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烟草把褚时健推上了事业的顶峰，同时又把褚时健打人人生炼狱！种橙，让84岁的他在云南玉溪——他曾缔造烟草帝国的大本营，成了亿万富翁。
他曾被称为烟草大王，他把玉溪烟厂由无名小厂发展成为一个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品牌。1999年他因贪污受贿被判无期，75岁他保外就医开始种橙子，84岁，他再次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成就了又一个传奇。
烟草帝王，辉煌与不堪
1979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时健被委任到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尽管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但这个曾经扛过枪、当过干部、搞过企业、犯过“政治错误”的饱经风霜的“老人”，却在破败式的烟厂里，开启了大跃进式的革命。
1986年，褚时健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并狠抓产品质量。
“当时我们厂就直接从烟农那里进原料，我们的原料一出来，震动全国，美国人给我们鉴别质量，仓库门一打开，便能闻出味道不一样，烟叶的香气中还带点小甜味，这样的烟叶是高品质，他们就说我们占据全国75％的高档烟市场有道理。”褚时建2010年接受凤凰网杨锦麟专访时，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激动地说道。
于是，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有中央领导甚至称它为“印钞工厂”。
自此，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他甚至成为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一位作家仅仅因为跟云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有点熟路，便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
自此，“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终结了这一神话。
据1998年1月新华社报道，褚时健的“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褚时健本人，后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1156万美元。
但是，这个案子却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在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调查以后，最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的、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疑罪从无”，未作认定。
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此后的18年的时间里，褚时健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当时，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褚时健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18年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过60多万元。“富庙里的穷方丈”身陷囹圄，在当时成为一件让人瞩目的大事。讥讽者有之，叹息者有之，而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几年后，褚时健因为罹患糖尿病，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医，从此在哀牢山中种橙至今。
褚时健后来有如此供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不过，还有一个细节颇值玩味。据财经作家苏小和表述，褚时健没有独吞贪污款。他是非常自觉地将资财分给了与他戎马生涯的兄弟们。红塔集团总会计师罗以军这样回忆私分300万美元时的情景：“褚时健对副厂长和总会计师等人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开始时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妥，但多年来已习惯了他的威信，他的话就是圣旨。”
褚案引发了一个“59岁现象”，即官员“退休前捞一把”的讨论。
可即便如此，到近年，已经有相当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表示，“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一些媒体人士甚至用近乎诗一般地语言对他表示同情、惋惜和为他辩护。一位论者曾这样写道——
1996年（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法院认定的贪污和不明财产）174万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自己才得到一块钱。
民间如此，官方亦然，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物”中，褚时健排名第5。
橙王，褚时健的逆袭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而这一年他已经70多岁。但10年后，2400亩“雷响地”，已经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拥有完备道路规划和水利设施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84岁的褚时健则再次成为亿万富翁。 关于种橙的理由，媒体报道的有这样几种：一是，身体原因，“闲下来，就不行了”。据褚时健表述，2001年刚保外就医的时候，他的糖尿病很严重，头眩晕，虽然坐牢只有一年多，但对身体影响太大，“如果闲下来，我身体肯定不行了。”；二是，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他说；三是，否定“烟王”是靠政策论。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褚时健真实的内心世界没人能够真正触摸。不争的事实是，在大家都认为他最好的归宿是回乡颐养天年的时候，他和夫人一头扎进了荒山，做起了农民。
褚时健和妻子在橙园搭了工棚，吃住都在这里。他要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种出极品橙子，把国外橙子比下去。
白手起家困难重重。橙子刚挂果时，褚时健年年都会遇到不同问题，果树不是掉果子，就是果子口感不好。这个没什么爱好的老人，买来书店所有关于果树种植的书，一本一本地看。
后来橙子不掉了，但口感淡而无味，既不甜也不酸，褚时健睡不着，半夜12点爬起来看书，经常弄到凌晨三四点，最后得出结论，一定是肥料结构不对。
这种果子褚时健不敢卖到市场上，怕砸了牌子。第二年，褚时健和技术人员改变肥料配比方法，果然，口味一下就上来了。据说，这种用烟梗、鸡粪等调制的有机肥，成本虽只有200多元，效果却赶得上1000元的化肥。
褚时健是有资本“得意”的，在这个被称为“鸟不拉屎”的地方，改良了土壤结构，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了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口感……9年辛劳，2400亩从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树在哀牢山中脱胎换骨。
“好的冰糖橙，不是越甜越好，而是甜度和酸度维持在18：1左右，这样的口感最适合中国人的习惯。”褚时健说。
管理果园，他使用了以前的办法。以前他在管理烟厂的时候，采用了和烟农互利的办法。为了让烟农种出优质烟叶，他采用由烟厂投资，直接到烟田去建立优质烟叶基地的办法，并且把进口优质肥料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烟农。当时烟农有好多都富了，与烟农“双赢”的是烟厂，原料一天比一天好，竞争力一天比一天强，厂子最后变成了“印钞工厂”。而在果园，有一百多农户300多人忙碌，他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他定个数，说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因为太多会影响果子质量，所以，多出的果子他不要。这样一来，果农一见到差点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从来不以次充好。以前，褚时健管理烟厂的时候，想到烟厂上班的人挤破头；现在他管理果园，想在果园干活的人也挤破头。
褚时健自豪地说，“现在园子里的两口之家，他们只要出两双手，房子、肥料、树苗都是我出，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万块左右。他们还可以自己养上几十只土鸡，几头猪。以前他们的年收入也就几千块钱，现在日子好过了，孩子上大学，学费也掏得出。技术员年薪10多万，不比做公务员差。”
在橙园的管理中，褚时建习惯控制每个环节，就像当年做烟厂一样。如今，年纪大了，褚必定要做的是每个月月底27-30日，在果园签字发工资，而曾经当“烟王”时，最具权威性的事也是批条子。
每每这个时刻，老人脸上多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神情。“他带动了别人致富，而且要尽可能实实在在地看到别人挣了钱，日子过得好。”
今年，云南丽江等地纷纷邀请褚时健合作，划出2000多亩地，让他带领当地农户种橙子。
而新的事业，也让褚时健超越了生命的限制。这位迈入85岁高龄的老人设计了20年后的规划。在他的设想中，除了销售橙子，他还打算将褚橙做成一个果汁品牌，抗衡国际品牌美国都乐。
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时常押韵。
他曾被称为烟草大王，他把玉溪烟厂由无名小厂发展成为一个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品牌。1999年他因贪污受贿被判无期，75岁他保外就医开始种橙子，84岁，他再次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成就了又一个传奇。
烟草帝王，辉煌与不堪
1979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时健被委任到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尽管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但这个曾经扛过枪、当过干部、搞过企业、犯过“政治错误”的饱经风霜的“老人”，却在破败式的烟厂里，开启了大跃进式的革命。
1986年，褚时健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并狠抓产品质量。
“当时我们厂就直接从烟农那里进原料，我们的原料一出来，震动全国，美国人给我们鉴别质量，仓库门一打开，便能闻出味道不一样，烟叶的香气中还带点小甜味，这样的烟叶是高品质，他们就说我们占据全国75％的高档烟市场有道理。”褚时建2010年接受凤凰网杨锦麟专访时，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激动地说道。
于是，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有中央领导甚至称它为“印钞工厂”。
自此，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他甚至成为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一位作家仅仅因为跟云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有点熟路，便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
自此，“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终结了这一神话。
据1998年1月新华社报道，褚时健的“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褚时健本人，后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1156万美元。
但是，这个案子却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在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调查以后，最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的、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疑罪从无”，未作认定。
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此后的18年的时间里，褚时健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当时，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褚时健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18年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过60多万元。“富庙里的穷方丈”身陷囹圄，在当时成为一件让人瞩目的大事。讥讽者有之，叹息者有之，而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几年后，褚时健因为罹患糖尿病，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医，从此在哀牢山中种橙至今。
褚时健后来有如此供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不过，还有一个细节颇值玩味。据财经作家苏小和表述，褚时健没有独吞贪污款。他是非常自觉地将资财分给了与他戎马生涯的兄弟们。红塔集团总会计师罗以军这样回忆私分300万美元时的情景：“褚时健对副厂长和总会计师等人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开始时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妥，但多年来已习惯了他的威信，他的话就是圣旨。”
褚案引发了一个“59岁现象”，即官员“退休前捞一把”的讨论。
可即便如此，到近年，已经有相当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表示，“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一些媒体人士甚至用近乎诗一般地语言对他表示同情、惋惜和为他辩护。一位论者曾这样写道——
1996年（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法院认定的贪污和不明财产）174万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自己才得到一块钱。
民间如此，官方亦然，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物”中，褚时健排名第5。
橙王，褚时健的逆袭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而这一年他已经70多岁。但10年后，2400亩“雷响地”，已经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拥有完备道路规划和水利设施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84岁的褚时健则再次成为亿万富翁。 关于种橙的理由，媒体报道的有这样几种：一是，身体原因，“闲下来，就不行了”。据褚时健表述，2001年刚保外就医的时候，他的糖尿病很严重，头眩晕，虽然坐牢只有一年多，但对身体影响太大，“如果闲下来，我身体肯定不行了。”；二是，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他说；三是，否定“烟王”是靠政策论。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褚时健真实的内心世界没人能够真正触摸。不争的事实是，在大家都认为他最好的归宿是回乡颐养天年的时候，他和夫人一头扎进了荒山，做起了农民。
褚时健和妻子在橙园搭了工棚，吃住都在这里。他要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种出极品橙子，把国外橙子比下去。
白手起家困难重重。橙子刚挂果时，褚时健年年都会遇到不同问题，果树不是掉果子，就是果子口感不好。这个没什么爱好的老人，买来书店所有关于果树种植的书，一本一本地看。
后来橙子不掉了，但口感淡而无味，既不甜也不酸，褚时健睡不着，半夜12点爬起来看书，经常弄到凌晨三四点，最后得出结论，一定是肥料结构不对。
这种果子褚时健不敢卖到市场上，怕砸了牌子。第二年，褚时健和技术人员改变肥料配比方法，果然，口味一下就上来了。据说，这种用烟梗、鸡粪等调制的有机肥，成本虽只有200多元，效果却赶得上1000元的化肥。
褚时健是有资本“得意”的，在这个被称为“鸟不拉屎”的地方，改良了土壤结构，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了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口感……9年辛劳，2400亩从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树在哀牢山中脱胎换骨。
“好的冰糖橙，不是越甜越好，而是甜度和酸度维持在18：1左右，这样的口感最适合中国人的习惯。”褚时健说。
管理果园，他使用了以前的办法。以前他在管理烟厂的时候，采用了和烟农互利的办法。为了让烟农种出优质烟叶，他采用由烟厂投资，直接到烟田去建立优质烟叶基地的办法，并且把进口优质肥料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烟农。当时烟农有好多都富了，与烟农“双赢”的是烟厂，原料一天比一天好，竞争力一天比一天强，厂子最后变成了“印钞工厂”。而在果园，有一百多农户300多人忙碌，他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他定个数，说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因为太多会影响果子质量，所以，多出的果子他不要。这样一来，果农一见到差点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从来不以次充好。以前，褚时健管理烟厂的时候，想到烟厂上班的人挤破头；现在他管理果园，想在果园干活的人也挤破头。
褚时健自豪地说，“现在园子里的两口之家，他们只要出两双手，房子、肥料、树苗都是我出，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万块左右。他们还可以自己养上几十只土鸡，几头猪。以前他们的年收入也就几千块钱，现在日子好过了，孩子上大学，学费也掏得出。技术员年薪10多万，不比做公务员差。”
在橙园的管理中，褚时建习惯控制每个环节，就像当年做烟厂一样。如今，年纪大了，褚必定要做的是每个月月底27-30日，在果园签字发工资，而曾经当“烟王”时，最具权威性的事也是批条子。
每每这个时刻，老人脸上多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神情。“他带动了别人致富，而且要尽可能实实在在地看到别人挣了钱，日子过得好。”
今年，云南丽江等地纷纷邀请褚时健合作，划出2000多亩地，让他带领当地农户种橙子。
而新的事业，也让褚时健超越了生命的限制。这位迈入85岁高龄的老人设计了20年后的规划。在他的设想中，除了销售橙子，他还打算将褚橙做成一个果汁品牌，抗衡国际品牌美国都乐。
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时常押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