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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读者》第三季中,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主持人董卿一直等到凌晨一点才见到她,她就是新华社“银发校对”陈素芬。那个时候,已经80岁高龄的陈老师刚结束一天的夜班……
她是新华社退休新闻工作者,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三次驻蒙古国承担报道任务,感受“外交风云”;退休后,坚持上夜班几十年如一日,作为“奶奶级”的“编外校对”,同年轻人一起月出而作、月落而息,为稿件“零差错”而努力。
2019年冬至,午后的阳光温暖和煦。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一间小屋阳台上,摆着一排大小不一的花盆。盆中绿植郁郁葱葱,不见一片枯叶,地上也没有一点水渍,整洁中透着主人的精心。
已经79岁的陈素芬,刚熬过一个通宵一退休20多年来,她一直为一家中央时政大报做文字校对。每天按报纸编辑排版时间作息早已成了她晚年生活的常态。
一到晚上,编辑部灯火通明,来自国内外的新闻报道都汇集到这里筛选、编辑和排版。不管多晚,陈素芬都会等着版面大样出来。她不喜欢引人注意,云淡风轻得像一个“隐形人”。
寒来暑往,报社的编辑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她这个“编外校对”一直没有变。每天夜里十点,是校对员到岗上班的时候,她会拢好满头银丝,穿戴整齐,拎着自己的小布兜,准时坐在校对室。
乌兰巴托的夜
1941年1月,陈素芬出生在青岛,父亲是工人,母亲靠做手工补贴家用。解放后,陈素芬有了上中专的机会。1960年,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千佛山高干疗养院。
1961年,一纸调令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一组织上经过层层筛选,决定派她去蒙古国的中蒙友谊医院当护士。于是,她登上了北上乌兰巴托的列车。经过两天的颠簸,踏上了这个陌生的国度。
当年,中国对蒙古国有很多援助项目,中蒙友谊医院是专为我国援蒙工人设立的。陈素芬被分配到急诊室工作,经常值班到大半夜。由于刚来时就被提醒“独自外出很危险”,陈素芬和同来的小姐妹几乎不出医院大门。中蒙友谊医院外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小路,直通中国驻蒙大使馆,身处异国他乡,她们在这两个地方才能有“家”的安全感。
当时使馆人手紧缺,每逢举办活动,就向一墙之隔的医院“借人”。陈素芬她们手脚麻利,经常被派过来帮忙。在这里,她遇到了新华社乌兰巴托分社的翻译巴塔尔仓,他精通蒙语、汉语。
大个子巴塔尔仓身高一米八三,平时话很少,用介绍人的话形容,是一个“很老实的小伙”,在护士长的撮合下,俩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回国前,他们在大使馆举办了婚礼。当时的驻蒙大使成了证婚人。在使馆的大礼堂里,桌上摆几盘糖果,虽没有父母的参加,这对新人也收获了满满的祝福。
陈素芬至今仍记得,她扯了一块布,自己手缝了一件紫红色小棉袄,还托人从国内买了一双半高跟皮鞋;巴塔尔仓是外交人员,有几套像样的工作服,就这样凑齐了新郎新娘装。
“桶装”稿子长蛇阵
1963年,陈素芬从蒙古国回来,进入了新华通讯社秘书处中文发稿组。最初,她被分配到校对岗,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这是一个容不得任何差错的岗位。由于技术落后,当时通讯社的新闻编辑发稿需要细长的纸条,有的写着字,有的打着孔,大家分工协作。
陈素芬每天的工作从模写开始:把稿子抄在一指宽的长纸条上。为了方便,每人都有一个带坡度的小木板,中间有一道用金属贴片镶嵌的一指宽凹槽,纸条就嵌在槽内,写一截,向上拉一截,往往一篇稿子,要分好几页。每页都标上号,每个号对应一个人。等稿件誊写完,所有的纸条就按编号顺序首尾相连地粘在一起,然后放在一个铁皮桶里,交付下一个程序。
上世纪60年代,经常会有超长篇幅的重要稿件要播发。无论多晚,只要有稿件要处理,陈素芬和同事们都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在发稿组办公室的地上,总是放好多个铁皮桶,里面细长的“稿子”连在一起,摆着长蛇阵,成为办公室一“景”。这只是最初的程序,接下来会有人对照原稿逐字逐句校对,不能有任何差错。校对员每人脚边一个铁皮桶,一边看原稿,一边扯着细长的纸条。形似的汉字很多,多一点、少一划意思大相径庭。每当发现有差错的地方,校对员就把错的字撕掉,粘上正确的字。经过几轮校对确认无误后,这纸条才按中央和省级分发到两台机器,把开头塞进去,机器“哗啦啦”一转,这条稿件才算传送完成。
刚开始,陈素芬时常出错,每次被叫去改错字都觉得很窘,心中懊恼“怎么又错了”。下次,她就会格外细致,争取不被老同志“点名”。慢慢地业务水平不断提高,错误由少到无,她也可以去校别人誊写的稿件了。
从“不相信”别人,到“不相信”自己,校对工作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较真精神。她说:“我们就像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到哪个地方,就千好哪份工作,哪怕没有值班,也是随叫随到。”
为了提高发稿效率,当时的前辈们也折腾出一些“土”办法。比如将报刊楼的角落上下打通,做一个“大炮筒”,每天10层的报房就将稿件分装好,扔进这个筒。每层都有值班人员,每当听见“咚”的一声,就知道来稿了。
她是新华社退休新闻工作者,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三次驻蒙古国承担报道任务,感受“外交风云”;退休后,坚持上夜班几十年如一日,作为“奶奶级”的“编外校对”,同年轻人一起月出而作、月落而息,为稿件“零差错”而努力。
2019年冬至,午后的阳光温暖和煦。在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一间小屋阳台上,摆着一排大小不一的花盆。盆中绿植郁郁葱葱,不见一片枯叶,地上也没有一点水渍,整洁中透着主人的精心。
已经79岁的陈素芬,刚熬过一个通宵一退休20多年来,她一直为一家中央时政大报做文字校对。每天按报纸编辑排版时间作息早已成了她晚年生活的常态。
一到晚上,编辑部灯火通明,来自国内外的新闻报道都汇集到这里筛选、编辑和排版。不管多晚,陈素芬都会等着版面大样出来。她不喜欢引人注意,云淡风轻得像一个“隐形人”。
寒来暑往,报社的编辑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她这个“编外校对”一直没有变。每天夜里十点,是校对员到岗上班的时候,她会拢好满头银丝,穿戴整齐,拎着自己的小布兜,准时坐在校对室。
乌兰巴托的夜
1941年1月,陈素芬出生在青岛,父亲是工人,母亲靠做手工补贴家用。解放后,陈素芬有了上中专的机会。1960年,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千佛山高干疗养院。
1961年,一纸调令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一组织上经过层层筛选,决定派她去蒙古国的中蒙友谊医院当护士。于是,她登上了北上乌兰巴托的列车。经过两天的颠簸,踏上了这个陌生的国度。
当年,中国对蒙古国有很多援助项目,中蒙友谊医院是专为我国援蒙工人设立的。陈素芬被分配到急诊室工作,经常值班到大半夜。由于刚来时就被提醒“独自外出很危险”,陈素芬和同来的小姐妹几乎不出医院大门。中蒙友谊医院外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小路,直通中国驻蒙大使馆,身处异国他乡,她们在这两个地方才能有“家”的安全感。
当时使馆人手紧缺,每逢举办活动,就向一墙之隔的医院“借人”。陈素芬她们手脚麻利,经常被派过来帮忙。在这里,她遇到了新华社乌兰巴托分社的翻译巴塔尔仓,他精通蒙语、汉语。
大个子巴塔尔仓身高一米八三,平时话很少,用介绍人的话形容,是一个“很老实的小伙”,在护士长的撮合下,俩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回国前,他们在大使馆举办了婚礼。当时的驻蒙大使成了证婚人。在使馆的大礼堂里,桌上摆几盘糖果,虽没有父母的参加,这对新人也收获了满满的祝福。
陈素芬至今仍记得,她扯了一块布,自己手缝了一件紫红色小棉袄,还托人从国内买了一双半高跟皮鞋;巴塔尔仓是外交人员,有几套像样的工作服,就这样凑齐了新郎新娘装。
“桶装”稿子长蛇阵
1963年,陈素芬从蒙古国回来,进入了新华通讯社秘书处中文发稿组。最初,她被分配到校对岗,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这是一个容不得任何差错的岗位。由于技术落后,当时通讯社的新闻编辑发稿需要细长的纸条,有的写着字,有的打着孔,大家分工协作。
陈素芬每天的工作从模写开始:把稿子抄在一指宽的长纸条上。为了方便,每人都有一个带坡度的小木板,中间有一道用金属贴片镶嵌的一指宽凹槽,纸条就嵌在槽内,写一截,向上拉一截,往往一篇稿子,要分好几页。每页都标上号,每个号对应一个人。等稿件誊写完,所有的纸条就按编号顺序首尾相连地粘在一起,然后放在一个铁皮桶里,交付下一个程序。
上世纪60年代,经常会有超长篇幅的重要稿件要播发。无论多晚,只要有稿件要处理,陈素芬和同事们都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在发稿组办公室的地上,总是放好多个铁皮桶,里面细长的“稿子”连在一起,摆着长蛇阵,成为办公室一“景”。这只是最初的程序,接下来会有人对照原稿逐字逐句校对,不能有任何差错。校对员每人脚边一个铁皮桶,一边看原稿,一边扯着细长的纸条。形似的汉字很多,多一点、少一划意思大相径庭。每当发现有差错的地方,校对员就把错的字撕掉,粘上正确的字。经过几轮校对确认无误后,这纸条才按中央和省级分发到两台机器,把开头塞进去,机器“哗啦啦”一转,这条稿件才算传送完成。
刚开始,陈素芬时常出错,每次被叫去改错字都觉得很窘,心中懊恼“怎么又错了”。下次,她就会格外细致,争取不被老同志“点名”。慢慢地业务水平不断提高,错误由少到无,她也可以去校别人誊写的稿件了。
从“不相信”别人,到“不相信”自己,校对工作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较真精神。她说:“我们就像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到哪个地方,就千好哪份工作,哪怕没有值班,也是随叫随到。”
为了提高发稿效率,当时的前辈们也折腾出一些“土”办法。比如将报刊楼的角落上下打通,做一个“大炮筒”,每天10层的报房就将稿件分装好,扔进这个筒。每层都有值班人员,每当听见“咚”的一声,就知道来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