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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是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两支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堪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奠基人和“创造红地”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称其为“民族英雄”，朱德赞其曰“人民领袖”，老百姓直呼其为“谢青天!”
“谢青天”是在为粉碎蒋介石反动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围剿”而进行的清涧河口镇战斗中英勇负伤的。从1934年8月15日至1935年2月21日，在他负伤、转移、养伤的半年时间里，仍是胸中惟有百姓事，强忍筋骨痛，为民披肝胆，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不凡轶事。他在弥留期间曾给身边的人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众乡亲，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陕北游击队 老谢总指挥
谢子长，原名世元，后名德元，号浩如，陕北安定(今子长)县人。他于1897年出生在安定县枣树坪村，早年就读于榆林中学，受五四运动影响，从小立志救国救民。1923年只身赴晋，人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后又在京津一带接受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组织委派回乡建立地方武装，在安定办起民团，自任团总，并在陕西军阀井岳秀部下的石谦旅开展兵运，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他在部队里传播进步思想，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在地方开办农民运动讲习班，召开农协大会，改组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打土豪、惩劣绅、清算高利贷，使贫苦百姓扬眉吐气。从20年代起，西北人民群众就称他为“谢青天”。
1927年5月，在谢子长领导下，安定县“经两月工夫，成立百余个乡农民协会，14个区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又“成立县农民协会，开会时，各区乡出席代表300余人”，“各团体及各界参加者2000余人”，大会作出40余项决议案，件件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农会不仅利用斗争手段，争取对县府的规章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在乡村更是把盘剥老百姓的律条尽皆毁除，账簿烧掉，将罪大恶极的恶霸予以惩处，所以乡亲们个个心向农会，人人拥戴谢子长，革命的火种深植于人民的心田。
但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迅速笼罩全国城乡。这年秋，谢子长与唐澍、白乐亭等陕西军委的同志策划和举行了西北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武装起义，即清涧起义，率领起义部队攻克延长、延川、宜川3座县城，使起义部队发展到1700余人。1928年5月，他又与唐澍、刘志丹在距陕西省府很近的渭南，与农民起义军会合，成立西北革命军，遂发起著名的“渭南暴动”，迫使国民党军急调3个师的兵力进剿。两次起义暴动，虽然最后归于失败，但却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军队的嚣张气焰，锻炼了我党干部的军事指挥才能，鼓舞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志。转入农村斗争后，谢子长又亲任陕北军委主席、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等职，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南征北战，驰骋陕、甘、宁、晋各地，历尽生死考验。受当时党内极左路线的影响，1932年的寒冬，陕西省委杜衡等人竟把谢子长、刘志丹坚持的农村游击战争诬蔑为“梢山主义”“土匪路线”，进而撤掉了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同志的职务，令谢子长赴上海中央局“受训”。谢子长临行之前，与杜衡据理力争，硬是把也已被撤职的刘志丹同志留在陕甘军中。不久，这支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1933年夏，谢子长受命到吉鸿昌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工作，后又被任命为中央北方代表及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于1934年1月22日重返陕北安定。谢子长重回故里，他调查研究，分析形势，攻坚克难，再振雄风，先后发展了由5个支队组成、活动在数县的陕北红军游击队，亲任总指挥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从此他与刘志丹一起动员群众、协同作战，不断给敌人以重创。他们树旗“造反”，不仅呼啦啦地扩大着红军的地盘，而且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使陕北红色革命根据地北至神府、米脂，东至吴堡，西至三边，南至延川14个县迅速联成一片。很快，由中共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陕北苏维埃政府便在白家睑举红旗、挂红匾、宣告成立。陕北受苦汉为此敲起锣、打起鼓、杀猪宰羊慰问红军。此时，瑞金、井冈山中央苏区已被敌军占领，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艰难的长征，全中国仅存西北这一块红色根据地了。在陕北革命力量大发展的洪流中，当地老百姓经常高唱着这么一首动情的民歌：
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城，“犯人”放出监。
下到南梁堡，见到刘志丹。
老刘亲热说，欢迎歇几天。
负伤不弹泪，收枪更惜时
陕北的七、八月，麦子刚收，糜谷抽穗，太阳正毒。陕甘游击队和红军队伍“马嘶千里月，旗卷万里云”，浩浩荡荡下了甘肃南梁，在谢子长、刘志丹的指挥下一路挥戈东驰，在安定姚家峁、黄草湾、武家塌、绥德张圪台等地连打几个胜仗。尔后谢于长又指挥部队兵分数路，向延川、延长、绥德等地进发，他颇有感悟地对大家说：红军打到哪里，首先毁碉堡、拔钉子，消灭那一带的敌人，并要协助地方建立起人民政权，使数县相连，建立我们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和指挥中心，再不能成天打胜仗却没有后方，连伤病员都无法照顾了，那咋行?
8月26日在攻打清涧河口镇的战斗中，他们与敌井岳秀驻清涧依险固守的部队相遇，敌军布防十分严密，火力很强，一颗子弹从谢子长的胸脯上扫过，穿透皮肉，刺破左胁的三根肋骨。谢总指挥平时总把新衣服让给战士们，自己还是那件紫红色的夹袄，所以鲜血流在上面也不易被发觉，直到昏晕之时，才被随他进攻的谢福成发觉。谢福成惊恐地高喊：“你挂花了，快让我替你包扎!”疼痛万分的谢子长回头一看是侄子在呐喊，拉起枪托就给了他几下，压低声音说：“你管老子干甚?快去为其他伤员包扎!”尔后，他用衣裳把伤口掩了起来，仍沉着指挥大家向敌突击，使河口守敌死伤大半，残余之敌在次日县城出动重兵接应的情形下才侥幸逃脱。
撤出战斗后，郭洪涛撩起老谢的衣襟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赶快让战士们在雷雨中牵过一匹马来，催促谢子长上马赶路。谢子长硬是不骑，另一位侄子谢碧玉要给他打伞，他也推辞开来，带着队伍徒步行进在陕北山洼的羊肠小道上。直到部队在一个名叫王家沟的小村子安歇下来，他才让同志们用盐水给他清洗了伤口，用布条包扎起来。
9月15日，谢子长总指挥在刚刚带伤指挥红军部队攻打横山董家寺获胜之后，仍坚持在作战前沿，部署了夜袭安定城的新战斗。他与刚组建的红一团团长贺晋年在城内内应的接应下突进城门，横扫守城顽敌，指挥火烧城门楼，并放火烧死了已经活捉的民团团总“大狼”李丕成，押着被俘的数十个民团兵丁胜利出城。不久，他还在孙家河村召开了干部会议，部署了下一步的战斗任务及安全防备措施，并决定派高岗以贩羊为 名，东渡黄河，赴北平给中共北方局运送经费。
不久，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让谢子长离队养伤，并指示将养伤同志的枪一律收回交给战斗部队使用。据一直跟随谢子长的白应奎同志回忆，当时贺晋年刚刚负伤在周家崄，贺吉祥负责看护，带着一支驳壳枪，白玉江在地方政府工作，也带一支枪，白应奎及薛三海看护子长同志，有一支马枪。这样的决定，并未使一生与枪为伴、驰骋沙场的谢总指挥伤感。当郭洪涛夜晚看望伤病中的谢子长时，谢坦荡地说：“我养伤没枪可以，白拐子(即白占玉)在地方工作经常要与敌人打拼，没枪怎么能成?他的枪不能收!”就是这样，谢子长在离队的时候，一是想着整个作战部队的大局，二是想着在地方斗争的同志，三是想着个人服从党的纪律，惟独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没向组织提半个字的个人要求。
当谢子长从阳道峁搬到红崖洼时，重伤中的他坐卧在老乡的热土炕上，听到在北京上大学并加入了党组织的吴志渊回到家乡的消息后，不由得担心起吴志渊是地主出身，恐其受家庭影响，撂挑子不闹革命的事儿。于是，他专门找到吴志渊，当面启发动员，循循善诱地做思想工作，并让吴跟随他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组织上给吴分配工作才分手。他还对跑来报名要求参加革命的当地4个青年学生表示了欢迎之情，并鼓励他们以后联络更多的同学加入红军和游击队，投入让受苦人翻身解放的斗争中去。他说：“红军需要大量的有文化的人才啊!”他的胸中永远揣着陕北大山里的老百姓和那些英勇奋战中的红军将士。病榻之上，他珍惜着每一寸光阴，把自己的满腔热忱抛洒在可亲可爱的黄土地上。
鸡蛋留一个 白面留一两
由于陕北当时国共两党政权及红白两种、军队并存，一度红白拉锯，相互攻占地盘的情况时有发生。谢子长养伤远离部队，又处于经常转移的状态中。半年时间里，他就先后歇住过唐家川、阳树坪、新庄塢、孙家河、阳道峁、红崖洼、湫滩沟、周家岭、柳沟、磁圪湾、水晶沟、灯盏湾等十多个村庄，越是走动，伤情越是严重。
陕北穷山恶水，文化十分落后，像样的医院和医生不多，仅有的几个又全在府、县里。村镇里只是些能治头痛脑热、疔疮拉肚之类小病的土郎中，老百姓尊称他们为“看病先生”。谢子长的伤病，起初请了一位姓杨的先生，没料到剥开胸围的绷带，不仅伤口血肉模糊，三根肋骨也几乎被子弹穿断。杨先生见此情况，头上冒汗，双手打哆嗦，惊慌不已。谢子长反而被杨先生这样的表情逗笑了，他说：“你是医生嘛，本应给病人壮胆打气的，咋能在病人跟前害怕成这熊样子?”没办法，又找来一位名叫张文化的中医给诊了脉，下了药。没想到本是治本的中药，却只能治表，外伤好了，内伤却在里边发炎化脓。后来，只能请安定城里的一位姓柳名乔的西医大夫。这位柳先生不仅是本地老乡，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谢子长对他疗伤充满了希望。却没料到这柳某只是口头应允前来，人却先后躲避在清涧、绥德，是越请越远了，害得红军战士跑了不少冤枉路。原来，柳某是怕他给谢瞧病的风声传出去被“国军”抓拿。谢子长为此恨得咬牙切齿，他给陪护人员交代说：“以后要碰见这龟儿子就地把他崩了!”话是这么说，但总指挥的伤病却给耽搁了。事实上，这样的伤病对西医来说是并不难治愈的。
但是，大字不识的老百姓对他们的“谢青天”，感情却深若大海，每到一处，均有不少男女老少流着眼泪来看望。有些为病人撵走院外树枝上喳喳叫的野鸟，有的结队去附近的寺庙里为病人祈神祷告，许愿只要老天爷让老谢伤病好，宁愿给神灵重塑金身。可是，谢总指挥总是告诉老百姓要把生产搞好，多打粮食支援红军作战，不要信神弄鬼，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过上好光景。在湫滩沟时，召开赤卫军大会，老谢已不能下床了，让老婆史秀云代他给大伙讲话。可他听说当地请来一个谎称有“刀枪不入硬肚术”的巫师经常欺骗赤卫队员和四周群众的情况后，当场便坐立起来规劝大伙说：“这玩意儿骗白狗子还可以，咱们可不能听信他!”正好高岗也在场，他说那巫师硬要当场比试，经再三劝阻不听。老谢只好让赤卫队员给了那坏蛋一枪，巫师瞬间肚烂身亡，此事深刻地教育了曾痴迷骗术的老百姓。
战乱与灾荒，的确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许多困难。许多村子的青壮年要求参加红军和游击队，要么偕妻带子地“跑白军”，村里头只剩下几户孤寡老人了。老谢转移到的地方，有时连饭也无法做。但附近的乡亲们总是访友打听，带着白面、羊肉、荞面、挂面、瓜果等东西来探望。、红四团团长谢绍安的婆姨白盛英这时负责照料谢子长的生活，总是把老乡送来的东西变法地烹饪，调剂伙食。老谢却面对顿顿好饭难以下咽，他询问白盛英：“这些好吃的是哪里弄来的?”当他知道实情后不安地说：“穷人的东西来之不易，咱给他们没办多少事情，咋能白吃人家的东西?咱不能收啊!”白盛英瞧着老谢消瘦的身子，流着热泪回应着：“老乡们送来的是一片情意，既然拿来了，也不好不收。只要您把伤养好了，再带上红军消灭白狗子，给老乡分田、分地、分粮、分牛羊，不就报答了他们对你的关心啦?”
老谢听后更加生气，他认真地交代：“消灭白军，给老乡们分田分地，这一切都是咱们份内的事，咋能与吃老百姓的饭扯到一起?老乡送东西一定要给人家钱!”白盛英只好如实秉告：这段时间远离组织，带的本来很少的钱早就用光了。老谢满面胡须的脸上流下一串滚烫的热泪，但他用袄袖子把眼角一抹，仍铿锵地吼道：“万一不行，鸡蛋留一颗，面粉留下一两，肉割下一点点，剩余的退还人家，亲朋的心意我收了!”
老谢一哭，白盛英蹲在灶口只想大声嚎，憋屈地呻咽落泪。从此，老乡送东西来，盛英便先给老乡们做一顿好饭，以表谢意。
相让最高权 共勉弥留时
最令人心恸和难忘的是，1935年1月，与谢子长相互支援、并肩作战、几起几落、再败再战的老战友刘志丹将军，驰马奔向灯盏湾看望老谢的情景了。
1934年的腊月里，谢子长的腹内枪伤已经脓血淤滞，人已躺在炕上好久不能坐起了。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甚至交代，如果遇上白军来搜寻，就给他一枪，大家抽身去追赶红军，千万不要为他和敌人拼死活，拼消耗。
在这最危险的时候，1月20日，几声战马的嘶鸣打破了冬天里的寂静。刘志丹将军与省苏维埃主席马明方、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及白坚同志一同驰马进村，匆匆走入窑洞。刘志丹的双手握住了比自己长6岁的老战友谢子长的手，气喘吁吁地劈头就问，“老谢，你的伤怎样了?”
谢子长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半躺在铺盖上，他吃力地捉住刘志丹的臂膀说：“老刘，我早盼着你来哩，我估摸着你快来了!”刘志丹见谢子长已病成这般，埋怨地说：“你咋不早点给我来信呢?”谢子长说：“已派南贵成去给你送信，可他至今还没回来。”其实， 南贵成被敌人抓住活埋了，他们尚未知情。
在谢子长养伤的数月时间里，西北革命根据地又有了新的发展，陕北红军及游击队已发展到26个支队，正式组建了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召开了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了新的政权，刘志丹任主席(后为马明方)辖16个县的工农民主政府；目前又正在酝酿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指挥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及两支红军主力部队，推进革命形势向更新的阶段发展。鉴于此，刘志丹面见谢子长简要讲述了以上情况，并就西北工委、军委领导班子人选进行沟通。西北工委书记拟任惠子俊(后由崔田夫代)，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政委高岗、秘书长白坚等。谢子长见在渭华暴动中就担任过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及西北军委主席的刘志丹推举自己此时担任新的西北军委主席，他直率地对刘志丹讲：“我快不行了，这个职位还是由你担当起来!”刘志丹谦逊地相让道：“那不行，你是老大哥，只要你在一天，就还要你当，我协助你完成任务!”
两位西北革命领袖人物，就西北最高军事指挥权的职务互相推举着、相让着，他俩的崇高品质是造就西北根据地并长期坚持直至为全国胜利作出伟大贡献的精神基石和巨大推动力。在场的许多党政军领导永远忘不了谢子长一见到刘志丹时，就高兴地说过的那句话：“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打仗，你比我强!”
刘志丹见到谢子长有说不完的话，他摸着炕上薄薄的被褥，再三叮咛：“被褥太单薄了，这咋行哩，叫盛英给你换一下。你总是替别人着想，一点也不管自己。”谢子长已有气无力，支起腰杆，翕动着干涩的嘴唇动情地讲：“只要我身子能好，能为革命继续工作，被褥不好没啥。”
1935年2月21日晚9点多，刘志丹走了才一个月时间，陕北红区的开拓者谢子长就因伤情恶化并染上了肺痨而与世长辞了。这位忠心革命、叱咤风云的人物离开了生他养他的黄土地，离开了与他心脉相通、生死与共的陕北父老乡亲和亲密的战友，时年仅有38岁。弥留之际，他曾给家人撂下这么一句话：“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谢子长生如火样红，死如秋叶美。他带走的只有一樽棺木和那单薄的衣被，未发讣告，未开追悼会，没有吊孝，没有唢呐嘶鸣，静悄悄地埋在了阳道峁后的一个山沟里。
这年初夏，西北军民在毕业于黄埔军校、又经过大革命锻炼、同样深受西北人民群众拥戴的刘志丹将军的率领下，同仇敌忾，一举粉碎了蒋介石纠集的5个师26个团对陕北红地的第二次“围剿”。他们不论是独立作战，还是内线反攻及外线进攻，均取得了重大胜利，又开辟了3个新区，扩充了红军主力队伍。他们在战斗中仍然高唱着昔日里的那首歌谣：“四月里来四月八，老谢又把绥德打。绥德团长害了怕，刘志丹队伍吴堡扎，陕北全红啦!”
也正是这年初秋，历尽艰难的中央红军长征转战到甘肃宕昌县哈达铺，毛泽东从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翻阅到陕北红地的发展状况，一丝微笑迅即荡涤了他多日的愁云。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决定向陕北进发，并把红一、红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亲任政委。10月19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终于结束了万里长征，来到了陕北吴起镇，从此，中共中央便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陕北。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将士无不感激谢子长“协同刘志丹诸同志创建了陕甘宁边区”这一史诗般的伟大功绩。
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及政府作出决定，将谢子长遗体正式移葬已由安定县改为子长县的枣树坪(谢子长故里)，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为此在杨家岭的住址不仅题写了“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两幅题词，而且亲自撰写了277字碑文：
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1925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所，组农民协会，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有“谢青天”之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南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9.18”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第二十六军之前身。1933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助刘志丹、高岗诸同志，创建了陕甘宁边区。1934年于河口之役负伤，1935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
(责编 任 重)
“谢青天”是在为粉碎蒋介石反动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围剿”而进行的清涧河口镇战斗中英勇负伤的。从1934年8月15日至1935年2月21日，在他负伤、转移、养伤的半年时间里，仍是胸中惟有百姓事，强忍筋骨痛，为民披肝胆，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不凡轶事。他在弥留期间曾给身边的人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众乡亲，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陕北游击队 老谢总指挥
谢子长，原名世元，后名德元，号浩如，陕北安定(今子长)县人。他于1897年出生在安定县枣树坪村，早年就读于榆林中学，受五四运动影响，从小立志救国救民。1923年只身赴晋，人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后又在京津一带接受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组织委派回乡建立地方武装，在安定办起民团，自任团总，并在陕西军阀井岳秀部下的石谦旅开展兵运，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他在部队里传播进步思想，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在地方开办农民运动讲习班，召开农协大会，改组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打土豪、惩劣绅、清算高利贷，使贫苦百姓扬眉吐气。从20年代起，西北人民群众就称他为“谢青天”。
1927年5月，在谢子长领导下，安定县“经两月工夫，成立百余个乡农民协会，14个区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又“成立县农民协会，开会时，各区乡出席代表300余人”，“各团体及各界参加者2000余人”，大会作出40余项决议案，件件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农会不仅利用斗争手段，争取对县府的规章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在乡村更是把盘剥老百姓的律条尽皆毁除，账簿烧掉，将罪大恶极的恶霸予以惩处，所以乡亲们个个心向农会，人人拥戴谢子长，革命的火种深植于人民的心田。
但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迅速笼罩全国城乡。这年秋，谢子长与唐澍、白乐亭等陕西军委的同志策划和举行了西北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武装起义，即清涧起义，率领起义部队攻克延长、延川、宜川3座县城，使起义部队发展到1700余人。1928年5月，他又与唐澍、刘志丹在距陕西省府很近的渭南，与农民起义军会合，成立西北革命军，遂发起著名的“渭南暴动”，迫使国民党军急调3个师的兵力进剿。两次起义暴动，虽然最后归于失败，但却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军队的嚣张气焰，锻炼了我党干部的军事指挥才能，鼓舞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志。转入农村斗争后，谢子长又亲任陕北军委主席、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等职，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南征北战，驰骋陕、甘、宁、晋各地，历尽生死考验。受当时党内极左路线的影响，1932年的寒冬，陕西省委杜衡等人竟把谢子长、刘志丹坚持的农村游击战争诬蔑为“梢山主义”“土匪路线”，进而撤掉了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同志的职务，令谢子长赴上海中央局“受训”。谢子长临行之前，与杜衡据理力争，硬是把也已被撤职的刘志丹同志留在陕甘军中。不久，这支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1933年夏，谢子长受命到吉鸿昌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工作，后又被任命为中央北方代表及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于1934年1月22日重返陕北安定。谢子长重回故里，他调查研究，分析形势，攻坚克难，再振雄风，先后发展了由5个支队组成、活动在数县的陕北红军游击队，亲任总指挥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从此他与刘志丹一起动员群众、协同作战，不断给敌人以重创。他们树旗“造反”，不仅呼啦啦地扩大着红军的地盘，而且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使陕北红色革命根据地北至神府、米脂，东至吴堡，西至三边，南至延川14个县迅速联成一片。很快，由中共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陕北苏维埃政府便在白家睑举红旗、挂红匾、宣告成立。陕北受苦汉为此敲起锣、打起鼓、杀猪宰羊慰问红军。此时，瑞金、井冈山中央苏区已被敌军占领，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艰难的长征，全中国仅存西北这一块红色根据地了。在陕北革命力量大发展的洪流中，当地老百姓经常高唱着这么一首动情的民歌：
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城，“犯人”放出监。
下到南梁堡，见到刘志丹。
老刘亲热说，欢迎歇几天。
负伤不弹泪，收枪更惜时
陕北的七、八月，麦子刚收，糜谷抽穗，太阳正毒。陕甘游击队和红军队伍“马嘶千里月，旗卷万里云”，浩浩荡荡下了甘肃南梁，在谢子长、刘志丹的指挥下一路挥戈东驰，在安定姚家峁、黄草湾、武家塌、绥德张圪台等地连打几个胜仗。尔后谢于长又指挥部队兵分数路，向延川、延长、绥德等地进发，他颇有感悟地对大家说：红军打到哪里，首先毁碉堡、拔钉子，消灭那一带的敌人，并要协助地方建立起人民政权，使数县相连，建立我们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和指挥中心，再不能成天打胜仗却没有后方，连伤病员都无法照顾了，那咋行?
8月26日在攻打清涧河口镇的战斗中，他们与敌井岳秀驻清涧依险固守的部队相遇，敌军布防十分严密，火力很强，一颗子弹从谢子长的胸脯上扫过，穿透皮肉，刺破左胁的三根肋骨。谢总指挥平时总把新衣服让给战士们，自己还是那件紫红色的夹袄，所以鲜血流在上面也不易被发觉，直到昏晕之时，才被随他进攻的谢福成发觉。谢福成惊恐地高喊：“你挂花了，快让我替你包扎!”疼痛万分的谢子长回头一看是侄子在呐喊，拉起枪托就给了他几下，压低声音说：“你管老子干甚?快去为其他伤员包扎!”尔后，他用衣裳把伤口掩了起来，仍沉着指挥大家向敌突击，使河口守敌死伤大半，残余之敌在次日县城出动重兵接应的情形下才侥幸逃脱。
撤出战斗后，郭洪涛撩起老谢的衣襟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赶快让战士们在雷雨中牵过一匹马来，催促谢子长上马赶路。谢子长硬是不骑，另一位侄子谢碧玉要给他打伞，他也推辞开来，带着队伍徒步行进在陕北山洼的羊肠小道上。直到部队在一个名叫王家沟的小村子安歇下来，他才让同志们用盐水给他清洗了伤口，用布条包扎起来。
9月15日，谢子长总指挥在刚刚带伤指挥红军部队攻打横山董家寺获胜之后，仍坚持在作战前沿，部署了夜袭安定城的新战斗。他与刚组建的红一团团长贺晋年在城内内应的接应下突进城门，横扫守城顽敌，指挥火烧城门楼，并放火烧死了已经活捉的民团团总“大狼”李丕成，押着被俘的数十个民团兵丁胜利出城。不久，他还在孙家河村召开了干部会议，部署了下一步的战斗任务及安全防备措施，并决定派高岗以贩羊为 名，东渡黄河，赴北平给中共北方局运送经费。
不久，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让谢子长离队养伤，并指示将养伤同志的枪一律收回交给战斗部队使用。据一直跟随谢子长的白应奎同志回忆，当时贺晋年刚刚负伤在周家崄，贺吉祥负责看护，带着一支驳壳枪，白玉江在地方政府工作，也带一支枪，白应奎及薛三海看护子长同志，有一支马枪。这样的决定，并未使一生与枪为伴、驰骋沙场的谢总指挥伤感。当郭洪涛夜晚看望伤病中的谢子长时，谢坦荡地说：“我养伤没枪可以，白拐子(即白占玉)在地方工作经常要与敌人打拼，没枪怎么能成?他的枪不能收!”就是这样，谢子长在离队的时候，一是想着整个作战部队的大局，二是想着在地方斗争的同志，三是想着个人服从党的纪律，惟独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没向组织提半个字的个人要求。
当谢子长从阳道峁搬到红崖洼时，重伤中的他坐卧在老乡的热土炕上，听到在北京上大学并加入了党组织的吴志渊回到家乡的消息后，不由得担心起吴志渊是地主出身，恐其受家庭影响，撂挑子不闹革命的事儿。于是，他专门找到吴志渊，当面启发动员，循循善诱地做思想工作，并让吴跟随他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组织上给吴分配工作才分手。他还对跑来报名要求参加革命的当地4个青年学生表示了欢迎之情，并鼓励他们以后联络更多的同学加入红军和游击队，投入让受苦人翻身解放的斗争中去。他说：“红军需要大量的有文化的人才啊!”他的胸中永远揣着陕北大山里的老百姓和那些英勇奋战中的红军将士。病榻之上，他珍惜着每一寸光阴，把自己的满腔热忱抛洒在可亲可爱的黄土地上。
鸡蛋留一个 白面留一两
由于陕北当时国共两党政权及红白两种、军队并存，一度红白拉锯，相互攻占地盘的情况时有发生。谢子长养伤远离部队，又处于经常转移的状态中。半年时间里，他就先后歇住过唐家川、阳树坪、新庄塢、孙家河、阳道峁、红崖洼、湫滩沟、周家岭、柳沟、磁圪湾、水晶沟、灯盏湾等十多个村庄，越是走动，伤情越是严重。
陕北穷山恶水，文化十分落后，像样的医院和医生不多，仅有的几个又全在府、县里。村镇里只是些能治头痛脑热、疔疮拉肚之类小病的土郎中，老百姓尊称他们为“看病先生”。谢子长的伤病，起初请了一位姓杨的先生，没料到剥开胸围的绷带，不仅伤口血肉模糊，三根肋骨也几乎被子弹穿断。杨先生见此情况，头上冒汗，双手打哆嗦，惊慌不已。谢子长反而被杨先生这样的表情逗笑了，他说：“你是医生嘛，本应给病人壮胆打气的，咋能在病人跟前害怕成这熊样子?”没办法，又找来一位名叫张文化的中医给诊了脉，下了药。没想到本是治本的中药，却只能治表，外伤好了，内伤却在里边发炎化脓。后来，只能请安定城里的一位姓柳名乔的西医大夫。这位柳先生不仅是本地老乡，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谢子长对他疗伤充满了希望。却没料到这柳某只是口头应允前来，人却先后躲避在清涧、绥德，是越请越远了，害得红军战士跑了不少冤枉路。原来，柳某是怕他给谢瞧病的风声传出去被“国军”抓拿。谢子长为此恨得咬牙切齿，他给陪护人员交代说：“以后要碰见这龟儿子就地把他崩了!”话是这么说，但总指挥的伤病却给耽搁了。事实上，这样的伤病对西医来说是并不难治愈的。
但是，大字不识的老百姓对他们的“谢青天”，感情却深若大海，每到一处，均有不少男女老少流着眼泪来看望。有些为病人撵走院外树枝上喳喳叫的野鸟，有的结队去附近的寺庙里为病人祈神祷告，许愿只要老天爷让老谢伤病好，宁愿给神灵重塑金身。可是，谢总指挥总是告诉老百姓要把生产搞好，多打粮食支援红军作战，不要信神弄鬼，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过上好光景。在湫滩沟时，召开赤卫军大会，老谢已不能下床了，让老婆史秀云代他给大伙讲话。可他听说当地请来一个谎称有“刀枪不入硬肚术”的巫师经常欺骗赤卫队员和四周群众的情况后，当场便坐立起来规劝大伙说：“这玩意儿骗白狗子还可以，咱们可不能听信他!”正好高岗也在场，他说那巫师硬要当场比试，经再三劝阻不听。老谢只好让赤卫队员给了那坏蛋一枪，巫师瞬间肚烂身亡，此事深刻地教育了曾痴迷骗术的老百姓。
战乱与灾荒，的确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许多困难。许多村子的青壮年要求参加红军和游击队，要么偕妻带子地“跑白军”，村里头只剩下几户孤寡老人了。老谢转移到的地方，有时连饭也无法做。但附近的乡亲们总是访友打听，带着白面、羊肉、荞面、挂面、瓜果等东西来探望。、红四团团长谢绍安的婆姨白盛英这时负责照料谢子长的生活，总是把老乡送来的东西变法地烹饪，调剂伙食。老谢却面对顿顿好饭难以下咽，他询问白盛英：“这些好吃的是哪里弄来的?”当他知道实情后不安地说：“穷人的东西来之不易，咱给他们没办多少事情，咋能白吃人家的东西?咱不能收啊!”白盛英瞧着老谢消瘦的身子，流着热泪回应着：“老乡们送来的是一片情意，既然拿来了，也不好不收。只要您把伤养好了，再带上红军消灭白狗子，给老乡分田、分地、分粮、分牛羊，不就报答了他们对你的关心啦?”
老谢听后更加生气，他认真地交代：“消灭白军，给老乡们分田分地，这一切都是咱们份内的事，咋能与吃老百姓的饭扯到一起?老乡送东西一定要给人家钱!”白盛英只好如实秉告：这段时间远离组织，带的本来很少的钱早就用光了。老谢满面胡须的脸上流下一串滚烫的热泪，但他用袄袖子把眼角一抹，仍铿锵地吼道：“万一不行，鸡蛋留一颗，面粉留下一两，肉割下一点点，剩余的退还人家，亲朋的心意我收了!”
老谢一哭，白盛英蹲在灶口只想大声嚎，憋屈地呻咽落泪。从此，老乡送东西来，盛英便先给老乡们做一顿好饭，以表谢意。
相让最高权 共勉弥留时
最令人心恸和难忘的是，1935年1月，与谢子长相互支援、并肩作战、几起几落、再败再战的老战友刘志丹将军，驰马奔向灯盏湾看望老谢的情景了。
1934年的腊月里，谢子长的腹内枪伤已经脓血淤滞，人已躺在炕上好久不能坐起了。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甚至交代，如果遇上白军来搜寻，就给他一枪，大家抽身去追赶红军，千万不要为他和敌人拼死活，拼消耗。
在这最危险的时候，1月20日，几声战马的嘶鸣打破了冬天里的寂静。刘志丹将军与省苏维埃主席马明方、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及白坚同志一同驰马进村，匆匆走入窑洞。刘志丹的双手握住了比自己长6岁的老战友谢子长的手，气喘吁吁地劈头就问，“老谢，你的伤怎样了?”
谢子长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半躺在铺盖上，他吃力地捉住刘志丹的臂膀说：“老刘，我早盼着你来哩，我估摸着你快来了!”刘志丹见谢子长已病成这般，埋怨地说：“你咋不早点给我来信呢?”谢子长说：“已派南贵成去给你送信，可他至今还没回来。”其实， 南贵成被敌人抓住活埋了，他们尚未知情。
在谢子长养伤的数月时间里，西北革命根据地又有了新的发展，陕北红军及游击队已发展到26个支队，正式组建了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召开了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了新的政权，刘志丹任主席(后为马明方)辖16个县的工农民主政府；目前又正在酝酿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指挥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及两支红军主力部队，推进革命形势向更新的阶段发展。鉴于此，刘志丹面见谢子长简要讲述了以上情况，并就西北工委、军委领导班子人选进行沟通。西北工委书记拟任惠子俊(后由崔田夫代)，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政委高岗、秘书长白坚等。谢子长见在渭华暴动中就担任过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及西北军委主席的刘志丹推举自己此时担任新的西北军委主席，他直率地对刘志丹讲：“我快不行了，这个职位还是由你担当起来!”刘志丹谦逊地相让道：“那不行，你是老大哥，只要你在一天，就还要你当，我协助你完成任务!”
两位西北革命领袖人物，就西北最高军事指挥权的职务互相推举着、相让着，他俩的崇高品质是造就西北根据地并长期坚持直至为全国胜利作出伟大贡献的精神基石和巨大推动力。在场的许多党政军领导永远忘不了谢子长一见到刘志丹时，就高兴地说过的那句话：“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打仗，你比我强!”
刘志丹见到谢子长有说不完的话，他摸着炕上薄薄的被褥，再三叮咛：“被褥太单薄了，这咋行哩，叫盛英给你换一下。你总是替别人着想，一点也不管自己。”谢子长已有气无力，支起腰杆，翕动着干涩的嘴唇动情地讲：“只要我身子能好，能为革命继续工作，被褥不好没啥。”
1935年2月21日晚9点多，刘志丹走了才一个月时间，陕北红区的开拓者谢子长就因伤情恶化并染上了肺痨而与世长辞了。这位忠心革命、叱咤风云的人物离开了生他养他的黄土地，离开了与他心脉相通、生死与共的陕北父老乡亲和亲密的战友，时年仅有38岁。弥留之际，他曾给家人撂下这么一句话：“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谢子长生如火样红，死如秋叶美。他带走的只有一樽棺木和那单薄的衣被，未发讣告，未开追悼会，没有吊孝，没有唢呐嘶鸣，静悄悄地埋在了阳道峁后的一个山沟里。
这年初夏，西北军民在毕业于黄埔军校、又经过大革命锻炼、同样深受西北人民群众拥戴的刘志丹将军的率领下，同仇敌忾，一举粉碎了蒋介石纠集的5个师26个团对陕北红地的第二次“围剿”。他们不论是独立作战，还是内线反攻及外线进攻，均取得了重大胜利，又开辟了3个新区，扩充了红军主力队伍。他们在战斗中仍然高唱着昔日里的那首歌谣：“四月里来四月八，老谢又把绥德打。绥德团长害了怕，刘志丹队伍吴堡扎，陕北全红啦!”
也正是这年初秋，历尽艰难的中央红军长征转战到甘肃宕昌县哈达铺，毛泽东从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翻阅到陕北红地的发展状况，一丝微笑迅即荡涤了他多日的愁云。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决定向陕北进发，并把红一、红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亲任政委。10月19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终于结束了万里长征，来到了陕北吴起镇，从此，中共中央便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陕北。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将士无不感激谢子长“协同刘志丹诸同志创建了陕甘宁边区”这一史诗般的伟大功绩。
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及政府作出决定，将谢子长遗体正式移葬已由安定县改为子长县的枣树坪(谢子长故里)，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为此在杨家岭的住址不仅题写了“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两幅题词，而且亲自撰写了277字碑文：
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1925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所，组农民协会，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有“谢青天”之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南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9.18”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第二十六军之前身。1933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助刘志丹、高岗诸同志，创建了陕甘宁边区。1934年于河口之役负伤，1935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
(责编 任 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