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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弱有效市场中，信息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而分析师正是企业与外部信息的传输渠道。企业管理者作为企业财务信息的直接掌控者，对其具有管控与操控权。本文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数据，以管理者能力、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盈余管理为研究框架，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探究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在管理者能力与盈余管理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管理者能力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对管理者能力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而与真实盈余管理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这为企业有效监管管理者，降低盈余管理现象，提高企业信息质量提供理论依据以及政策性建议。
一、引言
盈余信息在企业披露的信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盈余信息的质量不仅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影响证券分析师的判断，而且在信息使用者利用企业财务信息进行决策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过程中，管理者会权衡应计、真实以盈余管理行为的成本代价、隐蔽性、长短期效应等各方面因素，并且综合考虑企业内部发展以及外部监管情况，对盈余管理方式进行选择，以保障企业能够隐蔽的以低成本高成效的手段操纵盈余信息，提高企业绩效，向外部呈现良好的经营状态。基于此种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证券分析师作为企业与外部投资者的重要的信息传输渠道，一方面会使企业畏惧分析师监管而收敛其盈余管理行为，而另一方面可能也会导致企业为满足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绩效的期望而诱发迎合分析师预测的行为产生。
管理者能力通常指企业高层管理者所具有的沟通、协调、决策、规划、控制、分析等各项经营能力。Hambrick & 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认为，受自身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差异的影响，不同管理者会对相关信息的做出不同的解释，进而选择不同的决策。目前两权分离是企业典型的特征，盈余管理正是来源于由其产生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当下管理层仍存在利用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维护个人声誉和提高薪酬水平的现象。管理者能力的不同对盈余管理的选择倾向性也存在差异。分析师的预测信息作为外部投资者信息的主要来源，证券分析师的各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管理者能力对盈余管理的选择。管理者会根据证券分析师是否对企业经营业绩进行预测以及其预测准确性对迎合分析师预测还是遏制盈余管理进行考量。
鉴于此，本文借鉴Demerjian et al（2012）对管理者能力的测量方法，利用中国上市公司A股2010-2019年数据，主要探索以下具有重要意义但尚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拓展高管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董事会独立性等相关领域，基于管理者能力视角，探究管理者能力对分类转移盈余的影响，并将分析师预测纳入管理者操纵盈余的影响因素。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管理者能力与盈余管理
自Hambrick & 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以来，众多学者从管理者权力及其人口统计特征角度考察管理者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而涉及管理者能力的较少。为更全面深入地分析管理者内在行为因素对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影响，Demerjian et al（2012）首次引入管理者能力，将其定义为将企业资源转化为收入的能力，并对其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进行测量。基于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管理者与股东会由于目标函数存在差异而产生利益冲突，从而使得管理者做出有违“股东财富最大化”原则，而以自我为中心的短视决策。（Wright et al，1996）并且受这一目标的影响，管理者可能也会为获取私利而选择惩罚风险小的真实盈余方式。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管理者能力越高，企业盈余管理越严重。
H2：管理者能力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真实盈余管理方式。
（二）分析师预测准确性与盈余管理
国内外学者都对分析师预测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且主要形成了两个维度的观点：一种是管理者会倾向于付出成本代价进行盈余管理，以迎合分析师预测进而提高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另一种是证券分析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分析师的跟踪预测会对企业管理者带来一定的压力，会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使得管理者盈余管理的空间缩小。总体来看，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支持迎合理论。管理者会为达到分析师预期而操纵会计盈余。（Kasznik，1999）但是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分析师预测增加企业的压力，遏制管理者操控盈余的动机。（江轩宇和于上尧，2012）面对外部分析师预测的准确度的不同，管理者会选择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进行迎合或遏制。高能力的管理者可能会为规避风险和提升业绩而忽略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危害，选择隐蔽性强的真实盈余方式对分析师的预测进行迎合，而遏制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对管理者能力与应计盈余管理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H4：分析师预测準确性对管理者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2009-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数据;（2）剔除ST和ST*异常样本;（3）剔除变量缺失样本;（4）提出预测数据缺失样本。由于本文盈余管理以及分析师预测变量测量需要使用上一期期末或本期期初数值，因此本研究样本区间为2010-2019年，合计24799个观测值。并且为消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均按1%和99%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分析师预测相关以及子公司所在地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于CCE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1）应计盈余管理 国内外学者对应计盈余管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Jones模型（Jones，1991）;修正Jones模型（Dechow et al.，1995）以及DD模型（Dechow & Dichev，2002）。本文选择修正Jones模型分行业、分年份对数据进行回归并得出非可操纵应计利润、可操控性应计盈余DA J onesi，t。
（2）真实盈余管理
本文借鉴Roychowdhury（2006）研究方法，从操纵经营现金净流量、操纵生产成本以及操纵酌量性费用三个方面对真实盈余管理进行衡量。
2.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Demerjian et al（2012）的研究，对管理者能力采用DEA-Tobit相结合的两阶段模型进行衡量。以DEA模型计算的企业效率值为因变量，通过Tobit模型分行业对企业层面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残差即表示管理者能力。包含的企业层面变量包括企业规模、市场份额、自由现金流、企业年龄、多元化程度、产权性质和是否具有海外子公司七个变量，同时在回归中加入年度虚拟变量，控制不同年份对全行业的整体影响。为降低该指标的噪音，本文参考张路等（2019）的研究将残差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将其均分为四组，并分别以1、2、3、4赋值，数值越大，表示管理者能力越高。
3.调节变量
本文借鉴袁振超（2014）的研究方法，使用所有分析师预测结果以及实际每股收益对分析师预测准确性进行衡量。
4.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并综合考虑影响盈余管理的其他因素，主要使用企业规模、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财务杠杆、成长性、产权性质、营收规模、亏损、董事会独立性、审计师是否来自四大、资产密集度、劳动密集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何威风，2011;李政和郑润明，2017;徐杰和陈明禹，2018）此外，本文还对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进行了控制。
（三）研究设计
（1）基准模型构建
为从实证角度检验管理者能力的强弱对三种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首先建立如下基准模型：
DA J onesi，t=βMAijt+∑Controls+aj+bt+εijt （1）
DA Realijt=βMAijt+∑Controls+aj+bt+εijt （2）
其中i、j、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时间（年份）;DA J ones、DA Real、NCE分别表示应计、真实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MA表示管理者能力，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s为本文所有控制变量。β为待估计系数;aj和bt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
（2）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在对基准模型进行构建后，本文引入分析师预测准确性作为调节变量，对管理者能力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
DA J onesi，t=β1MAijt+β2FEijt+β3MAijt*MOijt+∑Controls+aj+bt+εijt （3）
DA Realijt=β1MAijt+β2FEijt+β3MAijt*MOijt+∑Controls+aj+bt+εijt （4）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于部分企业没有分析师进行预测跟踪，因此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和分歧度数值为存在部分缺失值，样本量分别为20290和16564，其余变量样本量均为24799。由统计分析表可知，二种盈余管理的标准差均较小，企业之间盈余管理的行为差异不明显。并且应计盈余（DA J ones）均值为0.0723，真实盈余（DA Real）为0.3851，这表明企业管理层更倾向于通过操纵真实交易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而使用应计方式的倾向较弱。对于解释变量管理者能力（MA），其均值为2.5836，标准差为1.1415，可见上市公司内部管理者的能力均在较大的差异。调节变量分析师预测准确性（FE）的标准差为0.1072，这说明中国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没有明显差异。分析师预测分歧度（FD）的标准差为0.0888，均值为0.0370，因此分析师对上市企业的预测分歧度较为均衡。
（二）管理者能力与盈余管理回归分析
本文对基准模型（1）、（2）分别进行回归，由回归结果可见：管理者能力与应计和真实盈余均在10%水平以上显著为正，且系数分别为0.0051和0.0150。这表明企业管理者能力越高，越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并且使用真实盈余的方式操控盈余的意愿更强。假设1、2得以验证。
（三）分析师预测准确性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本文对基准模型（3）、（4）分别进行回归，由回归结果可见：管理者能力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交互项与应计盈余的系数为-0.017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真实盈余的系数为0.189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对管理者能力与应计盈余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对于管理者能力与真实盈余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因此，管理者选择使用真实盈余的方式迎合分析师预测，而对应计盈余方式进行遏制。假设3、4得以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管理者能力原值作为替换变量对上述假设进行重新计量。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管理者能力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应计0.0639、真实0.4572），且更倾向于使用真实盈余方式（0.4572），这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所以本文结论具有可靠性。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 A 股上市企业为对象，经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且越倾向于选择真实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激发管理者能力对企业的积极导向作用，同时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管。
管理者能力作为企业重要的资源，对企业的发展与决策起到重要的作用。面对管理者可能由于两权分离，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对企業经营信息进行操纵性披露。因此，企业应正面引导激发企业管理者正确利用其能力优势，使其从企业发展的长期视角出发，做出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决策，激发“企业家精神”，充分展现其“职业经理人”作用。同时，企业应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管，将管理者能力与权力结合，避免其能力过高、权力过大而导致股东和董事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监督。
（2）外部监管机构应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
外部监管机构应建立良好的分析师预测的激励机制，鼓励分析师对企业进行全面调查监管，最大程度上保障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提高外部信息的有效性。同时积极组织分析师参加培训提升其职业水准。
（3）健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提高信息的公开透明度。
国家政府机关部门应加紧建立更为健全的法律规章制度体系，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监管企业信息披露数量以及质量，提升信息的公开透明度。此外，对触及法律红线，违规操纵企业信息，选择性披露信息的企业加大惩罚机制，提高其惩罚成本，以达到震慑作用。
（作者单位：1.中国兵工协会;2.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一、引言
盈余信息在企业披露的信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盈余信息的质量不仅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影响证券分析师的判断，而且在信息使用者利用企业财务信息进行决策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过程中，管理者会权衡应计、真实以盈余管理行为的成本代价、隐蔽性、长短期效应等各方面因素，并且综合考虑企业内部发展以及外部监管情况，对盈余管理方式进行选择，以保障企业能够隐蔽的以低成本高成效的手段操纵盈余信息，提高企业绩效，向外部呈现良好的经营状态。基于此种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证券分析师作为企业与外部投资者的重要的信息传输渠道，一方面会使企业畏惧分析师监管而收敛其盈余管理行为，而另一方面可能也会导致企业为满足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绩效的期望而诱发迎合分析师预测的行为产生。
管理者能力通常指企业高层管理者所具有的沟通、协调、决策、规划、控制、分析等各项经营能力。Hambrick & 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认为，受自身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差异的影响，不同管理者会对相关信息的做出不同的解释，进而选择不同的决策。目前两权分离是企业典型的特征，盈余管理正是来源于由其产生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当下管理层仍存在利用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维护个人声誉和提高薪酬水平的现象。管理者能力的不同对盈余管理的选择倾向性也存在差异。分析师的预测信息作为外部投资者信息的主要来源，证券分析师的各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管理者能力对盈余管理的选择。管理者会根据证券分析师是否对企业经营业绩进行预测以及其预测准确性对迎合分析师预测还是遏制盈余管理进行考量。
鉴于此，本文借鉴Demerjian et al（2012）对管理者能力的测量方法，利用中国上市公司A股2010-2019年数据，主要探索以下具有重要意义但尚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拓展高管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董事会独立性等相关领域，基于管理者能力视角，探究管理者能力对分类转移盈余的影响，并将分析师预测纳入管理者操纵盈余的影响因素。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管理者能力与盈余管理
自Hambrick & 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以来，众多学者从管理者权力及其人口统计特征角度考察管理者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而涉及管理者能力的较少。为更全面深入地分析管理者内在行为因素对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影响，Demerjian et al（2012）首次引入管理者能力，将其定义为将企业资源转化为收入的能力，并对其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进行测量。基于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管理者与股东会由于目标函数存在差异而产生利益冲突，从而使得管理者做出有违“股东财富最大化”原则，而以自我为中心的短视决策。（Wright et al，1996）并且受这一目标的影响，管理者可能也会为获取私利而选择惩罚风险小的真实盈余方式。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管理者能力越高，企业盈余管理越严重。
H2：管理者能力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真实盈余管理方式。
（二）分析师预测准确性与盈余管理
国内外学者都对分析师预测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且主要形成了两个维度的观点：一种是管理者会倾向于付出成本代价进行盈余管理，以迎合分析师预测进而提高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另一种是证券分析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分析师的跟踪预测会对企业管理者带来一定的压力，会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使得管理者盈余管理的空间缩小。总体来看，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支持迎合理论。管理者会为达到分析师预期而操纵会计盈余。（Kasznik，1999）但是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分析师预测增加企业的压力，遏制管理者操控盈余的动机。（江轩宇和于上尧，2012）面对外部分析师预测的准确度的不同，管理者会选择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进行迎合或遏制。高能力的管理者可能会为规避风险和提升业绩而忽略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危害，选择隐蔽性强的真实盈余方式对分析师的预测进行迎合，而遏制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对管理者能力与应计盈余管理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H4：分析师预测準确性对管理者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2009-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数据;（2）剔除ST和ST*异常样本;（3）剔除变量缺失样本;（4）提出预测数据缺失样本。由于本文盈余管理以及分析师预测变量测量需要使用上一期期末或本期期初数值，因此本研究样本区间为2010-2019年，合计24799个观测值。并且为消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均按1%和99%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分析师预测相关以及子公司所在地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于CCE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1）应计盈余管理 国内外学者对应计盈余管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Jones模型（Jones，1991）;修正Jones模型（Dechow et al.，1995）以及DD模型（Dechow & Dichev，2002）。本文选择修正Jones模型分行业、分年份对数据进行回归并得出非可操纵应计利润、可操控性应计盈余DA J onesi，t。
（2）真实盈余管理
本文借鉴Roychowdhury（2006）研究方法，从操纵经营现金净流量、操纵生产成本以及操纵酌量性费用三个方面对真实盈余管理进行衡量。
2.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Demerjian et al（2012）的研究，对管理者能力采用DEA-Tobit相结合的两阶段模型进行衡量。以DEA模型计算的企业效率值为因变量，通过Tobit模型分行业对企业层面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残差即表示管理者能力。包含的企业层面变量包括企业规模、市场份额、自由现金流、企业年龄、多元化程度、产权性质和是否具有海外子公司七个变量，同时在回归中加入年度虚拟变量，控制不同年份对全行业的整体影响。为降低该指标的噪音，本文参考张路等（2019）的研究将残差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将其均分为四组，并分别以1、2、3、4赋值，数值越大，表示管理者能力越高。
3.调节变量
本文借鉴袁振超（2014）的研究方法，使用所有分析师预测结果以及实际每股收益对分析师预测准确性进行衡量。
4.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并综合考虑影响盈余管理的其他因素，主要使用企业规模、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财务杠杆、成长性、产权性质、营收规模、亏损、董事会独立性、审计师是否来自四大、资产密集度、劳动密集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何威风，2011;李政和郑润明，2017;徐杰和陈明禹，2018）此外，本文还对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进行了控制。
（三）研究设计
（1）基准模型构建
为从实证角度检验管理者能力的强弱对三种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首先建立如下基准模型：
DA J onesi，t=βMAijt+∑Controls+aj+bt+εijt （1）
DA Realijt=βMAijt+∑Controls+aj+bt+εijt （2）
其中i、j、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时间（年份）;DA J ones、DA Real、NCE分别表示应计、真实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MA表示管理者能力，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s为本文所有控制变量。β为待估计系数;aj和bt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
（2）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在对基准模型进行构建后，本文引入分析师预测准确性作为调节变量，对管理者能力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
DA J onesi，t=β1MAijt+β2FEijt+β3MAijt*MOijt+∑Controls+aj+bt+εijt （3）
DA Realijt=β1MAijt+β2FEijt+β3MAijt*MOijt+∑Controls+aj+bt+εijt （4）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于部分企业没有分析师进行预测跟踪，因此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和分歧度数值为存在部分缺失值，样本量分别为20290和16564，其余变量样本量均为24799。由统计分析表可知，二种盈余管理的标准差均较小，企业之间盈余管理的行为差异不明显。并且应计盈余（DA J ones）均值为0.0723，真实盈余（DA Real）为0.3851，这表明企业管理层更倾向于通过操纵真实交易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而使用应计方式的倾向较弱。对于解释变量管理者能力（MA），其均值为2.5836，标准差为1.1415，可见上市公司内部管理者的能力均在较大的差异。调节变量分析师预测准确性（FE）的标准差为0.1072，这说明中国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没有明显差异。分析师预测分歧度（FD）的标准差为0.0888，均值为0.0370，因此分析师对上市企业的预测分歧度较为均衡。
（二）管理者能力与盈余管理回归分析
本文对基准模型（1）、（2）分别进行回归，由回归结果可见：管理者能力与应计和真实盈余均在10%水平以上显著为正，且系数分别为0.0051和0.0150。这表明企业管理者能力越高，越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并且使用真实盈余的方式操控盈余的意愿更强。假设1、2得以验证。
（三）分析师预测准确性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本文对基准模型（3）、（4）分别进行回归，由回归结果可见：管理者能力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交互项与应计盈余的系数为-0.017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真实盈余的系数为0.189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对管理者能力与应计盈余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对于管理者能力与真实盈余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因此，管理者选择使用真实盈余的方式迎合分析师预测，而对应计盈余方式进行遏制。假设3、4得以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管理者能力原值作为替换变量对上述假设进行重新计量。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管理者能力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应计0.0639、真实0.4572），且更倾向于使用真实盈余方式（0.4572），这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所以本文结论具有可靠性。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 A 股上市企业为对象，经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且越倾向于选择真实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激发管理者能力对企业的积极导向作用，同时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管。
管理者能力作为企业重要的资源，对企业的发展与决策起到重要的作用。面对管理者可能由于两权分离，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对企業经营信息进行操纵性披露。因此，企业应正面引导激发企业管理者正确利用其能力优势，使其从企业发展的长期视角出发，做出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决策，激发“企业家精神”，充分展现其“职业经理人”作用。同时，企业应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管，将管理者能力与权力结合，避免其能力过高、权力过大而导致股东和董事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监督。
（2）外部监管机构应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
外部监管机构应建立良好的分析师预测的激励机制，鼓励分析师对企业进行全面调查监管，最大程度上保障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提高外部信息的有效性。同时积极组织分析师参加培训提升其职业水准。
（3）健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提高信息的公开透明度。
国家政府机关部门应加紧建立更为健全的法律规章制度体系，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监管企业信息披露数量以及质量，提升信息的公开透明度。此外，对触及法律红线，违规操纵企业信息，选择性披露信息的企业加大惩罚机制，提高其惩罚成本，以达到震慑作用。
（作者单位：1.中国兵工协会;2.中国石油大学（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