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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温州，断贷围城。
无论是频发的老板跑路，抑或偶发的事主跳楼，都足以令世人对温州高利贷乱象痛心疾首，亦令高层震动，出手扶危。
目前已知的情况表明，在监管失控之下，银行资金、民间借贷合谋纠缠，酿出局部金融事端，人心一时惶然。
核心症结，正是利率管制下的资金价格扭曲和官民借贷双轨。官方实际负利率与实际资金需求推高的民间高利贷，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关联？《财经》记者通过实地调查，渐次串联起扭曲的民间借贷资金链，亦初步还原催生此致命链条的复杂土壤。
比照高利贷崩盘的制度成因，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一系列对策尚属应急，针对问题症结，真正的解决之道仍在于为民间借贷寻求制度层面的更大出路。
因此，将温州当下金融乱象简单归结为资本逐利下的自食其果，不仅无法探求事实真相，也无助于寻求温州式金融危机的真正化解之道。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先行者，以加工制造业起家的温州，在最近几年如此迅速地走上一条去实业化的泡沫经济之路，到底是谁之过？
冷静观察可知，在当年种种利好政策下养成的对外向型经济的路径依赖，令温州民营企业升级乏力，转身艰难，进而在外部需求不振、国内结构调整的大格局下进退失据，转而投入房地产、民间借贷等局部暴利诱惑之中。
值此实业维艰之际，由天量信贷导致的资产价格飙升，遂成诸路民间资本逐利标的。一推一拉之间，去实业追泡沫之途得以铸就。而官民利率歧途，更助长各类资金违规运转的热情，此一致命链条的打通，更令温州金钱生意势成燃油。及至宏调由大松转至大紧，且锁定资产价格泡沫不放松，温州钱商覆没命运已然注定。
可以说，温州的成败，集中展示了中国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的得失。温州钱殇，亦为神州之伤。解困之道，在于破解改革瓶颈，真正放开市场。具体而言，尤需切实打造有利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助其专注做强，真正落实“新老三十六条”，广开投资渠道，及早实施利率市场化，理顺资金价格。
伤城温州治愈之时，当为中国市场经济再上层楼、续写成功故事之新起点。
——编者
上篇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如今“断贷”风险大规模爆发，众多食利者亦各食苦果
钱商覆没真相
□ 本刊记者 翁仕友杨中旭/文
在跑路“跳楼”等坏消息频繁出现的浙江省温州市，55岁的阿慧之死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但却掀开了一起典型的涉嫌非法集资案一角。
阿慧本名张秀慧，9月23日凌晨4时许，她从温州市学路中路的人才大厦D单元26楼跳下。早上被人发现时，她身着红色衬衣和牛仔裤，倒在一片血泊中，其状甚惨。一些邻居认出了她，知道她住在人才大厦E单元27楼，是位“有点钱的人”，但没人知道她为何轻生。
亲属们随后发现一份内容简短的遗嘱，记录了她令人吃惊的借贷情况，也道出了她自杀的原因。
一位亲属介绍说，今年上半年，阿慧从亲戚朋友处借款，作为担保人，她又将这些资金借给一个叫陈繁蓉的人，再加上自己房子抵押借款，共计2000多万。阿慧和陈繁蓉既是邻居，也算亲戚，两人相识20多年，关系融洽，住在同一个小区。按照每月5厘的息差，如果这些资金能平稳运转一年，阿慧可获利上百万元。
然而，一夜突变。9月21日上午，陈繁蓉关机“消失”。其时关于温州市借贷人跑路的消息频频传出，两日联系不上，阿慧断定陈繁蓉已经跑路，这也意味着她筹集的2000余万元的借款再无着落，自己一贫如洗，负债沉重。
23日凌晨，阿慧再次来到陈繁蓉住处（D单元2610室）敲门多时，在确认无人答应后，撬门而入，但房内空无一人，绝望之际，她开窗跳楼。
阿慧并非企业老板，其所涉金额在温州当地并不算多，因此她自杀带来的冲击，仅在部分熟人邻居中流传，远不及其他跑路企业老板们那样引人关注。
但作为高息放贷的一个环节，阿慧之死却掀开了一起涉嫌非法集资案的一角。据《财经》记者调查，涉案金额约2亿元。在这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件中，企业老板、担保公司（人）、银行、散户乃至政府官员争相在高息放贷中食利，最后又在泡沫破灭后各食苦果。
“断贷”围城
去年10月，今年2月、6月，均曾有温州金融高管向政府建言，注意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在温州，类似案件在2010年曾有20余起，但如今次大规模集中爆发，涉案金额之巨、范围之大，在温州金融史上屈指可数。
实际上，温州老板跑路从今年初即已零星开始。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位年初跑路的老板躲到北京，在一家医院附近租下房屋，专心等待怀孕的妻子生产。
进入4月，至少三家制造业老板失踪。6月，出逃者再添三人。
在当地人看来，本次危机的起端是今年4月，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据报道，黄鹤因参与赌博，导致资金链断裂，负债逾3亿元，只好跑路了事，留下一个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300多名无所依靠的员工。
这一事件牵涉面较广，成为温州借贷危机集中爆发的开始。其后陆续有企业老板突然关门跑路。
进入三季度，跑路老板开始出现民间金融机构老板的身影。7月初，名下拥有四家公司（一家投资公司、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两家实业公司）的温州市土地局原临时工王晓东一度“失踪”。据悉，王晓东涉嫌通过投资公司非法集资10亿元以上。
王晓东推开的多米诺骨牌，一度被当地中止。9月初，《财经》记者在温州接触数位业内人士获悉，政府不希望媒体曝光，以避免民众对民间金融机构的挤兑风潮。温州市部分官员甚至以为，局面仍在掌控中，当地可以安渡难关。
两个看来“正面”案例是，去年一位违规从事民间金融业务的温州律师涉及民间信贷金额20多亿元；另一名温商涉嫌处理非法地下“空票据”融资，涉及金额300多亿元（票据融资中，需扣除实物部分，实际融资额为数十亿元）。当地均妥善处理，没有酿成更大事端。而一个“反面”案例是，7月份江西发生类似事件并引发挤兑风潮，引得北京有关监管部门震怒。
进入9月，跑路事件陆续涉及数十家规模较大企业。
9月21日，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跑路，引爆了企业信用、民间借贷与银行信贷三重危机。
据称，胡福林欠下银行债务8亿元，月利息500万元；欠下民间借贷资金12亿元以上，月息超过2000万元。而其创立的信泰集团位于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工业园区内，厂房占地120亩，员工超过3000人。
9月24日，千余名信泰集团员工上街讨薪，震动温州市委市政府。翌日下午，在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主持下，一个名为“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和民间借贷风险”的专题会议召开，29日宣布的措施尽出于此。
目前情况表明，此次温州面临的麻烦较大。多家企业主逃跑，直接促使了当地担保公司挤兑，从而波及其他借贷企业，工业企业积聚的温州龙湾区成为这场危机起点和重灾区。8月前后，危机蔓延到整个温州市，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银行和高利贷双重挤压下资金链断裂，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地区性金融危机。
温州市某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看来，政府出手有些迟了。据《财经》记者了解，去年10月，今年2月、6月，均曾有温州金融高管向政府建言，注意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连环“跑路”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
在这场尚未平息的危机中，温州市繁蕴印刷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繁蓉是其中一个参与者，她身兼企业老板和放贷人双重角色，在融资-放贷游戏中腾挪资金并获利。由于“下线”资金断裂和银行的抽资、不续贷，最终致使自己跑路、别人跳楼的悲剧发生。
温州市繁蕴印刷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仰义街。据仰义街道办事处分管副主任李一平介绍，该企业主要从事鞋盒印刷、加工等业务，有员工100余人，年产值700多万元，纳税约100万元。阿慧跳楼当日，陈繁蓉经营多年的印刷厂被查封。
李一平曾和陈繁蓉打过几次交道。在他看来，这位50多岁的老板很勤劳，工作兢兢业业。在其打理下，这家印刷企业生意红火，效益可观。该企业一位负责生产的主管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告诉《财经》记者，企业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提货的车子在院内等候，工厂要经常加班才能完成订单。
陈繁蓉的企业被查封后，供货商和为企业代加工的户主前来讨债。据仰义街道办初步估计，该公司拖欠货款和加工费至少2000万元。当地政府机关在第一时间介入维稳，劳动社保部门代发了工人八九月份工资约60余万元。陆续离开的工人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遭遇，也无法理解这老板是“老高”（当地人对高息放贷人的简称）的现实。
在温州企业圈，“老高”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企业主因为资金周转不得不高息借贷，而另一些企业主因为传统制造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开始放弃实业，进行房地产投资或专门从事放贷，赚取息差。据估计，温州市高息放贷队伍中，中小企业主占相当比例。
在陈繁蓉的案例中，据其一位亲属透露，陈繁蓉欠债可能高达2亿元。通过多位债权人的描述，这些资金的来源逐渐清晰：亲朋好友的资金是一大来源，在熟人社会的温州，这种直接借款颇为常见，借款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千万元，每月利息多在1分至2分之间，收入极为可观。
眼看着别人通过高息放贷挣钱，阿慧也颇为心动。她对老邻居陈繁蓉十分信任，于是参与筹集资金。她以每月2分的高利息，先后帮陈筹得2000余万元资金，自己从中赚取约5厘的息差，若运转一年平安无事，阿慧和陈繁蓉可获利近500万元。
在温州，贷款利息每月5分颇为常见，这意味着100万元的贷款在一年后将多还款六十万元，今年资金紧张时，月息高达五六分，这是任何行业的利润都无法企及的。
银行贷款是另一主要途径。陈繁蓉一直是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江滨支行矮凳桥分理处的客户，江滨支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陈繁蓉在该行抵押贷款约700万元，加上在其他多家银行的贷款，共计贷款2000余万元。
企业老板放贷，大多会将自己的企业作为融资平台，进行抵押贷款，在取得低息的信贷资金后，改变用途，进行多元化投资。陈繁蓉通过抵押担保、联保等形式得到的信贷资金预计不少于5000万元，这远远超过了繁蕴印刷厂的资金需求。
陈繁蓉的资金究竟流向何方，尚无更权威说法。部分债权人认为一部分资金是由陈繁蓉经担保公司放贷出去，但是碰到了亏损；另一种说法是部分资金借给龙湾区沙城镇副镇长董宇驰，后者欠债跑路，直接导致陈繁蓉资金链断裂。后一说法，未获当事人的证实。
10月1日，《财经》记者从龙湾区沙城街道办事处了解到，董宇驰两年前从邻镇调入沙城镇，在今年镇改为街道办事处后，担任办事处副主任，分管城建。7月底，董宇驰未经请假，多日缺勤，办事处曾组织专人到其温州市区的住处寻找，但早已人去楼空，与其一同“消失”的还包括其妻儿父母。一周后，办事处向龙湾区委区政府汇报，按照有关干部管理规定，予以免职处理。
在同事眼里，这位副主任精明、能干，做事干脆利落。在跑路前，董宇驰大量借款，其中包括一笔来自沙城一位村主任200多万元的借款。知情人士介绍说，董宇驰欠债7000万元，但董本人拥有多处房产，资产过亿元。
据知情人士称，他的跑路另有隐情：年长3岁的姐姐董维雄在杭州市经营地产项目，由于生意伙伴缘故生意失利，所投资金一时难以收回。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
做局“联贷”
究竟是谁谋划了从银行的联保贷款，贷款行和签字借款人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权威部门的调查取证进展艰难
9月21日上午，陈繁蓉关机“消失”，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在此之前一个月内，她有多笔大额资金入账，其中包括在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的联保贷款1500多万元。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也是陈繁蓉最为疯狂的一出集资秀。
在8月底，陈繁蓉开始联系亲朋好友、同事，以免交水电费或支付利息为由，先后带领50多人到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签字办理小额贷款，每人贷款30万元，共计贷款1500多万元。这些资金以各种形式流入陈繁蓉账上，其中一部分由贷款人取走后交给陈繁蓉，更多的人则称并未见到贷款，而是被陈繁蓉直接取走。
鹿城农村合作银行前身为温州市郊信用合作联合社，成立于1953年，于2005年6月改制为合作银行，主要为小企业和个人提供小额贷款。2010年该行推出“农户联保贷款”产品，即农户或社区居民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保小组，由该行各网点对联保小组成员发放贷款，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按照规定，这些贷款人需具备一定贷款条件，提交明确的贷款用途，联保的五个人必须相互认识，且需同时到场签署两份协议——“个人循环保证贷款合同”和“农户联保协议”。
在此案中，这些规定均未被严格执行：这些互不相识的贷款人既有普通工人，也有低保户、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残疾人，大多没有不动产。
黄先生是温州繁蕴印刷厂主管。9月6日，老板陈繁蓉找他谈话，说印刷厂要办一项福利事业，本厂职工可以免费使用水电，现有两个名额，而办理这些需要身份证复印件、婚姻状况证明以及水电费缴款单等资料。
黄先生信以为真。他动员儿子、女儿准备相关手续，之后来到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墩桥分理处，按照陈繁蓉和银行工作人员指示的位置签了字，具体的协议内容当时他并未过问。9月28日，他见到了有类似经历的借贷人时才弄清事情原委。按照协议，他将承担60万元贷款的还款责任。
在陈繁蓉跑路后，愤怒的借款人来到矮凳桥分理处讨要说法，他们认为银行违规操作，和陈繁蓉串通骗取贷款。一些借款人说，陈繁蓉持有“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营销员”名片，在矮墩桥分理处也有专门办公室，和该分理处主任李军关系密切。这些借款人据此认定，银行隐瞒事实真相，并将贷款划入陈繁蓉账户，致使其携款潜逃。
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江滨支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该行从未聘用陈繁蓉为营销员，她仅仅是该行一位客户，循环担保贷款是个人名义发放的贷款，是否全部流向陈繁蓉尚难确定，目前鹿城区公安局正在调查此案。这位负责人同时透露，该行矮墩桥分理处主任李军已被停职，正配合警方调查。
据了解，一部分贷款确实发放到个人，而后又转借给陈繁蓉，每月获得1200元到1500元不等的利息。在银行看来，这意味着部分贷款人在获得贷款后，实施了高息借贷行为并从中获利。银行内部人士称，他们因此怀疑，是这些借款人与陈繁蓉联合起来骗取银行贷款。目前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权威部门的调查取证进展艰难。
据悉，9月15日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曾召开会议，针对民间借贷问题，要求各下属机构进行风险排查，排查中发现了矮墩桥分理处多批次的联保贷款上存在问题。在陈繁蓉跑路前，该行一一通知贷款人确认贷款情况，并要求在“贷款证实函”上签字确认。
这引起贷款人的警觉，他们拒绝在这份证实函上签字，可惜他们并未紧盯陈繁蓉。此后不到一周，陈繁蓉突然关机“消失”，有人称其已携款潜逃。两天后的9月23日凌晨，借款人之一的阿慧跳楼自杀，陈繁蓉涉嫌非法集资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梦断“续贷”
在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沈奎正转借民间高利贷搭桥，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并未获得此前期望的续贷
跑路前，陈繁蓉收到的另一笔大额资金来自朋友阿光。9月19日，陈繁蓉打电话给阿光，要求短期借款196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并称9月21日银行续贷后即可偿还。对陈繁蓉颇为信任的阿光不知是陷阱，很快将钱借出，结果几天后陈即消失。
据当地有关人士介绍，实际上，在今年7月份后，各商业银行已开始抽资、不续贷或者提高利率，所谓“还后续贷”已无可能。可惜银行的这些行动，并非人人皆知。
在温州，“还后续贷”是一种常用的资金腾挪方式，即银行贷款到期，企业利用民间借贷搭桥，在偿还贷款后数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续贷，新贷款用于偿还民间借贷。但是在今年7月份后，温州市一些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严防中小企业倒闭潮和民间借贷风险，并进行了内部风险排查，贷款规模已开始缩减。
据温州市金融办统计，今年8月份，当地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了373亿元，融资状况趋紧。业内人士认为商业银行在贷款管理上的“急刹车”，可能直接造成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这些企业转入民间借贷后，融资成本骤升，在银行抽资和高利贷挤兑下，部分中小企业难以支撑，最终停产关闭。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银行不续贷，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使部分中小企业主跑路、跳楼，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沈奎正即是其中一位。
9月27日下午，沈奎正从温州市顺锦商厦22楼家中跳下，落在3楼阳台上，当场身亡。沈奎正拥有正得利鞋业、青春秀鞋业、左右鞋业等多家企业、多个品牌，正值壮年的他，也是因为资金链断裂被逼入绝境。
初步估计，他欠债4.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2亿元，民间借贷2.3亿元，无力偿还。
银行方面披露的情况显示，近年来，沈奎正通过企业厂房、个人房产抵押和其他企业的互保等方式，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广发银行、瓯海农村合作银行等多家银行融资2亿多元。在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沈奎正转借民间高利贷搭桥，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并未获得此前期望的续贷。
更麻烦的是，担保公司开始追债。据悉，在沈奎正跳楼前三天，他每天被人跟踪追债并遭遇恐吓，精神几近崩溃。
9月27日下午，沈奎正借故要回家洗澡，回到位于望江东路顺锦商厦A幢2203室。一位目击者称，他爬上窗台后，毫不犹豫地跳下，一了百了。
“温州危机”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温州进入全民“炒钱”时代
温州有民间筹资经商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各类“会”（如乐清抬会等）。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资本的特色就是集体资本，即许多温州企业的创业资本来自民间筹集，这也是温州企业独特的成长土壤和基因。
但是到了2010年，这种正常的民间借贷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咨询）公司等融资中介已使民间借贷走向机构化、高息化、规模化。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显示，一些融资性中介机构利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通过组织个人贷款资金或储蓄存款从事高利垫资活动，借贷月利息高达三四分，导致部分地区非法融资有所抬头。
据统计，2010年全市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诈骗立案20起，涉及金额9.92亿元，平均涉案金额4955万元，比2009年翻了1倍。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温州进入全民“炒钱”时代。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本身已成为一种高回报的投资品种。
经营一家印刷厂的陈繁蓉在两年前涉足此道，一方面她通过亲朋好友直接借款，另一方面通过企业抵押贷款。据其一位亲属介绍，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放贷。这也成为一部分小企业主赚钱的一个重要途径。除抵押贷款外，一些企业还利用企业互保、联保以及票据业务等方式融资。
9月29日，温州市金融办官员在通报当前金融运行情况时坦承，银行的部分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从资金需求来看，巨额民间资金已经超过了温州本地经济增长需要，大量转出温州市，进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领域。温州市一家股份合作制银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温州市民间借贷主要投资房地产、矿产，还有一小部分类似游资，追求短期暴利。
早在十年前，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上海、杭州两地房地产市场，仅2001年一年进入房地产领域的温州资本即高达2000亿元。数年后这些人获利丰厚，“温州炒房团”因此得名。逐利的天性，让早期创业的一批温州人离开利润日薄的传统制造业，开始追逐高利润、高回报的房地产、金融投资。
2010年国内房市火热，各家银行竞相争夺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这为温州民间资本继续投资房地产提供了资金保障。一份名为“2010-2011年温州金融形势分析与展望”研究报告曾指出温州的过度融资风险，“有的项目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银行授信，授信总额远远超出土地的出让价格和评估价值，甚至达到近3倍。”
但是今非昔比，曾经暴利的房地产投资如今成为“烫手山芋”。不断从紧的房地产政策，导致房价下跌，这让投资房地产的资金难以脱身。2011年后，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束，贷款规模开始紧缩，此前的过度融资造成在续贷时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货币政策紧缩预期下，民间借贷利率急速攀升。目前温州民间借贷月息可达四五分。在信贷紧缩和民间借贷利率上升双重背景下，在上海、杭州等地房地产投资的温州商人铩羽而归，高昂的借贷成本让部分投资者资金链绷紧，继而影响到企业生产。
4月份后，温州龙湾区一些企业因为房地产投资失败、赌博等原因无力支付高利贷款，继而选择跑路。而温州市各家银行的抽资、不续贷，加速了中小企业的倒闭。
8月份后，关停倒闭企业由龙湾区向温州市蔓延，跑路、跳楼由个别现象向群体蔓延，温州地区的金融危机由此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中央决策部门开始介入。
无论是频发的老板跑路，抑或偶发的事主跳楼，都足以令世人对温州高利贷乱象痛心疾首，亦令高层震动，出手扶危。
目前已知的情况表明，在监管失控之下，银行资金、民间借贷合谋纠缠，酿出局部金融事端，人心一时惶然。
核心症结，正是利率管制下的资金价格扭曲和官民借贷双轨。官方实际负利率与实际资金需求推高的民间高利贷，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关联？《财经》记者通过实地调查，渐次串联起扭曲的民间借贷资金链，亦初步还原催生此致命链条的复杂土壤。
比照高利贷崩盘的制度成因，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一系列对策尚属应急，针对问题症结，真正的解决之道仍在于为民间借贷寻求制度层面的更大出路。
因此，将温州当下金融乱象简单归结为资本逐利下的自食其果，不仅无法探求事实真相，也无助于寻求温州式金融危机的真正化解之道。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先行者，以加工制造业起家的温州，在最近几年如此迅速地走上一条去实业化的泡沫经济之路，到底是谁之过？
冷静观察可知，在当年种种利好政策下养成的对外向型经济的路径依赖，令温州民营企业升级乏力，转身艰难，进而在外部需求不振、国内结构调整的大格局下进退失据，转而投入房地产、民间借贷等局部暴利诱惑之中。
值此实业维艰之际，由天量信贷导致的资产价格飙升，遂成诸路民间资本逐利标的。一推一拉之间，去实业追泡沫之途得以铸就。而官民利率歧途，更助长各类资金违规运转的热情，此一致命链条的打通，更令温州金钱生意势成燃油。及至宏调由大松转至大紧，且锁定资产价格泡沫不放松，温州钱商覆没命运已然注定。
可以说，温州的成败，集中展示了中国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的得失。温州钱殇，亦为神州之伤。解困之道，在于破解改革瓶颈，真正放开市场。具体而言，尤需切实打造有利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助其专注做强，真正落实“新老三十六条”，广开投资渠道，及早实施利率市场化，理顺资金价格。
伤城温州治愈之时，当为中国市场经济再上层楼、续写成功故事之新起点。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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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如今“断贷”风险大规模爆发，众多食利者亦各食苦果
钱商覆没真相
□ 本刊记者 翁仕友杨中旭/文
在跑路“跳楼”等坏消息频繁出现的浙江省温州市，55岁的阿慧之死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但却掀开了一起典型的涉嫌非法集资案一角。
阿慧本名张秀慧，9月23日凌晨4时许，她从温州市学路中路的人才大厦D单元26楼跳下。早上被人发现时，她身着红色衬衣和牛仔裤，倒在一片血泊中，其状甚惨。一些邻居认出了她，知道她住在人才大厦E单元27楼，是位“有点钱的人”，但没人知道她为何轻生。
亲属们随后发现一份内容简短的遗嘱，记录了她令人吃惊的借贷情况，也道出了她自杀的原因。
一位亲属介绍说，今年上半年，阿慧从亲戚朋友处借款，作为担保人，她又将这些资金借给一个叫陈繁蓉的人，再加上自己房子抵押借款，共计2000多万。阿慧和陈繁蓉既是邻居，也算亲戚，两人相识20多年，关系融洽，住在同一个小区。按照每月5厘的息差，如果这些资金能平稳运转一年，阿慧可获利上百万元。
然而，一夜突变。9月21日上午，陈繁蓉关机“消失”。其时关于温州市借贷人跑路的消息频频传出，两日联系不上，阿慧断定陈繁蓉已经跑路，这也意味着她筹集的2000余万元的借款再无着落，自己一贫如洗，负债沉重。
23日凌晨，阿慧再次来到陈繁蓉住处（D单元2610室）敲门多时，在确认无人答应后，撬门而入，但房内空无一人，绝望之际，她开窗跳楼。
阿慧并非企业老板，其所涉金额在温州当地并不算多，因此她自杀带来的冲击，仅在部分熟人邻居中流传，远不及其他跑路企业老板们那样引人关注。
但作为高息放贷的一个环节，阿慧之死却掀开了一起涉嫌非法集资案的一角。据《财经》记者调查，涉案金额约2亿元。在这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件中，企业老板、担保公司（人）、银行、散户乃至政府官员争相在高息放贷中食利，最后又在泡沫破灭后各食苦果。
“断贷”围城
去年10月，今年2月、6月，均曾有温州金融高管向政府建言，注意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在温州，类似案件在2010年曾有20余起，但如今次大规模集中爆发，涉案金额之巨、范围之大，在温州金融史上屈指可数。
实际上，温州老板跑路从今年初即已零星开始。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位年初跑路的老板躲到北京，在一家医院附近租下房屋，专心等待怀孕的妻子生产。
进入4月，至少三家制造业老板失踪。6月，出逃者再添三人。
在当地人看来，本次危机的起端是今年4月，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据报道，黄鹤因参与赌博，导致资金链断裂，负债逾3亿元，只好跑路了事，留下一个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300多名无所依靠的员工。
这一事件牵涉面较广，成为温州借贷危机集中爆发的开始。其后陆续有企业老板突然关门跑路。
进入三季度，跑路老板开始出现民间金融机构老板的身影。7月初，名下拥有四家公司（一家投资公司、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两家实业公司）的温州市土地局原临时工王晓东一度“失踪”。据悉，王晓东涉嫌通过投资公司非法集资10亿元以上。
王晓东推开的多米诺骨牌，一度被当地中止。9月初，《财经》记者在温州接触数位业内人士获悉，政府不希望媒体曝光，以避免民众对民间金融机构的挤兑风潮。温州市部分官员甚至以为，局面仍在掌控中，当地可以安渡难关。
两个看来“正面”案例是，去年一位违规从事民间金融业务的温州律师涉及民间信贷金额20多亿元；另一名温商涉嫌处理非法地下“空票据”融资，涉及金额300多亿元（票据融资中，需扣除实物部分，实际融资额为数十亿元）。当地均妥善处理，没有酿成更大事端。而一个“反面”案例是，7月份江西发生类似事件并引发挤兑风潮，引得北京有关监管部门震怒。
进入9月，跑路事件陆续涉及数十家规模较大企业。
9月21日，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跑路，引爆了企业信用、民间借贷与银行信贷三重危机。
据称，胡福林欠下银行债务8亿元，月利息500万元；欠下民间借贷资金12亿元以上，月息超过2000万元。而其创立的信泰集团位于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工业园区内，厂房占地120亩，员工超过3000人。
9月24日，千余名信泰集团员工上街讨薪，震动温州市委市政府。翌日下午，在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主持下，一个名为“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和民间借贷风险”的专题会议召开，29日宣布的措施尽出于此。
目前情况表明，此次温州面临的麻烦较大。多家企业主逃跑，直接促使了当地担保公司挤兑，从而波及其他借贷企业，工业企业积聚的温州龙湾区成为这场危机起点和重灾区。8月前后，危机蔓延到整个温州市，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银行和高利贷双重挤压下资金链断裂，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地区性金融危机。
温州市某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看来，政府出手有些迟了。据《财经》记者了解，去年10月，今年2月、6月，均曾有温州金融高管向政府建言，注意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连环“跑路”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
在这场尚未平息的危机中，温州市繁蕴印刷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繁蓉是其中一个参与者，她身兼企业老板和放贷人双重角色，在融资-放贷游戏中腾挪资金并获利。由于“下线”资金断裂和银行的抽资、不续贷，最终致使自己跑路、别人跳楼的悲剧发生。
温州市繁蕴印刷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仰义街。据仰义街道办事处分管副主任李一平介绍，该企业主要从事鞋盒印刷、加工等业务，有员工100余人，年产值700多万元，纳税约100万元。阿慧跳楼当日，陈繁蓉经营多年的印刷厂被查封。
李一平曾和陈繁蓉打过几次交道。在他看来，这位50多岁的老板很勤劳，工作兢兢业业。在其打理下，这家印刷企业生意红火，效益可观。该企业一位负责生产的主管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告诉《财经》记者，企业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提货的车子在院内等候，工厂要经常加班才能完成订单。
陈繁蓉的企业被查封后，供货商和为企业代加工的户主前来讨债。据仰义街道办初步估计，该公司拖欠货款和加工费至少2000万元。当地政府机关在第一时间介入维稳，劳动社保部门代发了工人八九月份工资约60余万元。陆续离开的工人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遭遇，也无法理解这老板是“老高”（当地人对高息放贷人的简称）的现实。
在温州企业圈，“老高”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企业主因为资金周转不得不高息借贷，而另一些企业主因为传统制造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开始放弃实业，进行房地产投资或专门从事放贷，赚取息差。据估计，温州市高息放贷队伍中，中小企业主占相当比例。
在陈繁蓉的案例中，据其一位亲属透露，陈繁蓉欠债可能高达2亿元。通过多位债权人的描述，这些资金的来源逐渐清晰：亲朋好友的资金是一大来源，在熟人社会的温州，这种直接借款颇为常见，借款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千万元，每月利息多在1分至2分之间，收入极为可观。
眼看着别人通过高息放贷挣钱，阿慧也颇为心动。她对老邻居陈繁蓉十分信任，于是参与筹集资金。她以每月2分的高利息，先后帮陈筹得2000余万元资金，自己从中赚取约5厘的息差，若运转一年平安无事，阿慧和陈繁蓉可获利近500万元。
在温州，贷款利息每月5分颇为常见，这意味着100万元的贷款在一年后将多还款六十万元，今年资金紧张时，月息高达五六分，这是任何行业的利润都无法企及的。
银行贷款是另一主要途径。陈繁蓉一直是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江滨支行矮凳桥分理处的客户，江滨支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陈繁蓉在该行抵押贷款约700万元，加上在其他多家银行的贷款，共计贷款2000余万元。
企业老板放贷，大多会将自己的企业作为融资平台，进行抵押贷款，在取得低息的信贷资金后，改变用途，进行多元化投资。陈繁蓉通过抵押担保、联保等形式得到的信贷资金预计不少于5000万元，这远远超过了繁蕴印刷厂的资金需求。
陈繁蓉的资金究竟流向何方，尚无更权威说法。部分债权人认为一部分资金是由陈繁蓉经担保公司放贷出去，但是碰到了亏损；另一种说法是部分资金借给龙湾区沙城镇副镇长董宇驰，后者欠债跑路，直接导致陈繁蓉资金链断裂。后一说法，未获当事人的证实。
10月1日，《财经》记者从龙湾区沙城街道办事处了解到，董宇驰两年前从邻镇调入沙城镇，在今年镇改为街道办事处后，担任办事处副主任，分管城建。7月底，董宇驰未经请假，多日缺勤，办事处曾组织专人到其温州市区的住处寻找，但早已人去楼空，与其一同“消失”的还包括其妻儿父母。一周后，办事处向龙湾区委区政府汇报，按照有关干部管理规定，予以免职处理。
在同事眼里，这位副主任精明、能干，做事干脆利落。在跑路前，董宇驰大量借款，其中包括一笔来自沙城一位村主任200多万元的借款。知情人士介绍说，董宇驰欠债7000万元，但董本人拥有多处房产，资产过亿元。
据知情人士称，他的跑路另有隐情：年长3岁的姐姐董维雄在杭州市经营地产项目，由于生意伙伴缘故生意失利，所投资金一时难以收回。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
做局“联贷”
究竟是谁谋划了从银行的联保贷款，贷款行和签字借款人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权威部门的调查取证进展艰难
9月21日上午，陈繁蓉关机“消失”，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在此之前一个月内，她有多笔大额资金入账，其中包括在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的联保贷款1500多万元。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也是陈繁蓉最为疯狂的一出集资秀。
在8月底，陈繁蓉开始联系亲朋好友、同事，以免交水电费或支付利息为由，先后带领50多人到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签字办理小额贷款，每人贷款30万元，共计贷款1500多万元。这些资金以各种形式流入陈繁蓉账上，其中一部分由贷款人取走后交给陈繁蓉，更多的人则称并未见到贷款，而是被陈繁蓉直接取走。
鹿城农村合作银行前身为温州市郊信用合作联合社，成立于1953年，于2005年6月改制为合作银行，主要为小企业和个人提供小额贷款。2010年该行推出“农户联保贷款”产品，即农户或社区居民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保小组，由该行各网点对联保小组成员发放贷款，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按照规定，这些贷款人需具备一定贷款条件，提交明确的贷款用途，联保的五个人必须相互认识，且需同时到场签署两份协议——“个人循环保证贷款合同”和“农户联保协议”。
在此案中，这些规定均未被严格执行：这些互不相识的贷款人既有普通工人，也有低保户、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残疾人，大多没有不动产。
黄先生是温州繁蕴印刷厂主管。9月6日，老板陈繁蓉找他谈话，说印刷厂要办一项福利事业，本厂职工可以免费使用水电，现有两个名额，而办理这些需要身份证复印件、婚姻状况证明以及水电费缴款单等资料。
黄先生信以为真。他动员儿子、女儿准备相关手续，之后来到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墩桥分理处，按照陈繁蓉和银行工作人员指示的位置签了字，具体的协议内容当时他并未过问。9月28日，他见到了有类似经历的借贷人时才弄清事情原委。按照协议，他将承担60万元贷款的还款责任。
在陈繁蓉跑路后，愤怒的借款人来到矮凳桥分理处讨要说法，他们认为银行违规操作，和陈繁蓉串通骗取贷款。一些借款人说，陈繁蓉持有“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营销员”名片，在矮墩桥分理处也有专门办公室，和该分理处主任李军关系密切。这些借款人据此认定，银行隐瞒事实真相，并将贷款划入陈繁蓉账户，致使其携款潜逃。
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江滨支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该行从未聘用陈繁蓉为营销员，她仅仅是该行一位客户，循环担保贷款是个人名义发放的贷款，是否全部流向陈繁蓉尚难确定，目前鹿城区公安局正在调查此案。这位负责人同时透露，该行矮墩桥分理处主任李军已被停职，正配合警方调查。
据了解，一部分贷款确实发放到个人，而后又转借给陈繁蓉，每月获得1200元到1500元不等的利息。在银行看来，这意味着部分贷款人在获得贷款后，实施了高息借贷行为并从中获利。银行内部人士称，他们因此怀疑，是这些借款人与陈繁蓉联合起来骗取银行贷款。目前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权威部门的调查取证进展艰难。
据悉，9月15日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曾召开会议，针对民间借贷问题，要求各下属机构进行风险排查，排查中发现了矮墩桥分理处多批次的联保贷款上存在问题。在陈繁蓉跑路前，该行一一通知贷款人确认贷款情况，并要求在“贷款证实函”上签字确认。
这引起贷款人的警觉，他们拒绝在这份证实函上签字，可惜他们并未紧盯陈繁蓉。此后不到一周，陈繁蓉突然关机“消失”，有人称其已携款潜逃。两天后的9月23日凌晨，借款人之一的阿慧跳楼自杀，陈繁蓉涉嫌非法集资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梦断“续贷”
在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沈奎正转借民间高利贷搭桥，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并未获得此前期望的续贷
跑路前，陈繁蓉收到的另一笔大额资金来自朋友阿光。9月19日，陈繁蓉打电话给阿光，要求短期借款196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并称9月21日银行续贷后即可偿还。对陈繁蓉颇为信任的阿光不知是陷阱，很快将钱借出，结果几天后陈即消失。
据当地有关人士介绍，实际上，在今年7月份后，各商业银行已开始抽资、不续贷或者提高利率，所谓“还后续贷”已无可能。可惜银行的这些行动，并非人人皆知。
在温州，“还后续贷”是一种常用的资金腾挪方式，即银行贷款到期，企业利用民间借贷搭桥，在偿还贷款后数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续贷，新贷款用于偿还民间借贷。但是在今年7月份后，温州市一些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严防中小企业倒闭潮和民间借贷风险，并进行了内部风险排查，贷款规模已开始缩减。
据温州市金融办统计，今年8月份，当地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了373亿元，融资状况趋紧。业内人士认为商业银行在贷款管理上的“急刹车”，可能直接造成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这些企业转入民间借贷后，融资成本骤升，在银行抽资和高利贷挤兑下，部分中小企业难以支撑，最终停产关闭。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银行不续贷，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使部分中小企业主跑路、跳楼，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沈奎正即是其中一位。
9月27日下午，沈奎正从温州市顺锦商厦22楼家中跳下，落在3楼阳台上，当场身亡。沈奎正拥有正得利鞋业、青春秀鞋业、左右鞋业等多家企业、多个品牌，正值壮年的他，也是因为资金链断裂被逼入绝境。
初步估计，他欠债4.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2亿元，民间借贷2.3亿元，无力偿还。
银行方面披露的情况显示，近年来，沈奎正通过企业厂房、个人房产抵押和其他企业的互保等方式，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广发银行、瓯海农村合作银行等多家银行融资2亿多元。在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沈奎正转借民间高利贷搭桥，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并未获得此前期望的续贷。
更麻烦的是，担保公司开始追债。据悉，在沈奎正跳楼前三天，他每天被人跟踪追债并遭遇恐吓，精神几近崩溃。
9月27日下午，沈奎正借故要回家洗澡，回到位于望江东路顺锦商厦A幢2203室。一位目击者称，他爬上窗台后，毫不犹豫地跳下，一了百了。
“温州危机”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温州进入全民“炒钱”时代
温州有民间筹资经商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各类“会”（如乐清抬会等）。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资本的特色就是集体资本，即许多温州企业的创业资本来自民间筹集，这也是温州企业独特的成长土壤和基因。
但是到了2010年，这种正常的民间借贷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咨询）公司等融资中介已使民间借贷走向机构化、高息化、规模化。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显示，一些融资性中介机构利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通过组织个人贷款资金或储蓄存款从事高利垫资活动，借贷月利息高达三四分，导致部分地区非法融资有所抬头。
据统计，2010年全市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诈骗立案20起，涉及金额9.92亿元，平均涉案金额4955万元，比2009年翻了1倍。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温州进入全民“炒钱”时代。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本身已成为一种高回报的投资品种。
经营一家印刷厂的陈繁蓉在两年前涉足此道，一方面她通过亲朋好友直接借款，另一方面通过企业抵押贷款。据其一位亲属介绍，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放贷。这也成为一部分小企业主赚钱的一个重要途径。除抵押贷款外，一些企业还利用企业互保、联保以及票据业务等方式融资。
9月29日，温州市金融办官员在通报当前金融运行情况时坦承，银行的部分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从资金需求来看，巨额民间资金已经超过了温州本地经济增长需要，大量转出温州市，进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领域。温州市一家股份合作制银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温州市民间借贷主要投资房地产、矿产，还有一小部分类似游资，追求短期暴利。
早在十年前，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上海、杭州两地房地产市场，仅2001年一年进入房地产领域的温州资本即高达2000亿元。数年后这些人获利丰厚，“温州炒房团”因此得名。逐利的天性，让早期创业的一批温州人离开利润日薄的传统制造业，开始追逐高利润、高回报的房地产、金融投资。
2010年国内房市火热，各家银行竞相争夺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这为温州民间资本继续投资房地产提供了资金保障。一份名为“2010-2011年温州金融形势分析与展望”研究报告曾指出温州的过度融资风险，“有的项目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银行授信，授信总额远远超出土地的出让价格和评估价值，甚至达到近3倍。”
但是今非昔比，曾经暴利的房地产投资如今成为“烫手山芋”。不断从紧的房地产政策，导致房价下跌，这让投资房地产的资金难以脱身。2011年后，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束，贷款规模开始紧缩，此前的过度融资造成在续贷时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货币政策紧缩预期下，民间借贷利率急速攀升。目前温州民间借贷月息可达四五分。在信贷紧缩和民间借贷利率上升双重背景下，在上海、杭州等地房地产投资的温州商人铩羽而归，高昂的借贷成本让部分投资者资金链绷紧，继而影响到企业生产。
4月份后，温州龙湾区一些企业因为房地产投资失败、赌博等原因无力支付高利贷款，继而选择跑路。而温州市各家银行的抽资、不续贷，加速了中小企业的倒闭。
8月份后，关停倒闭企业由龙湾区向温州市蔓延，跑路、跳楼由个别现象向群体蔓延，温州地区的金融危机由此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中央决策部门开始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