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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目标原本是法国大使馆。他自小学法文，读法国小说，他特意选择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这一天行事。他的那封信也是用法文写的，但法使馆的森严戒备令他无功而返，两天后，他冲进了英国驻越南大使馆。
他掀翻桌子，推倒试图拦住他的越南雇员，“他疯了！”他们叫道。旁边屋子里一个英国女孩正在梳妆，他对她喊：“我要见大使！别害怕，我是本分的人。”女孩吓得把梳子掉到了地上。他闯入另一间屋子，3个英国人赶来，将那些越南人锁在门外。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然后请求他们把自己的“重要文件”——400首诗歌的手稿送往西方。英国外交官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拒绝他在此避难，于是20年内，他第三次被投入河内的监狱。
这是1979年7月16日，越南统一的3年后。
他们流放了他
40年前，阮志天出生在河内一个中产家庭，他是家里最小最受宠的孩子，这意味着他可以把大量时间花在游泳、拳击、读小说和写爱情诗上。他立志成为一名作家，22岁时，他在一首诗里描述自己的梦想：他想要认识武松与关云长；想要当一名火枪手，与阿多斯成为朋友；他想要穿越北美大草原，与杰克·伦敦一起打猎……“诗歌在越南文学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直到19世纪末，甚至在20世纪初，很可能95%的越南文学作品都是诗歌。”他诗作的英译者阮玉碧对《纽约时报》说。
1960年，阮志天从河内文学院毕业，代替一位生病的朋友教授高中历史课。他讲的是越南“八月革命”部分，官方教科书写道：“英雄的苏军打败了日本法西斯，迫使他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在这样绝佳的历史条件下，八月革命只流了较少的血便迅速成功了。”他告诉学生：让日本人最终投降的，不是在东北的俄国人，而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
这让他在越南成了政治犯，被判刑3年半苦役。获释后他成了一名泥水匠，然而很快又因为创作“反革命”诗歌被抓，这次他在监狱里待了12年。这一期间，他在狱中创作了400首左右的诗歌，《经济学人》描述他创作的方法：在安静的夜里，他重温每一首诗歌，用好几天的时间修改，然后归档，如若不满，就将其删除——狱中并无纸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脑海中完成的。
他说，他的诗歌并非诗歌，“他们只是生活的啜泣声/是暗牢的门开了又合上的声音/是两片干枯肺叶的咳嗽声/是泥土落下埋葬梦想的声音/是掘尸锄头翻动回忆的声音/是凄冷夜里牙齿打战的声音/是空空如也胃里躁动的声音……”肺结核是他诗歌里的重要意象——这是他很小就患上的疾病，在长期的关押中击垮了他的身体。在另一首诗里，他写道：“我的诗里没有美好的事物/它是高速公路上的抢劫，压迫，还有结核病人咳出的血/我的诗里也没有贵气的事物/它是死亡，流汗，还有来福枪的枪托……”
他的大量诗歌与政治有关，伯特兰·罗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罗素法庭”，“审判”美军在越战中犯下的罪行时，他作诗反对：“全世界敬你为哲人/但在政治上，你只是个新手/你吵吵闹闹为越共辩护/你说你究竟了解他们多少/来看看我们的国家/亲眼看看我们的奴隶制/看看我们数不尽的监狱……”1968年，西方左翼青年掀起反越战学潮，他又写诗加以嘲讽：“我能吃好几公斤粗糙的树薯/就像吃巧克力一样香甜/你们想知道为什么猪也不是我的对手吗/因为我呆在越共的监狱里……”
“他对于刺破幻象极为在意，在我看来，这正是越南文学的一大主题。”位于北加州的非营利法人“越南文学工程”（Viet Nam Literature Project）创始人Dan Duffy说。不过，有时他的文字也会过于直露，乃至彻底失掉自制而变得形同咒骂。“今天是5月19日/我想写一首诗去谴责他/但这诗却变得像他那样难闻……我忙其他事去了/让他见鬼去吧！”
在1970年的一首诗里，他描述了作家的境遇：“拳击手中的伟大者/不在意伤痛/他们把自己练成了没有感觉的沙袋/所以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冠军/作者和拳击手并无二致/他必须经历伤痛/对心灵的不可思议的重击/会激发出思路、灵感和激情。”
第二年，他写下《他们流放了我》：“他们把我流放丛林/希望我变成树薯的肥料/我却成了娴熟的猎人/带着蛇的智慧与犀牛的勇猛重新归来/他们把我沉入大洋/希望我长眠海底/我却成了深潜的高手/带着闪烁的珍珠跃出水面/他们把我按入污泥/希望我深陷其中/我却成了一位开矿者/带着最珍贵的矿物回到地上/它不是钻石，也不是黄金/不是制作女人配饰的那些玩意儿/而是制造原子弹的铀”。
目光一直朝向过去
1975年，西贡被共产党军队占领，越战结束，次年，南北越统一。为了给数千名被关押的南越官员腾出地方，1977年河内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包括阮志天。
他的父亲两年前中风过世，母亲7年前就去世了，因为丈夫被儿子牵连被迫退休，她不得不在路边摆摊。去世前，她给小儿子留了一套新衣服。重获自由的阮志天卖掉了这套衣服，换取过冬的粮食。他骑着破自行车递送物品挣点钱，其余时间则把自己关在8平米的屋子里，偷偷摸摸地把头脑里那几百首诗歌写下来。他是如此小心翼翼，以至于十多年后他到了美国，想要写一首诗，第一反应就是把窗帘拉下。
他知道这种自由难以持续。1979年2月，中越边境战争爆发，后来他说，他知道自己再次被捕的几率很大，也不确定自己能否熬过第三次监禁。他害怕他的作品会同自己一起死去，于是，他走向了英国大使馆。
他又被监禁了12年，前6年在火炉监狱，后6年在劳改营。他继续在头脑里写诗，当他听到监狱广播宣布苏联的国际空间站计划取得成功时，他写道：“将近六英尺（注：约1米83）高的人，他的体重还不到80磅（约72斤）/我想，我也有资格升入太空了吧……人们看到他白色的虚发，称他为老人/一个46岁的家伙，在牢里呆了20年/燃料：成千首悼词/发射台：百万个梦想/驾驶这座诗歌宇宙飞船的/是坚不可摧的自由女神。”
白天，他和其他囚犯一起开垦荒地，夜晚，他在自己的脑海里漫游。他看得到一个向姐姐学习法文的6岁男孩——那正是他自己，他闻得到河内夜市里茉莉花和热汤面的芳香，他仍然可以撒网捕鱼，看着拂晓带走漫天繁星。他最喜欢的一位狱友叫李白，他们常在一起小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然后懒懒地躺在树下，看着美人折柳凄然，又笑对旧识一般的芬芳桃李。
“他很早就知道他周围有多少幻象，不论是政权的谎言还是他的文学梦……而他培养出了一种独特的人性与现实感，帮他度过艰难时日。”Dan Duffy在邮件里对本刊说，“狱卒和其他狱友都视他为某种修炼者，无论他修炼的是道教还是禅宗。”
到了1988年，饥饿导致的身体状况恶化，阮志天失去了在头脑里作诗的能力，他只能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回忆上，回忆那些他过去9年创作的诗歌。他并不知道，9年前那3个英国人信守了承诺，他的诗歌被带出越南，并在海外的越南人社区里流传，最终于1984年由耶鲁大学翻译出版，取名《地狱之花》（Flowers of Hell），第二年，诗集获得了鹿特丹国际诗歌奖。他的遭遇也终于引起了国际人权组织的注意，在他们的游说和施压下，1991年，阮志天被释放，并在1995年获准前往美国。
和大多数流亡作家一样，他的目光一直朝向过去，他在美国出版了两本散文集，都是对狱中生活的回忆。最后他选择居住在加州橙县的小西贡——一个越南移民组成的社区。人们可以经常看见他在那里溜达，无论到哪里都戴着一顶浅顶软呢帽。
他终身未娶，“我想，是这孤独的一生塑造了他这个人。”他的朋友、人权活动家Doan Viet Hoat说。“他并不相信越共在这些年的变革，”Doan Viet Hoat告诉本刊记者，“尽管如此，他一直希望能够回到越南，终老于他祖辈安息的那个村庄。”
2012年10月2日，他在加州的一家医院里离开人世，另一位人权活动家Tran Phong Vu一直陪在他的身边，“他做好了迎接死神的准备。”直到去世前几天，他们还录了一期有线电视节目，评论越南时事。他吃了最后一顿越南美托（My Tho）面。
他掀翻桌子，推倒试图拦住他的越南雇员，“他疯了！”他们叫道。旁边屋子里一个英国女孩正在梳妆，他对她喊：“我要见大使！别害怕，我是本分的人。”女孩吓得把梳子掉到了地上。他闯入另一间屋子，3个英国人赶来，将那些越南人锁在门外。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然后请求他们把自己的“重要文件”——400首诗歌的手稿送往西方。英国外交官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拒绝他在此避难，于是20年内，他第三次被投入河内的监狱。
这是1979年7月16日，越南统一的3年后。
他们流放了他
40年前，阮志天出生在河内一个中产家庭，他是家里最小最受宠的孩子，这意味着他可以把大量时间花在游泳、拳击、读小说和写爱情诗上。他立志成为一名作家，22岁时，他在一首诗里描述自己的梦想：他想要认识武松与关云长；想要当一名火枪手，与阿多斯成为朋友；他想要穿越北美大草原，与杰克·伦敦一起打猎……“诗歌在越南文学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直到19世纪末，甚至在20世纪初，很可能95%的越南文学作品都是诗歌。”他诗作的英译者阮玉碧对《纽约时报》说。
1960年，阮志天从河内文学院毕业，代替一位生病的朋友教授高中历史课。他讲的是越南“八月革命”部分，官方教科书写道：“英雄的苏军打败了日本法西斯，迫使他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在这样绝佳的历史条件下，八月革命只流了较少的血便迅速成功了。”他告诉学生：让日本人最终投降的，不是在东北的俄国人，而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
这让他在越南成了政治犯，被判刑3年半苦役。获释后他成了一名泥水匠，然而很快又因为创作“反革命”诗歌被抓，这次他在监狱里待了12年。这一期间，他在狱中创作了400首左右的诗歌，《经济学人》描述他创作的方法：在安静的夜里，他重温每一首诗歌，用好几天的时间修改，然后归档，如若不满，就将其删除——狱中并无纸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脑海中完成的。
他说，他的诗歌并非诗歌，“他们只是生活的啜泣声/是暗牢的门开了又合上的声音/是两片干枯肺叶的咳嗽声/是泥土落下埋葬梦想的声音/是掘尸锄头翻动回忆的声音/是凄冷夜里牙齿打战的声音/是空空如也胃里躁动的声音……”肺结核是他诗歌里的重要意象——这是他很小就患上的疾病，在长期的关押中击垮了他的身体。在另一首诗里，他写道：“我的诗里没有美好的事物/它是高速公路上的抢劫，压迫，还有结核病人咳出的血/我的诗里也没有贵气的事物/它是死亡，流汗，还有来福枪的枪托……”
他的大量诗歌与政治有关，伯特兰·罗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罗素法庭”，“审判”美军在越战中犯下的罪行时，他作诗反对：“全世界敬你为哲人/但在政治上，你只是个新手/你吵吵闹闹为越共辩护/你说你究竟了解他们多少/来看看我们的国家/亲眼看看我们的奴隶制/看看我们数不尽的监狱……”1968年，西方左翼青年掀起反越战学潮，他又写诗加以嘲讽：“我能吃好几公斤粗糙的树薯/就像吃巧克力一样香甜/你们想知道为什么猪也不是我的对手吗/因为我呆在越共的监狱里……”
“他对于刺破幻象极为在意，在我看来，这正是越南文学的一大主题。”位于北加州的非营利法人“越南文学工程”（Viet Nam Literature Project）创始人Dan Duffy说。不过，有时他的文字也会过于直露，乃至彻底失掉自制而变得形同咒骂。“今天是5月19日/我想写一首诗去谴责他/但这诗却变得像他那样难闻……我忙其他事去了/让他见鬼去吧！”
在1970年的一首诗里，他描述了作家的境遇：“拳击手中的伟大者/不在意伤痛/他们把自己练成了没有感觉的沙袋/所以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冠军/作者和拳击手并无二致/他必须经历伤痛/对心灵的不可思议的重击/会激发出思路、灵感和激情。”
第二年，他写下《他们流放了我》：“他们把我流放丛林/希望我变成树薯的肥料/我却成了娴熟的猎人/带着蛇的智慧与犀牛的勇猛重新归来/他们把我沉入大洋/希望我长眠海底/我却成了深潜的高手/带着闪烁的珍珠跃出水面/他们把我按入污泥/希望我深陷其中/我却成了一位开矿者/带着最珍贵的矿物回到地上/它不是钻石，也不是黄金/不是制作女人配饰的那些玩意儿/而是制造原子弹的铀”。
目光一直朝向过去
1975年，西贡被共产党军队占领，越战结束，次年，南北越统一。为了给数千名被关押的南越官员腾出地方，1977年河内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包括阮志天。
他的父亲两年前中风过世，母亲7年前就去世了，因为丈夫被儿子牵连被迫退休，她不得不在路边摆摊。去世前，她给小儿子留了一套新衣服。重获自由的阮志天卖掉了这套衣服，换取过冬的粮食。他骑着破自行车递送物品挣点钱，其余时间则把自己关在8平米的屋子里，偷偷摸摸地把头脑里那几百首诗歌写下来。他是如此小心翼翼，以至于十多年后他到了美国，想要写一首诗，第一反应就是把窗帘拉下。
他知道这种自由难以持续。1979年2月，中越边境战争爆发，后来他说，他知道自己再次被捕的几率很大，也不确定自己能否熬过第三次监禁。他害怕他的作品会同自己一起死去，于是，他走向了英国大使馆。
他又被监禁了12年，前6年在火炉监狱，后6年在劳改营。他继续在头脑里写诗，当他听到监狱广播宣布苏联的国际空间站计划取得成功时，他写道：“将近六英尺（注：约1米83）高的人，他的体重还不到80磅（约72斤）/我想，我也有资格升入太空了吧……人们看到他白色的虚发，称他为老人/一个46岁的家伙，在牢里呆了20年/燃料：成千首悼词/发射台：百万个梦想/驾驶这座诗歌宇宙飞船的/是坚不可摧的自由女神。”
白天，他和其他囚犯一起开垦荒地，夜晚，他在自己的脑海里漫游。他看得到一个向姐姐学习法文的6岁男孩——那正是他自己，他闻得到河内夜市里茉莉花和热汤面的芳香，他仍然可以撒网捕鱼，看着拂晓带走漫天繁星。他最喜欢的一位狱友叫李白，他们常在一起小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然后懒懒地躺在树下，看着美人折柳凄然，又笑对旧识一般的芬芳桃李。
“他很早就知道他周围有多少幻象，不论是政权的谎言还是他的文学梦……而他培养出了一种独特的人性与现实感，帮他度过艰难时日。”Dan Duffy在邮件里对本刊说，“狱卒和其他狱友都视他为某种修炼者，无论他修炼的是道教还是禅宗。”
到了1988年，饥饿导致的身体状况恶化，阮志天失去了在头脑里作诗的能力，他只能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回忆上，回忆那些他过去9年创作的诗歌。他并不知道，9年前那3个英国人信守了承诺，他的诗歌被带出越南，并在海外的越南人社区里流传，最终于1984年由耶鲁大学翻译出版，取名《地狱之花》（Flowers of Hell），第二年，诗集获得了鹿特丹国际诗歌奖。他的遭遇也终于引起了国际人权组织的注意，在他们的游说和施压下，1991年，阮志天被释放，并在1995年获准前往美国。
和大多数流亡作家一样，他的目光一直朝向过去，他在美国出版了两本散文集，都是对狱中生活的回忆。最后他选择居住在加州橙县的小西贡——一个越南移民组成的社区。人们可以经常看见他在那里溜达，无论到哪里都戴着一顶浅顶软呢帽。
他终身未娶，“我想，是这孤独的一生塑造了他这个人。”他的朋友、人权活动家Doan Viet Hoat说。“他并不相信越共在这些年的变革，”Doan Viet Hoat告诉本刊记者，“尽管如此，他一直希望能够回到越南，终老于他祖辈安息的那个村庄。”
2012年10月2日，他在加州的一家医院里离开人世，另一位人权活动家Tran Phong Vu一直陪在他的身边，“他做好了迎接死神的准备。”直到去世前几天，他们还录了一期有线电视节目，评论越南时事。他吃了最后一顿越南美托（My Tho）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