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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张平化回到阔别30年的故土，接替周小舟，出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此时的湖南和全国一样，已是“左”倾泛滥，因而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抑和困惑。但在当时党内民主生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还得按照中央指示，在全省开展反“右倾”运动，结果使一大批敢于说实话的同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遭到批判和处分，使工作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愈演愈裂，农业严重减产。面对此情，张平化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心和忧虑。
只有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其他一切都不要大办，不能大办。如果什么都大办，农业、粮食就不能真正大办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张平化看到中央开始纠正错误，心情舒畅了一些。这年冬天，张平化回到家乡酃县(1994年改为炎陵县)搞调查，在驱车前往石洲的路上，见到田里的稻子没有收割，便不解地进行询问。陪同的县委负责同志说：“这些都是双季稻，由于天气冷得早，全部青风了。”在交谈中他进而得知，由于强迫命令推广双季稻，使得全县18万亩水田，有15万亩种上了双季稻，好多高寒山区的晚稻都是颗粒未收。张平化听完，心情沉重地对县委的同志说：“种田是门科学，不懂得科学，就指挥不好生产。这几年，农民之所以饿肚子，有自然灾害造成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造成的，搞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害了农村，害了农民。要反‘五风’就得先从我省委书记反起。”
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与会的张平化心情更为豁朗，当即给在家的省委书记胡继宗、李瑞山写信，强调“农业第一”的思想。信中说：“目前，只有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其他一切都不要大办，不能大办。如果什么都大办，农业、粮食就不能真正大办。大家都要自觉向农业、粮食让路。”会议一结束，张平化又迅速从北京赶回长沙，在随后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代表省委对前段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深刻检查，为近两年来下面所犯“五风”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出现这些问题，主要责任在我。为此，我有愧对于全省的父老乡亲。”
此后，省委立即对一大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并停办了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公共食堂。
11月，正值深秋，张平化率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轻车简从，下到邵阳、黔阳、常德等地区的14个县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历时20天，行程2000多公里。所到之处，他走村串户，步入田间地头，广泛听取干部和群众意见，察看生产情况。通过调查，在总结正反经验教训的同时，张平化深深认识到了“以人为本”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一定条件下，‘人为’是要起决定作用的，一项工作，一项生产，在客观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有的地方办得好，有的地方办得差，这是为什么?主要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同。对于客观规律认识得深刻一些，掌握得好一些，生产和工作就搞得好一些。”
为了脚踏实地，真正帮助和指导农村解决生产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张平化又及时提出了从“走马观花”
到“下马观花”，开展办点调查的工作方法，并在省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论点办》的工作报告。要求“各级党委迅速定点、定人、定任务。县、区、公社的党委书记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蹲在点上，长期坚持下去。”
1962年3月，张平化身先士卒，带着如何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条例》、怎样办好生产队这两个课题来到酃县城东公社中团大队蹲点。半个多月时间，他睡在生产队，吃在生产队，跑遍了大队的每个生产队和三河乡的几个村。倾听了干部、群众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回到长沙，张平化为《湖南日报》写了《谈生产队的经营管理》一文。据1965年统计，从1963年至1965年，湖南省、地、县、区四级相继派出8000余名干部到1261个生产大队办点，不仅改变了领导作风，培养了一批干部，而且总结了一大批典型经验，推动了全省农业生产。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我们省委再不能麻木不仁，必须冷静思考，对当前农村一些政策作一些适当的调整
农村问题的日趋严重，促使张平化开始思索当前农业模式中存在的问题。1961年1月，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决定在全省各地试行“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张平化怀着关切而又愧疚的心情说：“这几年，农村遭受‘五风’破坏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农业连年减产，人民生活极端痛苦，到了没有饭吃的地步，水肿病漫及全省农村。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我们省委再不能麻木不仁，必须冷静思考，对当前农村一些政策作一些适当的调整。”
4月初，刘少奇率中央调查组来湖南调查，张平化汇报了省委的想法，在听取少奇同志的指示后，省委当即确定以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浏阳县文家市公社大江大队为试点单位。
在张平化的启发下，当地的干部、群众心情高兴，积极献计献策，很快确定了将旱土包干到户、水田定产到蚯、责任到人的“三到”生产责任制形式。
此后，全大队农民根据各自的责任，起早贪黑，认真进行田间管理。80多天过去，到7月下旬早稻收割时，大江大队每个生产队的产量都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农民看到几年来的第一个丰收年，个个都笑逐颜开。
随后，张平化又先后到地、县试点先进单位黔阳县(1997年并入洪江市)硖洲公社秀建大队和浏阳县北盛公社大桥大队先锋生产队进行视察。先锋生产队实行“产量到蚯，责任到人，超产奖励，减产受罚”的责任制后，亩产比上年增长37．5％，比全大队平均亩产高出一倍。张平化听完汇报后，心情为之兴奋，并将这种责任制形式命名为“产量责任制”。
试点的实践，使张平化深深感到改革农村经济政策势在必行。1962年3月，张平化召开省委会议，批准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在全省试点“产量责任制”的意见，并将浏阳县北盛公社先锋生产队和黔阳硖洲公社秀建大队的责任制形式命名为“先锋经验”和“秀建道路”，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并随即组织4个工作组，分别由王延春、胡继宗、罗其南、苏钢带领，下到全省8个地区进行具体指导，使全省推行“产量责任制”进入高潮。
正当张平化潜心致力于这项改革时，遗憾的事发生了，在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责任制当作“单干风”批判了。尽管这项改革没有坚持下去，但它为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全面推行生产责任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现在已到了非大搞水利建设不可的时候了，否则，我们会错上加错，祸及后代，对不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几千万农民兄弟
60年代初，湖南的水利建设仍然十分薄弱。1959年至1961年的连续三年旱灾，使一些地方颗粒无收，特别是接踵而来的1963年特大旱灾，更使张平化牵肠挂肚，寝食不安。张平化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说：“俗话说得好，有收无收在于水，近几年的严重旱灾给我们敲了警钟，现在已到了非大搞水利建设不可的时候了，否则，我们会错上加错，祸及后代，对不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几千万农民兄弟。”与会的同志对张平化这番出于肺腑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
就在此时，张平化看到了双峰县委报来的一份材料。该县有三个公社的108个生产队依靠1953年兴建的千金水库，不仅保住了禾苗，而且获得了丰收。他为省内有这样好的典型高兴，便欣然挥笔写下了“学习千金水库的经验，更好地建设和管理水利工程”的题词，并立即指示《湖南日报》组织记者到实地采访，全面报道千金水库的经验。接着，省里成立了以李瑞山为总指挥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部，要求全省各级党委迅速动员，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并在资金、物资、技术上保障全省水利建设的需要。
从1963年到1965年，广阔的三湘大地，迅速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到处红旗招展，夯声震天。张平化也多次下到基层指导，亲眼目睹这热烈的场面，使他深深感到这才是人心所向，这才叫做人定胜天。就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全省建成中小型水库6800余座，库容量比1957年增加8倍，机灌面积增加4倍，电灌面积增加219倍，旱涝保收面积达到1849万亩。
为根治湘中、湘南等地的旱情，1965年初，张平化主持省委、省政府会议，又作出了《关于修建韶山灌区工程的决定》。工程于当年7月动工。
工程刚开工，张平化就兴致勃勃来到了建设工地。他头顶烈日，脚踏荆棘丛生的山道，来到施工现场进行察看，并席地而坐，与民工、干部进行交谈，了解工地的施工情况，询问察，大大激发了广大建设者的积极性。
1966年6月，174公里长的总干渠和北干渠建成通水，张平化陪同陶铸、王首道前往韶山，为渠道建成剪彩放水。灌区人民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感谢党给他们送来了幸福水，不少群众还称它为“为民渠”。
1967年夏，南干渠和全部配套工程全部竣工，整个灌区包括干渠240公里，支渠1600多公里，覆盖2500平方公里，可灌溉韶山、湘潭、湘乡、宁乡、长沙等7个县市100余万亩农田，而且建有水力发电厂2处。其进度之快，质量之好，效益之高，投资之少，为当时全国少有。
在此期间，涔天河大水库、青山垅大水库、欧阳海灌区、酒埠江大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也相继完工投入使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全省农村抗击旱灾的能力，而且促进了全县电力事业的发展。
杂交水稻大有发展前途，我们要迅速发动群众，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把杂交水稻搞上去
张平化踏遍了全省的山山水水，他善于调查，也善于提出问题进行研究。1965年快过去时，他对粮食生产的诸多环节再次进行了苦思，深深感到，制约全省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个水稻品种问题，要使粮食大幅度增产，必须在“良”字上多下功夫。1966年1月，张平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和各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四良”(良田、良种、良法、良制)的农业工作思路，强调大力推广良种。根据张平化的指示，省委迅速发出了《全党动员，集中力量，打好推广良种歼灭战的指示》。
当年，省农业部门从浙江、江苏、广东、上海等地引进“矮脚南特”、“农垦58”等优良稻种2亿多斤，并从江苏、浙江等地聘请一大批农业技术员，下到全省各地指导育秧技术和田间管理，通过一年实践，收到当年增产一成的好效果。农民尝到了甜头，也开始相信科学。
1974年，以黔阳农校教师袁隆平为首的科技人员经过10年含辛茹苦的专心钻研和反复实验，终于攻克了杂交水稻“三系”配套难关，培育出高产的杂交水稻。张平化在听取省农科院的汇报后，心情十分高兴地说：“这是农业科学研究上的一项重大突破，是加快粮食生产发展的一项崭新技术成果，是对农业生产的杰出贡献，各地一定要高度重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推广。”并指示他们迅速派人赴京向国务院和国家农业部作专题汇报。张平化也利用进京开会的机会，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汇报这一成果。不久，国务院指示农业部拨出120万元专款给湖南，用于发展杂交水稻。
1975年8月，在全省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现场会上，张平化与袁隆平亲切交谈，仔细询问杂交水稻的攻关情况，认真听取他对发展杂交水稻的意见。随后，他在会上强调：“杂交水稻大有发展前途，我们要迅速发动群众，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把杂交水稻搞上去。”当年，全省就组织12000余人到海南等地制种繁植，使1976年全省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到126万多亩，占当年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60％，并获得一季亩产306．5公斤的好收成，比当年全省稻谷平均亩产高出28．5％。此后，连续10余年，湖南杂交水稻面积一直列居全国第一，粮食单产也名列全国榜首。
心血铸就成功，在张平化主政的10余年时间里，湖南迅速跃居为全国农业强省。时至今日，一些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老同志还会记忆犹新地说：“湖南之所以能成为全国农业强省，是与张平化的正确领导和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只有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其他一切都不要大办，不能大办。如果什么都大办，农业、粮食就不能真正大办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张平化看到中央开始纠正错误，心情舒畅了一些。这年冬天，张平化回到家乡酃县(1994年改为炎陵县)搞调查，在驱车前往石洲的路上，见到田里的稻子没有收割，便不解地进行询问。陪同的县委负责同志说：“这些都是双季稻，由于天气冷得早，全部青风了。”在交谈中他进而得知，由于强迫命令推广双季稻，使得全县18万亩水田，有15万亩种上了双季稻，好多高寒山区的晚稻都是颗粒未收。张平化听完，心情沉重地对县委的同志说：“种田是门科学，不懂得科学，就指挥不好生产。这几年，农民之所以饿肚子，有自然灾害造成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造成的，搞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害了农村，害了农民。要反‘五风’就得先从我省委书记反起。”
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与会的张平化心情更为豁朗，当即给在家的省委书记胡继宗、李瑞山写信，强调“农业第一”的思想。信中说：“目前，只有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其他一切都不要大办，不能大办。如果什么都大办，农业、粮食就不能真正大办。大家都要自觉向农业、粮食让路。”会议一结束，张平化又迅速从北京赶回长沙，在随后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代表省委对前段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深刻检查，为近两年来下面所犯“五风”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出现这些问题，主要责任在我。为此，我有愧对于全省的父老乡亲。”
此后，省委立即对一大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并停办了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公共食堂。
11月，正值深秋，张平化率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轻车简从，下到邵阳、黔阳、常德等地区的14个县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历时20天，行程2000多公里。所到之处，他走村串户，步入田间地头，广泛听取干部和群众意见，察看生产情况。通过调查，在总结正反经验教训的同时，张平化深深认识到了“以人为本”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一定条件下，‘人为’是要起决定作用的，一项工作，一项生产，在客观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有的地方办得好，有的地方办得差，这是为什么?主要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同。对于客观规律认识得深刻一些，掌握得好一些，生产和工作就搞得好一些。”
为了脚踏实地，真正帮助和指导农村解决生产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张平化又及时提出了从“走马观花”
到“下马观花”，开展办点调查的工作方法，并在省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论点办》的工作报告。要求“各级党委迅速定点、定人、定任务。县、区、公社的党委书记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蹲在点上，长期坚持下去。”
1962年3月，张平化身先士卒，带着如何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条例》、怎样办好生产队这两个课题来到酃县城东公社中团大队蹲点。半个多月时间，他睡在生产队，吃在生产队，跑遍了大队的每个生产队和三河乡的几个村。倾听了干部、群众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回到长沙，张平化为《湖南日报》写了《谈生产队的经营管理》一文。据1965年统计，从1963年至1965年，湖南省、地、县、区四级相继派出8000余名干部到1261个生产大队办点，不仅改变了领导作风，培养了一批干部，而且总结了一大批典型经验，推动了全省农业生产。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我们省委再不能麻木不仁，必须冷静思考，对当前农村一些政策作一些适当的调整
农村问题的日趋严重，促使张平化开始思索当前农业模式中存在的问题。1961年1月，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决定在全省各地试行“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张平化怀着关切而又愧疚的心情说：“这几年，农村遭受‘五风’破坏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农业连年减产，人民生活极端痛苦，到了没有饭吃的地步，水肿病漫及全省农村。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我们省委再不能麻木不仁，必须冷静思考，对当前农村一些政策作一些适当的调整。”
4月初，刘少奇率中央调查组来湖南调查，张平化汇报了省委的想法，在听取少奇同志的指示后，省委当即确定以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浏阳县文家市公社大江大队为试点单位。
在张平化的启发下，当地的干部、群众心情高兴，积极献计献策，很快确定了将旱土包干到户、水田定产到蚯、责任到人的“三到”生产责任制形式。
此后，全大队农民根据各自的责任，起早贪黑，认真进行田间管理。80多天过去，到7月下旬早稻收割时，大江大队每个生产队的产量都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农民看到几年来的第一个丰收年，个个都笑逐颜开。
随后，张平化又先后到地、县试点先进单位黔阳县(1997年并入洪江市)硖洲公社秀建大队和浏阳县北盛公社大桥大队先锋生产队进行视察。先锋生产队实行“产量到蚯，责任到人，超产奖励，减产受罚”的责任制后，亩产比上年增长37．5％，比全大队平均亩产高出一倍。张平化听完汇报后，心情为之兴奋，并将这种责任制形式命名为“产量责任制”。
试点的实践，使张平化深深感到改革农村经济政策势在必行。1962年3月，张平化召开省委会议，批准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在全省试点“产量责任制”的意见，并将浏阳县北盛公社先锋生产队和黔阳硖洲公社秀建大队的责任制形式命名为“先锋经验”和“秀建道路”，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并随即组织4个工作组，分别由王延春、胡继宗、罗其南、苏钢带领，下到全省8个地区进行具体指导，使全省推行“产量责任制”进入高潮。
正当张平化潜心致力于这项改革时，遗憾的事发生了，在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责任制当作“单干风”批判了。尽管这项改革没有坚持下去，但它为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全面推行生产责任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现在已到了非大搞水利建设不可的时候了，否则，我们会错上加错，祸及后代，对不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几千万农民兄弟
60年代初，湖南的水利建设仍然十分薄弱。1959年至1961年的连续三年旱灾，使一些地方颗粒无收，特别是接踵而来的1963年特大旱灾，更使张平化牵肠挂肚，寝食不安。张平化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说：“俗话说得好，有收无收在于水，近几年的严重旱灾给我们敲了警钟，现在已到了非大搞水利建设不可的时候了，否则，我们会错上加错，祸及后代，对不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几千万农民兄弟。”与会的同志对张平化这番出于肺腑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
就在此时，张平化看到了双峰县委报来的一份材料。该县有三个公社的108个生产队依靠1953年兴建的千金水库，不仅保住了禾苗，而且获得了丰收。他为省内有这样好的典型高兴，便欣然挥笔写下了“学习千金水库的经验，更好地建设和管理水利工程”的题词，并立即指示《湖南日报》组织记者到实地采访，全面报道千金水库的经验。接着，省里成立了以李瑞山为总指挥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部，要求全省各级党委迅速动员，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并在资金、物资、技术上保障全省水利建设的需要。
从1963年到1965年，广阔的三湘大地，迅速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到处红旗招展，夯声震天。张平化也多次下到基层指导，亲眼目睹这热烈的场面，使他深深感到这才是人心所向，这才叫做人定胜天。就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全省建成中小型水库6800余座，库容量比1957年增加8倍，机灌面积增加4倍，电灌面积增加219倍，旱涝保收面积达到1849万亩。
为根治湘中、湘南等地的旱情，1965年初，张平化主持省委、省政府会议，又作出了《关于修建韶山灌区工程的决定》。工程于当年7月动工。
工程刚开工，张平化就兴致勃勃来到了建设工地。他头顶烈日，脚踏荆棘丛生的山道，来到施工现场进行察看，并席地而坐，与民工、干部进行交谈，了解工地的施工情况，询问察，大大激发了广大建设者的积极性。
1966年6月，174公里长的总干渠和北干渠建成通水，张平化陪同陶铸、王首道前往韶山，为渠道建成剪彩放水。灌区人民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感谢党给他们送来了幸福水，不少群众还称它为“为民渠”。
1967年夏，南干渠和全部配套工程全部竣工，整个灌区包括干渠240公里，支渠1600多公里，覆盖2500平方公里，可灌溉韶山、湘潭、湘乡、宁乡、长沙等7个县市100余万亩农田，而且建有水力发电厂2处。其进度之快，质量之好，效益之高，投资之少，为当时全国少有。
在此期间，涔天河大水库、青山垅大水库、欧阳海灌区、酒埠江大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也相继完工投入使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全省农村抗击旱灾的能力，而且促进了全县电力事业的发展。
杂交水稻大有发展前途，我们要迅速发动群众，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把杂交水稻搞上去
张平化踏遍了全省的山山水水，他善于调查，也善于提出问题进行研究。1965年快过去时，他对粮食生产的诸多环节再次进行了苦思，深深感到，制约全省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个水稻品种问题，要使粮食大幅度增产，必须在“良”字上多下功夫。1966年1月，张平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和各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四良”(良田、良种、良法、良制)的农业工作思路，强调大力推广良种。根据张平化的指示，省委迅速发出了《全党动员，集中力量，打好推广良种歼灭战的指示》。
当年，省农业部门从浙江、江苏、广东、上海等地引进“矮脚南特”、“农垦58”等优良稻种2亿多斤，并从江苏、浙江等地聘请一大批农业技术员，下到全省各地指导育秧技术和田间管理，通过一年实践，收到当年增产一成的好效果。农民尝到了甜头，也开始相信科学。
1974年，以黔阳农校教师袁隆平为首的科技人员经过10年含辛茹苦的专心钻研和反复实验，终于攻克了杂交水稻“三系”配套难关，培育出高产的杂交水稻。张平化在听取省农科院的汇报后，心情十分高兴地说：“这是农业科学研究上的一项重大突破，是加快粮食生产发展的一项崭新技术成果，是对农业生产的杰出贡献，各地一定要高度重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推广。”并指示他们迅速派人赴京向国务院和国家农业部作专题汇报。张平化也利用进京开会的机会，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汇报这一成果。不久，国务院指示农业部拨出120万元专款给湖南，用于发展杂交水稻。
1975年8月，在全省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现场会上，张平化与袁隆平亲切交谈，仔细询问杂交水稻的攻关情况，认真听取他对发展杂交水稻的意见。随后，他在会上强调：“杂交水稻大有发展前途，我们要迅速发动群众，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把杂交水稻搞上去。”当年，全省就组织12000余人到海南等地制种繁植，使1976年全省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到126万多亩，占当年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60％，并获得一季亩产306．5公斤的好收成，比当年全省稻谷平均亩产高出28．5％。此后，连续10余年，湖南杂交水稻面积一直列居全国第一，粮食单产也名列全国榜首。
心血铸就成功，在张平化主政的10余年时间里，湖南迅速跃居为全国农业强省。时至今日，一些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老同志还会记忆犹新地说：“湖南之所以能成为全国农业强省，是与张平化的正确领导和辛勤工作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