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的文化格局，基本上已经以西方的文化为主导。从人文意义上看，自由、平等、民主等等词汇确系自西方的文化体系传入，那么所谓中国的现代文明，某种意义上也就指西方文明。虽然今天“现代文明”这类词汇带有强烈的积极色彩，然而在民国时期，却是极度敏感的字眼。
　　应该说，这种敏感实际上正源于东西文化的论争。西方文化，在今天，是去粗取精的问题，而在当时却是你死我亡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一直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分野，而实际上，这个分野所决定的，几乎正是西方文化的去留。中华古代文明2000多年的传统文化从未断流过，经历周代的百家争鸣后，虽有墨家法家的短暂称霸，然而最终确立起儒家伦理的理性为核心的文化格局，这种格局下，由内而外的人格塑造虽然一开始就牢牢地锁定在士阶层身上，然而内圣外王的上以化下的实现形式以及中国古代政治格局教化的人文要求，都把这种理性推及整个中华的文化版图中，即使番邦外国，也自汉时便来朝贡，他们所持的文化态度，也正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态度。历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无不将这种态度视为一种使命感所赋予的特殊荣耀，然而值得思索的是，1919年，将批判矛头指向这个态度的正是汉族知识分子中的文化精英，正是他们让这种绵延接续的文明发生了断裂和改向。他们的身上无不带着传统文化的烙印，对家国复兴和百姓安乐的使命感本是儒家文化的政治诉求，在清帝国奄奄一息的国运中，这些传统文化培养出的精英以庞大的热忱和决心竟然超越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所赖以生存的帝制国体，成功完成了对自身阶级局限的突围，正是留学西方的短暂经历，这短暂的几年，对中国文化和政治所造成的震动和改变却是惊人的，而中国文化来消化这些震动和改变却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样讲，确有片面夸大之嫌，然而纵观中国文化长河，正是从1919年起，传统文化下的文化格局开始迅速离析解体。而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普世价值也迅速击溃那些摇头晃脑的之乎者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第一印象。
　　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也正是为着这个印象才坚定地想要除旧布新，甚至于旧的全部捐弃，陈独秀认为西方文明更适合于时代之要求，因而“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若非有对西方怀有极其美好的想象，则难有此种决意。中国近代史的国门是由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的，于是清政府中的一些开明人士草草地开始了中国近代第一批重工业生产，约30年而悉数破败，当时的知识分子大抵也都开始意识到一种文化上的危机感，目光从工业转向民智。那么民主和科学便成为一种新的图腾。于是西方由两希传统而来的人人平等便吸引着他们，陈独秀也好，李大钊也好，莫不幻想过黎民百姓从土地中直起腰来，像西方国家的公民一样，当家作主，每个人反过来决定统治者甚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鲁迅是由矿务学堂而直接留日的，当时的日本正处于转型期，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变化，而回望万马齐喑的中国文化界，皆不出仁义道德字里行间的“吃人”，于是对传统文化开始口诛笔伐。革命这个词汇，便成为一种前沿的人格实践和政治理想的实现手段。这种对传统的决绝和对西方的向往，正是从政治理想开始的，其实这个姿态也正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姿态。因此，在20世纪初的中国，各种译介西方文化、学术、文学的刊物和书籍层出不穷，曾经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回国后也常常加入到这场热潮中成为中坚力量，而不曾出国到西方的人，则大嚼特嚼这些刊物和书籍，于是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人们以自己的救亡热情和政治憧憬组成了一幅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的西方文化图景。
　　很难说这个图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是它的的确确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滞重和迂腐瓦解殆尽，它将这种思想解放的果实无差别地分布给各个阶层的人，使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的未来联系起来，一种主体意识开始在中国民间确立，即使这个图景的构建从来没有经过对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传统做以细致考察，更没有对希伯来基督教精神进行哲学分析，然而这种否性现实的现代主义精神又的确是与西方现代精神合拍的。
　　所以说，中国近代对西方文化的认知更多的不是话语还原而是一种再造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带来的新变却恰好是正面的、合时宜的。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