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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都说宋朝官员收入高、福利好，宋朝的官员们听闻此言，一多半要叫起撞天屈。
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也就是北宋立国的第41年，知制诰杨亿呈上一篇奏疏，各种摆事实列数字，大声疾呼，诉说百官俸禄之低，不仅远远不如唐代，连养家糊口都困难，许多人都饿得没心情工作了！
杨亿是著名文学家，“西昆体”代表诗人。他7岁能文，11岁应召御前赋诗，惊才绝艳。成年后的他为官清廉，耿介有气节，实为国朝精英，一代名臣。写这篇奏疏的时候，杨亿正在中书省，官任翰林学士，干着一个叫“知制诰”的活，就是替皇帝起草诰命的工作。说白了，他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这个位置向来被称为“清要贵重”的所在，既清高，又显要，跟皇帝关系亲近，前途极为可观——要知道，宋代的宰执有一半的人都当过翰林学士。
但让人不解的是，杨亿居然打了辞职报告，不干了，要求外放，去个物价便宜的州县，当个不起眼的地方官。只见他在辞职信里写道：“一家三十多口都跟着我来京城，老家没田没地，祖上没半点积蓄，老的老小的小，全靠我这25贯工资过活，吃不飽穿不暖，老的怨、小的哭。毕竟是朝官，该撑的场面还要撑，要雇帮工，要买马料喂马，总不能三更天起来步行去上朝吧……眼看微臣就要变成饿死鬼了，真饿死了也是给朝廷丢脸……”总之，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京官谁爱当谁当吧！
杨亿这一套批判、哭穷加撂挑子的组合拳打下来，皇上沉默，皇后垂泪。实际情况如何呢？
北宋前期，官员的收入水平确实处于历史低位。福利补贴什么的，没有;工资，仅有唐代标准的一半也就罢了，还往往拿不全，有时甚至连那一半都拿不到。多达半数的官员，月俸拿不到10贯钱。按当时的米价，设若一个20口之家——那时都是大家庭几世同堂，加上佣仆，一家20口人很正常的。每个月光是吃大米，就要费掉4贯多。也不能只吃米，油盐酱醋呢，买菜买水买柴呢？衣食住行中，仅“食”一项，就足够大家变月光族了！
那时候，身为大宋官员，能穷到什么地步呢？有被任命为一县长官，却没路费去赴任的;有好不容易到了任上，却穷困到全家到地里挖野菜、喝生水的;还有穷到拿纸做衣服的。
真事儿！史载，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江东人蒋元振极有节操，无奈家境贫寒，家累又重，收入太低。怎么办呢？便自求去了物价便宜的岭南，即今两广、海南一带。岭南那时为蛮瘴之地，唐宋以来是流放罪臣的地方。
蒋元振单身赴任，在广西白州当知府，工资全部留给在潭州的家人，自己吃豆子，喝凉水，拿纸做衣服，过得跟野人似的。那时北宋建国未久，战事未平，武将骄横，这样的文官堪为大宋典型。皇帝听闻后，拨了一笔钱粮下来，总算救蒋元振于水火之中。
这么看，杨亿说微臣快要饿死了，真不夸张。而杨亿之穷，还格外吃亏在他的职位上。翰林学士这个官，样样都好，只有一个缺点：穷。在当时，朝廷制度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位置太光荣，不能被铜臭气玷污了，所以，别的官员都有工资之外的补贴，翰林学士独无。
杨亿跑掉之后，皇帝开始深思。深思的结果是，自宋真宗朝开始，朝廷陆续地给员工加起薪来。
然而加薪这件事，也是千秋一轮月，此恨古今同，都是地位越高，加得越多。各种补助、福利、赏赐，也都是按品级来的。到后来，一品宰相的正式月收入可高达千贯，加上花样百出的副收入，一年来个百万贯吓死你。
铁面无私的包拯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实管市长），有人算过，包拯此时正经年收入约21800多贯。后来他又做到三司使、枢密副使，分别是国家财政部长、国防副部长，收入只增不减。
那么，下面最多数的低级官员，比如县令，他的月收入又是多少呢？
“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多的八九贯，少的四五贯，还常常拿不全——宋朝官员的薪俸，能拿到手的都非全额，要打折扣，或以实物相抵，七折八扣，不够最低标准地养活一个十口之家。
宋神宗的时候，久在基层考察的王安石对皇帝指出了这个扎心的事实——就这点儿钱，你还指望大家好好干活，不贪污受贿？所以，臣以为要高薪养廉！王安石很有想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朝廷没钱啊！
皇上摊手，户部怒目。大家都晓得的，国库空得很，这个钱总不能从宫中娘娘们的吃穿用度上扣吧。怎么办？自然是节源不如开流，想法子盘活经济了。
王安石后来搞改革，重点就放在为国理财上面。利弊得失且不说，只说对于广大的公务员队伍，确实是做到了厚待：首先，给没有俸禄的最底层吏胥们规定了6000文到8000文的月俸，防止他们穷极饿疯搜刮民财;又提高了县令、录事参军等低级官员的俸禄，由每月钱10千、米麦两石提高到钱15千、米麦4石。在保证官员合法收入的基础上，一面高薪，一面重法，双管齐下。对于庸碌无能老眼昏花之辈，也没一刀切，而是用只拿钱不干活的虚职给供了起来，算是为国养老了。
这是继宋真宗朝之后，又一次加薪高潮。此后慢慢水涨船高，才有了后来所谓“宋朝俸禄高”的口碑。
那么，大家日子好过起来了吗？感受到朝廷春天般的温暖了吗？答案是：并没有。
第一，老情况，金字塔效应。位于金字塔中下层的最大多数，实际俸禄并没有后人想象的丰厚。这最大多数人的真实收入，被顶端少数人的奢侈生活代表了，平均了。
第二，冗员严重，财政无力支撑日益庞大的官僚队伍，僧多粥少，于是，很多人就有官职而无差遣，处于长期闲散状态，只能拿基本工资，造成收入大减。
第三，交际应酬不能少，基本面子要保。百姓过年过节还要送个礼，给熊孩子发个红包，红白喜事随个份子呢！何况官场之上？
第四，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米价每石70至80文;60年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每石700文左右;又54年后，到了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米价达到每石2贯500文到3贯，工资赶不上物价。 第五，家族负累。人当官，整个家族都能提高社会地位。中国是宗法社会，重視亲情，所以往往一人当官，“举族依其而居”，就不说乡下含辛茹苦的父母了，还有七大姑八大姨二叔公四舅姥爷……一养就是几十上百口人。老者要其养，少者要其资助学费，钱不够花很正常啊！
第六，这种穷，跟宋朝空前平等完善的科举制度居然也有关系。
比如唐朝的时候，能当官的大多是出身门阀世家，地主土豪，家中广有良田牧场，经营着水利矿产，人家不靠朝廷那点儿死工资过活。现在呢，许多官员出身平民，家境贫寒，虽然通过科举改变了身份，但家族的底子终是薄的，家族不能为之助力，反要靠他衣食。有的人自幼勤攻诗书，长大后不善理财，也没什么别的特长，不会什么别的营生，这时还要两袖清风，做个好官，那就难免喝点儿西北风了。于是，在“史上待遇最好”的宋朝官场上，仍有一些官员，以状况百出的穷，验证了这些普世规律：清者穷饿死，浊者富流油。
到了南宋，国力日衰，但朝廷对官员还是优待的。薪照加，舞照跳，暧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不过因为物价飞涨，高于北宋宣和年间的平均值。这么算下来，家庭可支配收入也并没比北宋高。
宋孝宗时代，有一个姓柳的小官，在任上病亡。家人无法度日，无奈中，只好由奶娘带着两个小公子在大街上讨饭。亏得当地知府见了，发慈心把一家子给收容了，保全了点儿朝廷体面。
大诗人陆游一辈子没发达过。人到中年，谋了一个代理夔州通判的岗位，不久任期满了，该回家了。他给丞相写信哭号：“我都半百之年的人了，一辈子受穷，好不容易谋个工作，工资低得仅能糊口。当时千里迢迢上任，路费都是借朋友的。现在任期满了，口袋里空空如也，回家回不得，住又住不得……我儿子30岁了，女儿20岁了，因为没钱操办，到现在还养在家没敢说亲呢！您瞧，我这号的要不是穷人，这天底下哪里还有什么穷人啊！大人，就当可怜可怜我，赐给我一个新差使吧！”
一入官场岁月催，做官还得往上爬。金字塔顶端，也没那么好爬。为了改善生活，官员们也想了很多办法。首选项自然还是利用职权，各种捞外快、刮地皮。
“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王安石叹气说，已经这么高的工资了，可还赶不上以前他们从百姓身上捞的一半多。逮吧，逮不过来，怎么办？
当然光明正大地挣外快选项也是有的，比如：文笔好的，给人写墓志铭，赚稿费;脑子活的，投机倒把做点儿生意，开铺子，买田庄，炒房地产，放高利贷等;长得好，身体壮的，干脆寻摸个有钱寡妇娶回来……
没错，宋朝对妇人再嫁这事没意见。如果是有钱的寡妇，在婚姻市场上简直太受欢迎了！财色双收谁不乐意呀？
就在寒酸的宋真宗年代，闹出了两位现任宰相争娶一位有钱寡妇的案子，让整个京城的上流社会好生欢乐了一番。
二位相爷，一个叫向敏中，一个叫张齐贤。有钱的寡妇姓柴，是前宰相薛居正的儿媳妇。柴氏丧夫之后，便与老公前妻生的儿子相看两厌，思量改嫁，明的暗的，搂了一大笔钱财，便去与正好丧偶的张齐贤私订了终身。前妻的儿子自然不干了，一状告到开封府。开封府传来柴氏一问，柴氏爆了一个大料：宰相向敏中向自己求婚未遂，恼羞成怒，便捏造谎言，唆使薛家儿子来告后妈。
开封府一看，这事牵扯太广，不敢管，便一球踢到皇帝御座前了。皇帝一问，向敏中自是抵死不认，说我是才死了老婆，但根本不想再婚呀，前妻尸骨未寒，男人也是重感情的！
但是，官场上混，谁没几个仇人？这时，向敏中的一个仇人就跳出来，扔了一个更大的反转——向敏中重感情才怪，他最近正在议娶已故驸马都尉的小妹！
皇帝大怒，向宰相、张宰相、薛家、柴氏统统倒了霉。降职的降职，罚款的罚款，挨打的挨打。柴氏不仅没能成功嫁掉，还把私房钱给交出来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一切都是太穷惹的祸！
编辑/汪微微
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也就是北宋立国的第41年，知制诰杨亿呈上一篇奏疏，各种摆事实列数字，大声疾呼，诉说百官俸禄之低，不仅远远不如唐代，连养家糊口都困难，许多人都饿得没心情工作了！
杨亿是著名文学家，“西昆体”代表诗人。他7岁能文，11岁应召御前赋诗，惊才绝艳。成年后的他为官清廉，耿介有气节，实为国朝精英，一代名臣。写这篇奏疏的时候，杨亿正在中书省，官任翰林学士，干着一个叫“知制诰”的活，就是替皇帝起草诰命的工作。说白了，他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这个位置向来被称为“清要贵重”的所在，既清高，又显要，跟皇帝关系亲近，前途极为可观——要知道，宋代的宰执有一半的人都当过翰林学士。
但让人不解的是，杨亿居然打了辞职报告，不干了，要求外放，去个物价便宜的州县，当个不起眼的地方官。只见他在辞职信里写道：“一家三十多口都跟着我来京城，老家没田没地，祖上没半点积蓄，老的老小的小，全靠我这25贯工资过活，吃不飽穿不暖，老的怨、小的哭。毕竟是朝官，该撑的场面还要撑，要雇帮工，要买马料喂马，总不能三更天起来步行去上朝吧……眼看微臣就要变成饿死鬼了，真饿死了也是给朝廷丢脸……”总之，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京官谁爱当谁当吧！
杨亿这一套批判、哭穷加撂挑子的组合拳打下来，皇上沉默，皇后垂泪。实际情况如何呢？
北宋前期，官员的收入水平确实处于历史低位。福利补贴什么的，没有;工资，仅有唐代标准的一半也就罢了，还往往拿不全，有时甚至连那一半都拿不到。多达半数的官员，月俸拿不到10贯钱。按当时的米价，设若一个20口之家——那时都是大家庭几世同堂，加上佣仆，一家20口人很正常的。每个月光是吃大米，就要费掉4贯多。也不能只吃米，油盐酱醋呢，买菜买水买柴呢？衣食住行中，仅“食”一项，就足够大家变月光族了！
那时候，身为大宋官员，能穷到什么地步呢？有被任命为一县长官，却没路费去赴任的;有好不容易到了任上，却穷困到全家到地里挖野菜、喝生水的;还有穷到拿纸做衣服的。
真事儿！史载，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江东人蒋元振极有节操，无奈家境贫寒，家累又重，收入太低。怎么办呢？便自求去了物价便宜的岭南，即今两广、海南一带。岭南那时为蛮瘴之地，唐宋以来是流放罪臣的地方。
蒋元振单身赴任，在广西白州当知府，工资全部留给在潭州的家人，自己吃豆子，喝凉水，拿纸做衣服，过得跟野人似的。那时北宋建国未久，战事未平，武将骄横，这样的文官堪为大宋典型。皇帝听闻后，拨了一笔钱粮下来，总算救蒋元振于水火之中。
这么看，杨亿说微臣快要饿死了，真不夸张。而杨亿之穷，还格外吃亏在他的职位上。翰林学士这个官，样样都好，只有一个缺点：穷。在当时，朝廷制度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位置太光荣，不能被铜臭气玷污了，所以，别的官员都有工资之外的补贴，翰林学士独无。
杨亿跑掉之后，皇帝开始深思。深思的结果是，自宋真宗朝开始，朝廷陆续地给员工加起薪来。
然而加薪这件事，也是千秋一轮月，此恨古今同，都是地位越高，加得越多。各种补助、福利、赏赐，也都是按品级来的。到后来，一品宰相的正式月收入可高达千贯，加上花样百出的副收入，一年来个百万贯吓死你。
铁面无私的包拯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实管市长），有人算过，包拯此时正经年收入约21800多贯。后来他又做到三司使、枢密副使，分别是国家财政部长、国防副部长，收入只增不减。
那么，下面最多数的低级官员，比如县令，他的月收入又是多少呢？
“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多的八九贯，少的四五贯，还常常拿不全——宋朝官员的薪俸，能拿到手的都非全额，要打折扣，或以实物相抵，七折八扣，不够最低标准地养活一个十口之家。
宋神宗的时候，久在基层考察的王安石对皇帝指出了这个扎心的事实——就这点儿钱，你还指望大家好好干活，不贪污受贿？所以，臣以为要高薪养廉！王安石很有想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朝廷没钱啊！
皇上摊手，户部怒目。大家都晓得的，国库空得很，这个钱总不能从宫中娘娘们的吃穿用度上扣吧。怎么办？自然是节源不如开流，想法子盘活经济了。
王安石后来搞改革，重点就放在为国理财上面。利弊得失且不说，只说对于广大的公务员队伍，确实是做到了厚待：首先，给没有俸禄的最底层吏胥们规定了6000文到8000文的月俸，防止他们穷极饿疯搜刮民财;又提高了县令、录事参军等低级官员的俸禄，由每月钱10千、米麦两石提高到钱15千、米麦4石。在保证官员合法收入的基础上，一面高薪，一面重法，双管齐下。对于庸碌无能老眼昏花之辈，也没一刀切，而是用只拿钱不干活的虚职给供了起来，算是为国养老了。
这是继宋真宗朝之后，又一次加薪高潮。此后慢慢水涨船高，才有了后来所谓“宋朝俸禄高”的口碑。
那么，大家日子好过起来了吗？感受到朝廷春天般的温暖了吗？答案是：并没有。
第一，老情况，金字塔效应。位于金字塔中下层的最大多数，实际俸禄并没有后人想象的丰厚。这最大多数人的真实收入，被顶端少数人的奢侈生活代表了，平均了。
第二，冗员严重，财政无力支撑日益庞大的官僚队伍，僧多粥少，于是，很多人就有官职而无差遣，处于长期闲散状态，只能拿基本工资，造成收入大减。
第三，交际应酬不能少，基本面子要保。百姓过年过节还要送个礼，给熊孩子发个红包，红白喜事随个份子呢！何况官场之上？
第四，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米价每石70至80文;60年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每石700文左右;又54年后，到了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米价达到每石2贯500文到3贯，工资赶不上物价。 第五，家族负累。人当官，整个家族都能提高社会地位。中国是宗法社会，重視亲情，所以往往一人当官，“举族依其而居”，就不说乡下含辛茹苦的父母了，还有七大姑八大姨二叔公四舅姥爷……一养就是几十上百口人。老者要其养，少者要其资助学费，钱不够花很正常啊！
第六，这种穷，跟宋朝空前平等完善的科举制度居然也有关系。
比如唐朝的时候，能当官的大多是出身门阀世家，地主土豪，家中广有良田牧场，经营着水利矿产，人家不靠朝廷那点儿死工资过活。现在呢，许多官员出身平民，家境贫寒，虽然通过科举改变了身份，但家族的底子终是薄的，家族不能为之助力，反要靠他衣食。有的人自幼勤攻诗书，长大后不善理财，也没什么别的特长，不会什么别的营生，这时还要两袖清风，做个好官，那就难免喝点儿西北风了。于是，在“史上待遇最好”的宋朝官场上，仍有一些官员，以状况百出的穷，验证了这些普世规律：清者穷饿死，浊者富流油。
到了南宋，国力日衰，但朝廷对官员还是优待的。薪照加，舞照跳，暧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不过因为物价飞涨，高于北宋宣和年间的平均值。这么算下来，家庭可支配收入也并没比北宋高。
宋孝宗时代，有一个姓柳的小官，在任上病亡。家人无法度日，无奈中，只好由奶娘带着两个小公子在大街上讨饭。亏得当地知府见了，发慈心把一家子给收容了，保全了点儿朝廷体面。
大诗人陆游一辈子没发达过。人到中年，谋了一个代理夔州通判的岗位，不久任期满了，该回家了。他给丞相写信哭号：“我都半百之年的人了，一辈子受穷，好不容易谋个工作，工资低得仅能糊口。当时千里迢迢上任，路费都是借朋友的。现在任期满了，口袋里空空如也，回家回不得，住又住不得……我儿子30岁了，女儿20岁了，因为没钱操办，到现在还养在家没敢说亲呢！您瞧，我这号的要不是穷人，这天底下哪里还有什么穷人啊！大人，就当可怜可怜我，赐给我一个新差使吧！”
一入官场岁月催，做官还得往上爬。金字塔顶端，也没那么好爬。为了改善生活，官员们也想了很多办法。首选项自然还是利用职权，各种捞外快、刮地皮。
“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王安石叹气说，已经这么高的工资了，可还赶不上以前他们从百姓身上捞的一半多。逮吧，逮不过来，怎么办？
当然光明正大地挣外快选项也是有的，比如：文笔好的，给人写墓志铭，赚稿费;脑子活的，投机倒把做点儿生意，开铺子，买田庄，炒房地产，放高利贷等;长得好，身体壮的，干脆寻摸个有钱寡妇娶回来……
没错，宋朝对妇人再嫁这事没意见。如果是有钱的寡妇，在婚姻市场上简直太受欢迎了！财色双收谁不乐意呀？
就在寒酸的宋真宗年代，闹出了两位现任宰相争娶一位有钱寡妇的案子，让整个京城的上流社会好生欢乐了一番。
二位相爷，一个叫向敏中，一个叫张齐贤。有钱的寡妇姓柴，是前宰相薛居正的儿媳妇。柴氏丧夫之后，便与老公前妻生的儿子相看两厌，思量改嫁，明的暗的，搂了一大笔钱财，便去与正好丧偶的张齐贤私订了终身。前妻的儿子自然不干了，一状告到开封府。开封府传来柴氏一问，柴氏爆了一个大料：宰相向敏中向自己求婚未遂，恼羞成怒，便捏造谎言，唆使薛家儿子来告后妈。
开封府一看，这事牵扯太广，不敢管，便一球踢到皇帝御座前了。皇帝一问，向敏中自是抵死不认，说我是才死了老婆，但根本不想再婚呀，前妻尸骨未寒，男人也是重感情的！
但是，官场上混，谁没几个仇人？这时，向敏中的一个仇人就跳出来，扔了一个更大的反转——向敏中重感情才怪，他最近正在议娶已故驸马都尉的小妹！
皇帝大怒，向宰相、张宰相、薛家、柴氏统统倒了霉。降职的降职，罚款的罚款，挨打的挨打。柴氏不仅没能成功嫁掉，还把私房钱给交出来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一切都是太穷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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