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要过六一节，让我也怀起旧来。把脑海里关于“六一”的记忆搜索了一遍才知道，能显示出来的条目，已经少得可怜。
　　记得最清楚的是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小时候每到“六一”，最渴望的就是有一套这样的新装。白球鞋印象中得到过一双，白晃晃的穿在脚上神气得很，要是不小心被谁踩一脚留个灰印，要心疼好半天。洗过一两水之后，鞋面不像刚开始那样白了，就用学校讲台上捡来的粉笔头拼命涂，晒干之后果然还挺白，但坚持不了多久就自动变灰70乡下给孩子做新衣，既要考虑耐穿，也要考虑经脏，所以很少做白色的衣服。白衬衣不可能每年都有新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母亲用我们当地称为“老大布”的粗布，在煤油灯下连夜给我缝了一件白衬衣。第二天“六一”穿上去学校，总觉得那衣领和下摆怎么扯都扯不平，并且颜色也不够白，心里别扭了很久。过去我们总以为，父母亲整天在地里忙碌，根本不会有功夫顾及孩子的感受，现在想起那件不怎么如意的白衬衣才明白，其实他们还是很在意的，只不过条件不允许，也讲究不起。哪怕用“老大布”做一件，也算是尽力满足孩子的心愿。那时候，孩子们的愿望很简单，能实现的也-很少。
　　第二件能想得起来的事，是有一年代表学校去参加全镇小学的“六一”文艺汇演。我和另一个同学表演原本应是4人出演的三句半，_人说一句，轮到谁说就往前跨出半步，念完最后半句当地敲一下锣。节目似乎是临时凑合的，老师专门把我俩叫到办公室去背过台词。汇演地点在镇上的大礼堂。“六一”那天，各村的小学生戴上红领巾，排着队兴高采烈地步行到镇上看表演。礼堂内的舞台很高，台下一排排的木条椅，坐得满满的。上台之前，负责的老师用沾湿了的红纸，在我们的脸颊涂上红色。轮到我们表演的时候，我竟然并不害怕，倒是我的搭档几次紧张得忘了词儿，于是我说完自己的一句，接着再把他的那一句也念出来。好在台下闹哄哄的，加之没有话筒，即便再大声下面也可能听不清我们说什么。稀里糊涂就表演完下了台，似乎也没得到老师的批评或者表扬。许多年后，当初和我搭档的是谁，念的什么内容，早已不记得了，但那个舞台和当时的情景，却很奇怪地记得深刻。
　　那个全镇唯一的大礼堂，平时用作电影院，后来我还在里面看过几回包场的电影。有一部《汪洋中的一条船》，就是在那里看的，都说很感人。可能是座位太靠前，我只记得画面效果很差，就像现在街边制作粗劣的枪碟一般。再后来，我到镇里上中学，经常从它门前路过。不知什么时候起，这个电影院就再也没有放过电影。从日渐锈蚀的铁门缝往里望，礼堂前的院子荒草丛生。钢筋水泥的售票窗口落满了灰尘，旁边的电影预告板上，那部再也没有更新过的电影片名叫：《花园街五号》。
　　印象很深的第三件事，是有一年本来已经安排了文艺表演或者庆祝活动，但是到了“六一”那一天，却接到通知说，宋庆龄去世了，所有的活动取消。
　　就这么多。小学五年，我应该也过了五个“六一”。可是与“六一”有关的记忆，竟然就只剩下这么多了。真是有些荒凉。突然想到，还有几条线索可以印证我的记忆。简单查过，记录如下：《汪洋中的一条船》，台湾电影，拍摄于1978年；1981年5月29日晚，宋庆龄逝世，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举行国葬：《花园街五号》，国产彩色故事片，上映时间为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