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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大英帝国时常在靠近中国的洋面上、偶尔也在中国内河，与大清海盗短兵相接。
英国人之前，围剿大清海盗最卖力的是葡萄牙人，因为他们在远东地区利益最大。而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最初却对中国的海盗实行了“鸵鸟”政策。这个靠坚船利炮征服大清帝国的强权，在对付大清海盗时却顾虑重重。
这种顾虑并非来自军事力量上的对比。与悬挂着黑骷髅头旗帜的欧洲海盗们相比，大清海盗船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妈祖旗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乃至民族、种族之间的博弈。
“鸵鸟”大英帝国
19世纪30年代，大英帝国的米字国旗已经在大清国门外猎猎迎风，但大清国依然紧闭大门，只留了个叫广州的小窗户赏给“夷人”一口饭吃。
那时候的英国官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既要想方设法与大清帝国建立外交关系，又要应对那些在英国国内都属违法，却在中英贸易中举足轻重的鸦片生意。活跃在南海上的中国海盗，还没有进入英国政府和海军的议事日程。
早在1825年6月，英国就通过了《鼓励捕获或摧毁海盗船只的法令》，海盗无论生死“价码”都是20英镑。但在中国海域，英国人却忍受着海盗的一次次攻击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曾经有一艘名为“屈服敦”号的英国商船被掳，船上所有中国籍船员均被杀害，价值5万多英镑的货物也被抢去，这一事件令英国商界群情激奋，英国政府却依然保持沉默。
大清国虽然为海盗们准备了类似凌迟等可怕的极刑，却有心无力；英国虽然有强大的海军，也有力无心。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海上形势更为复杂。嗅觉灵敏的海盗也不失时机地打出了“爱国”旗号。他们大胆攻击西方船只，虽然因西方商船防卫严密多不得手，但还是给英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恐慌。1841年3月26日，海盗成功地攻击了英国商船“布伦汉姆”号，造成3名英国海员死亡，令英侨社会大为震惊。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久被海盗盘踞的香港割让给了英国后，海盗便成为港英当局无法回避的首要难题。英国人在香港兴建的新监狱，第一拨“住户”就是海盗。新生的香港司法系统，每个月要审判60～90名中国嫌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海盗罪。
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以香港为基地的海盗似乎并无影响，到1844年，他们已经建立起了拥有150艘战船的庞大舰队。这些海盗半盗半商，被抓获并被审判的海盗，往往只是些出来顶罪、顺便为官员粉饰政绩的小喽罗。
海盗势力甚至强大到敢绑架镇守虎门要塞的清军军官，割了他的耳朵，夺走他的官印，再向清廷索取6万元的赎金。
海盗不仅攻击中国船只，对英国船只也毫不手软。根据香港总督戴维斯写给英国舰队司令柯克伦海军少将的信，在1844年5月至7月的三个月内，海盗三度袭击英国人。戴维斯说，清政府已经很坦率地表示对此毫无能力。
在草木皆兵的情况下，西方商船几乎武装到牙齿。而港英政府建立的水陆警察部队，却因为不通汉语在应对海盗方面几无还手之力。
港英政府也雇佣了一批“线人”刺探海盗的动向。但这些海盗出身的线人，却利用这一特权，大肆敲诈勒索，向政府提供假情报，导致很多无辜者被当做海盗被捕。
以文明自居的港英法庭，对海盗的处理，多使用流放刑。而流放对华人来说并不可怕，反倒提供了很多逃跑的机会。1848年，一艘运送华人流放犯到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囚船“伍德将军”号在中途发生了暴动，大多数犯人成功脱逃。
与港英当局的“无能”相反，海盗却越来越“专业化”和“产业化”。他们从香港当地的中英商人处得到军火接济，也通过商人销赃，甚至在商船队和政府机构内都安置了内线，刺探各类情报，令官方防不胜防。
即使如此被动，英国政府依然“只扫自家门前雪”，将打击海盗的范围严格限制在香港海域及公海，如果海盗逃入中国海岸三海里内，根据当时的国际惯例，这就是中国的领海，英军便不再追击。
1842年，港督璞鼎查专程拜会了闽浙总督，商讨海盗问题。璞鼎查随后下令，除非海盗们当场攻击英国商船，英国海军不应主动攻击任何海盗嫌疑船。璞鼎查也向大清钦差大臣耆英保证，英国军舰将不会主动干预任何中国船只，这等于是公开宣布英国海军与中国海盗“井水不犯河水”
鸦片战争中，为抗英需要，清政府相信“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大量流落民间。这些“民兵”在战后成为海盗的最佳招募群体。战后的海盗活动，往往伴随着反英的民族情绪。
英国虽然明确要当“鸵鸟”，但现实威胁却令各地的领事们纷纷请求军方出兵攻击海盗，中国地方官也多有所请。盛情之下，英军多次出动，抓获海盗后都引渡给中国官方。但英舰“卜罗否”号在闽江上攻击海盗嫌疑船时，打死打伤了一些无辜者，一时物议沸腾。这令璞鼎查十分恼怒，他要求舰队司令柯克伦重申：除非英国船只当场受到袭击，否则英国海军不得对任何海盗嫌疑船采取任何行动。
在英军缩手后，海盗势力迅速膨胀起来。随后的三年内，大量客船和货船被袭击，如果没有武装精良的外国船只同行，中国商人拒绝出海。1847年，闽浙总督从台湾视察返回福州途中，居然也遭到海盗的袭击，经过激战，护航的水师战船抓获了60名海盗，其中40人被斩首。
中英联手剿匪
随着英国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果实”消化妥当，其在远东的地位更趋巩固，对付中国海盗的态度也转趋积极。
1847年10月，英国内阁致信其远东舰队司令，明确表示，“肃清中国东南地区的海盗，不仅对英国的商业利益十分重要，而且对促进英中关系也十分重要”。英国外长巴麦尊提出，应与中国官方建立定期的合作机制，中英合作对抗海盗问题，可以有助于推动两国的政治关系，并提高英国的尊严。 中国海盗问题终于和马来群岛海盗问题一起，纳入英国皇家海军的任务之中。英国海军部提醒舰队司令，一定要与中国当局协同行动，并给予中国方面必要的协助，保障中国沿海贸易的正常。
英国海军一出击便捷报频传，其“侦察”号军舰第一仗抓获了82名海盗，其中包括海盗头子林堪。第二仗抓获了6艘商船和85名海盗，第三仗则抓获了两只海盗船和36名海盗。
1849年，英国海军将炮口指向了南中国海地区最大的两股海盗势力，沙吴仔和崔阿圃。这是两股在世界海盗史上都赫赫有名的中国海盗，清军水师多次围剿都大败而归，大量官兵被俘，朝廷不得不支付大笔赎金。
1849年2月，崔阿圃在劫掠时杀害了两名英国军官考斯达上尉和迪耶中尉，激怒了英国军方。6月份，沙吴仔的人马又劫掠了海南附近的英国沙船，更坚定了英国动武的决心。
英国海军从1849年5月份开始这场重要战役。英舰“科隆比纳”号在9月份的两次战斗中，大败崔阿圃，摧毁了23艘海盗战船，1800名海盗中有400多人被杀，而英军仅有1人受轻伤。
“科隆比纳”号随后向南搜索沙吴仔帮，驻守海南的清军派了8艘战船与英军共同行动，紧紧咬住了沙吴仔的尾巴，但沙吴仔成功逃脱。两天后，双方在越南海防洋面激战，英国海军和清军一同摧毁了27艘海盗船。
此役结束后，拥有64艘船、1200余门炮和3000人的沙吴仔帮，损失惨重，58艘船被摧毁，1700余人被击毙，而英军方面无一损失。
但胜利并不完全：两名海盗首领均成功脱逃。崔阿圃逃入中国内地，后被英国方面派特工绑架回香港受审，被法庭判处终身流放到今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但崔阿圃在流放前自缢于香港监中。沙吴仔则幸运得多，他带着8艘小船和400名喽啰死里逃生后，终于被大清政府招安，摇身一变成了官军。
这两股大海盗的覆灭，令南中国海得以绥靖。两广总督亲自致信港督包令，祝贺英军胜利。香港出版的英文《德臣报》报道说，中国村民们满含热泪请求英军继续追击海盗，救回被掳的亲人。英国政府则大发奖金，仅对沙吴仔的最后一波攻击中，依法应发放的奖金就达到了42425英镑。
海盗尽管遭遇了重创，却化整为零，大规模的劫掠行动虽然没有了，但小范围的骚扰却更为频繁。根据《德臣报》从香港警局获得的消息，海盗们的战利品有时是“10000元现金”，但有时只是“3000个鸡蛋”或“3担家禽”。有一次，海盗通过绑架怡和洋行的员工，成功地勒索到了150箱鸦片，这是他们比较重大的收获。
太平天国起兵后，大半个中国陷入动荡，海盗们浑水摸鱼，死灰复燃。广东的内河航运几乎完全瘫痪，根据英国驻广东领事的报告，“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都已经不可能经水路到达香港。”
上海方面也备受骚扰，怡和洋行的上海总代表培西佛报告说：海岸线受到海盗的严重骚扰，散货航运与鸦片一样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大量欧洲人加入了中国海盗团伙，对外商船只的袭击日益增多，他要求香港公司立即向英国海军求援。
英军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都与海盗发生了交火。在这些围剿行动中，英国政府和军方大力寻求清政府的合作，在他们的要求下，广东方面派出了一名高级军官，率领战船，参与联合行动。随后，五个通商口岸的总督都派出了高级军官协同英军作战。
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6—1860），中英两军在华北互相厮杀，在东南和华南却并肩与海盗作战，亦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观。
催生海盗的温床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海盗问题被第一次写进了条约。
天津条约第19款规定：英国船只在中国辖下海洋，有被强窃抢劫者，地方官一经闻报，即应设法查追拿办，所有追得贼物，交领事官给还原主。这其实规定了中国政府对缉拿海盗负有条约责任。
第52款则规定：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一切买取食物、甜水，修理船只，地方官妥为照料。船上水师各官与中国官员平行相待。这一条款十分关键。它意味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英国海军终于打着反海盗的名义，得以自由进出中国港口。
随后，在清廷与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匈帝国等签订的条约中，都同样列入了反海盗条款。在海盗的“带路”下，大清国海防对列强们大开门户，这是反海盗战争带给强国的巨大收益。
列强们的坚船利炮，能够征服庙堂之上的大清政府，却难以征服江湖之远的海盗。通商口岸的增加，在客观上为海盗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英国全权谈判代表额尔金在目睹了英国战舰追击中国海盗船后，反省道：或许正是英国政府直接发放奖金的做法，刺激了英国人采取粗暴的手段，甚至逼良为娼、拥寇自肥，制造出更多的海盗。
香港的《德臣报》更是毫不客气地指责，海盗越剿越多，完全是英国人咎由自取：一方面是英国海军玩忽职守，剿匪治标不治本，留着海盗好发奖金；另一方面，港英当局贪图经济利益，滥发船照，一些海盗船也堂而皇之地领到了执照。
《德臣报》尖锐地指出，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无耻激励，正是导致海盗猖獗的根本原因之一。英国首任驻华公使卜鲁斯批评说，香港殖民地的唯利是图和急功近利，已经令香港成为海盗的大后方。
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港英当局亡羊补牢，首先立法禁止为海盗提供任何形式的资助。《镇压海盗法》于1868年开始实施。资助海盗、与海盗进行贸易者，将被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刑事劳役或流放，这一招有效地切断了海盗的补给。
随后，港英当局开始禁止渔船携带武器，违反者将被处一年的监禁，以自卫为名、行抢劫之实的现象大为减少。
新一代的英国外交官们认为，要在远东建立反海盗的长效机制，根本还在于要壮大中国的海军力量。为此，在英国官方的积极策动下，清政府于1863年决心从英国进口一整支舰队，以对抗海盗和太平军，这就是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但因英国方面想攫取该舰队的完全指挥权，清政府在疑惧之下，中途放弃了该计划。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舰队，也是中国的第一支现代化海军，沉没在政治的口水战中。
英中贸易飞速发展， 1866年突破了一亿英镑大关，占到了中国外贸额的7/ 8左右。利益攸关，英国对于清剿中国海盗更为起劲，甚至想吸收更多国家参与到反海盗中来。
在英国提议下，四国的远东舰队司令们于1866年6月在日本长崎会商大计。随后，美国、荷兰、葡萄牙、德国等纷纷派舰加入英军的剿匪行动。
1865年7月和10月，发生了几起英舰误将长江上的中国官方沙船和客船当做海盗船进行检查的事件，双方闹得很不愉快。为此，英国海军下令，除非发生了英国商船直接遭受袭击的事件，否则没有英国领事或中国官方的正式请求，英国军舰不得在中国内河主动对怀疑是海盗的船只发起攻击。在类似行动中抓获的海盗嫌疑犯，也应交给中国官方处置。
这表明，当中国内战结束、局势稳定下来后，英国在中国海盗问题上，又开始回归不干预政策。
但此时的不干预政策已大不同于以往。伦敦希望中国官方必须承诺，对于英国军方引渡的海盗嫌犯，即使被定死罪，也不得使用凌迟等不人道的处决方式；同样的，在审讯中，也不得使用酷刑逼供的方式；为了确保中国政府尊重人权，英国领事应有权旁听所有的审讯、宣判和处决。
这些一厢情愿的想法，被阿礼国全盘否决。这位熟悉中国国情的公使认为，伦敦的政客们将人道主义用错了地方，只会添乱；英国对于大清国的司法运作，不应作任何干预。最后，作为平衡，英国政府明确，那些被英军俘获且已经被带到香港的中国海盗，将不再引渡给中国官方，而改在香港接受英国法律的审判。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英关系进入了长达30年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蜜月期。结束了与太平军战斗的大清政府，也开始了长达30年的改革开放，史称“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海盗问题，从此在两国的对话主题中基本消失。
英国人之前，围剿大清海盗最卖力的是葡萄牙人，因为他们在远东地区利益最大。而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最初却对中国的海盗实行了“鸵鸟”政策。这个靠坚船利炮征服大清帝国的强权，在对付大清海盗时却顾虑重重。
这种顾虑并非来自军事力量上的对比。与悬挂着黑骷髅头旗帜的欧洲海盗们相比，大清海盗船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妈祖旗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乃至民族、种族之间的博弈。
“鸵鸟”大英帝国
19世纪30年代，大英帝国的米字国旗已经在大清国门外猎猎迎风，但大清国依然紧闭大门，只留了个叫广州的小窗户赏给“夷人”一口饭吃。
那时候的英国官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既要想方设法与大清帝国建立外交关系，又要应对那些在英国国内都属违法，却在中英贸易中举足轻重的鸦片生意。活跃在南海上的中国海盗，还没有进入英国政府和海军的议事日程。
早在1825年6月，英国就通过了《鼓励捕获或摧毁海盗船只的法令》，海盗无论生死“价码”都是20英镑。但在中国海域，英国人却忍受着海盗的一次次攻击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曾经有一艘名为“屈服敦”号的英国商船被掳，船上所有中国籍船员均被杀害，价值5万多英镑的货物也被抢去，这一事件令英国商界群情激奋，英国政府却依然保持沉默。
大清国虽然为海盗们准备了类似凌迟等可怕的极刑，却有心无力；英国虽然有强大的海军，也有力无心。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海上形势更为复杂。嗅觉灵敏的海盗也不失时机地打出了“爱国”旗号。他们大胆攻击西方船只，虽然因西方商船防卫严密多不得手，但还是给英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恐慌。1841年3月26日，海盗成功地攻击了英国商船“布伦汉姆”号，造成3名英国海员死亡，令英侨社会大为震惊。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久被海盗盘踞的香港割让给了英国后，海盗便成为港英当局无法回避的首要难题。英国人在香港兴建的新监狱，第一拨“住户”就是海盗。新生的香港司法系统，每个月要审判60～90名中国嫌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海盗罪。
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以香港为基地的海盗似乎并无影响，到1844年，他们已经建立起了拥有150艘战船的庞大舰队。这些海盗半盗半商，被抓获并被审判的海盗，往往只是些出来顶罪、顺便为官员粉饰政绩的小喽罗。
海盗势力甚至强大到敢绑架镇守虎门要塞的清军军官，割了他的耳朵，夺走他的官印，再向清廷索取6万元的赎金。
海盗不仅攻击中国船只，对英国船只也毫不手软。根据香港总督戴维斯写给英国舰队司令柯克伦海军少将的信，在1844年5月至7月的三个月内，海盗三度袭击英国人。戴维斯说，清政府已经很坦率地表示对此毫无能力。
在草木皆兵的情况下，西方商船几乎武装到牙齿。而港英政府建立的水陆警察部队，却因为不通汉语在应对海盗方面几无还手之力。
港英政府也雇佣了一批“线人”刺探海盗的动向。但这些海盗出身的线人，却利用这一特权，大肆敲诈勒索，向政府提供假情报，导致很多无辜者被当做海盗被捕。
以文明自居的港英法庭，对海盗的处理，多使用流放刑。而流放对华人来说并不可怕，反倒提供了很多逃跑的机会。1848年，一艘运送华人流放犯到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囚船“伍德将军”号在中途发生了暴动，大多数犯人成功脱逃。
与港英当局的“无能”相反，海盗却越来越“专业化”和“产业化”。他们从香港当地的中英商人处得到军火接济，也通过商人销赃，甚至在商船队和政府机构内都安置了内线，刺探各类情报，令官方防不胜防。
即使如此被动，英国政府依然“只扫自家门前雪”，将打击海盗的范围严格限制在香港海域及公海，如果海盗逃入中国海岸三海里内，根据当时的国际惯例，这就是中国的领海，英军便不再追击。
1842年，港督璞鼎查专程拜会了闽浙总督，商讨海盗问题。璞鼎查随后下令，除非海盗们当场攻击英国商船，英国海军不应主动攻击任何海盗嫌疑船。璞鼎查也向大清钦差大臣耆英保证，英国军舰将不会主动干预任何中国船只，这等于是公开宣布英国海军与中国海盗“井水不犯河水”
鸦片战争中，为抗英需要，清政府相信“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大量流落民间。这些“民兵”在战后成为海盗的最佳招募群体。战后的海盗活动，往往伴随着反英的民族情绪。
英国虽然明确要当“鸵鸟”，但现实威胁却令各地的领事们纷纷请求军方出兵攻击海盗，中国地方官也多有所请。盛情之下，英军多次出动，抓获海盗后都引渡给中国官方。但英舰“卜罗否”号在闽江上攻击海盗嫌疑船时，打死打伤了一些无辜者，一时物议沸腾。这令璞鼎查十分恼怒，他要求舰队司令柯克伦重申：除非英国船只当场受到袭击，否则英国海军不得对任何海盗嫌疑船采取任何行动。
在英军缩手后，海盗势力迅速膨胀起来。随后的三年内，大量客船和货船被袭击，如果没有武装精良的外国船只同行，中国商人拒绝出海。1847年，闽浙总督从台湾视察返回福州途中，居然也遭到海盗的袭击，经过激战，护航的水师战船抓获了60名海盗，其中40人被斩首。
中英联手剿匪
随着英国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果实”消化妥当，其在远东的地位更趋巩固，对付中国海盗的态度也转趋积极。
1847年10月，英国内阁致信其远东舰队司令，明确表示，“肃清中国东南地区的海盗，不仅对英国的商业利益十分重要，而且对促进英中关系也十分重要”。英国外长巴麦尊提出，应与中国官方建立定期的合作机制，中英合作对抗海盗问题，可以有助于推动两国的政治关系，并提高英国的尊严。 中国海盗问题终于和马来群岛海盗问题一起，纳入英国皇家海军的任务之中。英国海军部提醒舰队司令，一定要与中国当局协同行动，并给予中国方面必要的协助，保障中国沿海贸易的正常。
英国海军一出击便捷报频传，其“侦察”号军舰第一仗抓获了82名海盗，其中包括海盗头子林堪。第二仗抓获了6艘商船和85名海盗，第三仗则抓获了两只海盗船和36名海盗。
1849年，英国海军将炮口指向了南中国海地区最大的两股海盗势力，沙吴仔和崔阿圃。这是两股在世界海盗史上都赫赫有名的中国海盗，清军水师多次围剿都大败而归，大量官兵被俘，朝廷不得不支付大笔赎金。
1849年2月，崔阿圃在劫掠时杀害了两名英国军官考斯达上尉和迪耶中尉，激怒了英国军方。6月份，沙吴仔的人马又劫掠了海南附近的英国沙船，更坚定了英国动武的决心。
英国海军从1849年5月份开始这场重要战役。英舰“科隆比纳”号在9月份的两次战斗中，大败崔阿圃，摧毁了23艘海盗战船，1800名海盗中有400多人被杀，而英军仅有1人受轻伤。
“科隆比纳”号随后向南搜索沙吴仔帮，驻守海南的清军派了8艘战船与英军共同行动，紧紧咬住了沙吴仔的尾巴，但沙吴仔成功逃脱。两天后，双方在越南海防洋面激战，英国海军和清军一同摧毁了27艘海盗船。
此役结束后，拥有64艘船、1200余门炮和3000人的沙吴仔帮，损失惨重，58艘船被摧毁，1700余人被击毙，而英军方面无一损失。
但胜利并不完全：两名海盗首领均成功脱逃。崔阿圃逃入中国内地，后被英国方面派特工绑架回香港受审，被法庭判处终身流放到今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但崔阿圃在流放前自缢于香港监中。沙吴仔则幸运得多，他带着8艘小船和400名喽啰死里逃生后，终于被大清政府招安，摇身一变成了官军。
这两股大海盗的覆灭，令南中国海得以绥靖。两广总督亲自致信港督包令，祝贺英军胜利。香港出版的英文《德臣报》报道说，中国村民们满含热泪请求英军继续追击海盗，救回被掳的亲人。英国政府则大发奖金，仅对沙吴仔的最后一波攻击中，依法应发放的奖金就达到了42425英镑。
海盗尽管遭遇了重创，却化整为零，大规模的劫掠行动虽然没有了，但小范围的骚扰却更为频繁。根据《德臣报》从香港警局获得的消息，海盗们的战利品有时是“10000元现金”，但有时只是“3000个鸡蛋”或“3担家禽”。有一次，海盗通过绑架怡和洋行的员工，成功地勒索到了150箱鸦片，这是他们比较重大的收获。
太平天国起兵后，大半个中国陷入动荡，海盗们浑水摸鱼，死灰复燃。广东的内河航运几乎完全瘫痪，根据英国驻广东领事的报告，“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都已经不可能经水路到达香港。”
上海方面也备受骚扰，怡和洋行的上海总代表培西佛报告说：海岸线受到海盗的严重骚扰，散货航运与鸦片一样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大量欧洲人加入了中国海盗团伙，对外商船只的袭击日益增多，他要求香港公司立即向英国海军求援。
英军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都与海盗发生了交火。在这些围剿行动中，英国政府和军方大力寻求清政府的合作，在他们的要求下，广东方面派出了一名高级军官，率领战船，参与联合行动。随后，五个通商口岸的总督都派出了高级军官协同英军作战。
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6—1860），中英两军在华北互相厮杀，在东南和华南却并肩与海盗作战，亦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观。
催生海盗的温床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海盗问题被第一次写进了条约。
天津条约第19款规定：英国船只在中国辖下海洋，有被强窃抢劫者，地方官一经闻报，即应设法查追拿办，所有追得贼物，交领事官给还原主。这其实规定了中国政府对缉拿海盗负有条约责任。
第52款则规定：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一切买取食物、甜水，修理船只，地方官妥为照料。船上水师各官与中国官员平行相待。这一条款十分关键。它意味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英国海军终于打着反海盗的名义，得以自由进出中国港口。
随后，在清廷与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匈帝国等签订的条约中，都同样列入了反海盗条款。在海盗的“带路”下，大清国海防对列强们大开门户，这是反海盗战争带给强国的巨大收益。
列强们的坚船利炮，能够征服庙堂之上的大清政府，却难以征服江湖之远的海盗。通商口岸的增加，在客观上为海盗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英国全权谈判代表额尔金在目睹了英国战舰追击中国海盗船后，反省道：或许正是英国政府直接发放奖金的做法，刺激了英国人采取粗暴的手段，甚至逼良为娼、拥寇自肥，制造出更多的海盗。
香港的《德臣报》更是毫不客气地指责，海盗越剿越多，完全是英国人咎由自取：一方面是英国海军玩忽职守，剿匪治标不治本，留着海盗好发奖金；另一方面，港英当局贪图经济利益，滥发船照，一些海盗船也堂而皇之地领到了执照。
《德臣报》尖锐地指出，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无耻激励，正是导致海盗猖獗的根本原因之一。英国首任驻华公使卜鲁斯批评说，香港殖民地的唯利是图和急功近利，已经令香港成为海盗的大后方。
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港英当局亡羊补牢，首先立法禁止为海盗提供任何形式的资助。《镇压海盗法》于1868年开始实施。资助海盗、与海盗进行贸易者，将被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刑事劳役或流放，这一招有效地切断了海盗的补给。
随后，港英当局开始禁止渔船携带武器，违反者将被处一年的监禁，以自卫为名、行抢劫之实的现象大为减少。
新一代的英国外交官们认为，要在远东建立反海盗的长效机制，根本还在于要壮大中国的海军力量。为此，在英国官方的积极策动下，清政府于1863年决心从英国进口一整支舰队，以对抗海盗和太平军，这就是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但因英国方面想攫取该舰队的完全指挥权，清政府在疑惧之下，中途放弃了该计划。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舰队，也是中国的第一支现代化海军，沉没在政治的口水战中。
英中贸易飞速发展， 1866年突破了一亿英镑大关，占到了中国外贸额的7/ 8左右。利益攸关，英国对于清剿中国海盗更为起劲，甚至想吸收更多国家参与到反海盗中来。
在英国提议下，四国的远东舰队司令们于1866年6月在日本长崎会商大计。随后，美国、荷兰、葡萄牙、德国等纷纷派舰加入英军的剿匪行动。
1865年7月和10月，发生了几起英舰误将长江上的中国官方沙船和客船当做海盗船进行检查的事件，双方闹得很不愉快。为此，英国海军下令，除非发生了英国商船直接遭受袭击的事件，否则没有英国领事或中国官方的正式请求，英国军舰不得在中国内河主动对怀疑是海盗的船只发起攻击。在类似行动中抓获的海盗嫌疑犯，也应交给中国官方处置。
这表明，当中国内战结束、局势稳定下来后，英国在中国海盗问题上，又开始回归不干预政策。
但此时的不干预政策已大不同于以往。伦敦希望中国官方必须承诺，对于英国军方引渡的海盗嫌犯，即使被定死罪，也不得使用凌迟等不人道的处决方式；同样的，在审讯中，也不得使用酷刑逼供的方式；为了确保中国政府尊重人权，英国领事应有权旁听所有的审讯、宣判和处决。
这些一厢情愿的想法，被阿礼国全盘否决。这位熟悉中国国情的公使认为，伦敦的政客们将人道主义用错了地方，只会添乱；英国对于大清国的司法运作，不应作任何干预。最后，作为平衡，英国政府明确，那些被英军俘获且已经被带到香港的中国海盗，将不再引渡给中国官方，而改在香港接受英国法律的审判。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英关系进入了长达30年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蜜月期。结束了与太平军战斗的大清政府，也开始了长达30年的改革开放，史称“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海盗问题，从此在两国的对话主题中基本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