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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被冠以“庶民研究小组”的印度学者，重新书写被西方及其同谋者共同篡改了的印度近现代历史，登上西方学术舞台，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而中国历史学家在面对西方理论话语和知识体系时，始终缺乏足够的反思和批判。相信印度学者的研究能够让中国的历史学家保持一份清醒的批评意识和怀疑态度，探索出一条体现中国精神的历史研究之路。
“庶民研究”的兴起
从1982年到2005年，以拉纳吉特·古哈、帕沙·查特吉、迪皮什·查克拉巴蒂、吉安·普拉卡什等为首的一批印度学者，怀揣一种草根的执着，在23年的时间里，撰写并出版了12卷《庶民研究》。这群后来被冠以“庶民研究小组”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抱负，就是用一种与“精英”对立的、源自印度本土的“庶民”意识，去重新书写被西方及其同谋者共同篡改了的印度近现代历史。
庶民研究小组挑战西方学术霸权的努力，得到了一些后殖民主义鼓吹者的鼎力支持。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这位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译者在西方学术界成名已久，为《庶民研究》第4卷(1985年)欣然写下《庶民研究：解构历史编纂》一文。1988年，斯皮瓦克又发表了后殖民主义的重要文献《庶民能够说话吗?》，为之摇旗呐喊。同年，她与古哈共同担任主编，从已出版的前5卷《庶民研究》中精选文章11篇组成一部文集，并请来萨义德作序。庶民研究成功跻身西方学界，它所开创的后殖民史学研究方法，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伊格尔斯在为新版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2005年)一书所写的后记“21世纪初的回顾”中，给予庶民研究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非西方抵制单向流动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例外”，“在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中，参与了西方的对话”。
不过，将庶民研究或者后殖民史学完全归入后现代的范畴，显然忽视了其丰富的内涵。无可否认，如同后现代主义一样，庶民研究借鉴了源自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念，也同样质疑利奥塔所谓的“元叙事”。反映在历史观念上，庶民研究反对印度近现代历史研究中的两种精英主义：殖民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和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前者将印度的民族主义解释为一种刺激和反应的作用，认为它是印度的精英对殖民统治产生的制度、机遇和资源等作出的回应和“学习过程”；后者则把印度的民族主义描述为理想主义者的冒险行为，本地精英投身其中是为了领导人民从被征服状态走向自由。两种精英主义史学都带有共同的偏见，即把印度民族的形成与民族主义的发展归结为精英的成就，而忽视了“庶民”，也就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人民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尽管采取解构的策略，但庶民研究并没有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将历史虚无化，寻找一种替代性的历史研究视野，或者说尝试某种积极的历史建构一直是其初衷和本意。庶民研究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那里借用了“庶民”一词，但又赋予它与精英对立的象征意义，使得以“庶民”为视角的历史书写具有了强烈的颠覆意味。庶民研究同样借鉴了以E.P.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特别是社会史学家“从下层看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研究旨趣。这些都使庶民研究呈现出一种新锐的开拓意识和激进的反抗态势，从其早期多关注农民反叛和农民战争中可以明显体察到这一点。
庶民研究或后殖民史学不同于后现代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跨文化性。不论是早期的古哈、之后的帕沙·查特吉或迪皮什·查克拉巴蒂，还是如今在西方史学界声誉日隆的杜赞奇，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进入第一世界学术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后殖民史学家都有着第三世界的出身(以印度居多)，都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且在西方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知名学者的地位。这种复杂的学术经历和文化身份，使他们能够自由穿梭于多种文化传统之间，既有西方学者少见的批判意识，又比第三世界同行多出一份敏锐，因此，他们更能够在知识的边界上作出有价值的思考。
然而，在对以庶民研究小组为代表的后殖民史学家跨文化特性的考察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的影响。尽管中国和印度都赢得了民族独立，但中国的革命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更具示范意义，这一点从印度左翼知识分子对毛泽东著作的接受中可以看出。比如，古哈在庶民研究的纲领性文献《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中谈及庶民历史研究的迫切性时，曾作了这样一个比喻：“只要百花齐放，即便有杂草我们也不会介意。”而“百花”与“杂草”的比喻出自毛泽东1957年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文，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
到1989年为止，《庶民研究》已出版了6卷，均由古哈担任主编。这一时期的《庶民研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且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对底层人民尤其是对农民自主性的重建；二是对民族主义及民族主义史学的批判；三是对知识与权力之关系的拷问。可以看出，庶民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是与印度的历史及现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庶民研究”的转向
1988年，由古哈和斯皮瓦克主编，萨义德作序的《庶民研究选集》出版后，庶民研究作为一个历史研究派别才真正登上西方学术舞台，并开始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1992年，美国成立了“拉美庶民研究”小组，其宗旨就是运用与庶民研究相似的视角去重新看待拉丁美洲研究。1994年，《美国历史评论》冬季号以“庶民研究”为题召集了一场参加者来自南亚、非洲和拉美的讨论会，对庶民研究的影响、意义及存在注意的问题作出了评论。自此，庶民研究已经完全超越了印度和南亚的历史经验，愈发具有普遍意义。最近几年，庶民研究的方法甚至被应用到非洲和中东的历史研究中。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庶民与社会抗议：中东和北非的下层历史》(Subaltems and sodal Protest：History from Below in the Middle Bast and North Africa)的文集中，作者们跨越漫长的历史时空，将目光投向伊朗、土耳其、中东和北非等地的被压迫者和被排斥者，以此向精英主义的历史叙述发出挑战。
随着庶民研究影响的扩大，对之的批评也与日增加。斯皮瓦克和拉塔·曼尼(Lata Mani)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庶民研究小组忽视了底层女性群体的存在，她们仍处于男权话语的支配下，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美国学者弗洛伦茜娅·马隆(Florencia E.Mallon)则认为，并没有某种纯粹的庶民意识，即便在庶民内部，也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一些庶民既是被统治 的对象也是统治者。面对这些批评，庶民研究学者试图通过深化研究主题和扩大研究领域来作出回应。而同时，接替古哈担任《庶民研究》主编的那批更为年轻的学者，如帕沙·查特吉、迪皮什·查克拉巴蒂和吉安·普拉卡什，也主张开辟新的研究路径。渐次将文化研究、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方法引入到庶民历史的写作中，使庶民研究的范围空前开放。
沙希德·阿明(Shahid Amin)出版于1996的《事件、隐喻、记忆：1922-1992年的曹里曹拉》(Event，Metaphor，Memory：Chaufi Chaura，1922-1992)，可以视作庶民研究转型时期的代表作。在这部极具实验性的作品里，为了再现1922年的曹里曹拉事件，阿明梳理了地方档案馆和英国官方记录中所有能找到的文献，以便重构历史事件本身以及全国和地方对这一事件的记忆方式。此外，他还花费了数周时间从事类似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工作，在曹里曹拉事件的发生地与亲历者进行交谈。借助这些“断片”性的史料，阿明质疑了既存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揭示了它们被制造出来的过程：英国殖民地法庭用于判定事件的大部分证据从法律上看是真实的，但在它背后，却是对同案检举者(那些提供证词以换取豁免的事件参与者)复杂的审判过程，以从中诱导出满足法律真实性的叙述。阿明的著作显然借鉴了文化人类学中的“深描”理论，即通过对文本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解读，去发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鲜为人知的事实。
1999年出版的《庶民研究》第10卷进一步强调了这种转变，编者在《前言》中声称：“我们已经拓展了批评的焦点，以便将精英的文本和实践包括进来，我们的兴趣范围也超越了历史学科，并且去解决当代政治和知识政治学的问题……不论是精英的实践、国家政策、专业学科、文学文本、档案资料还是语言都将包含在庶民性的效用之内。”内容的变化也决定了形式的改变。2000年《庶民研究》第11卷出版时，放弃了沿用18年之久的副标题《南亚历史与社会文集》，改为更加具体的《共同体、性别与暴力》，2005出版的第12卷，副标题则定名为《穆斯林、达里特人和历史的虚构》。这表明，新时期的庶民研究正力图凸显其多变的学术兴趣和多重的研究领域。
庶民研究在1990年之后的转变，说明这一群体已经放弃了以往对政治史、经济史和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的侧重，转向认同政治、文化多元主义等在西方学院里更为盛行的问题，传统的对民族主义及其史学表现方式的批判则退居幕后。庶民研究的这一转变，也造成了研究者内部的分裂。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这位庶民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就指责庶民研究从社会史转向了文化史，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距其最初的立场渐行渐远。萨卡尔因此退出了庶民研究小组。
“庶民研究”的衰落
早期庶民研究所特有的左翼立场使之能够真正关注下层人民，因而也能够提出许多尖锐而深刻的观点。它对历史编纂中精英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驳也更多地立足本土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学理上的剖析。这些都是庶民研究兴起的基础，也是它引起西方学者关注的根本。然而，近年来的庶民研究却显示出某种含混的特性。首先，“庶民”这个关键性概念变得模糊不清和跳跃不定了，它从之前的人民或农民这一确切的所指，转向妇女、穆斯林少数族裔等更少阶级色彩的群体，其中的后现代意味不言自明。其次，紧随西方学术热点使它远离了一贯的研究主旨，将兴趣投向那些更为边缘也更加碎化的问题，这固然迎合了国际趋势，却丢掉了自己的特色。而一旦离开了为它提供大量养分的本土资源，庶民研究必然会丧失那种不断推动其前行的力量。这大概也是2000年以来，《庶民研究》渐渐失去早期强劲的势头，仅仅出版了两卷的一个原因吧。
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庶民研究的转型不仅没能带来更好的发展，反而出现了某种衰落的迹象呢?从庶民研究小组自身来说，他们早期的任务主要是揭露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性，向人们展示多样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表现方式。但当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后，庶民研究学者要么转向其他的领域，要么去探讨一些更宏观的问题，比如后殖民史学的可行性、西方知识体系的正当性等。其结果自然是影响力的下降。同样，对西方学者而言，庶民研究更能吸引他们的，正是早期激进史学的特征而非其他。当然，庶民研究作为跨文化的产物，是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西方史学出现了语言转向、叙述转向、文化转向等等一系列变化。对大多数庶民研究学者来说，他们的西方文化背景，使之能够坦然顺应这些新动向，而不是加以排斥。这一点也是庶民研究将着眼点从社会结构中的各类压迫与反叛形式，转移到其他领域的原因。
庶民研究的衰落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最近二十年来，冷战的结束和此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仅重塑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对历史这门学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历史学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已与以往截然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印度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是清晰的，但最近以来，随着印度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身份已不再那么确定——印度如今已进入跨国资本的流通地区，成为全球资本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必然会对革命的和激进的史学范式重新定位，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庶民研究的衰落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尽管庶民研究渐趋衰落，但它所开创的后殖民史学却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作为一种非西方审视历史的视角，后殖民史学所提出的方法已经渗透到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力求挑战西方的知识霸权，消解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成分。虽然有人指责，后殖民主义将对资本的批判转移到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上，回避了对经济和政治领域里不平等现象的应有关注。但是，只有首先从知识领域拆散西方的权力机制，才能赢得更大的自由。如今，后殖民史学已成为历史研究领域里反思东西方文化／权力关系的自觉行为，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2003年，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该书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民族主义的共生性，是运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为数不多的佳作之一。2005年，刘健芝、许兆麟选编的《庶民研究》中文译本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对国内学者进一步了解后殖民史学很有帮助。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近代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并没有被彻底殖民，因而也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后殖民语境”。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历史学家对西方历史方法的接受大多是主动的和热切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线性历史观中包含着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的成功经验，只有借鉴西方的史学方法，建立一种“新史学”，中国人也才有可能打破旧观念，把自己的国家发展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国家。正是这种对现代性的强烈憧憬，使中国历史学家在面对西方理论话语和知识体系时，始终缺乏足够的反思和批判。相信以庶民研究为代表的后殖民史学，能够让中国的历史学家保持一份清醒的批评意识和怀疑态度，探索出一条体现中国精神的历史研究之路。
(本文编辑 宋文佳)
“庶民研究”的兴起
从1982年到2005年，以拉纳吉特·古哈、帕沙·查特吉、迪皮什·查克拉巴蒂、吉安·普拉卡什等为首的一批印度学者，怀揣一种草根的执着，在23年的时间里，撰写并出版了12卷《庶民研究》。这群后来被冠以“庶民研究小组”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抱负，就是用一种与“精英”对立的、源自印度本土的“庶民”意识，去重新书写被西方及其同谋者共同篡改了的印度近现代历史。
庶民研究小组挑战西方学术霸权的努力，得到了一些后殖民主义鼓吹者的鼎力支持。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这位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译者在西方学术界成名已久，为《庶民研究》第4卷(1985年)欣然写下《庶民研究：解构历史编纂》一文。1988年，斯皮瓦克又发表了后殖民主义的重要文献《庶民能够说话吗?》，为之摇旗呐喊。同年，她与古哈共同担任主编，从已出版的前5卷《庶民研究》中精选文章11篇组成一部文集，并请来萨义德作序。庶民研究成功跻身西方学界，它所开创的后殖民史学研究方法，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伊格尔斯在为新版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2005年)一书所写的后记“21世纪初的回顾”中，给予庶民研究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非西方抵制单向流动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例外”，“在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中，参与了西方的对话”。
不过，将庶民研究或者后殖民史学完全归入后现代的范畴，显然忽视了其丰富的内涵。无可否认，如同后现代主义一样，庶民研究借鉴了源自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念，也同样质疑利奥塔所谓的“元叙事”。反映在历史观念上，庶民研究反对印度近现代历史研究中的两种精英主义：殖民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和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前者将印度的民族主义解释为一种刺激和反应的作用，认为它是印度的精英对殖民统治产生的制度、机遇和资源等作出的回应和“学习过程”；后者则把印度的民族主义描述为理想主义者的冒险行为，本地精英投身其中是为了领导人民从被征服状态走向自由。两种精英主义史学都带有共同的偏见，即把印度民族的形成与民族主义的发展归结为精英的成就，而忽视了“庶民”，也就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人民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尽管采取解构的策略，但庶民研究并没有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将历史虚无化，寻找一种替代性的历史研究视野，或者说尝试某种积极的历史建构一直是其初衷和本意。庶民研究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那里借用了“庶民”一词，但又赋予它与精英对立的象征意义，使得以“庶民”为视角的历史书写具有了强烈的颠覆意味。庶民研究同样借鉴了以E.P.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特别是社会史学家“从下层看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研究旨趣。这些都使庶民研究呈现出一种新锐的开拓意识和激进的反抗态势，从其早期多关注农民反叛和农民战争中可以明显体察到这一点。
庶民研究或后殖民史学不同于后现代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跨文化性。不论是早期的古哈、之后的帕沙·查特吉或迪皮什·查克拉巴蒂，还是如今在西方史学界声誉日隆的杜赞奇，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进入第一世界学术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后殖民史学家都有着第三世界的出身(以印度居多)，都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且在西方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知名学者的地位。这种复杂的学术经历和文化身份，使他们能够自由穿梭于多种文化传统之间，既有西方学者少见的批判意识，又比第三世界同行多出一份敏锐，因此，他们更能够在知识的边界上作出有价值的思考。
然而，在对以庶民研究小组为代表的后殖民史学家跨文化特性的考察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的影响。尽管中国和印度都赢得了民族独立，但中国的革命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更具示范意义，这一点从印度左翼知识分子对毛泽东著作的接受中可以看出。比如，古哈在庶民研究的纲领性文献《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中谈及庶民历史研究的迫切性时，曾作了这样一个比喻：“只要百花齐放，即便有杂草我们也不会介意。”而“百花”与“杂草”的比喻出自毛泽东1957年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文，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
到1989年为止，《庶民研究》已出版了6卷，均由古哈担任主编。这一时期的《庶民研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且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对底层人民尤其是对农民自主性的重建；二是对民族主义及民族主义史学的批判；三是对知识与权力之关系的拷问。可以看出，庶民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是与印度的历史及现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庶民研究”的转向
1988年，由古哈和斯皮瓦克主编，萨义德作序的《庶民研究选集》出版后，庶民研究作为一个历史研究派别才真正登上西方学术舞台，并开始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1992年，美国成立了“拉美庶民研究”小组，其宗旨就是运用与庶民研究相似的视角去重新看待拉丁美洲研究。1994年，《美国历史评论》冬季号以“庶民研究”为题召集了一场参加者来自南亚、非洲和拉美的讨论会，对庶民研究的影响、意义及存在注意的问题作出了评论。自此，庶民研究已经完全超越了印度和南亚的历史经验，愈发具有普遍意义。最近几年，庶民研究的方法甚至被应用到非洲和中东的历史研究中。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庶民与社会抗议：中东和北非的下层历史》(Subaltems and sodal Protest：History from Below in the Middle Bast and North Africa)的文集中，作者们跨越漫长的历史时空，将目光投向伊朗、土耳其、中东和北非等地的被压迫者和被排斥者，以此向精英主义的历史叙述发出挑战。
随着庶民研究影响的扩大，对之的批评也与日增加。斯皮瓦克和拉塔·曼尼(Lata Mani)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庶民研究小组忽视了底层女性群体的存在，她们仍处于男权话语的支配下，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美国学者弗洛伦茜娅·马隆(Florencia E.Mallon)则认为，并没有某种纯粹的庶民意识，即便在庶民内部，也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一些庶民既是被统治 的对象也是统治者。面对这些批评，庶民研究学者试图通过深化研究主题和扩大研究领域来作出回应。而同时，接替古哈担任《庶民研究》主编的那批更为年轻的学者，如帕沙·查特吉、迪皮什·查克拉巴蒂和吉安·普拉卡什，也主张开辟新的研究路径。渐次将文化研究、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方法引入到庶民历史的写作中，使庶民研究的范围空前开放。
沙希德·阿明(Shahid Amin)出版于1996的《事件、隐喻、记忆：1922-1992年的曹里曹拉》(Event，Metaphor，Memory：Chaufi Chaura，1922-1992)，可以视作庶民研究转型时期的代表作。在这部极具实验性的作品里，为了再现1922年的曹里曹拉事件，阿明梳理了地方档案馆和英国官方记录中所有能找到的文献，以便重构历史事件本身以及全国和地方对这一事件的记忆方式。此外，他还花费了数周时间从事类似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工作，在曹里曹拉事件的发生地与亲历者进行交谈。借助这些“断片”性的史料，阿明质疑了既存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揭示了它们被制造出来的过程：英国殖民地法庭用于判定事件的大部分证据从法律上看是真实的，但在它背后，却是对同案检举者(那些提供证词以换取豁免的事件参与者)复杂的审判过程，以从中诱导出满足法律真实性的叙述。阿明的著作显然借鉴了文化人类学中的“深描”理论，即通过对文本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解读，去发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鲜为人知的事实。
1999年出版的《庶民研究》第10卷进一步强调了这种转变，编者在《前言》中声称：“我们已经拓展了批评的焦点，以便将精英的文本和实践包括进来，我们的兴趣范围也超越了历史学科，并且去解决当代政治和知识政治学的问题……不论是精英的实践、国家政策、专业学科、文学文本、档案资料还是语言都将包含在庶民性的效用之内。”内容的变化也决定了形式的改变。2000年《庶民研究》第11卷出版时，放弃了沿用18年之久的副标题《南亚历史与社会文集》，改为更加具体的《共同体、性别与暴力》，2005出版的第12卷，副标题则定名为《穆斯林、达里特人和历史的虚构》。这表明，新时期的庶民研究正力图凸显其多变的学术兴趣和多重的研究领域。
庶民研究在1990年之后的转变，说明这一群体已经放弃了以往对政治史、经济史和历史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的侧重，转向认同政治、文化多元主义等在西方学院里更为盛行的问题，传统的对民族主义及其史学表现方式的批判则退居幕后。庶民研究的这一转变，也造成了研究者内部的分裂。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这位庶民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就指责庶民研究从社会史转向了文化史，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距其最初的立场渐行渐远。萨卡尔因此退出了庶民研究小组。
“庶民研究”的衰落
早期庶民研究所特有的左翼立场使之能够真正关注下层人民，因而也能够提出许多尖锐而深刻的观点。它对历史编纂中精英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驳也更多地立足本土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学理上的剖析。这些都是庶民研究兴起的基础，也是它引起西方学者关注的根本。然而，近年来的庶民研究却显示出某种含混的特性。首先，“庶民”这个关键性概念变得模糊不清和跳跃不定了，它从之前的人民或农民这一确切的所指，转向妇女、穆斯林少数族裔等更少阶级色彩的群体，其中的后现代意味不言自明。其次，紧随西方学术热点使它远离了一贯的研究主旨，将兴趣投向那些更为边缘也更加碎化的问题，这固然迎合了国际趋势，却丢掉了自己的特色。而一旦离开了为它提供大量养分的本土资源，庶民研究必然会丧失那种不断推动其前行的力量。这大概也是2000年以来，《庶民研究》渐渐失去早期强劲的势头，仅仅出版了两卷的一个原因吧。
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庶民研究的转型不仅没能带来更好的发展，反而出现了某种衰落的迹象呢?从庶民研究小组自身来说，他们早期的任务主要是揭露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性，向人们展示多样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表现方式。但当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后，庶民研究学者要么转向其他的领域，要么去探讨一些更宏观的问题，比如后殖民史学的可行性、西方知识体系的正当性等。其结果自然是影响力的下降。同样，对西方学者而言，庶民研究更能吸引他们的，正是早期激进史学的特征而非其他。当然，庶民研究作为跨文化的产物，是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西方史学出现了语言转向、叙述转向、文化转向等等一系列变化。对大多数庶民研究学者来说，他们的西方文化背景，使之能够坦然顺应这些新动向，而不是加以排斥。这一点也是庶民研究将着眼点从社会结构中的各类压迫与反叛形式，转移到其他领域的原因。
庶民研究的衰落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最近二十年来，冷战的结束和此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仅重塑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对历史这门学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历史学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已与以往截然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印度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是清晰的，但最近以来，随着印度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身份已不再那么确定——印度如今已进入跨国资本的流通地区，成为全球资本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必然会对革命的和激进的史学范式重新定位，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庶民研究的衰落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尽管庶民研究渐趋衰落，但它所开创的后殖民史学却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作为一种非西方审视历史的视角，后殖民史学所提出的方法已经渗透到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力求挑战西方的知识霸权，消解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成分。虽然有人指责，后殖民主义将对资本的批判转移到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上，回避了对经济和政治领域里不平等现象的应有关注。但是，只有首先从知识领域拆散西方的权力机制，才能赢得更大的自由。如今，后殖民史学已成为历史研究领域里反思东西方文化／权力关系的自觉行为，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2003年，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该书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民族主义的共生性，是运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为数不多的佳作之一。2005年，刘健芝、许兆麟选编的《庶民研究》中文译本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对国内学者进一步了解后殖民史学很有帮助。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近代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并没有被彻底殖民，因而也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后殖民语境”。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历史学家对西方历史方法的接受大多是主动的和热切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线性历史观中包含着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的成功经验，只有借鉴西方的史学方法，建立一种“新史学”，中国人也才有可能打破旧观念，把自己的国家发展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国家。正是这种对现代性的强烈憧憬，使中国历史学家在面对西方理论话语和知识体系时，始终缺乏足够的反思和批判。相信以庶民研究为代表的后殖民史学，能够让中国的历史学家保持一份清醒的批评意识和怀疑态度，探索出一条体现中国精神的历史研究之路。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