅对于在中国社会启蒙进程中传统思想造成中国妇女沉痛的精神悲剧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精神重负；女性形象；悲剧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①钱理群先生在《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中说：“一个民族的觉醒，人的觉醒，归根结底，是要看处于社会结构最底层的人-妇女、儿童、农民的觉醒。”②一个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反映了妇女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妇女的觉醒和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妇女问题也一直是中国作家们的重要关注。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尤以《祝福》中的祥林嫂、《离婚》中的爱姑、《伤逝》中的子君为代表。祥林嫂是旧中国劳动妇女的代表，爱姑是反抗的农村妇女代表，子君是新型的知识女性，但她们无一逃脱悲剧性的命运。鲁迅深刻剖析了造成她们的悲剧性命运的历史根源，敏锐又独到地洞察了传统伦理束缚下中国妇女的精神重负的各种因素。
一、旧社会劳动妇女悲剧：《祝福》中的祥林嫂
《祝福》中的祥林嫂命途多舛，历经丧夫-再嫁-丧夫丧子，最终怀着对入地狱锯成两半的深切恐惧而冻死，其悲剧性层层加深。
首先，祥林嫂初到鲁镇做工，并没有人问她姓甚名谁，丧了夫婆婆又严厉这本就是遭遇了不幸，但没有人对此表示同情；她比男人还勤快的女人，整天不停歇，“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③鲁四老爷却恰恰是因为讨厌她是一个寡妇，所以提起她时总是皱起眉头。“祥林嫂”作为一个具有人身依附意义的称呼，因为“寡妇”的身份，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封建男权的歧视。这种歧视深深印在鲁四老爷的思想中，即便祥林嫂被婆婆强行抢走，他都不能为勤劳的没有一点过错的祥林嫂说一句同情的话，反而欲言又止的找理由解释祥林嫂被强行抢走的合理性。婆婆对守了寡的儿媳具有天然的处置权，可以随意抢走卖给别人，丝毫不考虑当事人的想法，封建男权对此默许和认可，这种外在的压迫使妇女反抗更为艰难，也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之一。
然而，祥林嫂身上又具有反抗精神，丈夫死了再嫁时闹得异乎寻常的厉害，“一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④出轿拜天地时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擒住都拜不成，一不小心挣脱了“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用两把香灰两块红布都没有办法止住血，直到在新房里还是骂。⑤祥林嫂在面对强行结婚时以命搏的反抗，并非是对自己被卖掉这件事的反抗，而是由于“好女不嫁二夫”“从一而终”的节妇烈女思想的影响，这种使祥林嫂成为封建思想的受害者又是维护者、实践者，这是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
再次，联系她在鲁镇做工时那种虽然劳累却满足的生存状态-“口角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⑥，这种悲剧感让人尤为心酸：安分的凭借自己的勤劳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吃穿不论，年底的活也一力承担，虽苦虽累但她感到满足，最后对这种受奴役却安稳的生活状态感到满足，然而，就连这么低的要求命运都没有满足她。丧夫丧子后再次来到鲁镇，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灵活，记性差也不笑，因为“败坏风俗”，即便散尽钱财捐了门槛也还是连帮忙祭祀的资格都没有。她的不幸渐渐成了众人眼中的笑话，承受了巨大的丧子之痛，最终怀着对死后被锯成两半的巨大恐惧，在穷困潦倒中，在天寒地冻又热闹忙碌的除夕毫无希望的死去。她想成为奴隶却不可得，她怀疑“灵魂”和“地狱”的存在，并向受过教育见过世面的“我”请教，希望死后见到儿子，更希望死后不要受锯形分给两个丈夫，这说明祥林嫂对自己的命运尚有一丝反抗，但是她不知道造成自己悲剧一生的真正原因，至死都没有挣脱贞洁、封建伦理对心灵的重压，这是祥林嫂又一重精神悲剧。
二、反抗的农村妇女悲剧：《离婚》中的爱姑
封建社会，男人常有三妻四妾，女人对此见怪不怪、忍气吞声，但《离婚》中的爱姑在丈夫姘上小寡妇、公公只帮儿子不顾她几年的艰辛后，“闹了整三年”⑦还不算完，不管别人如何劝，硬要论个对错。这个敢说敢干、大胆泼辣的女性与祥林嫂性格迥异，比祥林嫂多了明显的自我意识：在夫家受了委屈就回娘家搬救兵；丈夫与别的女人私通纳妾，公公又格外偏袒儿子，她便“小畜生”“老畜生”的叫着闹个天翻地覆甚至家破人亡，要将男权打翻在地；她不把慰老爷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⑧，因而拒绝慰老爷连番几次的调停意见；她天真的以为七大人可以为她主持公道，不会因为“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了”⑨。爱姑身上似乎体现出辛亥革命后新思潮开始发挥作用，妇女的反抗意识开始萌发，显示出对妇女独立人格的重视，对封建男权的蔑视，爱姑理直气壮、无所惧怕的表达，读来让人畅快淋漓。在封建意识依旧浓厚的中国乡村，婚姻是宗法制的共同体的重要组成，女方在夫家的不满会上升到家族颜面，有父兄可仰仗，使爱姑反抗得有底气，但也正因为如此，爱姑才会采取“以恶制恶”的方式进行反抗。爱姑之所以会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不是因为她自己意识到独立的女性权利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是因为自己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⑩，是明媒正娶的妻子，其地位如果姘一个寡妇就受到动摇实在咽不下这口委屈；结婚几年“一礼不缺”，要与七大人好好说一说这几年的艰难，因此不能那么容易花几个钱就被赶出去。这种不甘心并不是出于她作为“人”的权利与独立的人格，而是由于思想深处盘踞着婚姻应“不越封建礼教的雷池”。她坚信自己的正确，就是认同和维护封建礼教的束缚，她虽然说并不贪图再回到那个婚姻中，却寄希望于封建礼教的权威-七老爷为她主持公道。会见七大人前她开始局促不安，父亲见到七大人说不出话，她觉察出危急感到孤立无援，七大人并没有替她说话时她由惊疑、失望到噤若寒蝉，由于七大人实在威严，她竟然后悔是自己错了，直到最后也恭敬地说存着新年的喜酒来年再喝。这是爱姑由反抗到妥协的过程，她对于“那意外的事情”是万万没有料到的，她或许并没有真正想过要离婚，只是想要论个对错，她过于相信封建权威的代言人，父亲不敢言语兄弟不敢前来，所以她的底气慢慢消失，当七大人也主张离婚时，她的精神支柱也随之崩塌。这场离婚悲剧并不是由于爱姑性格软弱造成的，而是由于爱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要争取女性独立，她寄希望于自己的父兄、权威的七大人，实际上就是寄希望于封建的宗法伦理，借助封建的传统教条与封建的男权作斗争，其反抗是无法实现的。这正是爱姑悲剧命运的深层次原因。 三、新型的知识女性悲剧：《伤逝》中的子君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制，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五四新文化时期，各种思想更是风起云涌、声浪起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封建的旧思想、旧势力、就习惯被彻底摧毁、消失跆尽，根基深厚的男权价值依然是恋爱、婚姻自由的阻碍。《伤逝》中的子君是一个受过新思潮影响的新型的城市知识分子，为争取独立自由的爱情、婚姻，为争取她作为个人的权利，勇敢地出走与涓生生活在一起。她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生活，不受任何人的干涉。这种反抗意识与祥林嫂、爱姑不同，子君已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人”这一存在，是拥有自主选择权的，可以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自由地生活，因此她挣脱了那个充满强制父权氛围的家，甚至与她的叔子闹开，叔子不再认她做侄女。可以说子君的决心是非常坚决的，她努力维护着幸福的、自由的生活，但真实的生活不光是诗和理想，更多的是琐碎不堪的日常事务。涓生的失业、生计的压迫、与小官太太的暗斗，渐渐使眼中还闪着稚气的子君应接不暇，“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子君将对涓生的爱融入了柴米油盐之中，她已经成为一个中国社会中“主内”的贤妻，甘愿一切随夫。子君已经不是那个追求“我是我自己的”新女性了，而是“我是涓生的”普通人妻，没有经济地位，也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与传统社会中依附于男人生存的传统女性没有什么区别了。她受到涓生的启蒙追求爱情不惜与家族决裂；生活在一起她精心照料两个人的生活，即便有了不快活，见了涓生也勉强的笑；涓生说的话她领会地点点头，时时忧虑着，对涓生却温和得多，这让读者不得不有种子君甚至是在取悦涓生的想法；直至最后失去涓生的爱，子君黯然离去后不久就香消玉殒……这一切都不难看出，子君虽然喊出了追求独立人格的宣言，但其思想深处却顺从着传统的男权意识，她从一开始就是在涓生-男性发言人的引导下做出出走的决定；在生活的困境中面对涓生提出的更高的精神要求和忠告她没有丝毫的抱怨，甘愿在男性的话语中保持沉默；但是她的任劳任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却是涓生的冷漠；爱情消耗尽了，她没有死缠烂打，将生活材料的全副郑重地留给涓生，好让他维持更长久的生活。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鲁迅先生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候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子君清醒的逃离了一个父权家庭，有心甘情愿的创造了一个新的父权家庭，直到离开她仍然一心系在涓生身上，她的生命逻辑限定在家庭、丈夫主导的父权意识里，精神上背负着被男权意识奴化的重负，为男权意识浇灌了她最后一滴血泪。
四、结语
鲁迅先生的这三篇小说，揭示了中国在新旧时代的交替之时，根深蒂固的封建奴性依然盘踞在广大女性的内心深处，给她们的精神戴了沉重的枷锁，她们反抗着传统，却带着精神上的重负一转身又走进了同样的陷阱。中国社会在不断进步，传统的道德和伦理不断被重新审视，女性要获得真正的思想解放，必须打开精神上的枷锁，释放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清除思想深处作为男权社会之附庸的奴性，这或许是我们重读鲁迅这三篇作品时，对在中国社会启蒙进程中中国妇女沉痛的精神悲剧的一些认识。中国的确很难改变，“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但鞭子总要来；既然醒了，就不要害怕无路可走，走的人多了，也许真的就成了路。
注释：
①胡适.容忍与自由[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吴刚.论胡适的婚姻家庭观[J].安徽史学，1992（01）.
②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J].文学评论，1989（03）
③鲁迅：《祝福》。
④鲁迅：《祝福》。
⑤鲁迅：《我之节烈观》。
⑥鲁迅：《祝福》。
⑦鲁迅：《离婚》。
⑧鲁迅：《离婚》。
⑨鲁迅：《离婚》。
⑩鲁迅：《离婚》。
易竹贤，胡慧翼.因袭重负下的女性悲剧-鲁迅小说中三个女性形象的另一种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9（04）
鲁迅：《伤逝》。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故乡》。
参考文献：
[1]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1）.
[2]易竹贤，胡慧翼.因袭重负下的女性悲剧-鲁迅小说中三个女性形象的另一种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9（04）.
[3]王玲，于惠.子君的悲剧-《伤逝》重读[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06）.
[4]马敏.鲁迅作品中的女性话语能力的悖论[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7（02）.
[5]景洁琼.浅谈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J].神州，2011.
关键词：精神重负；女性形象；悲剧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①钱理群先生在《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中说：“一个民族的觉醒，人的觉醒，归根结底，是要看处于社会结构最底层的人-妇女、儿童、农民的觉醒。”②一个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反映了妇女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妇女的觉醒和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妇女问题也一直是中国作家们的重要关注。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尤以《祝福》中的祥林嫂、《离婚》中的爱姑、《伤逝》中的子君为代表。祥林嫂是旧中国劳动妇女的代表，爱姑是反抗的农村妇女代表，子君是新型的知识女性，但她们无一逃脱悲剧性的命运。鲁迅深刻剖析了造成她们的悲剧性命运的历史根源，敏锐又独到地洞察了传统伦理束缚下中国妇女的精神重负的各种因素。
一、旧社会劳动妇女悲剧：《祝福》中的祥林嫂
《祝福》中的祥林嫂命途多舛，历经丧夫-再嫁-丧夫丧子，最终怀着对入地狱锯成两半的深切恐惧而冻死，其悲剧性层层加深。
首先，祥林嫂初到鲁镇做工，并没有人问她姓甚名谁，丧了夫婆婆又严厉这本就是遭遇了不幸，但没有人对此表示同情；她比男人还勤快的女人，整天不停歇，“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③鲁四老爷却恰恰是因为讨厌她是一个寡妇，所以提起她时总是皱起眉头。“祥林嫂”作为一个具有人身依附意义的称呼，因为“寡妇”的身份，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封建男权的歧视。这种歧视深深印在鲁四老爷的思想中，即便祥林嫂被婆婆强行抢走，他都不能为勤劳的没有一点过错的祥林嫂说一句同情的话，反而欲言又止的找理由解释祥林嫂被强行抢走的合理性。婆婆对守了寡的儿媳具有天然的处置权，可以随意抢走卖给别人，丝毫不考虑当事人的想法，封建男权对此默许和认可，这种外在的压迫使妇女反抗更为艰难，也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之一。
然而，祥林嫂身上又具有反抗精神，丈夫死了再嫁时闹得异乎寻常的厉害，“一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④出轿拜天地时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擒住都拜不成，一不小心挣脱了“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用两把香灰两块红布都没有办法止住血，直到在新房里还是骂。⑤祥林嫂在面对强行结婚时以命搏的反抗，并非是对自己被卖掉这件事的反抗，而是由于“好女不嫁二夫”“从一而终”的节妇烈女思想的影响，这种使祥林嫂成为封建思想的受害者又是维护者、实践者，这是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
再次，联系她在鲁镇做工时那种虽然劳累却满足的生存状态-“口角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⑥，这种悲剧感让人尤为心酸：安分的凭借自己的勤劳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吃穿不论，年底的活也一力承担，虽苦虽累但她感到满足，最后对这种受奴役却安稳的生活状态感到满足，然而，就连这么低的要求命运都没有满足她。丧夫丧子后再次来到鲁镇，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灵活，记性差也不笑，因为“败坏风俗”，即便散尽钱财捐了门槛也还是连帮忙祭祀的资格都没有。她的不幸渐渐成了众人眼中的笑话，承受了巨大的丧子之痛，最终怀着对死后被锯成两半的巨大恐惧，在穷困潦倒中，在天寒地冻又热闹忙碌的除夕毫无希望的死去。她想成为奴隶却不可得，她怀疑“灵魂”和“地狱”的存在，并向受过教育见过世面的“我”请教，希望死后见到儿子，更希望死后不要受锯形分给两个丈夫，这说明祥林嫂对自己的命运尚有一丝反抗，但是她不知道造成自己悲剧一生的真正原因，至死都没有挣脱贞洁、封建伦理对心灵的重压，这是祥林嫂又一重精神悲剧。
二、反抗的农村妇女悲剧：《离婚》中的爱姑
封建社会，男人常有三妻四妾，女人对此见怪不怪、忍气吞声，但《离婚》中的爱姑在丈夫姘上小寡妇、公公只帮儿子不顾她几年的艰辛后，“闹了整三年”⑦还不算完，不管别人如何劝，硬要论个对错。这个敢说敢干、大胆泼辣的女性与祥林嫂性格迥异，比祥林嫂多了明显的自我意识：在夫家受了委屈就回娘家搬救兵；丈夫与别的女人私通纳妾，公公又格外偏袒儿子，她便“小畜生”“老畜生”的叫着闹个天翻地覆甚至家破人亡，要将男权打翻在地；她不把慰老爷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⑧，因而拒绝慰老爷连番几次的调停意见；她天真的以为七大人可以为她主持公道，不会因为“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了”⑨。爱姑身上似乎体现出辛亥革命后新思潮开始发挥作用，妇女的反抗意识开始萌发，显示出对妇女独立人格的重视，对封建男权的蔑视，爱姑理直气壮、无所惧怕的表达，读来让人畅快淋漓。在封建意识依旧浓厚的中国乡村，婚姻是宗法制的共同体的重要组成，女方在夫家的不满会上升到家族颜面，有父兄可仰仗，使爱姑反抗得有底气，但也正因为如此，爱姑才会采取“以恶制恶”的方式进行反抗。爱姑之所以会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不是因为她自己意识到独立的女性权利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是因为自己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⑩，是明媒正娶的妻子，其地位如果姘一个寡妇就受到动摇实在咽不下这口委屈；结婚几年“一礼不缺”，要与七大人好好说一说这几年的艰难，因此不能那么容易花几个钱就被赶出去。这种不甘心并不是出于她作为“人”的权利与独立的人格，而是由于思想深处盘踞着婚姻应“不越封建礼教的雷池”。她坚信自己的正确，就是认同和维护封建礼教的束缚，她虽然说并不贪图再回到那个婚姻中，却寄希望于封建礼教的权威-七老爷为她主持公道。会见七大人前她开始局促不安，父亲见到七大人说不出话，她觉察出危急感到孤立无援，七大人并没有替她说话时她由惊疑、失望到噤若寒蝉，由于七大人实在威严，她竟然后悔是自己错了，直到最后也恭敬地说存着新年的喜酒来年再喝。这是爱姑由反抗到妥协的过程，她对于“那意外的事情”是万万没有料到的，她或许并没有真正想过要离婚，只是想要论个对错，她过于相信封建权威的代言人，父亲不敢言语兄弟不敢前来，所以她的底气慢慢消失，当七大人也主张离婚时，她的精神支柱也随之崩塌。这场离婚悲剧并不是由于爱姑性格软弱造成的，而是由于爱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要争取女性独立，她寄希望于自己的父兄、权威的七大人，实际上就是寄希望于封建的宗法伦理，借助封建的传统教条与封建的男权作斗争，其反抗是无法实现的。这正是爱姑悲剧命运的深层次原因。 三、新型的知识女性悲剧：《伤逝》中的子君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制，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五四新文化时期，各种思想更是风起云涌、声浪起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封建的旧思想、旧势力、就习惯被彻底摧毁、消失跆尽，根基深厚的男权价值依然是恋爱、婚姻自由的阻碍。《伤逝》中的子君是一个受过新思潮影响的新型的城市知识分子，为争取独立自由的爱情、婚姻，为争取她作为个人的权利，勇敢地出走与涓生生活在一起。她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生活，不受任何人的干涉。这种反抗意识与祥林嫂、爱姑不同，子君已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人”这一存在，是拥有自主选择权的，可以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自由地生活，因此她挣脱了那个充满强制父权氛围的家，甚至与她的叔子闹开，叔子不再认她做侄女。可以说子君的决心是非常坚决的，她努力维护着幸福的、自由的生活，但真实的生活不光是诗和理想，更多的是琐碎不堪的日常事务。涓生的失业、生计的压迫、与小官太太的暗斗，渐渐使眼中还闪着稚气的子君应接不暇，“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子君将对涓生的爱融入了柴米油盐之中，她已经成为一个中国社会中“主内”的贤妻，甘愿一切随夫。子君已经不是那个追求“我是我自己的”新女性了，而是“我是涓生的”普通人妻，没有经济地位，也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与传统社会中依附于男人生存的传统女性没有什么区别了。她受到涓生的启蒙追求爱情不惜与家族决裂；生活在一起她精心照料两个人的生活，即便有了不快活，见了涓生也勉强的笑；涓生说的话她领会地点点头，时时忧虑着，对涓生却温和得多，这让读者不得不有种子君甚至是在取悦涓生的想法；直至最后失去涓生的爱，子君黯然离去后不久就香消玉殒……这一切都不难看出，子君虽然喊出了追求独立人格的宣言，但其思想深处却顺从着传统的男权意识，她从一开始就是在涓生-男性发言人的引导下做出出走的决定；在生活的困境中面对涓生提出的更高的精神要求和忠告她没有丝毫的抱怨，甘愿在男性的话语中保持沉默；但是她的任劳任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却是涓生的冷漠；爱情消耗尽了，她没有死缠烂打，将生活材料的全副郑重地留给涓生，好让他维持更长久的生活。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鲁迅先生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候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子君清醒的逃离了一个父权家庭，有心甘情愿的创造了一个新的父权家庭，直到离开她仍然一心系在涓生身上，她的生命逻辑限定在家庭、丈夫主导的父权意识里，精神上背负着被男权意识奴化的重负，为男权意识浇灌了她最后一滴血泪。
四、结语
鲁迅先生的这三篇小说，揭示了中国在新旧时代的交替之时，根深蒂固的封建奴性依然盘踞在广大女性的内心深处，给她们的精神戴了沉重的枷锁，她们反抗着传统，却带着精神上的重负一转身又走进了同样的陷阱。中国社会在不断进步，传统的道德和伦理不断被重新审视，女性要获得真正的思想解放，必须打开精神上的枷锁，释放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清除思想深处作为男权社会之附庸的奴性，这或许是我们重读鲁迅这三篇作品时，对在中国社会启蒙进程中中国妇女沉痛的精神悲剧的一些认识。中国的确很难改变，“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但鞭子总要来；既然醒了，就不要害怕无路可走，走的人多了，也许真的就成了路。
注释：
①胡适.容忍与自由[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吴刚.论胡适的婚姻家庭观[J].安徽史学，1992（01）.
②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J].文学评论，1989（03）
③鲁迅：《祝福》。
④鲁迅：《祝福》。
⑤鲁迅：《我之节烈观》。
⑥鲁迅：《祝福》。
⑦鲁迅：《离婚》。
⑧鲁迅：《离婚》。
⑨鲁迅：《离婚》。
⑩鲁迅：《离婚》。
易竹贤，胡慧翼.因袭重负下的女性悲剧-鲁迅小说中三个女性形象的另一种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9（04）
鲁迅：《伤逝》。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故乡》。
参考文献：
[1]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1）.
[2]易竹贤，胡慧翼.因袭重负下的女性悲剧-鲁迅小说中三个女性形象的另一种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9（04）.
[3]王玲，于惠.子君的悲剧-《伤逝》重读[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06）.
[4]马敏.鲁迅作品中的女性话语能力的悖论[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7（02）.
[5]景洁琼.浅谈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J].神州，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