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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无法记住第一本有字读物的名字了,但八岁时的日记表明,那年我读了长篇小说《红旗插上大门岛》。这本现在看来很乏味的书当时就是我的启蒙者,它是一个犀利的咒语。在儿童读物和连环画之外,我意外地抓住了大人世界的把手,那种狂欢式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但就在那年,我的读书蜜月刚刚开始,革命突如其来地蒙上了我的眼睛,中国不再需要其他思想。
我有几本非常好玩的书,来自女同学俞欣。她是那种典型的迷你资产阶级,身材纤细小巧,肤色白皙,声音轻柔得宛如耳语,而家里的花园却大如操场。我们是莫逆之交。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每天她都到我的窗下叫我一起上学。她的叫声细弱得像蚊子,但我却能清晰地听到。
“老大可!”她形销骨立地叫道。
“来啦,老俞头!”我在窗口吼道。
我们那时流行互相在名字前加个“老”字,那是童年友情的伟大标志。但她偷着亲我的时候更像是我的妹妹。我喜欢她脸上的“百雀灵”护肤霜的香气。我们差一点就成了夫妻。她好几次对我说要和我结婚。我们好得形影不离,连小便都互相密切跟着。
小学三年级才开学,她就塞了几本书给我,说是她最心爱的,问我想看吗。我欢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们是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书。但还没有来得及归还,她就从我们班里突然消失了。老师说她家搬走了。我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的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这书是她预先藏在我这里的,她年幼的心灵仿佛预见了巨大的灾难。在她离去之后,我沦为一个性别自闭症患者,几乎无法再与其他小女生说话。
1967年,父亲在家里开始了秘密的烧书行动。父亲把门窗紧紧关闭,拉上窗帘,把四大名著和许多珍贵书籍付之一炬,这其中包括那几部封面华丽的童话。书的这种易燃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书就是那种专门用来焚烧的事物。
但还是有一些图书残留了下来,放在储藏室的架子上。父亲是历史教师,他偷藏的大都是与此有关的书,其中包括吴晗的《朱元璋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等等。这个书目篡改了我童年的精神程序:我绕过童话,直接到达了历史。
密闭的储藏室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我很奇怪二十年间父母竟没有想过要去装一盏电灯),在其间找书必须先点燃一盏带玻璃罩的小煤油灯。每次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进入了一个藏宝的密室。在整个少年时代,这个小室成了我从事阅读阴谋的营地。
除了历史,我家的储藏室里还有少量漏网的小说,由于无法选择,我陷入了一种混乱的阅读。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在16岁到l9岁期间所读的那些书:雪莱的诗剧《钦契》和妥思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我对他们的崇拜,曾经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前者的清纯与后者的疯狂,都令我窒息和喘不过气来。那时许多小说书有一个共同外观,书页总是在结局呈现之前消失,留下可恶的悬念,逼着我猜测故事的结尾。后来我就能准确预言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的结局。
我受到的另一种监狱式训练是快速阅读。一部好书必然面临排队轮候和漫长的旅行,通常在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了,而次日早晨八点,书将被另一个人取走。我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我的眼睛开始高速扫描起来。下半夜之前,我总是能够先把全书浏览一遍,而后用剩下的时间细读那些重要的章节。母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轮读行列。天亮的时刻,我交出了上百万字的大书,犹如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我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而在短暂的高速阅读之后,我便长时间地沉浸在对书的回味之中,记忆仔细碾过了每一个发亮的细节。我们藉此开拓着世界的未来面貌。
在中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照亮我的头脑。我尤其喜爱《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马克思的思想有助于平息我的小资情调,并且激励起我对于真理的无限思念。他的激辩气质镶嵌在我的骨头里,像一颗隐隐作痛的子弹,提示着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我始终是这个人缄默的信徒。
中学二年级时我们下乡劳动,向农民学习无产者的真实经验。全班二十几个男生一起住在农民家的客堂里,泥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昏暗的电灯鬼魅似的在高高的房梁上闪烁,木织机的咿呀声从远处断续地传来,稻草人正在守望着沉睡的田野。我信口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四周鸦雀无声,连呼吸都被恐怖的叙述淹没了。这个故事会立即成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罪状,第二天我就在大会上遭到点名批判。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我们这帮人有时也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1972年,有个女孩遗失了别人借给她的书,她唯一赎罪的方法就是从楼上跳下去自杀。在她死去的现场,逼债的男孩被人痛殴,打断了腿骨。女孩肝脑涂地的画面变成了一场噩梦。我惊骇地发现,书不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而且开始杀人,它看起来比刀子更危险。而书就这样用暴力建起了与生命的血的联盟。
残酷的青春降临了,我们被逼到精神世界的尽头,一个秘密读书公社就这样诞生了。几个中学生在小屋里点燃蜡烛,就着迷乱的火焰,朗诵诗歌或小说的片段,然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激辩与和解。我们读过雪莱和莱蒙托夫的抒情短诗、妥思托耶夫斯基的《白痴》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文学之爱与现实发生了微妙的融合。这是由几个男孩结成的情感与知识的坚固同盟。我们野心勃勃,因拥有内在的思想而蔑视女孩,友谊在我们中间流动,犹如温暖的呵气。
其中那个叫K的男孩,是我最亲密的兄弟。他有一张圆圆的脸和略带忧伤的眼睛。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来我这里,我们促膝而谈,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我爱他爱得心痛。我们彼此可以为对方两肋插刀。当我们对话时,我感到四周停顿和沉默下来,整个城市都在倾听。幸福像不可捉摸的雾气一样笼罩在四周。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典型的青春期同性恋症候。在一个严酷的时代,我们靠这种温情涉过了早年的河流。
月月鸟摘编自《读书文摘》 编辑/静眉
我有几本非常好玩的书,来自女同学俞欣。她是那种典型的迷你资产阶级,身材纤细小巧,肤色白皙,声音轻柔得宛如耳语,而家里的花园却大如操场。我们是莫逆之交。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每天她都到我的窗下叫我一起上学。她的叫声细弱得像蚊子,但我却能清晰地听到。
“老大可!”她形销骨立地叫道。
“来啦,老俞头!”我在窗口吼道。
我们那时流行互相在名字前加个“老”字,那是童年友情的伟大标志。但她偷着亲我的时候更像是我的妹妹。我喜欢她脸上的“百雀灵”护肤霜的香气。我们差一点就成了夫妻。她好几次对我说要和我结婚。我们好得形影不离,连小便都互相密切跟着。
小学三年级才开学,她就塞了几本书给我,说是她最心爱的,问我想看吗。我欢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们是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书。但还没有来得及归还,她就从我们班里突然消失了。老师说她家搬走了。我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的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这书是她预先藏在我这里的,她年幼的心灵仿佛预见了巨大的灾难。在她离去之后,我沦为一个性别自闭症患者,几乎无法再与其他小女生说话。
1967年,父亲在家里开始了秘密的烧书行动。父亲把门窗紧紧关闭,拉上窗帘,把四大名著和许多珍贵书籍付之一炬,这其中包括那几部封面华丽的童话。书的这种易燃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书就是那种专门用来焚烧的事物。
但还是有一些图书残留了下来,放在储藏室的架子上。父亲是历史教师,他偷藏的大都是与此有关的书,其中包括吴晗的《朱元璋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等等。这个书目篡改了我童年的精神程序:我绕过童话,直接到达了历史。
密闭的储藏室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我很奇怪二十年间父母竟没有想过要去装一盏电灯),在其间找书必须先点燃一盏带玻璃罩的小煤油灯。每次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进入了一个藏宝的密室。在整个少年时代,这个小室成了我从事阅读阴谋的营地。
除了历史,我家的储藏室里还有少量漏网的小说,由于无法选择,我陷入了一种混乱的阅读。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在16岁到l9岁期间所读的那些书:雪莱的诗剧《钦契》和妥思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我对他们的崇拜,曾经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前者的清纯与后者的疯狂,都令我窒息和喘不过气来。那时许多小说书有一个共同外观,书页总是在结局呈现之前消失,留下可恶的悬念,逼着我猜测故事的结尾。后来我就能准确预言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的结局。
我受到的另一种监狱式训练是快速阅读。一部好书必然面临排队轮候和漫长的旅行,通常在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了,而次日早晨八点,书将被另一个人取走。我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我的眼睛开始高速扫描起来。下半夜之前,我总是能够先把全书浏览一遍,而后用剩下的时间细读那些重要的章节。母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轮读行列。天亮的时刻,我交出了上百万字的大书,犹如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我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而在短暂的高速阅读之后,我便长时间地沉浸在对书的回味之中,记忆仔细碾过了每一个发亮的细节。我们藉此开拓着世界的未来面貌。
在中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照亮我的头脑。我尤其喜爱《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马克思的思想有助于平息我的小资情调,并且激励起我对于真理的无限思念。他的激辩气质镶嵌在我的骨头里,像一颗隐隐作痛的子弹,提示着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我始终是这个人缄默的信徒。
中学二年级时我们下乡劳动,向农民学习无产者的真实经验。全班二十几个男生一起住在农民家的客堂里,泥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昏暗的电灯鬼魅似的在高高的房梁上闪烁,木织机的咿呀声从远处断续地传来,稻草人正在守望着沉睡的田野。我信口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四周鸦雀无声,连呼吸都被恐怖的叙述淹没了。这个故事会立即成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罪状,第二天我就在大会上遭到点名批判。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我们这帮人有时也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1972年,有个女孩遗失了别人借给她的书,她唯一赎罪的方法就是从楼上跳下去自杀。在她死去的现场,逼债的男孩被人痛殴,打断了腿骨。女孩肝脑涂地的画面变成了一场噩梦。我惊骇地发现,书不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而且开始杀人,它看起来比刀子更危险。而书就这样用暴力建起了与生命的血的联盟。
残酷的青春降临了,我们被逼到精神世界的尽头,一个秘密读书公社就这样诞生了。几个中学生在小屋里点燃蜡烛,就着迷乱的火焰,朗诵诗歌或小说的片段,然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激辩与和解。我们读过雪莱和莱蒙托夫的抒情短诗、妥思托耶夫斯基的《白痴》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文学之爱与现实发生了微妙的融合。这是由几个男孩结成的情感与知识的坚固同盟。我们野心勃勃,因拥有内在的思想而蔑视女孩,友谊在我们中间流动,犹如温暖的呵气。
其中那个叫K的男孩,是我最亲密的兄弟。他有一张圆圆的脸和略带忧伤的眼睛。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来我这里,我们促膝而谈,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我爱他爱得心痛。我们彼此可以为对方两肋插刀。当我们对话时,我感到四周停顿和沉默下来,整个城市都在倾听。幸福像不可捉摸的雾气一样笼罩在四周。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典型的青春期同性恋症候。在一个严酷的时代,我们靠这种温情涉过了早年的河流。
月月鸟摘编自《读书文摘》 编辑/静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