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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莫言是一位闻名世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他善于运用幻觉现实主义把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的长篇小说《蛙》是其代表作之一。它以新中国近六十年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采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去干预生命，在国家政治和民间伦理的冲突中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在时代的变迁中展示了受权威话语所支配的命令下不同价值群体的选择和心理激变，从判断是非对错的过程中反思人性和反思时代，在如何去选择坚持理性还是顺应人性上给予读者一种回馈和思考，在中国文学史和社会史中占据一席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莫言;蛙;理性;人性;计划生育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激增，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深远。根深蒂固的“多子多孙”、“子孙满堂”、“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是进行这一政策的最大阻碍，但不可否认，这一政策实施有根有据又迫在眉睫。中国学者对此发表了许多作品，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思考。莫言的《蛙》最具代表性、现实性和反思性。这部小说发表之后，受到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作品，比如“原罪和无效忏悔”、“文本叙事方式和结构”、“隐喻功能”等，以个人的审美和经验在莫言的《蛙》中寻求到相对匹配和完整的切合点。
一、《蛙》的主要内容
《蛙》是莫言在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是他尝试用自己的作品来为中国历史进行清理和反思的代表。它以新中国农村生育史为写作背景，由三种不同的文体拼接而成，在故事取材和叙事结构上都具有创新之处，是一部透视和反思历史的巨作。
《蛙》分为五部，由书信、文学素材和话剧剧本三种文体组成。主要写了三个时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生产发展迅速，鼓励生育的时期;六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时期，;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宽松时期。文章主体部分是以一位叫全名叫万足，笔名叫蝌蚪的作家口吻，给日本杉谷义人写信的方式，把在这三个不同时期的万心（蝌蚪的姑姑）的事迹作为主线，描写了不同理解时期的农村社会生育状况，从而来反映时代浪潮下人性的选择。
二、《蛙》中理性与人性的体现
《蛙》从三个时期展示了理性和人性存在狀态的发展和变化，从最开始的和谐共处，到互相对立和博弈，再到共生共存，看似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和自然的变化，实际上却发展到了一个更加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在鼓励生育时，姑姑由于科学和高超的接生技术，被奉为“活菩萨”。当计划生育实施时，姑姑以坚决的态度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从前的“活菩萨”变成了人人口中不通人性的“活阎王”。国家政治颁布的政策和传统思想道德观念成为了一个完全对立的范畴。作为党员，姑姑遵从党的决议和政策，这是最基本的党员理性精神的体现。但从道德层面说，姑姑却用各种极端的方式去解决社会中存在几千年的观念。
在时代的变迁中《蛙》出现了反社会性的现象，坏人成了社会尊重的人、代孕服务市场化等。他们在市场化和商业化充斥的环境中，在判断是非错误中做出选择。姑姑这个时期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她寻求到了人性最深处的罪恶和忏悔，同时她逐渐被时代的浪潮吞噬，被自己之前的罪恶所覆盖，抛弃了遵循法律、遵从社会准则和道德中的理性部分，而是为了自以为的赎罪，做出了有悖于人性最本真的事情，比如帮忙代孕生产，欺骗陈眉等。姑姑如此，小狮子、蝌蚪等亦是这样。
三、《蛙》中理性和人性的冲突
在《蛙》这部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理性和人性的冲突，冲突产生矛盾，这让小说人物在聚光灯下做出他们认为对的选择，从这些选择中，读者参与进来，运用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标准和价值理念，来对文中人物的选择做出判断和反思。上述中具有一元性的情感倾向，为文本增添了许多无奈的色彩，读者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置身其境，但却发现很容易就进退维谷，不知所措，所以跳出文本外，做一个全知的旁观者，对其进行多元思考。
在读者阅读姑姑去用极端和残忍的手段去维护国家政策时，难免会觉得姑姑是一个没有血性的女人。可以说，姑姑这种行为，是必要恶的一部分，在小说《蛙》的日译本影印页写着这样一句话：“打胎则生命与希望消失;出生则世界必陷入饥饿。”无疑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哪一次不是要牺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果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没有人愿意去当被人唾骂的“活阎王”。但当姑姑面对一个接一个产妇死亡的时候，她第一次开始犹豫，开始追问自己“这算怎么回事？”国家政策和人性本能在姑姑心里第一次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当生命已经不可能摆脱政治、回归到最初的自由状态时，如何给生命以最大程度的尊重和保护，姑姑开始没有了答案。
直到她退休的那一天，一地的蛙鸣，仿佛孩子的哭声在审判她，姑姑的黑绸裙被撕落，随着身体的不断裸露，她有了新的选择。她活在罪恶和忏悔中，她疯了，死了，再生了，她变成了没有一丝理性的女人。她对泥娃娃的生命创造和保护，带有更多的赎罪感，她对蝌蚪产生了愧疚感。感性的指引让她再一次走向了岔路，她帮助代孕者接生、欺骗，新的冲突凸显出来。如果说在之前的冲突中，读者不能去轻易地评判是非对错，那这一次，结果却很明朗。她在这一次理性和人性的冲突中终究是失败了，在理性与人性虚假和逃避的共生共存中一步步地走向人生罪恶的深渊。
三、在理性和人性中做出抉择
小说《蛙》给我们传达了一种人生困境。每一个读者对《蛙》中人物在理性和人性的选择上都有自己一套评价标准，对于姑姑坚决的计划落实可能评判不一。如果时代允许，姑姑又何尝不会如计划生育之前那样，做一个生命的迎接者，而不是生命的毁灭者。我们可能会怀疑用权力强制落实政策的手段是不是可取？但在小说结尾，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无法控制的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地步，连人最可贵的生命都成为了可以量化的东西，人的基本价值取向和道德选择出现了无法测量的偏离和虚假，这样的社会我们不用法律约束、不用理性强制的手段，单靠道德制高点为标准来制约，是不能达到理想的社会，这正是对姑姑行为的赞同，对历史和社会最直接的回应。
当然人性本能中的品质是可贵的，是每一个人最本真的财富。人性作为人的基本能力，在面对一切残忍和罪恶的事情时，是会有所刺激和仁慈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仁慈称之为软弱，它们更多的是善良，是对自己精神的顺从和保护。当人性是善的时候，社会对其也是善良和宽容的;而当人性是恶的时候，社会终会摒弃和吞噬他们，此时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用稳定而又公正的理性来抑制着爆发出的带有恶意的人性。
参考文献：
1.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
2.李松睿：“生命政治”与历史书写—论莫言的小说《蛙》[J]，东吴学术，2011年第1期;
3. 刘郁琪、陶海霞：莫言小说《蛙》的叙事伦理[J]，文学教育，2010年7月;
关键词：莫言;蛙;理性;人性;计划生育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激增，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深远。根深蒂固的“多子多孙”、“子孙满堂”、“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是进行这一政策的最大阻碍，但不可否认，这一政策实施有根有据又迫在眉睫。中国学者对此发表了许多作品，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思考。莫言的《蛙》最具代表性、现实性和反思性。这部小说发表之后，受到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作品，比如“原罪和无效忏悔”、“文本叙事方式和结构”、“隐喻功能”等，以个人的审美和经验在莫言的《蛙》中寻求到相对匹配和完整的切合点。
一、《蛙》的主要内容
《蛙》是莫言在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是他尝试用自己的作品来为中国历史进行清理和反思的代表。它以新中国农村生育史为写作背景，由三种不同的文体拼接而成，在故事取材和叙事结构上都具有创新之处，是一部透视和反思历史的巨作。
《蛙》分为五部，由书信、文学素材和话剧剧本三种文体组成。主要写了三个时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生产发展迅速，鼓励生育的时期;六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时期，;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宽松时期。文章主体部分是以一位叫全名叫万足，笔名叫蝌蚪的作家口吻，给日本杉谷义人写信的方式，把在这三个不同时期的万心（蝌蚪的姑姑）的事迹作为主线，描写了不同理解时期的农村社会生育状况，从而来反映时代浪潮下人性的选择。
二、《蛙》中理性与人性的体现
《蛙》从三个时期展示了理性和人性存在狀态的发展和变化，从最开始的和谐共处，到互相对立和博弈，再到共生共存，看似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和自然的变化，实际上却发展到了一个更加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在鼓励生育时，姑姑由于科学和高超的接生技术，被奉为“活菩萨”。当计划生育实施时，姑姑以坚决的态度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从前的“活菩萨”变成了人人口中不通人性的“活阎王”。国家政治颁布的政策和传统思想道德观念成为了一个完全对立的范畴。作为党员，姑姑遵从党的决议和政策，这是最基本的党员理性精神的体现。但从道德层面说，姑姑却用各种极端的方式去解决社会中存在几千年的观念。
在时代的变迁中《蛙》出现了反社会性的现象，坏人成了社会尊重的人、代孕服务市场化等。他们在市场化和商业化充斥的环境中，在判断是非错误中做出选择。姑姑这个时期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她寻求到了人性最深处的罪恶和忏悔，同时她逐渐被时代的浪潮吞噬，被自己之前的罪恶所覆盖，抛弃了遵循法律、遵从社会准则和道德中的理性部分，而是为了自以为的赎罪，做出了有悖于人性最本真的事情，比如帮忙代孕生产，欺骗陈眉等。姑姑如此，小狮子、蝌蚪等亦是这样。
三、《蛙》中理性和人性的冲突
在《蛙》这部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理性和人性的冲突，冲突产生矛盾，这让小说人物在聚光灯下做出他们认为对的选择，从这些选择中，读者参与进来，运用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标准和价值理念，来对文中人物的选择做出判断和反思。上述中具有一元性的情感倾向，为文本增添了许多无奈的色彩，读者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置身其境，但却发现很容易就进退维谷，不知所措，所以跳出文本外，做一个全知的旁观者，对其进行多元思考。
在读者阅读姑姑去用极端和残忍的手段去维护国家政策时，难免会觉得姑姑是一个没有血性的女人。可以说，姑姑这种行为，是必要恶的一部分，在小说《蛙》的日译本影印页写着这样一句话：“打胎则生命与希望消失;出生则世界必陷入饥饿。”无疑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哪一次不是要牺牲掉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果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没有人愿意去当被人唾骂的“活阎王”。但当姑姑面对一个接一个产妇死亡的时候，她第一次开始犹豫，开始追问自己“这算怎么回事？”国家政策和人性本能在姑姑心里第一次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当生命已经不可能摆脱政治、回归到最初的自由状态时，如何给生命以最大程度的尊重和保护，姑姑开始没有了答案。
直到她退休的那一天，一地的蛙鸣，仿佛孩子的哭声在审判她，姑姑的黑绸裙被撕落，随着身体的不断裸露，她有了新的选择。她活在罪恶和忏悔中，她疯了，死了，再生了，她变成了没有一丝理性的女人。她对泥娃娃的生命创造和保护，带有更多的赎罪感，她对蝌蚪产生了愧疚感。感性的指引让她再一次走向了岔路，她帮助代孕者接生、欺骗，新的冲突凸显出来。如果说在之前的冲突中，读者不能去轻易地评判是非对错，那这一次，结果却很明朗。她在这一次理性和人性的冲突中终究是失败了，在理性与人性虚假和逃避的共生共存中一步步地走向人生罪恶的深渊。
三、在理性和人性中做出抉择
小说《蛙》给我们传达了一种人生困境。每一个读者对《蛙》中人物在理性和人性的选择上都有自己一套评价标准，对于姑姑坚决的计划落实可能评判不一。如果时代允许，姑姑又何尝不会如计划生育之前那样，做一个生命的迎接者，而不是生命的毁灭者。我们可能会怀疑用权力强制落实政策的手段是不是可取？但在小说结尾，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无法控制的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地步，连人最可贵的生命都成为了可以量化的东西，人的基本价值取向和道德选择出现了无法测量的偏离和虚假，这样的社会我们不用法律约束、不用理性强制的手段，单靠道德制高点为标准来制约，是不能达到理想的社会，这正是对姑姑行为的赞同，对历史和社会最直接的回应。
当然人性本能中的品质是可贵的，是每一个人最本真的财富。人性作为人的基本能力，在面对一切残忍和罪恶的事情时，是会有所刺激和仁慈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仁慈称之为软弱，它们更多的是善良，是对自己精神的顺从和保护。当人性是善的时候，社会对其也是善良和宽容的;而当人性是恶的时候，社会终会摒弃和吞噬他们，此时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用稳定而又公正的理性来抑制着爆发出的带有恶意的人性。
参考文献：
1.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
2.李松睿：“生命政治”与历史书写—论莫言的小说《蛙》[J]，东吴学术，2011年第1期;
3. 刘郁琪、陶海霞：莫言小说《蛙》的叙事伦理[J]，文学教育，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