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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那么刚刚获得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李振声院士称得上“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南袁北李”，一个研究水稻，一个研究小麦，都用数十年的心血和智慧培育出了丰硕的果实，他们让广大农民受益，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受益……
多次粮食“危机”中解决中国人的饭碗问题
1985年至1987年我国粮食产量出现了徘徊，与1984年相比，3年累计减产487.5亿公斤，而同期人口累计增长4895万人。面对当时的困难，在中国科学院全力支持下，李振声带领中科院农业专家组通过3个月调查研究，提出了在黄淮海地区进行中低产田治理、打破粮食生产徘徊的建议，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大力支持下，带领本院25个研究所的400名科技人员投入冀、鲁、豫、皖4省的农业主战场，与地方政府联合，与兄弟单位合作，开展了大规模中低产田治理工作。
早在1965年和1966年，中国科学院就在河南封丘县和山东禹城县创设了两个10万亩以上的旱涝碱综合治理试验区。1987年9月到11月，刚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不久的李振声分别到两个试验区考察，认为两个试验区的大量科技成果可以向外围面上推广，为国家农业发展作出贡献。这个创意得到山东、河南、河北、安徽4省领导的支持。
1988年1月15日至18日，由周光召院长主持在北京召开了“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工作区划分为山东、河南、河北沧州和安徽淮北4片，以山东、河南为重点。
山东片的工作是以禹城试验区为重点展开的，禹城试验区包括1 4万亩盐碱地治理和北丘洼、沙河洼、辛店洼的治理，总称为“一片三洼”。在李振声倡导下，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陆懋曾、副省长马忠臣和李振声一起，参加在禹城辛店洼的农业开发万人劳动大会战，由省和院联合主持召集参加会战的地、县两级一把手负责人会议，作了进一步部署。会后参加山东片工作的24个研究所的300多名科技人员，从8个方面将工作全面展开。
中科院在黄淮海平原围绕治理中低产田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联合攻关，也在短短几年内取得显著成效。在工作的重点地区也是原来的重灾低产区的鲁西北、豫北、皖北和河北沧州的8个地市，1993年粮食总产净增56亿公斤，增34.6％；年平均增5．81％，而黄淮海平原全区平均年增是3.83％，全国同期年平均只增1.28％。“黄淮海战役”不仅为促进我国粮食增产发挥了带动作用，而且在科学院成为广为传颂的“黄淮海精神”，其实质就是科技人员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协作攻关的团队精神，深入实际的务实精神，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
1999年起，我国粮食出现了连续5年下滑的情况。在这之前，李振声在一些场合就谈过粮食下滑的问题，但未引起人们重视。2004年，李振声在中国科学人文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粮食恢复性生产，时不我待”的演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次人文论坛我觉得是个机会，就作了一些准备。发现问题确实严重，从1998年的10245.9亿斤，到2003年已经下降到8613.4亿斤，5年减少了1632.5亿斤；人均粮食从821斤下降到667斤，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后退了20年。我就如实地讲了出去，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当时，李振声在演讲中分析了减产的原因，发现70％以上的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不到30％因素是粮食单产的下降。即政策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因此他提出争取3年实现粮食恢复性增长的建议。从现在实施的情况看，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利的支农措施，连续多年实现了恢复性增长，2004年恢复到9389.4亿斤，2005年恢复到9680.0亿斤，2006年达到9949.0亿斤，已近1万亿斤。
2005年4月，李振声在博鳌论坛上又有一个发言，广受世人关注。原来，在1994年，美国农业和环境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上撰文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中国到2030年，若人均粮食消费水平按400公斤计，进口粮食将达到3.78亿吨。而世界粮食出口总量不过2亿多吨。到那时，不仅中国养活不了中国，世界也不能养活中国。
李振声在博鳌论坛上的发言是对10年前布朗“谁来养活中国”论调的回应。“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我认为这对我国的农业发展有警示作用，应该重视，但对一些推论和预测的情况我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年，博鳌论坛圆桌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和平崛起与亚洲的新角色”。当时，应邀出席的李振声想到要谈和平崛起，不能避开中国的粮食问题，那就必须对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作出回答。在消化和提取出了布朗的主要论据和论点之后，李振声收取、分析我国近15年的有关数据，与布朗预测的情况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布朗预测的情况与中国的实际不符，于是决定作回应性发言。
李振声激动地说：“我们对比的结果是，布朗的推论不正确，不符合中国实际!第一，人口增长速度比他预计的慢了1/3，布朗预计后4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1200万，而2003年我国人口实际增长只有761万；第二，人均耕地减少的速度不像布朗预计的那样严重，因为通过遥感测定我国耕地面积比原来公布的传统数字多出了36.9％第三，我国粮食15年合计进出口基本持平，净进口量只有879.4亿斤，相当于总消费量0.6％，微不足道!”
站在演讲台上，李振声信心百倍地告诉世界：“中国人能养活自己!现在如此，将来我们相信凭着中国正确的政策和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台下随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当李振声从海南带着成功、激动的心情飞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在机场看到的是臂带黑纱的女儿一一相濡以沫了几十年的老伴，就在他参加博鳌论坛的当天去世了。但是李振声说：“粮食生产是国民经济永恒的主题，这个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变。中国的农民是很讲实惠的。要让他们尝到甜头，他们才会安心种粮。国家政策的稳定支持是最重要的。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老伴会理解的!”
小村寨走出的大科学家当年最大的梦想是不饿肚子
“你听说了吗?咱村的李振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了。”“咱村里出名人啦，李振声获大奖了，总书记还给他颁奖了。”……一时间，李振声的家乡山东淄博市周村经济开发区南谢村沸腾了，全村的男女老幼在奔走相告着同一个消息。
1931年2月，李振声出生在淄博市一个农民家庭里，从小 就对农业有接触，一般的农活都参与过。11岁那年，山东大旱，“我挨过饿，知道粮食的珍惜、可贵”，“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尽管当时全家十分艰难，李振声的家庭还是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总是想尽办法送孩子上学。李振声先是在农村上私塾，后上学堂——小学就读于周村培德，后在光被中学(淄博六中前身)念中学。13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带着4个孩子，日子愈发艰难。李振声靠哥哥在济南一家店铺当伙计的工钱和亲戚的帮助读到了高中二年级。尽管青少年时代的李振声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但是李振声想到家里实在太困难了，想到省城济南托人找个工作，于是辍学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振声在街上看到山东农学院打出的一个招生广告，上面写着“免费食宿”。心想：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既能上学，还能有饭吃。于是，李振声又萌生了继续学业的想法，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报考了，没想到考上了。“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是济南解放给我提供了这个条件，所以也就对这个机会特别珍惜，学习比较努力。”
解放前的连年旱灾，让他对饿肚子有着特殊的记忆，而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李振声深知“民以食为天”的内涵，立志要让所有的人吃饱饭，所报考的山东农学院农学系的录取让他兴奋不已，他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系主任沈寿铨教授是位著名的育种专家，曾是燕京大学作物改良试验场负责人，他讲的内容很多都是自己搞科研的体会，内容丰富。沈寿铨教授给我们上小麦育种课，讲得很好，从小麦的进化、分类、育种的理论与技术，深入浅出，很有吸引力。余松烈教授讲的遗传课，也很生动——他后来从事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与示范推广，首创过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和技术。”李振声说，两位教授的讲课使自己从理论上提高了对小麦育种的认识，为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当年的恩师余松烈得悉李振声获奖的消息后表示由衷的高兴，说：“李振声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是对他长期致力于小麦遗传与远缘杂交育种研究工作的肯定，李振声院士在山东农学院求学期间学习就非常勤奋，同时他的天分也很高，人非常聪明，自然他的学习成绩也就位居班级前列了。当然，李振声院士获奖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归功于他后天的刻苦努力，首先是因为他的勤奋，在科学的道路上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科学研究需要脚踏实地。”
参加工作以后，李振声非常繁忙，但是每次回家时都不忘带回麦种在家乡田地里作试验，南谢村村委书记刘元臣回忆李振声回家时的情景，情绪仍很激动：“(20世纪)70年代，振声叔正在研究小麦，每次回到村里，他都会带一些麦种来村里搞试验，返回北京的时候再包一些家乡的土壤带回去研究，看看我们村里的土地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小麦种子，淄博市乃至全国好多地方的小麦都是振声叔研究的麦种。”刘元臣说，李振声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就是兢兢业业，来去匆匆。
根治“小麦癌症”成为一辈子的心结
1951年，李振声从山东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选种实验馆工作。
当时，遗传选种实验馆有遗传组、生理组和栽培组3个课题组，李振声被分工到栽培组，师从土壤学家冯兆林从事种植牧草改良土壤的研究，分工负责牧草种质资源的收集、种植与生物学特性的观察研究。几年中，他对800多种牧草进行了较深入的观察与研究。
1956年，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李振声放弃北京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背起行李，从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选种实验馆奔赴西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陕西杨陵，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开始了小麦育种的研究。从此，李振声开始了在大西北31年的科研生涯。
这一年，我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小麦条锈病大流行。小麦条锈病是小麦生产上典型的气流传播大区域流行性病害，具有发生区域广、流行频率高、危害损失重的特点。刚刚开始侵入的时候肉眼看不见，到了后期病菌症状显示出来，在小麦叶片上会发现一行一行的粉状的东西，晃眼一看像生锈一样，远处一看小麦叶片是一片黄的，“像黄锈一样的孢子堆是一行一行，一条一条的，我们叫条锈，即条锈病”。一旦发生将在大面积范围内流行，会造成小麦产量的损失，减产30％到50％，甚至绝收。为此，小麦条锈病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害有“小麦癌症”之称，严重威胁着小麦生产。
当时只有25岁的李振声忧心忡忡。他决定从事小麦改良研究，为农民培育出优良抗病的小麦。“引起小麦条锈病大流行的原因是，病菌变异的速度快，育种的速度慢，即8年才能育成一个小麦新品种，而据25个国家统计，条锈病平均5．5年就能产生一个新的生理小种，成为当时一个世界性难题。”
李振声通过多年对牧草的研究，发现长穗偃麦草等具有非常好的抗病性。于是，萌发了通过牧草与小麦杂交把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的想法。
事实上，我们今天吃到的小麦，就是最原始的一粒小麦先后和拟斯卑尔脱山羊草、粗山羊草，经过两次天然杂交和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进化来的。一粒小麦与拟斯卑尔脱山羊草发生天然杂交后形成了二粒小麦，产量提高了；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发生天然杂交后形成了普通小麦，不仅产量提高了，而且品质有了根本的改善，就是面粉能够发面做馒头和面包了。但小麦经过数千年的人工选择和栽培，如同温室里的花朵，抗病的基因逐渐丧失；而野草却因无人管理，非常强的抗病性和抗逆性，在自然选择中得以生存下来。
通过对小麦历史的研究，李振声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李振声的想法就好比为牧草和小麦进行特殊的“婚配”，让小麦的后代获得草的抗病基因。“好比为小麦找一个牧草丈夫，因为是远缘，就像马和驴杂交的后代骡子没有生育能力，所以让小麦的后代获得草的抗病基因，难度非常大。”在采访中，李振声仿佛在给记者上一堂科普课。
所幸的是，李振声提出的通过远缘杂交将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选育持久性抗病小麦品种的设想，得到了植物学家闻洪汉和植物病理学家李振歧的支持。为解决小麦条锈病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李振声另辟蹊径，对远缘杂交开始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
经过20年的努力，他带领课题组克服了小麦远缘杂交不亲和、杂种后代不育、疯狂分离等困难，将偃麦草的抗病和抗逆基因转移到小麦当中，育成小偃麦八倍体、异附加系、异代换系、易位系和小偃4号、5号、6号、54号、81号等小偃系列小麦新品种，其中仅小偃6号就累 计推广1.5亿亩，增产粮食40亿公斤。小偃系统衍生良种7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大概在3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了75亿公斤。
由于小偃麦的抗病性强、产量高、品质好，在黄淮流域冬麦区广泛种植，于是农村流传开了这样一句民谣：“要吃面，种小偃。”可是，李振声则笑言：“我们今天能吃到发面馒头和面包，应该谢谢大自然，也要谢谢给小麦提供优良基因的小草。”
几十年来，李振声走到哪里就把技术带到哪里，哪里的小麦就增产。为了推广新技术，李振声费尽了心。由于习惯于传统栽培方法，不少农民对有关技术持怀疑态度。李振声就把技术送到家门上，反复宣传新技术要点及将会产生的高效益。他还在小麦生育期间，带着助手到农民的麦田具体指导，农民按他说的去做，到第二年示范田比对照田每亩增产几十公斤。这下农民服气了，纷纷要求李振声来指导生产。看到新技术在神州大地开了花，小麦取得丰收，李振声感到无限欣慰，因为丰收的果实里凝结着他的心血。
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李振声取得了一系列科研上的成绩。李振声对农业科技事业的执著追求从未动摇过，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间断过。他曾经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等职务。上世纪80年代初，上级组织曾考虑让他担任陕西省副省长一职。为了挚爱的科技事业，他毅然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后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魏明海专程到他家中去看他，一见面就说：“振声，我们是老朋友了，说心里话，想做官还是想做研究?”李振声回答说：“你曾在宝鸡工作多年，我们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的性格你也知道，不适合做官，做研究更能发挥我的作用。”即使后来到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他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业务研究工作，直到今天还担任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研究员。
根据有关规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数额为500万元，450万元由获奖人自主选题，用作科学研究经费，50万元属获奖人个人所得。接受采访时，李振声表示，将把50万元的个人奖金全部捐给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作为困难学生的助学基金，助经济困难学生一臂之力。在荣誉面前，李振声显得很淡定恬然，告诉记者，他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平常就是粗茶淡饭，生活上他很知足，孩子们也都同意了。谦逊和蔼的微笑一直挂在脸上，他的淡泊严谨感染了记者。
严谨而不失温和，衣着朴素而精神矍铄。作为来自农民家庭的科学家，李振声始终在为中国人民的“吃粮”问题奔忙。一般人难以把他和中国科技最高奖联系起来，一般人也难以认为我国小麦远缘杂交的奠基人就是眼前这慈祥朴实的老者……
多次粮食“危机”中解决中国人的饭碗问题
1985年至1987年我国粮食产量出现了徘徊，与1984年相比，3年累计减产487.5亿公斤，而同期人口累计增长4895万人。面对当时的困难，在中国科学院全力支持下，李振声带领中科院农业专家组通过3个月调查研究，提出了在黄淮海地区进行中低产田治理、打破粮食生产徘徊的建议，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大力支持下，带领本院25个研究所的400名科技人员投入冀、鲁、豫、皖4省的农业主战场，与地方政府联合，与兄弟单位合作，开展了大规模中低产田治理工作。
早在1965年和1966年，中国科学院就在河南封丘县和山东禹城县创设了两个10万亩以上的旱涝碱综合治理试验区。1987年9月到11月，刚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不久的李振声分别到两个试验区考察，认为两个试验区的大量科技成果可以向外围面上推广，为国家农业发展作出贡献。这个创意得到山东、河南、河北、安徽4省领导的支持。
1988年1月15日至18日，由周光召院长主持在北京召开了“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工作区划分为山东、河南、河北沧州和安徽淮北4片，以山东、河南为重点。
山东片的工作是以禹城试验区为重点展开的，禹城试验区包括1 4万亩盐碱地治理和北丘洼、沙河洼、辛店洼的治理，总称为“一片三洼”。在李振声倡导下，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陆懋曾、副省长马忠臣和李振声一起，参加在禹城辛店洼的农业开发万人劳动大会战，由省和院联合主持召集参加会战的地、县两级一把手负责人会议，作了进一步部署。会后参加山东片工作的24个研究所的300多名科技人员，从8个方面将工作全面展开。
中科院在黄淮海平原围绕治理中低产田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联合攻关，也在短短几年内取得显著成效。在工作的重点地区也是原来的重灾低产区的鲁西北、豫北、皖北和河北沧州的8个地市，1993年粮食总产净增56亿公斤，增34.6％；年平均增5．81％，而黄淮海平原全区平均年增是3.83％，全国同期年平均只增1.28％。“黄淮海战役”不仅为促进我国粮食增产发挥了带动作用，而且在科学院成为广为传颂的“黄淮海精神”，其实质就是科技人员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协作攻关的团队精神，深入实际的务实精神，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
1999年起，我国粮食出现了连续5年下滑的情况。在这之前，李振声在一些场合就谈过粮食下滑的问题，但未引起人们重视。2004年，李振声在中国科学人文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粮食恢复性生产，时不我待”的演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次人文论坛我觉得是个机会，就作了一些准备。发现问题确实严重，从1998年的10245.9亿斤，到2003年已经下降到8613.4亿斤，5年减少了1632.5亿斤；人均粮食从821斤下降到667斤，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后退了20年。我就如实地讲了出去，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当时，李振声在演讲中分析了减产的原因，发现70％以上的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不到30％因素是粮食单产的下降。即政策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因此他提出争取3年实现粮食恢复性增长的建议。从现在实施的情况看，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利的支农措施，连续多年实现了恢复性增长，2004年恢复到9389.4亿斤，2005年恢复到9680.0亿斤，2006年达到9949.0亿斤，已近1万亿斤。
2005年4月，李振声在博鳌论坛上又有一个发言，广受世人关注。原来，在1994年，美国农业和环境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上撰文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中国到2030年，若人均粮食消费水平按400公斤计，进口粮食将达到3.78亿吨。而世界粮食出口总量不过2亿多吨。到那时，不仅中国养活不了中国，世界也不能养活中国。
李振声在博鳌论坛上的发言是对10年前布朗“谁来养活中国”论调的回应。“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我认为这对我国的农业发展有警示作用，应该重视，但对一些推论和预测的情况我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年，博鳌论坛圆桌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和平崛起与亚洲的新角色”。当时，应邀出席的李振声想到要谈和平崛起，不能避开中国的粮食问题，那就必须对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作出回答。在消化和提取出了布朗的主要论据和论点之后，李振声收取、分析我国近15年的有关数据，与布朗预测的情况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布朗预测的情况与中国的实际不符，于是决定作回应性发言。
李振声激动地说：“我们对比的结果是，布朗的推论不正确，不符合中国实际!第一，人口增长速度比他预计的慢了1/3，布朗预计后4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1200万，而2003年我国人口实际增长只有761万；第二，人均耕地减少的速度不像布朗预计的那样严重，因为通过遥感测定我国耕地面积比原来公布的传统数字多出了36.9％第三，我国粮食15年合计进出口基本持平，净进口量只有879.4亿斤，相当于总消费量0.6％，微不足道!”
站在演讲台上，李振声信心百倍地告诉世界：“中国人能养活自己!现在如此，将来我们相信凭着中国正确的政策和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台下随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当李振声从海南带着成功、激动的心情飞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在机场看到的是臂带黑纱的女儿一一相濡以沫了几十年的老伴，就在他参加博鳌论坛的当天去世了。但是李振声说：“粮食生产是国民经济永恒的主题，这个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变。中国的农民是很讲实惠的。要让他们尝到甜头，他们才会安心种粮。国家政策的稳定支持是最重要的。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老伴会理解的!”
小村寨走出的大科学家当年最大的梦想是不饿肚子
“你听说了吗?咱村的李振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了。”“咱村里出名人啦，李振声获大奖了，总书记还给他颁奖了。”……一时间，李振声的家乡山东淄博市周村经济开发区南谢村沸腾了，全村的男女老幼在奔走相告着同一个消息。
1931年2月，李振声出生在淄博市一个农民家庭里，从小 就对农业有接触，一般的农活都参与过。11岁那年，山东大旱，“我挨过饿，知道粮食的珍惜、可贵”，“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尽管当时全家十分艰难，李振声的家庭还是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总是想尽办法送孩子上学。李振声先是在农村上私塾，后上学堂——小学就读于周村培德，后在光被中学(淄博六中前身)念中学。13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带着4个孩子，日子愈发艰难。李振声靠哥哥在济南一家店铺当伙计的工钱和亲戚的帮助读到了高中二年级。尽管青少年时代的李振声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但是李振声想到家里实在太困难了，想到省城济南托人找个工作，于是辍学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振声在街上看到山东农学院打出的一个招生广告，上面写着“免费食宿”。心想：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既能上学，还能有饭吃。于是，李振声又萌生了继续学业的想法，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报考了，没想到考上了。“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是济南解放给我提供了这个条件，所以也就对这个机会特别珍惜，学习比较努力。”
解放前的连年旱灾，让他对饿肚子有着特殊的记忆，而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李振声深知“民以食为天”的内涵，立志要让所有的人吃饱饭，所报考的山东农学院农学系的录取让他兴奋不已，他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系主任沈寿铨教授是位著名的育种专家，曾是燕京大学作物改良试验场负责人，他讲的内容很多都是自己搞科研的体会，内容丰富。沈寿铨教授给我们上小麦育种课，讲得很好，从小麦的进化、分类、育种的理论与技术，深入浅出，很有吸引力。余松烈教授讲的遗传课，也很生动——他后来从事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与示范推广，首创过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和技术。”李振声说，两位教授的讲课使自己从理论上提高了对小麦育种的认识，为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当年的恩师余松烈得悉李振声获奖的消息后表示由衷的高兴，说：“李振声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是对他长期致力于小麦遗传与远缘杂交育种研究工作的肯定，李振声院士在山东农学院求学期间学习就非常勤奋，同时他的天分也很高，人非常聪明，自然他的学习成绩也就位居班级前列了。当然，李振声院士获奖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归功于他后天的刻苦努力，首先是因为他的勤奋，在科学的道路上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科学研究需要脚踏实地。”
参加工作以后，李振声非常繁忙，但是每次回家时都不忘带回麦种在家乡田地里作试验，南谢村村委书记刘元臣回忆李振声回家时的情景，情绪仍很激动：“(20世纪)70年代，振声叔正在研究小麦，每次回到村里，他都会带一些麦种来村里搞试验，返回北京的时候再包一些家乡的土壤带回去研究，看看我们村里的土地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小麦种子，淄博市乃至全国好多地方的小麦都是振声叔研究的麦种。”刘元臣说，李振声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就是兢兢业业，来去匆匆。
根治“小麦癌症”成为一辈子的心结
1951年，李振声从山东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选种实验馆工作。
当时，遗传选种实验馆有遗传组、生理组和栽培组3个课题组，李振声被分工到栽培组，师从土壤学家冯兆林从事种植牧草改良土壤的研究，分工负责牧草种质资源的收集、种植与生物学特性的观察研究。几年中，他对800多种牧草进行了较深入的观察与研究。
1956年，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李振声放弃北京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背起行李，从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选种实验馆奔赴西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陕西杨陵，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开始了小麦育种的研究。从此，李振声开始了在大西北31年的科研生涯。
这一年，我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小麦条锈病大流行。小麦条锈病是小麦生产上典型的气流传播大区域流行性病害，具有发生区域广、流行频率高、危害损失重的特点。刚刚开始侵入的时候肉眼看不见，到了后期病菌症状显示出来，在小麦叶片上会发现一行一行的粉状的东西，晃眼一看像生锈一样，远处一看小麦叶片是一片黄的，“像黄锈一样的孢子堆是一行一行，一条一条的，我们叫条锈，即条锈病”。一旦发生将在大面积范围内流行，会造成小麦产量的损失，减产30％到50％，甚至绝收。为此，小麦条锈病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害有“小麦癌症”之称，严重威胁着小麦生产。
当时只有25岁的李振声忧心忡忡。他决定从事小麦改良研究，为农民培育出优良抗病的小麦。“引起小麦条锈病大流行的原因是，病菌变异的速度快，育种的速度慢，即8年才能育成一个小麦新品种，而据25个国家统计，条锈病平均5．5年就能产生一个新的生理小种，成为当时一个世界性难题。”
李振声通过多年对牧草的研究，发现长穗偃麦草等具有非常好的抗病性。于是，萌发了通过牧草与小麦杂交把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的想法。
事实上，我们今天吃到的小麦，就是最原始的一粒小麦先后和拟斯卑尔脱山羊草、粗山羊草，经过两次天然杂交和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进化来的。一粒小麦与拟斯卑尔脱山羊草发生天然杂交后形成了二粒小麦，产量提高了；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发生天然杂交后形成了普通小麦，不仅产量提高了，而且品质有了根本的改善，就是面粉能够发面做馒头和面包了。但小麦经过数千年的人工选择和栽培，如同温室里的花朵，抗病的基因逐渐丧失；而野草却因无人管理，非常强的抗病性和抗逆性，在自然选择中得以生存下来。
通过对小麦历史的研究，李振声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李振声的想法就好比为牧草和小麦进行特殊的“婚配”，让小麦的后代获得草的抗病基因。“好比为小麦找一个牧草丈夫，因为是远缘，就像马和驴杂交的后代骡子没有生育能力，所以让小麦的后代获得草的抗病基因，难度非常大。”在采访中，李振声仿佛在给记者上一堂科普课。
所幸的是，李振声提出的通过远缘杂交将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选育持久性抗病小麦品种的设想，得到了植物学家闻洪汉和植物病理学家李振歧的支持。为解决小麦条锈病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李振声另辟蹊径，对远缘杂交开始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
经过20年的努力，他带领课题组克服了小麦远缘杂交不亲和、杂种后代不育、疯狂分离等困难，将偃麦草的抗病和抗逆基因转移到小麦当中，育成小偃麦八倍体、异附加系、异代换系、易位系和小偃4号、5号、6号、54号、81号等小偃系列小麦新品种，其中仅小偃6号就累 计推广1.5亿亩，增产粮食40亿公斤。小偃系统衍生良种7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大概在3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了75亿公斤。
由于小偃麦的抗病性强、产量高、品质好，在黄淮流域冬麦区广泛种植，于是农村流传开了这样一句民谣：“要吃面，种小偃。”可是，李振声则笑言：“我们今天能吃到发面馒头和面包，应该谢谢大自然，也要谢谢给小麦提供优良基因的小草。”
几十年来，李振声走到哪里就把技术带到哪里，哪里的小麦就增产。为了推广新技术，李振声费尽了心。由于习惯于传统栽培方法，不少农民对有关技术持怀疑态度。李振声就把技术送到家门上，反复宣传新技术要点及将会产生的高效益。他还在小麦生育期间，带着助手到农民的麦田具体指导，农民按他说的去做，到第二年示范田比对照田每亩增产几十公斤。这下农民服气了，纷纷要求李振声来指导生产。看到新技术在神州大地开了花，小麦取得丰收，李振声感到无限欣慰，因为丰收的果实里凝结着他的心血。
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李振声取得了一系列科研上的成绩。李振声对农业科技事业的执著追求从未动摇过，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间断过。他曾经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等职务。上世纪80年代初，上级组织曾考虑让他担任陕西省副省长一职。为了挚爱的科技事业，他毅然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后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魏明海专程到他家中去看他，一见面就说：“振声，我们是老朋友了，说心里话，想做官还是想做研究?”李振声回答说：“你曾在宝鸡工作多年，我们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的性格你也知道，不适合做官，做研究更能发挥我的作用。”即使后来到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他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业务研究工作，直到今天还担任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研究员。
根据有关规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数额为500万元，450万元由获奖人自主选题，用作科学研究经费，50万元属获奖人个人所得。接受采访时，李振声表示，将把50万元的个人奖金全部捐给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作为困难学生的助学基金，助经济困难学生一臂之力。在荣誉面前，李振声显得很淡定恬然，告诉记者，他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平常就是粗茶淡饭，生活上他很知足，孩子们也都同意了。谦逊和蔼的微笑一直挂在脸上，他的淡泊严谨感染了记者。
严谨而不失温和，衣着朴素而精神矍铄。作为来自农民家庭的科学家，李振声始终在为中国人民的“吃粮”问题奔忙。一般人难以把他和中国科技最高奖联系起来，一般人也难以认为我国小麦远缘杂交的奠基人就是眼前这慈祥朴实的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