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哲学是人的思想的本性。”
　　——柏拉图
　　苏格拉底恐怕称得上哲学史研究家手中的一件怪案了：一个如此声闻遐迩的哲学家，人们却似乎更乐意谈论他的政治态度、他的怪诞举止以及他在死亡面前的态度，而偏偏对于他的哲学思想，除了人所共知的寥寥数语以外，敢于刨根究底的终究不多。其实说怪也并不怪，研究苏格拉底的哲学，单是史料方面的问题就足以使许多专门研究家始而怵头继而却步了：阿里斯托芬剧中出现的苏格拉底早已成了一个经过艺术变形的角色；公认最多的材料来自柏拉图的对话，但在这里人们常为辨不清孰为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孰为被当作柏拉图本人思想代言人的苏格拉底而堕入困惑；通常认为较真实的色诺芬记述，又似乎少有哲学意味。所以长期以来，国内一直未见有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可欣慰的是，潜心研究古代希腊哲学经年、造诣颇深的叶秀山先生，终于出来填补了这一缺憾。他在继《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之后，又以自己惯有的典雅、清新、恬淡的笔风，推出了另一部融哲理与文采于一身的力作《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更可欣慰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满足于对国外学者的仁智之见作平铺直叙的排列展示，而是站在各派思潮迁延流变的高度，站在哲学的高度来理解、阐释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这样，便从中产生了某种“意义的同化(Aneignung)”，由此作者的研究也就获得了为旁人的研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
　　虽曰读书，也不免总有想象相伴而行。不知是由于作者的有意暗示，还是作为读者的我本人偏好所使然，在阅读本书时，我每每在公元前五世纪降生于雅典古城附近一座小山上的苏格拉底与两千二百年后生活在普瑞格河畔的哥尼斯堡的另一位不朽哲人——伊曼努尔·康德——之间产生出诸多联想来。当然，如果仅仅因为他们都是哲学家，如果仅仅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曾在哲学史上起过里程碑式的作用，便在他们之间作种种跨历史的类比似乎也还有嫌牵强。不过毕竟，他们的哲学体系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方面都还有着一些值得进一步考究的内在关联，以至于我愿意说：苏格拉底是古代的康德，康德是近代的苏格拉底。我期冀以寻找和理解这些内在关联为契机，达到对作者与那位古代哲人之间对话的领悟，并实现我的视界与作者视界的某种融合。
　　
　　 “认识你自己”
　　
　　康德对近代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掀起了一场理性领域里的“哥白尼式革命”。他对旧传统的哲学有摧毁廓清之功。这场革命是从认识方向的转变所引出的。康德所面对的近代哲学运动从认识论角度看是迥然相异的两大派别——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然而，尽管它们有诸多殊异之处，在有一点上却是相同的，这也就是后来胡塞尔所说的，它们对待哲学的态度还主要是一种自然的思维态度，即一切必须作为与认识主体截然相对的对象才能进入哲学的考察之中。最初，笃信人类理性力量的哲学家们不怀疑哲学能把握这种意义上的对象，无论它是自然还是上帝还是作为本体存在的灵魂。然而，经过两个世纪的衍变，哲学却对自身产生了困惑：它的最明显表现便是怀疑论的出现并趋于时髦。以至于在当时的欧洲，流传着一句绝妙双关语：“No mat－ter，Neve mind”(它既可读作“没有物质存在，别介意”；也可以读作“没关系，精神不存在”)。真正的哲学家在困惑面前不是放弃哲学，而是期待转折的发现。终于，康德领悟到了：尽管哲学的理性有如此宏大的气魄和如此高远的抱负，但它却遗忘了一个本来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建设，那就是认识它自身。只有明了它自身的源流、能力和界限，哲学才有权利回答对象是否能被认识、在什么意义上被认识及这种认识能达到什么程度这类问题。于是，把眼光从对象收回到人自身，便成为了哲学新的主旨。于是，由旧有的主体与对象的对立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等——所派生出来的问题退居到了第二位，占据哲学探讨首要位置的成了主体与主体、自我意识与自我意识、人类理性活动与人类理性活动这类近乎同义反复的关系了。康德对人类主体的考察是全面的，理性之认识的、伦理的、审美的及合目的性的功能都尽收入内。于是乎，一座构架谨严、气宇不凡的批判哲学大厦便建造起来了。康德给哲学所带来的确确实实是一场革命，哲学试图借助这场革命奠定稳固的基础，找到新的出路。从对象世界退却，开拓关于人类理性主体的新思维空间——这正是康德哲学的意义之所在。
　　然而，康德所发动的这场革命早已有过一次预演了：时间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城邦奴隶制时期，它的导演便是智者苏格拉底，尽管情节似乎要简单得多。作者在《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一书中从理性思维自身进展的角度对这一“古代康德革命”(这一称呼是我妄加的)之所以发生作了不乏精彩之处的分析：希腊哲学从古，代神话传统中分离出来的重要一步便是有意识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即我与物的分离，从物我混沌转向面对自然。这样，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哲学是一种广义的自然哲学，无论是米利都学派、还是爱利亚学派的哲学家们，所关注的都是对象世界的“始基”、“本原”。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包含着内在矛盾，即万物的“始基”，“本原”作为一种悬设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在观察方面却是不可检验的，它永远在能为实际观察所辨别的因果系列之外。尽管在苏格拉底生活的时期，已有了各种各样对“始基”、“本原”的解释：泰利斯的水、阿拉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阿拉克萨哥拉的种类无限、性质各殊的种子、毕达哥拉斯的数……但这每一种解释又都不过只是一种“独断”、一种“宣称”。苏格拉底的卓尔不群之处在于他看到了自然哲学家所面临的这一困境，并且他认为这种困境是哲学家在研究自然时必然会遇到的。既然因果的系列是无限的，而且穷尽一切因果是无法实现的，那末仅仅从自然因果的立场去追求万物的最初因就永远得不到一种真理的知识。当苏格拉底得出上述结论时，他曾经怀有过的追求自然知识的希望便失落了。
　　哲学即是爱智，爱智是思想的本来趋向，哲学运思亦是思想家的天赋使命。哲学与思想共存，与人共存。苏格拉底深知这一点，因此他要为哲学找到新的希望。他所做的，十分类似于康德后来所做的，即试图为哲学开发一个新的领域：哲学沉思应该从茫茫无边而又无法驻足的宇宙收回来，不假于外而求诸于内，不假于自然而求诸于自我。
　　“认识你自己”——这是德尔菲阿波罗神庙墙上的一句格言。作为一般警世喻人的道德教诲，它的意义是朴实无华的。然而诚如作者所指出的，苏格拉底“不仅在伦理上发扬‘自知’、‘毋过’的品德，而且还进一步使这个格言哲学化，成为一个哲学原理，一条哲学路线”。(第76页)这条新的哲学路线便是从自然回到人。当人们仰望星空，沉思宇宙的终极和玄奥时，其时对自己是最无知的。“我自知我无知”——这是苏格拉底对自己认识的第一步。对于本性爱智的人来说，由此便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哲学的希望又复活了，它期待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去发现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真正属于哲学的世界。古罗马著名的哲学家、演说家西塞罗说过：“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了回来，引入城邦甚至家庭之中，使之考虑生活和道德、善和恶的问题。”(引自本书第73页)
　　当然，历史的相似绝不等于历史的无聊重复。近代哲学中的对象或自我意识的意义早已与古代基于日常朴素意识之上的自然和自我不可同日而语了。并且，如果说在古代苏格拉底那里，认识焦点的转移强调的是纯粹思想摆脱外在感性世界缠绕的“解脱”或“自由”，那末在近代康德那里，仅仅坚持这一点便远远不够了；将外的对象世界(人化的自然)和内的精神世界(非神化的自我)以主体性为根据在哲学概念中重新建置起来便成了时代的课题。
　　由对客体自然的认识必然会引出对主体自我的认识；这对自我的认识，构成人对自然认识进入一个更高境界的阶梯——这就是苏格拉底、也是康德给我们的启示。
　　
　　精神原则
　　
　　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原则，它的原始基地是与科学与理性相对立的宗教、神话和愚昧无知。那末它在哲学思想漫长的更替代谢中历经变迁而不衰竭，其因何在呢？在苏格拉底和康德手中实现的哲学史前后期两次从经验主义向先验主义的过渡，似乎能为我们解开这一斯芬克斯之谜提供某些启示。
　　哲学与科学一样，一开始就在寻找某种确定性和统一性，寻找一个能使躁动不息的思想归于安宁的最后栖息地。如前所述，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们最初是以一种对象思考的方式来寻找这种确定性和统一性的。他们从自然界的“多”中求“一”；从“不定”中求“有定”；在无限的因果环节中求最初的原因；从参差错落中求和谐；……及至智者普罗泰哥拉宣称“人是万物之尺度”、“一切皆真”时，哲学已经不知不觉走到它最初目的的反面了。前期智者对自然哲学的反对也即是对确定性的反对。恰如同作者在书中所分析的，他们所立足的是一种“感觉论”立场，而人的感觉、情感变化的主观随意性决定了这一尺度的无尺度性。后来这种“确定性不见了”的危机在西方哲学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黑格尔曾经把近代哲学潮流描述为下述一个非时间性的逻辑模式：形而上学→经验主义怀疑论→批判哲学。哲学为了补旧形而上学的独断和缺少坚实的基地之弊而趋于经验主义；后者企图从具体的感性经验出发来建立确定的规律和法则；然而休谟把经验主义原则推向极致却引出了怀疑论的结论，即确定性归于了虚无。
　　苏格拉底和康德都是想恢复哲学所追求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理想的哲学家。他们都试图建立一种出自主体的确定性和统一性。它们不来自对象的物质世界，而是一种精神的原则，一种出自概念的规范。单单从认识客体的态度转向认识主体的态度还不足以概括苏格拉底和康德给哲学带来的全部震撼，从寻找客体的确定性统一性态度转向建立主体的确定性统一性态度才表明了哲学自身最深刻的变革。这种精神原则在苏格拉底那里称作“灵魂”，在康德那里则叫“自我意识”。
　　苏格拉底的原则和康德的原则都是超感性的原则。经验的世界日月常新、沧海桑田，随世界之变而变的感觉把握不住任何确定性和统一性；在人心方面亦是如此。因此，“要真正确立主体性原则，只有从理性、思想方面去寻找。”(第111页)
　　“自我”作为一种哲学原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感性个体，而是理性的精神。这种精神原则在沉浸于学院式沉思的哲学家那里，常常作为知识的根据、哲学的依托、人性的归宿而被召唤。古代苏格拉底发出过这种召唤，响应它的是柏拉图理念客观化的唯心主义体系；近代康德又一次发出了这种召唤，继之而起的竟是一个精神无处不在的庞大黑格尔哲学体系。当然，康德要高于苏格拉底，因为从他的原则可以引出更多能动性的自觉更为内在目的性的自觉和更多主客同一的自觉(尽管他本人未曾完成这种同一)。
　　唯心主义的精神原则曾经伴哲学共存。或许哲学将来也不能遗忘它，因为哲学本身就是精神的自我运思，任何哲学意义上的确定性统 一性必须通过精神才能被把握；但哲学可以扬弃它，把它的合理内容置于一个更稳固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因为哲学的最终要义并不在离群索居的精神之独自游荡，而在于人的全部现实生活和它的改变。
　　
　　哲学与哲学家的使命
　　
　　哲学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步的回答总不外乎是追求真理、追求智慧一类。但哲学只是满足于建立一特殊种类的知识体系吗？如果你对这进一步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你就不会成为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你也不会成为康德那样的哲学家。哲学所关注的是人类理性的内在目的：人之为人的理想、人之为人的职责、人之为人的价值。由此哲学才获得一种神圣，一种超越于具体科学的意义。
　　这样，哲学就最终将走向伦理学、人本学，并以之为哲学的最高阶段。每思及此，人们总不禁会想起近代另一位伟大的哲人——斯宾诺莎，他把自己包罗万象的哲学系统命名为“伦理学”。须知，西方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哲学的第一人便是苏格拉底。作者在书中写道：“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学，即不是具体研究‘自我’应如何适应环境谋求幸福，而是一种道德哲学，研究‘自我’伦理的本质——即‘自我’的概念。”(第123页)无疑，对康德的实践哲学，也应作如是看。康德说过：“道德上的自知，即力图渗透到那需要严肃省察的心灵深处(深渊)，是一切人类智慧之开始。”(《道德形而上学》，引自齐良骥《康德论哲学》)
　　苏格拉底和康德的一个深刻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肯定了人作为实践理性的主体的地位。实践理性意义上的主体，最能体现出其与对象客体的不同，因为它具有超越自然的必然性的要求，具有为自身制定行为准则的能力。作者在书中对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概念——“善”、“美德”——中所体现出的主体实践性之哲学意义作了令人称道的分析。美德作为一种伦理要求，绝不是单纯理论的、静观的，它具有实践的功能，只有经过这种实践功能在现实中的发挥，美德才作为真正的美德而得以实现。因此这种实践性在“美德”、“善”这类概念的本来蕴涵之中。苏格拉底认为，不盖房子的建筑师，只是“象”建筑师，不是“真”(现实的)建筑师；同样，不将“善”付诸实践的人不算真正理解了“善”。“美德与知识同一”也即是“实践与知识同一”。
　　实践理性的在先性是康德的著名命题，但问题的最早提出却在苏格拉底。康德本人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近代的康德对古代的苏格拉底颂扬备至，称他不是利用哲学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或求知欲，而是教导我们以智慧，而这智慧只有与人生相关联的才具有价值。他称苏格拉底“开始了希腊哲学最重要的时期，因为他为哲学精神和一切从事思辨的思想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实践方向。”(《逻辑学》，引自齐良骥《康德论哲学》)在这些话里，是否包含着说话者本人对自己哲学所具有的时代意义所做的某种暗示呢？
　　苏格拉底哲学的最高概念是“善”，他试图寻找一个绝对的“善”，一个“善”的理念。任何经验的描述都不足以说明“善”本身，任何实际的品德——勇敢、节制、豪爽、谨慎、友谊都不足以定义“善”；反过来，离开了本义的“善”(理念)的支持，其它品德也可以转化为“恶”。如“勇敢等品德不仅可以来自知识，而且可以来自情欲和疯狂。”(第146页)苏格拉底明根本的“善”是超具体经验内容的。但这种“善”的根本原则是什么？他却没有能够确定下来。哲学到了康德那里，一方面是苏格拉底主张的重提：哲学是智慧之学，智慧是源于理性之道德上的完满。哲学把一切知识从属于人。哲学的目的是人之为人意义的实现；另一方面，借助于近代启蒙运动，哲学终于发现了“善”的真正要义——“自由”精神。在康德心目中，人的理性具有一种原始的立法力量，人由自身的理性向自身颁布道德法，“我愿作什么，就命令什么”，这便是“理性的自律”，这便是“自由”——即自己决定自己，这便是最高的善良意志。在道德实践中，人明确意识到自己完全根据先天准则行事，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歌德说过，一个人只要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就会同时感到他是受约束的；如果他敢于宣称自己是受约束的，他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同样，我们服从最高的道德命令，我们也就实现了自由。哲学作为人的思想本性的追求，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在康德的实践理性那里，现实受到理性的规范，现实追求理想的境界，哲学也就由此获得了现实与理想在一种高于现世层次上的统一。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也正是苏格拉底所追求的，但又未曾找到的。
　　苏格拉底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以哲学的态度进行思想，也以哲学的态度对待生活。当世俗与他的哲学发生冲突时，他宁愿牺牲生命去实践自己的哲学原则，维护一个哲学家的风范，以一幕震撼心灵、震撼历史的人生悲剧来证明理想的伟大、哲学的伟大。苏格拉底死了。苏格拉底永存。
　　康德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现实人生和哲学理想的统一。有人说，对于康德，除了学说的历史以外，再没有别的传记可以写。但康德绝不厌弃生活，毋宁说生活与哲学对他来说已经融化到一起了，他把生活全部奉献给了思想，奉献给了哲学。他终生未曾离开过东普鲁士的疆域，但他却乘思想之舟遨游了人世每个角落。他以那些让后人受用不尽的思想向人们表明了，他的生活所具有的超时空的意义。
　　苏格拉底和康德都是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哲学家，同时苏格拉底和康德又都是超脱于尘世之上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是那么富有人情味，但又绝无世俗气。他们深入到人心之中去孜孜以求的，正是一个属于人自己的世界，属于人性的世界。如果今天的哲学家们，也都记住苏格拉底，记住康德，或许他们会更明自己身上所负的使命是什么。
　　
　　(《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叶秀山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月第一版，1.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