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也是春节，24岁的大连女孩刘艾娃与32岁的爱尔兰人迈克在中国结婚。从此，80后中国媳妇与50后洋婆婆毛拉开始了跨洋磨合。几年过去了，中国姑娘的善解人意终于化解了婆媳之间的文化隔阂。
　　
　　22岁那年，我完成在爱尔兰CAC大学的学业，回到家乡大连。两年后，我与在中国留学的爱尔兰小伙子迈克相识、相爱、结婚。当我们打算买新房时，我第一次领教了洋婆婆的厉害。当时我们两人全部存款才有3万块钱，连首付都不够。我妈妈说：“我出6万人民币。”婆婆大方表示：“那我也出6000欧元。”我掐指一算，婆婆出的钱当时一般爱尔兰人两个月就能挣出来，而娘家出的钱，是我父母2年的全部收入呐！这国外的父母对孩子，跟中国爹妈差别这么大？迈克赶快安慰我：“爱尔兰的规矩是，孩子18岁后就得自立自主，父母都很少资助。妈妈肯出6000欧元已经不错了。”
　　2006年大年初六这天，迈克的父母兄妹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前去接机，当我看到那位身高一米九几、浓妆艳抹的中老年妇女，立刻确认是自己的婆婆。“妈”——我鼓足勇气大喊。婆婆一愣，似乎不太习惯。我照着西方人的习惯拥抱了一下婆婆，婆婆却捏小鸡似地捏着我的胳膊：“哦，你真瘦。”
　　到了酒店，婆婆迫不及待地打开行李箱，捧出一个个包装精美的盒子，说是爱尔兰的亲人们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快拆开看看。”婆婆兴奋地说。我先拆第一个，噫，是张明信片；再拆，是个相框；还拆，是个水杯。
　　我有点尴尬，娘家的亲友还在一边看着呢。婆婆没察觉我的窘态，还在一旁大呼小叫：“多么精美的相框！多么漂亮的贺卡！”我的爸爸乐了，悄悄对我说：“你看，这一家子多实在！”
　　嘀咕归嘀咕，婆婆一行人要回国了，我还是挺舍不得，抱着她眼泪鼻涕地道别：“妈，再见。你要保重……”谁知我正动情，婆婆却再次面露不满，最终忍不住说：“以后请你直接叫我毛拉就好了。”
　　2009年6月，我带着1岁的女儿渔鱼去爱尔兰看望婆婆。其间，我们需要外出一天，婆婆自告奋勇要帮着看孩子。第二天，我们回来。婆婆笑着说：“渔鱼现在在楼上午睡，这两天她表现可好了，胃口也很大，饭后居然吃了一大堆点心和雪糕。”我一愣，忍不住道：“毛拉，渔鱼才9个月大，我从来没给她吃过太甜的东西，提拉米苏蛋糕怎么适合她呢？至于雪糕，也太凉了吧！”婆婆一下紧张起来，连忙辩解：“啊，我刚才说的一大堆，其实就是两口，两口。”晚上睡觉前，婆婆轻手轻脚地上了楼，非要再看一眼渔鱼，确定她没有因甜点而受到任何不良影响，才安心地回自己房间。我无心的一句话，竟让婆婆这么在意和紧张，其实洋婆婆一样疼爱第三代啊。
　　2010年8月，渔鱼快两岁了，我和迈克带她又回了一次爱尔兰。一进屋，婆婆就献宝似地说：“你们快到阁楼看看。”我上楼一看，原来婆婆已经把阁楼变成一个游戏室：左边一大堆玩具，右边一个旧电视，中间整齐地摆放着沙发和一个小梳妆台。我很感动，渔鱼却不太领情。她跟着大人进来，环顾四周，突然触电般指着玩具梳妆台大叫：“不要这个。”我定睛一看，台子上摆着一个只有肩部的娃娃头，逼真得有点恐怖。
　　饭后，我发现后花园多了一个漂亮的稻草人。再看，正是那个娃娃头，只不过已安上了一个身子，用绳子挂在树枝上，微风拂过，娃娃没了恐怖，只有可爱。婆婆这时走了过来，歉疚地说：“我以为小女孩都喜欢洋娃娃呢，才把它摆在阁楼的！现在好了，索性改成稻草人，渔鱼也不用害怕了，鸟儿也不敢来偷吃苹果了，高明吧？”我使劲点头。为什么越相处，我越觉得洋婆婆可爱、简单呢？
　　假期很快过去，我一家又要走了。临行前一天，大家聚在院子里喝酒。婆婆兴致很高地说：“今晚咱们来个歌唱晚会！”婆婆起身，清清嗓子，举起酒杯唱了首民歌。随着缓慢悠长的歌声，有人轻轻摇摆身体，更有几个低声伴唱。婆婆唱毕，轮到我了，我唱了首爱尔兰国歌。这是我留学时在都柏林酒吧打工学会的。
　　酒喝完了，我正要回屋休息，婆婆拉住我，惺惺相惜地小声说：“这家也就咱俩会唱歌，今晚咱俩再唱会儿，你先来！”我说：“别别，我嗓子有些不舒服。”婆婆闻言，脸色黯了一下。我看见她的失落，赶紧接着说：“但我耳朵没有不舒服，毛拉你唱，我听！”
　　清亮的月光下，婆婆像歌唱家一样唱得认真和动情，每唱完一首还要鞠躬道谢，有我当听众，她脸上有种找到知音的喜悦。
　　我的眼角渐渐泛起泪光。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忽然觉得，只要有爱，距离万里的两个人就能越过文化差异，成为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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