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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产、贸易结构正在向三足鼎立格局演变；以美、中、德为核心国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的G3新框架，很可能代表了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未来
推进全球贸易增长，改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是今年G20峰会的两大重要议题。随着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减缓，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学术界和企业界开始对全球贸易态势的判断进行争论。这种增速下滑，是周期性的，还是常态性、结构性的演变？
杭州G20峰会在闭幕词中“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这毋庸置疑代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在失序、迷茫中的又一次努力，向更具代表性、更加高效的新框架的又一次艰辛探索。
数据显示，全球生产、贸易结构正在向三足鼎立格局演变；以美、中、德为核心国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的G3新框架，很可能代表了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未来。
从1980年-2011年，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9%，同期全球贸易增长率为7.3%，是前者的2.5倍；1980年-2011年的30年间曾七次出现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的情况。
除上世纪80年代初的连续三年低迷之外，其余各次的持续时间均仅限于当年，且其后均伴有明显的贸易回弹。2012年以后，已经连续四年贸易增长率跌到GDP增长率之下。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球贸易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其严重程度仅次于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是贸易核心国发生了变化。在2012年之前，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2000年美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达到15.48%，比第二大贸易国德国的7.96%和第三大贸易国日本的6.51%之和还要多；美国也一直是全球最多国家或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在2000年有47个国家或地区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国。
2013年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的位置被中国所取代，2015年全球三大贸易国依次变为中国、美国、德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11.9%、11.5%、7.2%，三国也各自成为24个、21个、21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核心”的全球贸易旧结构已经被中国、美国、德国三足鼎立的新结构所取代。
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全球贸易正越来越体现为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下图所描述的分别是1995年和2014年占全球贸易总量80%以上的前30大贸易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依存网络。图中，各国（地区）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以直线相连，粗体黑线则代表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从这一贸易网络的演变中可发现，全球贸易正在更多地体现出区域贸易的特征。在1995年，亚洲各国（地区）大部分以日本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国家大多以德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北美、南美的几大贸易国则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价值链已经显现，而亚洲贸易大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都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亚洲价值链的态势尚不明显，所体现的更多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在亚洲的分工。
从1995年到2014年，全球贸易网络的基本结构在这17年间发生了两大显著变化：首先，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贸易“核心”已由日本转变中国，且中国的核心地位更为明晰、稳固；其次，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主要贸易国，都转而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依然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正逐步减弱，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亚洲价值链的态势更加明显。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贸易增速的减缓实际上反映了这种结构的变化。美、德、日、英、法等国在1980年-2011年的平均货物贸易增长率分别为6.8%、6.6%、6.0%、5.5%、5.5%。而在同一时期，贸易出现高速增长的国家主要包括越南16.8%，中国15.9%，印度11.9%，泰国11.4%，韩国11.2%等。印度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垂直转移，而越南、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高速增长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
综合来看，2012年之前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亚洲国家、新兴经济体、资源国家推动，源于四个因素：第一，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第二，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大幅下降。第三，贸易制度成本的下降，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关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关税从平均45%以上降到本世纪的15%以下，而WTO的成立，以及全球20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更使得大量的区域内关税降至为零。第四，全球生产垂直化分工所推动的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增长。
在以上四个因素中，中国都是决定的力量，因而成为这一时期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发动机。第一，中国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体系；第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交通运输技术及基础设施的突飞猛进迅速降低了中国的贸易技术成本；第三，中国进入WTO之后的贸易制度成本也大幅下降；第四，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制造加工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四个因素推动了全球贸易从“美国核心”到“中、美、德三足鼎立”，从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到北美、欧洲、亚洲的区域价值链这两大结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亚洲国家的贸易高速增长正向发达国家的相对平缓的贸易增长回归。
以2012年为分界，全球贸易正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
有趣的是，中国现在的贸易增速趋缓，和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贸易增速趋缓很相似。从1955年到1975年，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达到1970年-1975年的平均23%的惊人增长率。此后逐年向下，从80年代开始回归到发达国家的6%左右的均值。日本劳动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停滞现象与1970年-1975年这一贸易增长的拐点同步出现。 第三，推动合作而不对抗：美苏争霸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由两个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容易演变成两强争霸。只要把对手打掉，剩下的一强就成为全球的霸主，这种巨大利益的诱惑使得G2体系通常不稳定。现在常常提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似乎美国是发达国家的核心，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而世界大局似乎进入了美、中争霸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类似，有相似的诉求；另一方面，在经济政策上，中国常常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并不一致，反而和发达国家更为接近。比如说，中国的平均实际关税率只有4%左右，大大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15%，而和发达国家接近。在环境政策上，中国现在也倾向于严格的环境保护，在政策上和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更为接近。而欧洲的德、法，在反对美元霸权，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上，和中国，而不是美国立场更加接近。亚投行成立时，英国是西方第一个加入的国家。欧洲大陆，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法律体系都和英、美体系有明显差别。美、德、中的G3， 相对于所谓的美、中G2， 可能更接近现实，更加稳定，更趋于合作，而不是对抗。
第四，鼓励多元化，而不是霸权：世界进入了以创新驱动，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时代。多元的文化是创新的土壤，不同国家之间的有序竞争推动世界的良性发展。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试图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规则，恢复美国在G1-G7体系下的全球主导地位。而我们所提出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的G3体系鼓励竞争，鼓励多元化。在一个三足鼎立的体系，任何一方都难以建立霸权，因而是一个稳定而多元的结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全球鼎足三立的生产结构相适应的G3体系，既不是美国试图恢复的G1， 也不是美中对抗的G2，才是万象更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的未来。
“让G20成为行动队而非清谈馆”的声音在美丽的西湖回荡，一个有效而具有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华夏共同体与鼎足三立的G3， 在西湖的群山后，在浩渺的太平洋上冉冉升起。我们能听到清脆的童音：“要合作，不要对抗；要竞争，不要斗争；要多元，不要霸权！”
鞠建东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院长，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余心玎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助理教授
推进全球贸易增长，改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是今年G20峰会的两大重要议题。随着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减缓，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学术界和企业界开始对全球贸易态势的判断进行争论。这种增速下滑，是周期性的，还是常态性、结构性的演变？
杭州G20峰会在闭幕词中“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这毋庸置疑代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在失序、迷茫中的又一次努力，向更具代表性、更加高效的新框架的又一次艰辛探索。
数据显示，全球生产、贸易结构正在向三足鼎立格局演变；以美、中、德为核心国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的G3新框架，很可能代表了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未来。
一、 全球贸易新常态
从1980年-2011年，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9%，同期全球贸易增长率为7.3%，是前者的2.5倍；1980年-2011年的30年间曾七次出现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的情况。
除上世纪80年代初的连续三年低迷之外，其余各次的持续时间均仅限于当年，且其后均伴有明显的贸易回弹。2012年以后，已经连续四年贸易增长率跌到GDP增长率之下。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球贸易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其严重程度仅次于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是贸易核心国发生了变化。在2012年之前，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2000年美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达到15.48%，比第二大贸易国德国的7.96%和第三大贸易国日本的6.51%之和还要多；美国也一直是全球最多国家或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在2000年有47个国家或地区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国。
2013年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的位置被中国所取代，2015年全球三大贸易国依次变为中国、美国、德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11.9%、11.5%、7.2%，三国也各自成为24个、21个、21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核心”的全球贸易旧结构已经被中国、美国、德国三足鼎立的新结构所取代。
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全球贸易正越来越体现为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下图所描述的分别是1995年和2014年占全球贸易总量80%以上的前30大贸易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依存网络。图中，各国（地区）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以直线相连，粗体黑线则代表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从这一贸易网络的演变中可发现，全球贸易正在更多地体现出区域贸易的特征。在1995年，亚洲各国（地区）大部分以日本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国家大多以德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北美、南美的几大贸易国则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价值链已经显现，而亚洲贸易大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都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亚洲价值链的态势尚不明显，所体现的更多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在亚洲的分工。
从1995年到2014年，全球贸易网络的基本结构在这17年间发生了两大显著变化：首先，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贸易“核心”已由日本转变中国，且中国的核心地位更为明晰、稳固；其次，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主要贸易国，都转而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依然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正逐步减弱，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亚洲价值链的态势更加明显。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贸易增速的减缓实际上反映了这种结构的变化。美、德、日、英、法等国在1980年-2011年的平均货物贸易增长率分别为6.8%、6.6%、6.0%、5.5%、5.5%。而在同一时期，贸易出现高速增长的国家主要包括越南16.8%，中国15.9%，印度11.9%，泰国11.4%，韩国11.2%等。印度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垂直转移，而越南、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高速增长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
综合来看，2012年之前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亚洲国家、新兴经济体、资源国家推动，源于四个因素：第一，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第二，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大幅下降。第三，贸易制度成本的下降，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关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关税从平均45%以上降到本世纪的15%以下，而WTO的成立，以及全球20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更使得大量的区域内关税降至为零。第四，全球生产垂直化分工所推动的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增长。
在以上四个因素中，中国都是决定的力量，因而成为这一时期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发动机。第一，中国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体系；第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交通运输技术及基础设施的突飞猛进迅速降低了中国的贸易技术成本；第三，中国进入WTO之后的贸易制度成本也大幅下降；第四，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制造加工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四个因素推动了全球贸易从“美国核心”到“中、美、德三足鼎立”，从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到北美、欧洲、亚洲的区域价值链这两大结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亚洲国家的贸易高速增长正向发达国家的相对平缓的贸易增长回归。
以2012年为分界，全球贸易正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
有趣的是，中国现在的贸易增速趋缓，和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贸易增速趋缓很相似。从1955年到1975年，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达到1970年-1975年的平均23%的惊人增长率。此后逐年向下，从80年代开始回归到发达国家的6%左右的均值。日本劳动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停滞现象与1970年-1975年这一贸易增长的拐点同步出现。 第三，推动合作而不对抗：美苏争霸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由两个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容易演变成两强争霸。只要把对手打掉，剩下的一强就成为全球的霸主，这种巨大利益的诱惑使得G2体系通常不稳定。现在常常提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似乎美国是发达国家的核心，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而世界大局似乎进入了美、中争霸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类似，有相似的诉求；另一方面，在经济政策上，中国常常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并不一致，反而和发达国家更为接近。比如说，中国的平均实际关税率只有4%左右，大大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15%，而和发达国家接近。在环境政策上，中国现在也倾向于严格的环境保护，在政策上和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更为接近。而欧洲的德、法，在反对美元霸权，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上，和中国，而不是美国立场更加接近。亚投行成立时，英国是西方第一个加入的国家。欧洲大陆，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法律体系都和英、美体系有明显差别。美、德、中的G3， 相对于所谓的美、中G2， 可能更接近现实，更加稳定，更趋于合作，而不是对抗。
第四，鼓励多元化，而不是霸权：世界进入了以创新驱动，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时代。多元的文化是创新的土壤，不同国家之间的有序竞争推动世界的良性发展。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试图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规则，恢复美国在G1-G7体系下的全球主导地位。而我们所提出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的G3体系鼓励竞争，鼓励多元化。在一个三足鼎立的体系，任何一方都难以建立霸权，因而是一个稳定而多元的结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全球鼎足三立的生产结构相适应的G3体系，既不是美国试图恢复的G1， 也不是美中对抗的G2，才是万象更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的未来。
“让G20成为行动队而非清谈馆”的声音在美丽的西湖回荡，一个有效而具有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华夏共同体与鼎足三立的G3， 在西湖的群山后，在浩渺的太平洋上冉冉升起。我们能听到清脆的童音：“要合作，不要对抗；要竞争，不要斗争；要多元，不要霸权！”
鞠建东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院长，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余心玎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