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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这个主题在理论上其实无须论证。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片古老国度，上下五千年来已经形成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渗透在日常生活里，体现在言谈举止间。然而，与“独尊儒术”的年代相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必然要求当代中国人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努力寻求传统与现代的理性连接。之所以还要提出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要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在今天仍然需要讨论它，以及应该如何正确地讨论它？尤其是作为传统文化教育重要载体的语文教材，应该如何编排以发挥其作用？
这就涉及传统文化教育在当代中国的经验和教训。传统文化曾经被当作“四旧”的代名词而加以批判，似乎只要讲到传统文化，就是迂腐、过时，就会立即联想到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基于此，援引西方文化中的典型观念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某种思想解放的标志，在现代文明中发现传统文化的不适用性成为某种思想进步的象征，从而使传统文化受到了冷落。回头来看曾经的语文教科书，在所有课文中，古典文学作品所占比例很小，且以短小的写景、状物、抒发个人感情的诗词和故事性的文言文为主，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几乎无关。今天传统文化断裂的现实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重新倡导也应该直面这个现实，严肃反思这段历史。在此基础上研究今天的语文教材应该怎样编排、由谁编排以及编排准则等问题，才能更好地改进传统文化教育。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遍使用的语文教材的编排来看，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现代文与文言文按单元分开，小学和初中低年级教科书中现代文数量远远超过文言文数量，这一特点背后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即现代文与文言文根本对立、完全不同，其根源在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根本对立的思想。我们往往将这一思想指向五四时期，然而，对传统文化失落的讨论不必与现代文化的建立对立起来。认真检阅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思想，会发现五四并不是一个中华文化大断裂的时期，这已经在学界形成共识。当时知识分子批判的锋芒所向，主要在于儒学的独尊地位以及与自由民主思想格格不入的礼教，而这两点并不等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翻阅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文章，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传统”怀有一份崇敬之情，比如他们对待孔子的态度并不是彻底的批判，在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著作中，都对孔子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精神也得到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肯定。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但并非全盘否定，他们还在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梳理中国小说史、采用清代朴学方法等，这些现象都表明，他们始终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从未离开。实际上，许多现代文化的大师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领袖角色的胡适说：“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这两位中国古代哲学家，对我的影响实在很大。墨子主‘非攻’，他底‘非攻’的理论实在是篇名著，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反对那些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1]鲁迅从小受到系统的私塾教育，熟读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书籍，他认为自己“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2]。对于建设新文化，鲁迅始终认为应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3]。这种例子无法一一列举，总而言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立起来，他们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秉持吸其精华、剔其糟粕的态度对待中华古老文明，并以此为基础努力建造现代文化。可见，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没有完全断裂，更不存在绝对对立。因此，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上，没有必要严格按单元来将现代文和文言文截然分开，现代文中表达的爱国主题、思想主题、歌颂英雄主题等，同样可以在文言文中找到，现代文的艺术技巧、构思方式、行文逻辑，也同样可以在文言文中找到。这样看来，完全可以在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中选取一些典型作为课文，让学生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感受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演变，使语文教科书变得更厚重，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另外，语文教材的编排应该立足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内化为学生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才能成为他们将来发挥创新能力、推动现代文化发展的力量源泉。从五四一代大师们的学习经历来看，传统文化是完全融入其生命的。这可以借鉴台湾的方式，那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属于现代文化发展之一支。在小学阶段，传统文化思想的培养和古文训练就已开始；在高中阶段，《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作为文科必修课程，其内容完全是“四书”。2010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又通过了新的“国文科新课程”纲要，根据这一纲要，高中课程中的文言文所占比重达到45%～65%，皆出自《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礼记》等经典。可见，不论是文章的比例，还是选材的视野，台湾的语文教材都远远大于大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传统文化教育从小学就开始，而且从小学开始，其语文教学的着眼点就已深入到精神文化层面。在这种教育之下，台湾的流行音乐、电视剧等现代艺术形式都带有深深的传统文化印记，琼瑶、邓丽君、白先勇、周杰伦等都有以流行的形式演绎传统文化的作品，在大陆乃至海外受到青少年的欢迎。这就有力地反映出传统文化不仅不会与现代文化截然对立，反而可以与现代文化有机配合，使两者都焕发出活力与魅力；同时也充分说明语文教材提高设计目标，将有力推动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和演进。
以上探讨的是“如何编排”，与之相关的是“由谁编排”。所谓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那一部分，在更广大的民间，乡村道德、日常人伦习俗等基本的生活形态保持了传统有效的、坚韧的部分。然而在新中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层次的文化根基被破坏，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由此造成教育思想高度单一化，带来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在这一体制之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培养规格和招生考试都是统一的，各种民间教育形式从此不再具有合法性。同时，一系列管理措施和制度的制定，使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主导者，知识分子只能按照规定行事，各种教育探索受到约束。我们认为，“国家运动”的形式并不适合传统文化教育的推行，在语文教材的编排和设计过程中，应该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干预。“国家运动”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这一形式之下，参与者之间是一种政治关系；而传统文化教育是一种文化行为，参与者之间是一种文化关系。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言：“政治的作用在现实社会是有形的、直接的，而文化的作用在现实社会则是无形的、间接的。政治与文化的直接对立永远是政治战胜文化，政治权利压倒知识分子。这同时也改变着整个社会对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理解。”[4]“国家运动”的形式很可能造成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完成各种任务、指标等功利性行为将取代任重道远的精神文化建设，急躁冒进情绪将使教师脱离学生实际、脱离文化业务知识的学习，并违背教育自身的规律。 我们认为，在教育行政部门充分发挥引导和管理作用的前提下，应该充分重视广大民间知识分子的教育探索，吸纳更多的学者加入教材内容的讨论，在公开、平等、自由的氛围中各抒己见，形成一套全新的教学大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充分融合起来。另外，各类民间艺术形式也应该纳入视野，因为它们传承了大量传统文化瑰宝，尤其是其中丰富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都可以适当进入语文教材，所以，在编排语文教材的过程中，民间艺术家的意见也可以听取。当然，拒绝不必要的政治干预，并不意味着完全无视当前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传统文化教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既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又要积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今天我们重提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应该具有严肃的现实思考和对未来负责的理性思考，这也是编排语文教材时应考虑的准则。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连续性的，是一个继承旧有文明、吸纳新兴事物的过程，所以要站在现代文化的角度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一方面，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富有生命力的精华，铸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意识，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追求崇高人格的重德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等，它们仍然是现代文化的精髓，对于建设现代人格有重要作用，这些内容理所当然成为语文教材内容的取材范围；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不断涌入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如何与外来文化对话，这在教材编写方面主要体现为如何实现中国文学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有机组合与相互呼应。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要开眼看世界，这不仅是为了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更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反观自身的传统文化，明确哪些内容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应该继续传承的，以此不断为现代文化注入活力，推动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以上两方面决定了语文教材所涉及的传统文化主题要有选择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但并非全部都值得继承和发扬，我们要选取的是团结友爱、诚实守信、爱国爱民等优秀传统美德，是《文心雕龙》《文赋》等重要文论典籍，是《周易》《老子》等古代哲学论著，是唐诗、宋词等文学作品，而像帝王权术、纲常名教、尊卑等级、迷信思想等糟粕则应该坚决避免。
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应该与现代文化理性连接，这不仅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是现代中国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际竞争软实力的需要，更是塑造现代中国人健全人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文课作为与中华传统文化直接相关的一门学科，必须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改革语文教材的编排方式则是一条必由之路，把增加教材中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做到传统与现代的理性连接，充分发挥教育的传播、继承性，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口述自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65.
[2]鲁迅.写在《坟》后面[A].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1.
[3]鲁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7.
[4]王富仁.“新国学”论纲（下）[J].社会科学战线，2005（3）.
这就涉及传统文化教育在当代中国的经验和教训。传统文化曾经被当作“四旧”的代名词而加以批判，似乎只要讲到传统文化，就是迂腐、过时，就会立即联想到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基于此，援引西方文化中的典型观念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某种思想解放的标志，在现代文明中发现传统文化的不适用性成为某种思想进步的象征，从而使传统文化受到了冷落。回头来看曾经的语文教科书，在所有课文中，古典文学作品所占比例很小，且以短小的写景、状物、抒发个人感情的诗词和故事性的文言文为主，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几乎无关。今天传统文化断裂的现实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重新倡导也应该直面这个现实，严肃反思这段历史。在此基础上研究今天的语文教材应该怎样编排、由谁编排以及编排准则等问题，才能更好地改进传统文化教育。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遍使用的语文教材的编排来看，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现代文与文言文按单元分开，小学和初中低年级教科书中现代文数量远远超过文言文数量，这一特点背后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即现代文与文言文根本对立、完全不同，其根源在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根本对立的思想。我们往往将这一思想指向五四时期，然而，对传统文化失落的讨论不必与现代文化的建立对立起来。认真检阅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思想，会发现五四并不是一个中华文化大断裂的时期，这已经在学界形成共识。当时知识分子批判的锋芒所向，主要在于儒学的独尊地位以及与自由民主思想格格不入的礼教，而这两点并不等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翻阅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文章，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传统”怀有一份崇敬之情，比如他们对待孔子的态度并不是彻底的批判，在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著作中，都对孔子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精神也得到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肯定。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但并非全盘否定，他们还在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梳理中国小说史、采用清代朴学方法等，这些现象都表明，他们始终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从未离开。实际上，许多现代文化的大师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领袖角色的胡适说：“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这两位中国古代哲学家，对我的影响实在很大。墨子主‘非攻’，他底‘非攻’的理论实在是篇名著，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反对那些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1]鲁迅从小受到系统的私塾教育，熟读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书籍，他认为自己“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2]。对于建设新文化，鲁迅始终认为应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3]。这种例子无法一一列举，总而言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立起来，他们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秉持吸其精华、剔其糟粕的态度对待中华古老文明，并以此为基础努力建造现代文化。可见，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没有完全断裂，更不存在绝对对立。因此，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上，没有必要严格按单元来将现代文和文言文截然分开，现代文中表达的爱国主题、思想主题、歌颂英雄主题等，同样可以在文言文中找到，现代文的艺术技巧、构思方式、行文逻辑，也同样可以在文言文中找到。这样看来，完全可以在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中选取一些典型作为课文，让学生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感受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演变，使语文教科书变得更厚重，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另外，语文教材的编排应该立足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内化为学生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才能成为他们将来发挥创新能力、推动现代文化发展的力量源泉。从五四一代大师们的学习经历来看，传统文化是完全融入其生命的。这可以借鉴台湾的方式，那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属于现代文化发展之一支。在小学阶段，传统文化思想的培养和古文训练就已开始；在高中阶段，《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作为文科必修课程，其内容完全是“四书”。2010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又通过了新的“国文科新课程”纲要，根据这一纲要，高中课程中的文言文所占比重达到45%～65%，皆出自《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礼记》等经典。可见，不论是文章的比例，还是选材的视野，台湾的语文教材都远远大于大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传统文化教育从小学就开始，而且从小学开始，其语文教学的着眼点就已深入到精神文化层面。在这种教育之下，台湾的流行音乐、电视剧等现代艺术形式都带有深深的传统文化印记，琼瑶、邓丽君、白先勇、周杰伦等都有以流行的形式演绎传统文化的作品，在大陆乃至海外受到青少年的欢迎。这就有力地反映出传统文化不仅不会与现代文化截然对立，反而可以与现代文化有机配合，使两者都焕发出活力与魅力；同时也充分说明语文教材提高设计目标，将有力推动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和演进。
以上探讨的是“如何编排”，与之相关的是“由谁编排”。所谓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那一部分，在更广大的民间，乡村道德、日常人伦习俗等基本的生活形态保持了传统有效的、坚韧的部分。然而在新中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层次的文化根基被破坏，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由此造成教育思想高度单一化，带来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在这一体制之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培养规格和招生考试都是统一的，各种民间教育形式从此不再具有合法性。同时，一系列管理措施和制度的制定，使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主导者，知识分子只能按照规定行事，各种教育探索受到约束。我们认为，“国家运动”的形式并不适合传统文化教育的推行，在语文教材的编排和设计过程中，应该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干预。“国家运动”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这一形式之下，参与者之间是一种政治关系；而传统文化教育是一种文化行为，参与者之间是一种文化关系。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言：“政治的作用在现实社会是有形的、直接的，而文化的作用在现实社会则是无形的、间接的。政治与文化的直接对立永远是政治战胜文化，政治权利压倒知识分子。这同时也改变着整个社会对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理解。”[4]“国家运动”的形式很可能造成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完成各种任务、指标等功利性行为将取代任重道远的精神文化建设，急躁冒进情绪将使教师脱离学生实际、脱离文化业务知识的学习，并违背教育自身的规律。 我们认为，在教育行政部门充分发挥引导和管理作用的前提下，应该充分重视广大民间知识分子的教育探索，吸纳更多的学者加入教材内容的讨论，在公开、平等、自由的氛围中各抒己见，形成一套全新的教学大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充分融合起来。另外，各类民间艺术形式也应该纳入视野，因为它们传承了大量传统文化瑰宝，尤其是其中丰富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都可以适当进入语文教材，所以，在编排语文教材的过程中，民间艺术家的意见也可以听取。当然，拒绝不必要的政治干预，并不意味着完全无视当前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传统文化教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既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又要积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今天我们重提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应该具有严肃的现实思考和对未来负责的理性思考，这也是编排语文教材时应考虑的准则。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连续性的，是一个继承旧有文明、吸纳新兴事物的过程，所以要站在现代文化的角度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一方面，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富有生命力的精华，铸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意识，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追求崇高人格的重德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等，它们仍然是现代文化的精髓，对于建设现代人格有重要作用，这些内容理所当然成为语文教材内容的取材范围；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不断涌入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如何与外来文化对话，这在教材编写方面主要体现为如何实现中国文学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有机组合与相互呼应。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要开眼看世界，这不仅是为了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更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反观自身的传统文化，明确哪些内容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应该继续传承的，以此不断为现代文化注入活力，推动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以上两方面决定了语文教材所涉及的传统文化主题要有选择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但并非全部都值得继承和发扬，我们要选取的是团结友爱、诚实守信、爱国爱民等优秀传统美德，是《文心雕龙》《文赋》等重要文论典籍，是《周易》《老子》等古代哲学论著，是唐诗、宋词等文学作品，而像帝王权术、纲常名教、尊卑等级、迷信思想等糟粕则应该坚决避免。
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应该与现代文化理性连接，这不仅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是现代中国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际竞争软实力的需要，更是塑造现代中国人健全人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文课作为与中华传统文化直接相关的一门学科，必须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改革语文教材的编排方式则是一条必由之路，把增加教材中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做到传统与现代的理性连接，充分发挥教育的传播、继承性，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口述自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65.
[2]鲁迅.写在《坟》后面[A].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1.
[3]鲁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7.
[4]王富仁.“新国学”论纲（下）[J].社会科学战线，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