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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琴（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图书是人类思想与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中国摄影》杂志以图书为题，张榜推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借一年一度图书出版成果的梳理，为业界提供更丰富的思想与精神的滋养，也为广大摄影人提供专业的高品质的有效指导与引领。
图书榜评审历经第二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逐步形成规范。如何让品牌形成影响，让影响成为一份力量，务必竭心尽力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即讲政治、重学术、立规矩。
讲政治就是要注重导向性，要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文化的论述为指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重学术就是要突出专业性，以专家评委的眼界学识，推荐出具有学术品质、富有创新精神、具备原创价值的优秀图书。
立规矩就是体现公正性，要以征稿启事为基础，以承诺回避制度、观察员制度为保障，确保程序合理、评判公平、结果公正。
感谢评委们在百忙之中的参与，也祝愿图书榜越办越好。
田宇原（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
从个人感情上来讲，我在出版界工作了16年，对出版还是很有感情的。这次在嘉兴影上书房举办的图书榜评选活动，有特殊的意义，这一意义不仅仅是在嘉兴市，不仅仅是在浙江省，对整个中国摄影界都是有相当深远的摄影专业上和艺术史上的意义。我特别注意到了个人自己制作的那些手工书，这是我们艺术史发展上很重要的现象，也是对过去体制的一种创新和挑战，这个意义会很深远。
罗江华（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副巡视员）：
相比第一屆，本届参选图书的整体水平更高了。在2014年全国整顿文评奖将所有的文艺家协会的理论评审取消的大背景下，“中国摄影图书榜”显得更为及时与重要。我个人觉得与摄影创作相比，摄影著作不应被忽视，创作离不开理论支撑，所以对优秀摄影著作、摄影图书的发掘与评选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意见与建议。从图书馆学来说，图书分类可以更规范、更科学。同时，邀请更多对摄影图书有专业研究的学者加入到图书榜的评选，都将有利于下一届图书榜的开展与深入。
毛小芳（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
图书榜评选对摄影人可以选择什么书来阅读，很有导向作用。不过，当下的、年轻的中国摄影师作品集还是太少了。其实，中国摄影师的总体水平在国际上不差，但是作为摄影师作品的重要呈现载体的个人摄影集的出版并没有相应跟上。当然，这不是一个图书榜能承担的事，出版社自身也需要要有意识地去选择摄影师们的作品出版，有优秀的编辑能跟得上。另外，我也希望中国年轻摄影师作品的出版能够得到国家的扶持。
王一伟（嘉兴市文联主席）：
第二届中国摄影图书榜评选活动在嘉兴举行，这是嘉兴为数不多的高规格且纯学术的文化活动。嘉兴对此也很重视，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把中国摄影图书榜评选活动作为嘉兴的精品扶持项目，这是由嘉兴市宣传部、文化局、文联和财政局共同支持的项目，这也是地方对于这一活动给予的肯定。祝愿图书榜评选活动越办越好。
王新妹（影上书房摄影图书馆馆长）：
建立影上书房，对我来说多少有一些情怀在里面，因为我爱书。《中国摄影》和影上书房能一起合作做图书榜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今年已经是第二届了。首届摄影图书评选结束之后，更多人知道了我们，去年一年影上书房收到500多本有价值的摄影书捐赠，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深切感受到图书榜评选对影上书房发展的巨大推动。去年首届入榜图书去大理、丽水、三门峡等摄影节参展，观众反映热烈，很仔细地阅读，并纷纷表示以前都没发现这些好书，问哪里可以买到。可见广大的摄影人和读者是非常渴望好书的。
影上书房成立的时间并不长，收藏的书还不多。我们希望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支持，同时也希望将我们的藏书回馈给社会，让更多的研究者、摄影家及摄影专业学生能够在影上书房读到更多的好书。
汪家明（人民美术出版社原社长、中国美协理事）：
第一次参加这个评选，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也做出版，尤其是常年做图文书的出版，也出过不少摄影图书，但是从来没有这样集中地看这类图书，来参加是特别高兴，也很有收获。
这次参选的摄影图书总的来说，摄影集的还是分量比较重，这方面我选得也比较多。史论类比较弱，尤其是中国作者写得很弱，陈申的《光社纪事》是这次参选的史论类摄影书中写得最好的，下了工夫。这次参选的引进类摄影图书也不少，现在中国的出版社引进国外版权厉害，全世界谁都比不了，经常是对方一出版我们就引进，甚至还没有出版都引进了。“自制摄影图书”里包含的展览图录不多，我经常参加文化部组织的“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里面有很多图录是摄影类的，但是有不少没参加图书榜评选，我觉得这方面以后还可以下功夫，把这些书收集过来。我觉得设这一类很巧妙，这种展览图录很重要，有些是和出版社合作出的，有些是美术馆自己做，图录的评选分量还可以扩大。
这次明显感受到整个出版界对老照片整理的重视，我觉得这和老照片的历史内涵有关系，也和大家对老照片的热爱有关系，喜爱老照片实际上就是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生活的地方，爱自己国家的历史。
这次的参选图书，无论是摄影集还是史论书，新的、原创的作品确实很弱，明年我们评选的时候可以强调原创性和新人作品。不少书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不太理想，整体上看比较老套，有新意的不是很多，而且可能和美术类的书一样，美术出版社、摄影出版社往往文字上差一些。很奇怪的是，摄影书和美术书相比，设计上还真不如美术书做得好，在设计上也应该再下功夫。 其实，把摄影集或图文书出得好的出版社不多，一方面是销售问题；另一方面，也很重要的一点是，缺乏摄影方面的编辑人才，包括一些大出版社都不会编影像类图书，很多编辑对文字有感觉，但对影像没感觉。再者，中国很多读者还没有很好的读图能力，包括一些真正的摄影家和美术家，他看到的是形式感，但感觉不到里面的生活气息。
我认为影像的阅读是有市场前景的，摄影的好处是超越文字，直接映射出当代的精神生活气息。作为一个钟爱图像类出版物的编辑，多年来我就有一个梦想，无论是摄影集还是史论书，尤其是摄影集，能够普及大众，起码是每个文化人都会去买和看。书能够有人买，有人买才说明你有了受众，不仅仅是为了经济效益。其实在国外，看摄影书很普通。这一点我觉得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总有一天，大众会觉得阅读图像是一种更高雅、更丰富、更时髦的事，那时候会促使好的摄影书出版。这也需要图书榜这样的评选活动来促进。
王璜生（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是第一次参加活动，组织工作做得很好，先发了目录和书，特别是理论方面的书我先挑了一些看。因为我此前对摄影图书看得不是很全面，但是收到摄影理论图书后，觉得摄影界这方面的图书还比想象的好得多。不过，在摄影集方面，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在摄影集方面，我发现比较好的都是跟历史有关的图像，没有太多当代摄影的书。很多出版社的一些组稿工作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也不是太能够真正放得很开。现在随着自制书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说它打破了很多编书的已有观念。总体来看，这次参选的摄影集在内容、编辑、版式、印刷、装帧等各方面都欠缺。希望个人和出版社可以加强和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参评图书很多选题是重复的，比较好的选题相对较少。那么在今后摄影图书的出版方面，是不是可以去鼓励和倡导更有意思的主题的选择，组织专业学者去进行相关的工作。
沈语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我来也是学习和了解一下摄影出版的情况，同时也想了解一下摄影学术研究的现状，这次评选的学习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我觉得评审过程还是比较严肃，也比较认真。在尊重每位评委的选择、充分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又有一些比较充分的讨论，最后经过几轮讨论，意见应该说是相当集中和统一。我觉得这整个的过程应该是非常公开和透明，而且是很公正的，还有两位观察员监督整个过程。
评书总的原则上应该还是强调它的学术价值和专业导向性，当然还要考虑到大众是否接受，最后评出来榜单的权威性怎样，都是有待于检验。在这个过程中也考虑到书的不同性质，有的是国家项目，有的是拿到国家出版基金或者是拿到国家的各类资助项目，也有一些他完全是自掏腰包出版或者是没有学术资助的情况下出版社艰难出版。学术类图书的销量往往比畅销书和画册类的书差得多，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是有导向，支持学术图书出版。这次参选图书中，尽管有些书跟摄影关系不是太密切，但是它确实是与摄影相关的好书，比如汉斯·贝尔廷的《脸的历史》、大卫·霍克尼的《图像史》等，摄影讲的东西并不多，但是学术含量高。
我再强调一下引进书的重要性，引进国外的学术书，首先是选书，接下来是翻译、校对和制作，这些环节做得好可以出一本好书。我提供一个国际出版的数据，汉语引进的版权贸易量在世界排名20位之后，甚至是排在捷克语之后。这和汉语大国、人口大国和汉语作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的现状不太吻合，所以还是要强调翻译，因为翻译是一个文化交流和学术积累，可以说是文化交流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关于翻译，我也有些体会。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涉及到两种语言背后的整个思想文化的系统转换，因此我才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研究性翻译”。我们现在很多学者都有很高的外语水平，但是光有这个是不够的。比如，在翻译一本经典著作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广泛的知识面，包括基本学养、外语素养、翻译的专业技能、专業知识背景、更有母语本身的修养等等，所以要求是全方位的。
因为我比较多地参与美术界的学术活动，对于美术史论这块的著作出版了解多一些。美术史论的出版、艺术类书的出版，国内最近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明显的提升，因为这与艺术类的招生扩招是有关的，因为是有一个读者群在那儿。但是和像外国文学、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相比，外国美术史的研究、引进、翻译和出版，相对来说是一个后起之秀，由于历史原因，基本上是1980年代以后才重新开始。
跟艺术类相比，摄影史论图书的出版，我觉得更加弱一些。这是需要引起各方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如今出版的摄影类图书总体水平在提高，但是和国外的同类书相比，从图书的制作、编辑、图文关系等各方面来看缺那么点火候，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根据上一次评选的经验，感觉第二届评选应该说比第一届显得更成熟一些。
这次评审比去年更严谨。增设了观察员，在现评选过程中，起到拾遗补缺方面的作用，也对评选现场的公正性起到一个监督作用。评委结构中增加了一些有专业经验的资深教授，对评出入榜图书的质量、平衡性、学术方面的评判也更具有说服力。
近年来，每年岁末年初的评书活动种类繁多，多半是以大众媒体或专业媒体牵头，这种通过评书来引导学习和推广专业文化的方式，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暗示：在评书过程中，有没有在公众层面或者是爱好者层面上已经有呼声的图书，这也涉及到图书榜活动的专业性和大众性的平衡问题。
年度摄影集的评判，分歧多一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是按照什么趣味来分，是鼓励不同的创作趣味，还是纯粹按照影像质量的表现力强度。今年的影集同时兼顾历史成就和当代氛围，前者强调通过摄影作品来发现历史或解读历史，本身成为文化史意义上的某种专业性标识；后者则是表彰相关创作形态的开放性和多样性。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图书是人类思想与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中国摄影》杂志以图书为题，张榜推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借一年一度图书出版成果的梳理，为业界提供更丰富的思想与精神的滋养，也为广大摄影人提供专业的高品质的有效指导与引领。
图书榜评审历经第二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逐步形成规范。如何让品牌形成影响，让影响成为一份力量，务必竭心尽力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即讲政治、重学术、立规矩。
讲政治就是要注重导向性，要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文化的论述为指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重学术就是要突出专业性，以专家评委的眼界学识，推荐出具有学术品质、富有创新精神、具备原创价值的优秀图书。
立规矩就是体现公正性，要以征稿启事为基础，以承诺回避制度、观察员制度为保障，确保程序合理、评判公平、结果公正。
感谢评委们在百忙之中的参与，也祝愿图书榜越办越好。
田宇原（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
从个人感情上来讲，我在出版界工作了16年，对出版还是很有感情的。这次在嘉兴影上书房举办的图书榜评选活动，有特殊的意义，这一意义不仅仅是在嘉兴市，不仅仅是在浙江省，对整个中国摄影界都是有相当深远的摄影专业上和艺术史上的意义。我特别注意到了个人自己制作的那些手工书，这是我们艺术史发展上很重要的现象，也是对过去体制的一种创新和挑战，这个意义会很深远。
罗江华（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副巡视员）：
相比第一屆，本届参选图书的整体水平更高了。在2014年全国整顿文评奖将所有的文艺家协会的理论评审取消的大背景下，“中国摄影图书榜”显得更为及时与重要。我个人觉得与摄影创作相比，摄影著作不应被忽视，创作离不开理论支撑，所以对优秀摄影著作、摄影图书的发掘与评选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意见与建议。从图书馆学来说，图书分类可以更规范、更科学。同时，邀请更多对摄影图书有专业研究的学者加入到图书榜的评选，都将有利于下一届图书榜的开展与深入。
毛小芳（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
图书榜评选对摄影人可以选择什么书来阅读，很有导向作用。不过，当下的、年轻的中国摄影师作品集还是太少了。其实，中国摄影师的总体水平在国际上不差，但是作为摄影师作品的重要呈现载体的个人摄影集的出版并没有相应跟上。当然，这不是一个图书榜能承担的事，出版社自身也需要要有意识地去选择摄影师们的作品出版，有优秀的编辑能跟得上。另外，我也希望中国年轻摄影师作品的出版能够得到国家的扶持。
王一伟（嘉兴市文联主席）：
第二届中国摄影图书榜评选活动在嘉兴举行，这是嘉兴为数不多的高规格且纯学术的文化活动。嘉兴对此也很重视，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把中国摄影图书榜评选活动作为嘉兴的精品扶持项目，这是由嘉兴市宣传部、文化局、文联和财政局共同支持的项目，这也是地方对于这一活动给予的肯定。祝愿图书榜评选活动越办越好。
王新妹（影上书房摄影图书馆馆长）：
建立影上书房，对我来说多少有一些情怀在里面，因为我爱书。《中国摄影》和影上书房能一起合作做图书榜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今年已经是第二届了。首届摄影图书评选结束之后，更多人知道了我们，去年一年影上书房收到500多本有价值的摄影书捐赠，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深切感受到图书榜评选对影上书房发展的巨大推动。去年首届入榜图书去大理、丽水、三门峡等摄影节参展，观众反映热烈，很仔细地阅读，并纷纷表示以前都没发现这些好书，问哪里可以买到。可见广大的摄影人和读者是非常渴望好书的。
影上书房成立的时间并不长，收藏的书还不多。我们希望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支持，同时也希望将我们的藏书回馈给社会，让更多的研究者、摄影家及摄影专业学生能够在影上书房读到更多的好书。
汪家明（人民美术出版社原社长、中国美协理事）：
第一次参加这个评选，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也做出版，尤其是常年做图文书的出版，也出过不少摄影图书，但是从来没有这样集中地看这类图书，来参加是特别高兴，也很有收获。
这次参选的摄影图书总的来说，摄影集的还是分量比较重，这方面我选得也比较多。史论类比较弱，尤其是中国作者写得很弱，陈申的《光社纪事》是这次参选的史论类摄影书中写得最好的，下了工夫。这次参选的引进类摄影图书也不少，现在中国的出版社引进国外版权厉害，全世界谁都比不了，经常是对方一出版我们就引进，甚至还没有出版都引进了。“自制摄影图书”里包含的展览图录不多，我经常参加文化部组织的“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里面有很多图录是摄影类的，但是有不少没参加图书榜评选，我觉得这方面以后还可以下功夫，把这些书收集过来。我觉得设这一类很巧妙，这种展览图录很重要，有些是和出版社合作出的，有些是美术馆自己做，图录的评选分量还可以扩大。
这次明显感受到整个出版界对老照片整理的重视，我觉得这和老照片的历史内涵有关系，也和大家对老照片的热爱有关系，喜爱老照片实际上就是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生活的地方，爱自己国家的历史。
这次的参选图书，无论是摄影集还是史论书，新的、原创的作品确实很弱，明年我们评选的时候可以强调原创性和新人作品。不少书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不太理想，整体上看比较老套，有新意的不是很多，而且可能和美术类的书一样，美术出版社、摄影出版社往往文字上差一些。很奇怪的是，摄影书和美术书相比，设计上还真不如美术书做得好，在设计上也应该再下功夫。 其实，把摄影集或图文书出得好的出版社不多，一方面是销售问题；另一方面，也很重要的一点是，缺乏摄影方面的编辑人才，包括一些大出版社都不会编影像类图书，很多编辑对文字有感觉，但对影像没感觉。再者，中国很多读者还没有很好的读图能力，包括一些真正的摄影家和美术家，他看到的是形式感，但感觉不到里面的生活气息。
我认为影像的阅读是有市场前景的，摄影的好处是超越文字，直接映射出当代的精神生活气息。作为一个钟爱图像类出版物的编辑，多年来我就有一个梦想，无论是摄影集还是史论书，尤其是摄影集，能够普及大众，起码是每个文化人都会去买和看。书能够有人买，有人买才说明你有了受众，不仅仅是为了经济效益。其实在国外，看摄影书很普通。这一点我觉得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总有一天，大众会觉得阅读图像是一种更高雅、更丰富、更时髦的事，那时候会促使好的摄影书出版。这也需要图书榜这样的评选活动来促进。
王璜生（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是第一次参加活动，组织工作做得很好，先发了目录和书，特别是理论方面的书我先挑了一些看。因为我此前对摄影图书看得不是很全面，但是收到摄影理论图书后，觉得摄影界这方面的图书还比想象的好得多。不过，在摄影集方面，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在摄影集方面，我发现比较好的都是跟历史有关的图像，没有太多当代摄影的书。很多出版社的一些组稿工作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也不是太能够真正放得很开。现在随着自制书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说它打破了很多编书的已有观念。总体来看，这次参选的摄影集在内容、编辑、版式、印刷、装帧等各方面都欠缺。希望个人和出版社可以加强和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参评图书很多选题是重复的，比较好的选题相对较少。那么在今后摄影图书的出版方面，是不是可以去鼓励和倡导更有意思的主题的选择，组织专业学者去进行相关的工作。
沈语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我来也是学习和了解一下摄影出版的情况，同时也想了解一下摄影学术研究的现状，这次评选的学习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我觉得评审过程还是比较严肃，也比较认真。在尊重每位评委的选择、充分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又有一些比较充分的讨论，最后经过几轮讨论，意见应该说是相当集中和统一。我觉得这整个的过程应该是非常公开和透明，而且是很公正的，还有两位观察员监督整个过程。
评书总的原则上应该还是强调它的学术价值和专业导向性，当然还要考虑到大众是否接受，最后评出来榜单的权威性怎样，都是有待于检验。在这个过程中也考虑到书的不同性质，有的是国家项目，有的是拿到国家出版基金或者是拿到国家的各类资助项目，也有一些他完全是自掏腰包出版或者是没有学术资助的情况下出版社艰难出版。学术类图书的销量往往比畅销书和画册类的书差得多，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是有导向，支持学术图书出版。这次参选图书中，尽管有些书跟摄影关系不是太密切，但是它确实是与摄影相关的好书，比如汉斯·贝尔廷的《脸的历史》、大卫·霍克尼的《图像史》等，摄影讲的东西并不多，但是学术含量高。
我再强调一下引进书的重要性，引进国外的学术书，首先是选书，接下来是翻译、校对和制作，这些环节做得好可以出一本好书。我提供一个国际出版的数据，汉语引进的版权贸易量在世界排名20位之后，甚至是排在捷克语之后。这和汉语大国、人口大国和汉语作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的现状不太吻合，所以还是要强调翻译，因为翻译是一个文化交流和学术积累，可以说是文化交流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关于翻译，我也有些体会。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涉及到两种语言背后的整个思想文化的系统转换，因此我才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研究性翻译”。我们现在很多学者都有很高的外语水平，但是光有这个是不够的。比如，在翻译一本经典著作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广泛的知识面，包括基本学养、外语素养、翻译的专业技能、专業知识背景、更有母语本身的修养等等，所以要求是全方位的。
因为我比较多地参与美术界的学术活动，对于美术史论这块的著作出版了解多一些。美术史论的出版、艺术类书的出版，国内最近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明显的提升，因为这与艺术类的招生扩招是有关的，因为是有一个读者群在那儿。但是和像外国文学、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相比，外国美术史的研究、引进、翻译和出版，相对来说是一个后起之秀，由于历史原因，基本上是1980年代以后才重新开始。
跟艺术类相比，摄影史论图书的出版，我觉得更加弱一些。这是需要引起各方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如今出版的摄影类图书总体水平在提高，但是和国外的同类书相比，从图书的制作、编辑、图文关系等各方面来看缺那么点火候，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根据上一次评选的经验，感觉第二届评选应该说比第一届显得更成熟一些。
这次评审比去年更严谨。增设了观察员，在现评选过程中，起到拾遗补缺方面的作用，也对评选现场的公正性起到一个监督作用。评委结构中增加了一些有专业经验的资深教授，对评出入榜图书的质量、平衡性、学术方面的评判也更具有说服力。
近年来，每年岁末年初的评书活动种类繁多，多半是以大众媒体或专业媒体牵头，这种通过评书来引导学习和推广专业文化的方式，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暗示：在评书过程中，有没有在公众层面或者是爱好者层面上已经有呼声的图书，这也涉及到图书榜活动的专业性和大众性的平衡问题。
年度摄影集的评判，分歧多一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是按照什么趣味来分，是鼓励不同的创作趣味，还是纯粹按照影像质量的表现力强度。今年的影集同时兼顾历史成就和当代氛围，前者强调通过摄影作品来发现历史或解读历史，本身成为文化史意义上的某种专业性标识；后者则是表彰相关创作形态的开放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