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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5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尽管“文件”早已无法“治国”，但在1980年代，他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有许多出色的年轻人，其中就有王岐山。
杜润生提出农村改革
1979年，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杜润生新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他自1955年被打为“右倾分子”后的首次复出。
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还在谈集体经济的好处，但敏感的人从语气中揣摩出形势的微妙变化：一年前三中全会规定的“不许包产到户”，已在这年9月改为“不要包产到户”。
杜润生找到胡耀邦，让其将“不要”改为“准许”，胡耀邦要他等待时机。5个月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接替王任重主管农业。不久华国锋辞职，邓小平开始赞扬包产到户及大包干。
杜润生没想到，各省市区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在争论、妥协之中，75号文件诞生了：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表面看来，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程序的简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一旦实施，不仅农民将逐步拥有私产，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过生产队了，这意味着生产队及人民公社将名存实亡，以此为根基的计划经济也将动摇。老同志们痛心疾首，拉着杜润生：“包产到户，关系晚节！”另一些人更为愤怒：“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王岐山被看中
1980年，翁永曦刚到农委，杜润生跟他说起中央考虑未来十年向农村投入1500亿的计划，让他拿出方案。“1500亿！”翁永曦很惊讶，随后就和工作组出发前往内蒙古调研。
在内蒙古，翁永曦和几位朋友聊天，他畅谈中国社会问题、外交和国际形势。没想到，回北京两三天后的中午，有人喊他：“小翁小翁，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总理看了你的文章，约你去中南海谈谈。”原来当晚聊天的有新华社内蒙分社社长和记者，把内容写进了内参。
第一次和时任总理谈话后，又约了第二次。“我说我们还有3个人，是个‘康拜因’，一块参加行吗？”翁永曦回忆说，在80年代的聚会中，自己和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志趣相投，都十分关心国民经济问题，因此四人总在一块讨论，像个小组合。
“第二次见面，几位副总理都来了，国家计委的几个主任、几位经济学家，也参加了。总理说，这个会议室还没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进来过，我们来听听几个年轻人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些看法。”
此后，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就常一块儿写文章向中央建言，人称“四君子”。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将他调到农委。翁永曦说，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来潮、昙花一现的花架子。研讨会上，听得多，说得少，总能探骊得珠；喜欢看书，涉猎甚广，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党”。
1981年夏天，王岐山等人参与讨论、起草杜润生主持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月1日，文件宣布：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结束了30年之大争论。随之而来，是农委取消，代之以新成立的农研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它的另一块牌子）。
基层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的联系人
1982年夏天，整个九号院都在忙着起草第二个一号文件。九号院人来人往，会议不断，全国各地的人物进进出出，纵横交汇。
某个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人，他们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翁永曦回忆说，无论习近平、刘源或是他自己，每次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这其中，安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的，是王岐山。
在1980年代的相会中，王岐山展现了“广泛交往“及“很强的组织能力”。“风风火火，爱讲笑话，直率犀利很有鼓動性”的王岐山，很快就从楼下的平房搬到二楼，又从联络室成果处处长提为该室副主任。
“他比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和王岐山同一办公室的魏唯说，联络室的功能是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将题目委托出去，不断发现新人才。魏唯主持的农村问题论坛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时常充满激烈的争论。《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与联络室合作的成果，王岐山担任丛书编委，它构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之一。
那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每天中午，老人们休息了，年轻人就到那儿交流信息和思想。他们对新资料、新情况、新观点、新思维、新理念特别的敏感，“就怕自己跟不上”。他们阅读、思考、到农村去，收集最真实的细节，杜润生则总是重复毛泽东那句著名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其中一个故事，蒋中一记了几十年。1982年，他随翁永曦到凤阳挂职，听说一个农民运大米到东北卖，被书记抓去批斗。
他们意外听到他的忏悔：“土改”时他是民兵队长，地分完了，就把老地主捆起来了，要他交出财产，老地主哭诉家里这点东西，都是爷爷辈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农民说当年无动于衷，等到自己被批斗了，才知其中滋味。蒋中一很震撼，他去档案馆阅读原始记录，才知道大跃进的饥民死亡状况，“反霸”时十恶不赦的地主，不过是普通雇主。
回到北京，他和王岐山交流情况，王岐山又汇报给杜润生，最终派了一个小组，把档案都抄回来。 王岐山的九号院风格
1986年，杜润生成立了农村发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长，陈锡文是副所长。两年后，陈锡文和杜鹰、林毅夫成了正副所长，王岐山则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了。
“为什么王岐山后来转到金融界？”王岐山的好友王振耀分析，“因为在发展所时，他去和世界银行谈几亿美元的贷款，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刚开始，世行准备把那笔钱贷给别的国家，岐山领着五六个人的团队，一笔一笔、一个一个跟人家谈判，谈完之后世行代表知道中国改革有希望，决定贷款应该给中国。”
1980年代中后期，王岐山还担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他很少署名发表文章，说自己就是提供平台的。在这个平台上，周其仁更像是学术权威，“周其仁评价高就意味着获得大家肯定。”王振耀回忆，当他的一篇文章受到周“很高评价”后，王岐山也肯定了他，一年内将他提为非经济分析室副主任。
王岐山“歷史感很强，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并不轻易发表看法”，更爱推荐书目。王振耀记得王岐山推荐大家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经常在一起反复读。戴小京则记得，发展所建立之初，全体人员都在读《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分开章节分头阅读，之后每个人都要讲解和讨论。读书会一结束，大家就下去调研，为下一年的一号文件做准备。
1987年1月7日，农村文件下发，编号为五号文件。这个文件和前面的写法有所不同，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一系列指导文件做了简要总结，像是告别演说，亮明心迹，祈望未来。
从1982年至1986年，农研社连续5年发出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这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推动了农村的改革一步又一步地深入发展，为稳定承包期，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副产品流通，推动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奠定了观念、方向和体制的基础。
如今，王岐山始终保持着九号院的风格。“他从不听套话，有事说事。5句话能说清楚的就用5句话。你要说50句，还没到正事，你就不要说了，他不听。”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时，蒋中一去办公室看他。王岐山说，有些人不适应，对他有意见。“我不改，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语言系统、办事风格，跟已经形成的官僚系统不一样，”蒋中一说，“但他尊重这个规则，他知道多年形成，破不了。”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8期，林珊珊、杜强/文）
杜润生提出农村改革
1979年，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杜润生新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他自1955年被打为“右倾分子”后的首次复出。
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还在谈集体经济的好处，但敏感的人从语气中揣摩出形势的微妙变化：一年前三中全会规定的“不许包产到户”，已在这年9月改为“不要包产到户”。
杜润生找到胡耀邦，让其将“不要”改为“准许”，胡耀邦要他等待时机。5个月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接替王任重主管农业。不久华国锋辞职，邓小平开始赞扬包产到户及大包干。
杜润生没想到，各省市区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在争论、妥协之中，75号文件诞生了：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表面看来，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程序的简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一旦实施，不仅农民将逐步拥有私产，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过生产队了，这意味着生产队及人民公社将名存实亡，以此为根基的计划经济也将动摇。老同志们痛心疾首，拉着杜润生：“包产到户，关系晚节！”另一些人更为愤怒：“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王岐山被看中
1980年，翁永曦刚到农委，杜润生跟他说起中央考虑未来十年向农村投入1500亿的计划，让他拿出方案。“1500亿！”翁永曦很惊讶，随后就和工作组出发前往内蒙古调研。
在内蒙古，翁永曦和几位朋友聊天，他畅谈中国社会问题、外交和国际形势。没想到，回北京两三天后的中午，有人喊他：“小翁小翁，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总理看了你的文章，约你去中南海谈谈。”原来当晚聊天的有新华社内蒙分社社长和记者，把内容写进了内参。
第一次和时任总理谈话后，又约了第二次。“我说我们还有3个人，是个‘康拜因’，一块参加行吗？”翁永曦回忆说，在80年代的聚会中，自己和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志趣相投，都十分关心国民经济问题，因此四人总在一块讨论，像个小组合。
“第二次见面，几位副总理都来了，国家计委的几个主任、几位经济学家，也参加了。总理说，这个会议室还没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进来过，我们来听听几个年轻人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些看法。”
此后，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就常一块儿写文章向中央建言，人称“四君子”。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将他调到农委。翁永曦说，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来潮、昙花一现的花架子。研讨会上，听得多，说得少，总能探骊得珠；喜欢看书，涉猎甚广，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党”。
1981年夏天，王岐山等人参与讨论、起草杜润生主持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月1日，文件宣布：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结束了30年之大争论。随之而来，是农委取消，代之以新成立的农研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它的另一块牌子）。
基层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的联系人
1982年夏天，整个九号院都在忙着起草第二个一号文件。九号院人来人往，会议不断，全国各地的人物进进出出，纵横交汇。
某个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人，他们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翁永曦回忆说，无论习近平、刘源或是他自己，每次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这其中，安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的，是王岐山。
在1980年代的相会中，王岐山展现了“广泛交往“及“很强的组织能力”。“风风火火，爱讲笑话，直率犀利很有鼓動性”的王岐山，很快就从楼下的平房搬到二楼，又从联络室成果处处长提为该室副主任。
“他比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和王岐山同一办公室的魏唯说，联络室的功能是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将题目委托出去，不断发现新人才。魏唯主持的农村问题论坛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时常充满激烈的争论。《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与联络室合作的成果，王岐山担任丛书编委，它构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之一。
那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每天中午，老人们休息了，年轻人就到那儿交流信息和思想。他们对新资料、新情况、新观点、新思维、新理念特别的敏感，“就怕自己跟不上”。他们阅读、思考、到农村去，收集最真实的细节，杜润生则总是重复毛泽东那句著名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其中一个故事，蒋中一记了几十年。1982年，他随翁永曦到凤阳挂职，听说一个农民运大米到东北卖，被书记抓去批斗。
他们意外听到他的忏悔：“土改”时他是民兵队长，地分完了，就把老地主捆起来了，要他交出财产，老地主哭诉家里这点东西，都是爷爷辈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农民说当年无动于衷，等到自己被批斗了，才知其中滋味。蒋中一很震撼，他去档案馆阅读原始记录，才知道大跃进的饥民死亡状况，“反霸”时十恶不赦的地主，不过是普通雇主。
回到北京，他和王岐山交流情况，王岐山又汇报给杜润生，最终派了一个小组，把档案都抄回来。 王岐山的九号院风格
1986年，杜润生成立了农村发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长，陈锡文是副所长。两年后，陈锡文和杜鹰、林毅夫成了正副所长，王岐山则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了。
“为什么王岐山后来转到金融界？”王岐山的好友王振耀分析，“因为在发展所时，他去和世界银行谈几亿美元的贷款，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刚开始，世行准备把那笔钱贷给别的国家，岐山领着五六个人的团队，一笔一笔、一个一个跟人家谈判，谈完之后世行代表知道中国改革有希望，决定贷款应该给中国。”
1980年代中后期，王岐山还担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他很少署名发表文章，说自己就是提供平台的。在这个平台上，周其仁更像是学术权威，“周其仁评价高就意味着获得大家肯定。”王振耀回忆，当他的一篇文章受到周“很高评价”后，王岐山也肯定了他，一年内将他提为非经济分析室副主任。
王岐山“歷史感很强，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并不轻易发表看法”，更爱推荐书目。王振耀记得王岐山推荐大家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经常在一起反复读。戴小京则记得，发展所建立之初，全体人员都在读《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分开章节分头阅读，之后每个人都要讲解和讨论。读书会一结束，大家就下去调研，为下一年的一号文件做准备。
1987年1月7日，农村文件下发，编号为五号文件。这个文件和前面的写法有所不同，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一系列指导文件做了简要总结，像是告别演说，亮明心迹，祈望未来。
从1982年至1986年，农研社连续5年发出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这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推动了农村的改革一步又一步地深入发展，为稳定承包期，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副产品流通，推动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奠定了观念、方向和体制的基础。
如今，王岐山始终保持着九号院的风格。“他从不听套话，有事说事。5句话能说清楚的就用5句话。你要说50句，还没到正事，你就不要说了，他不听。”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时，蒋中一去办公室看他。王岐山说，有些人不适应，对他有意见。“我不改，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语言系统、办事风格，跟已经形成的官僚系统不一样，”蒋中一说，“但他尊重这个规则，他知道多年形成，破不了。”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8期，林珊珊、杜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