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火车站，城市的窗口，是许多人进入城市的第一关隘。一提起它，人们似乎都是一脑门子的抢劫、诈骗、倒票、暴力等，想到的是臭烘烘乱糟糟的景象。北京西客站，我国规模最大的旅客集散地和交通枢纽，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铁路客运站之一。除了票贩子、小偷、拉客仔，这里还寄生着一批为数不少的弱势群体。我们看到的只是躺着坐着站着时的他们，却很难了解这里就是他们的“家”，这里就是他们的生存之本。
没有床的家
在夜晚的西客站地下接站大厅，经常能看到挨墙边睡着的一排人，卞师傅就是其中之一，从安徽来京务工的卞师傅已经在西客站留宿近一个月了。“旅店住一晚都要四五十块，最便宜的也要10多块呢！那不是咱打工的能住得起的。这里好，又宽敞又省钱。”卞师傅打算到六里桥劳务市场找活干，那里离西站很近，“这里许多人都是在这附近找活的，没有活时就来这里歇歇脚。”卞师傅指着靠墙躺着的一排人说。“白天我们可以呆在站里，晚上12点就会被赶到外面去，睡在广场上。夏天在外面还能凑合，像这些天后半夜有些凉，有时候我们就再悄悄跑回来。”
卞师傅以前学过电焊，做过建筑工人，他拿出自制的纸牌子“求职电焊工、钢筋工”，“喏，这就是我要找的工作。”卞师傅称自己愿意干短工，就是一天结一次工资的那种，“不是我们不愿意长期干，我们都是被拖怕的！有活干时，我每月能挣3000块钱，像现在没活，就只能靠这把小车挣点小钱。”说完卞师傅便修理起自己的小拖车来，卞师傅的小拖车平时放着自己的家当，一旦有旅客从出站口出来时，他就马上把自己的东西卸下来去抢生意：给顾客拉行李。卞师傅称挣这小钱的活也不好干，“如果被警察发现，不但小车被没收，有时还可能会被拘留。我还是以干建筑为主，每天我都要去趟六里桥劳务市场找找活，在这里干拉车是应急，可以弄点吃饭钱！”
像卞师傅这样来北京打工，把西客站当临时住所的人很多，他们白天出去找活干，晚上就留宿火车站。这些留宿西客站的打工者或因老乡，或因志趣相投，形成一个个小的圈子。“这样相互有个照应，晚上也可以防范小偷。”和卞师傅“生活”在一起的人有“小哑巴”沈俊、“四眼”刘涛、“大个”于师傅、“胖子”高振海、下岗工人吴刚、曾经的“小混混”马雅刚、小商贩陈大爷、大学生王杰。
王杰是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的专科生，2006年毕业后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的一个厂子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后，觉得枯燥无味，就把工作辞了。“听朋友说六里桥有活干，就过来这边了。原先是睡旅馆的，最后钱花光了，只好来西站‘借宿’。”王杰笑道。平时没有活时，他就捧着一本厚厚的网游玄幻小说忘我地看，王杰喜欢看网游小说，是受“四眼”刘涛的影响，刘涛因为可以一天不吃饭光看书，而被他们称作“读书协会”（他们这个小集体中爱看书的人）的主要负责人，他经常去书店里租这类小说，集体读网游小说也是他带的头。王杰也偶尔上六里桥劳务市场找找活，看有没有事做，“最近就干过装广告牌的活，活不重，一天60块钱。”王杰对这个工资还比较满意。
他身上的白衬衫因许久没洗，加上整日在地铺上蹭，已经彻底变黑，牛仔短裤上也挂了个大洞，脚后跟上结着又黑又厚的老茧，被烟头烫得坑坑洼洼的拖鞋丢在他的地铺旁。他仍悠悠地吸着烟，陶醉在他那本足有10厘米厚的玄幻小说里。“你一个大学生却睡在这里，没觉得掉价吗？难道大学白念了吗？”面对追问，王杰总是无言地笑笑，最多说一句：“呆着呗！怎么样还不是活啊！”一脸的满不在乎，目光却一刻没挪开小说，并不时地弹一下烟灰。看到记者正在观察他，王杰不好意思地笑笑，露出一排黄牙：“混到月底就回家，打算去兰州我姑姑那，她能帮我找个文员工作。我在大学里学的东西还能用用。”几天后再次见到王杰时，他依然睡在地铺上，依然在“啃书”，但似乎更脏了。头发依然乱蓬蓬的，记者递给他一支烟，他夹着抽了起来，不时用手抠抠自己指甲里面的污垢。
“我念的那不是大学，顶多算个技校！在学校也没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大学生这么多，学校又没名气，还是专科，怎么好找工作？”王杰抱怨着。他和这里的被他称作是“穷兄弟”的民工一样，一天只吃两顿，而且常常是大饼就着咸菜。“这个饭还比较便宜，一天也不干活，对付着吃点呗。”王杰夹了一块榨菜边嚼边说。“在这里都呆懒了，活儿重的不想干，活儿轻的又找不上，每天啥也不想干，看小说也是麻醉自己。”王杰坦诚自己是在躲避现实，躲避就业的压力，把自己藏在小说里就能暂时忘掉烦恼，忘掉就业的压力，忘掉现实社会一切的不如意……
小商贩的乐园
睡在卞师傅旁边的是一个聋哑人，个头小，“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叫他“小哑巴”。不会说话的“小哑巴”，却会写字，他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下他的名字——沈俊。担心记者不相信他，又掏出身份证来，记者知道他来自河南固始县。“小哑巴”见到人总是笑眯眯的，如果你第一眼见他，肯定不会想到他会是哑巴，而是善良淳朴的农村小伙。“小哑巴”不但会写自己的名字，还能认得有限的几个字，通常他都是打手势同别人交流。
卞师傅说，“小哑巴”在这里主要靠捡瓶子和废报纸生存，他一天能捡二三十块钱的废品。记者开始观察起这个“小哑巴”，见他白天大多时间都在睡大觉，一到晚上则精神抖擞起来，在站里走上好几个来回，每次都拎回一包瓶子，“‘小哑巴’是摸熟了捡瓶子的规律了。白天捡瓶子的人太多，一般捡不了几个，晚上捡的人少，特别是候车室，‘小哑巴’通常满载而归。”卞师傅说。记者跟踪发现，“小哑巴”捡瓶子特别仔细，每一次，他都要把西客站彻底“搜查”一遍，从地下大厅，到南北广场，再到每一个候车室，甚至过街天桥，每一个垃圾桶、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小哑巴”似乎特别有人缘，在这里休息的民工或旅客都愿意把喝完水的瓶子或不用的废报纸递给他。“‘小哑巴’的手脚干净，不像这里有些人，虽然身体正常，却不干正经活，靠‘三只手’营生。”同样是在这里打地铺的陈大爷一直喜欢这个不会说话的后生。“小哑巴”很节俭，早饭一般不吃，午饭是馒头就着几块酱豆腐，晚饭则是一碗泡面，有时候面里面也会加进一些虾皮。“小哑巴”每次泡面都要乘电梯上5楼的职工餐厅去接开水，他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每天周而复始着这样的生活。
“像他这样的人，也只能是捡捡废品了。”卞师傅看着“小哑巴”似乎有点惋惜。在北京西站像“小哑巴”这样捡废品的残疾人有很多，他们构成了火车站一个特有的阶层，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身体残疾，只能蜗居在车站，以此为生。
“吃饭吗？三块一份。”每逢吃饭时间，车站里就游走着这些人，他们提着编织袋向旅客兜售盒饭。徐阿姨就是其中之一。看到记者，徐阿姨就走过来问。
“一盒米饭一盒菜，只要3块钱，比这里卖得便宜多了！”
“好卖不好卖？”
“好卖！可就是不让卖。管得厉害呢！警察看见就把饭全部没收，还要拘留四五天。我都被拘留过五六次了。没收倒是小事，可是拘留我就挣不到钱了。”
“要罚款吗？”
“不罚！拘留几天就放了，放了我就继续卖，不过一看见警察我就躲开。没办法啊，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除了会做做饭，其他的都不会呀！我总得挣钱养活一家老小吧！”徐阿姨很无奈。
“一天能挣上多少？”
“不少哩，好的话一天能挣四五十块吧，一点也不比他们男同志差！”
徐阿姨告诉记者，她老家在陕西汉中，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和老伴都在北京打工，“我们就靠在这里卖盒饭供孩子学费了。”
“我这一个瓜的成本平均是两块四，在这里每个瓜能卖4块钱，利润是一块六，一般我和我老婆一天能卖60个瓜，也就是一天百十来块钱哩，这在农村是根本不可能的。今年我们老家发洪水，庄稼都淹了，没了指望。我上有老，下有小，你说不出来卖点瓜，怎么活？”来自安徽阜阳的邵大叔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在西客站，像徐阿姨、邵大叔这样的小商小贩也有很多，瓜、交通地图、扑克牌、小首饰……他们几乎什么都卖。因为车站禁止这些游商在此做买卖，他们便常常和城管捉迷藏。“城管来了，我们就藏起来，城管走了，我们再出来卖。能卖多少算多少。”卖哈密瓜的邵大叔告诉记者。北京西站日均15万到18万的客流量潜藏着巨大消费人群，许多人希望从中混得一口饭吃。这些小商贩大多是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的，虽然属无照经营，但迫于生计他们只能这样。
地下劳务市场
“找工作吗？保安干不干？包吃包住，每月工资700外加奖金。”
“他们是专门招保安的，每天都在这里游荡！我们都成老熟人了！”同样也是在西客站打地铺的于师傅告诉记者，他们都是“黑保”，全是骗人的，把招到的人往保安公司一送就算完事。而这些保安公司往往开不了工资。像他们这样的“保安托”在西站特别多，仅地下接站大厅就有三四十人。
来自河北邯郸的王金波是位退伍军人，他刚来北京时就是被“保安托”招去做了保安，“我先干了一个月，他们不给开工资，说是担心走人，我又干了一段时间，可听其他保安说过后还是开不了工资，我就不想干了。他们压了我的身份证，我去要，他们不给。闹得我现在进退两难，干也不是，不干又不行。”王金波一脸沮丧地告诉记者，他只签了一份合同，而且是跟他们的保安队长签的，合同也在队长手里。他们的工资不是由保安公司直接打到卡里，而是由保安队长转发给他们。保安队长会从中克扣他们的工资，有时候甚至一分钱都不给。“我虽然当过几年兵，可却是第一次出来打工，法律意识不够强，一不小心就被骗了。我们也不敢得罪他，他练过散打，还养了一帮打手，我们也打不过他。”
来自重庆的王强（化名）是位下岗工人，刚到北京时也被骗去当“不发工资的保安”，干了一段时间后就逃了出来，可是又没钱回家，于是就琢磨着干上了“保安托”。
“每招一个人，就可以从保安公司那里领到100块到150块的介绍费。如果靠打工，累死也挣不上这么多钱。”
“一天能招到几个人？”
“多的一天能招到四五个吧。北京现在特别缺保安，因为明年要开奥运会，保安的需求量很大。”
“你们在这里招保安，警察不管？”
“穿警服的警察不怎么管，便衣会管的，逮到一个罚100。我们其实不算违法吧，保安公司需要保安，我们就招，我们都有保安公司开的证件，也不怕他查！”王强称干这活虽说有点昧良心，可是能挣得到钱，所以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在鱼龙混杂的局面下，一个非正规的劳务市场已经形成。
这种“寄生群体”“寄生经济”的现象，折射的是公共场所的边缘化。乱象之痛，是历史积淀下的沉疴，也是众生百态的写照，即便我们有着刮骨疗伤的勇气，也同样需要不短的时日，去除旧貌展新颜。
没有床的家
在夜晚的西客站地下接站大厅，经常能看到挨墙边睡着的一排人，卞师傅就是其中之一，从安徽来京务工的卞师傅已经在西客站留宿近一个月了。“旅店住一晚都要四五十块，最便宜的也要10多块呢！那不是咱打工的能住得起的。这里好，又宽敞又省钱。”卞师傅打算到六里桥劳务市场找活干，那里离西站很近，“这里许多人都是在这附近找活的，没有活时就来这里歇歇脚。”卞师傅指着靠墙躺着的一排人说。“白天我们可以呆在站里，晚上12点就会被赶到外面去，睡在广场上。夏天在外面还能凑合，像这些天后半夜有些凉，有时候我们就再悄悄跑回来。”
卞师傅以前学过电焊，做过建筑工人，他拿出自制的纸牌子“求职电焊工、钢筋工”，“喏，这就是我要找的工作。”卞师傅称自己愿意干短工，就是一天结一次工资的那种，“不是我们不愿意长期干，我们都是被拖怕的！有活干时，我每月能挣3000块钱，像现在没活，就只能靠这把小车挣点小钱。”说完卞师傅便修理起自己的小拖车来，卞师傅的小拖车平时放着自己的家当，一旦有旅客从出站口出来时，他就马上把自己的东西卸下来去抢生意：给顾客拉行李。卞师傅称挣这小钱的活也不好干，“如果被警察发现，不但小车被没收，有时还可能会被拘留。我还是以干建筑为主，每天我都要去趟六里桥劳务市场找找活，在这里干拉车是应急，可以弄点吃饭钱！”
像卞师傅这样来北京打工，把西客站当临时住所的人很多，他们白天出去找活干，晚上就留宿火车站。这些留宿西客站的打工者或因老乡，或因志趣相投，形成一个个小的圈子。“这样相互有个照应，晚上也可以防范小偷。”和卞师傅“生活”在一起的人有“小哑巴”沈俊、“四眼”刘涛、“大个”于师傅、“胖子”高振海、下岗工人吴刚、曾经的“小混混”马雅刚、小商贩陈大爷、大学生王杰。
王杰是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的专科生，2006年毕业后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的一个厂子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后，觉得枯燥无味，就把工作辞了。“听朋友说六里桥有活干，就过来这边了。原先是睡旅馆的，最后钱花光了，只好来西站‘借宿’。”王杰笑道。平时没有活时，他就捧着一本厚厚的网游玄幻小说忘我地看，王杰喜欢看网游小说，是受“四眼”刘涛的影响，刘涛因为可以一天不吃饭光看书，而被他们称作“读书协会”（他们这个小集体中爱看书的人）的主要负责人，他经常去书店里租这类小说，集体读网游小说也是他带的头。王杰也偶尔上六里桥劳务市场找找活，看有没有事做，“最近就干过装广告牌的活，活不重，一天60块钱。”王杰对这个工资还比较满意。
他身上的白衬衫因许久没洗，加上整日在地铺上蹭，已经彻底变黑，牛仔短裤上也挂了个大洞，脚后跟上结着又黑又厚的老茧，被烟头烫得坑坑洼洼的拖鞋丢在他的地铺旁。他仍悠悠地吸着烟，陶醉在他那本足有10厘米厚的玄幻小说里。“你一个大学生却睡在这里，没觉得掉价吗？难道大学白念了吗？”面对追问，王杰总是无言地笑笑，最多说一句：“呆着呗！怎么样还不是活啊！”一脸的满不在乎，目光却一刻没挪开小说，并不时地弹一下烟灰。看到记者正在观察他，王杰不好意思地笑笑，露出一排黄牙：“混到月底就回家，打算去兰州我姑姑那，她能帮我找个文员工作。我在大学里学的东西还能用用。”几天后再次见到王杰时，他依然睡在地铺上，依然在“啃书”，但似乎更脏了。头发依然乱蓬蓬的，记者递给他一支烟，他夹着抽了起来，不时用手抠抠自己指甲里面的污垢。
“我念的那不是大学，顶多算个技校！在学校也没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大学生这么多，学校又没名气，还是专科，怎么好找工作？”王杰抱怨着。他和这里的被他称作是“穷兄弟”的民工一样，一天只吃两顿，而且常常是大饼就着咸菜。“这个饭还比较便宜，一天也不干活，对付着吃点呗。”王杰夹了一块榨菜边嚼边说。“在这里都呆懒了，活儿重的不想干，活儿轻的又找不上，每天啥也不想干，看小说也是麻醉自己。”王杰坦诚自己是在躲避现实，躲避就业的压力，把自己藏在小说里就能暂时忘掉烦恼，忘掉就业的压力，忘掉现实社会一切的不如意……
小商贩的乐园
睡在卞师傅旁边的是一个聋哑人，个头小，“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叫他“小哑巴”。不会说话的“小哑巴”，却会写字，他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下他的名字——沈俊。担心记者不相信他，又掏出身份证来，记者知道他来自河南固始县。“小哑巴”见到人总是笑眯眯的，如果你第一眼见他，肯定不会想到他会是哑巴，而是善良淳朴的农村小伙。“小哑巴”不但会写自己的名字，还能认得有限的几个字，通常他都是打手势同别人交流。
卞师傅说，“小哑巴”在这里主要靠捡瓶子和废报纸生存，他一天能捡二三十块钱的废品。记者开始观察起这个“小哑巴”，见他白天大多时间都在睡大觉，一到晚上则精神抖擞起来，在站里走上好几个来回，每次都拎回一包瓶子，“‘小哑巴’是摸熟了捡瓶子的规律了。白天捡瓶子的人太多，一般捡不了几个，晚上捡的人少，特别是候车室，‘小哑巴’通常满载而归。”卞师傅说。记者跟踪发现，“小哑巴”捡瓶子特别仔细，每一次，他都要把西客站彻底“搜查”一遍，从地下大厅，到南北广场，再到每一个候车室，甚至过街天桥，每一个垃圾桶、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小哑巴”似乎特别有人缘，在这里休息的民工或旅客都愿意把喝完水的瓶子或不用的废报纸递给他。“‘小哑巴’的手脚干净，不像这里有些人，虽然身体正常，却不干正经活，靠‘三只手’营生。”同样是在这里打地铺的陈大爷一直喜欢这个不会说话的后生。“小哑巴”很节俭，早饭一般不吃，午饭是馒头就着几块酱豆腐，晚饭则是一碗泡面，有时候面里面也会加进一些虾皮。“小哑巴”每次泡面都要乘电梯上5楼的职工餐厅去接开水，他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每天周而复始着这样的生活。
“像他这样的人，也只能是捡捡废品了。”卞师傅看着“小哑巴”似乎有点惋惜。在北京西站像“小哑巴”这样捡废品的残疾人有很多，他们构成了火车站一个特有的阶层，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身体残疾，只能蜗居在车站，以此为生。
“吃饭吗？三块一份。”每逢吃饭时间，车站里就游走着这些人，他们提着编织袋向旅客兜售盒饭。徐阿姨就是其中之一。看到记者，徐阿姨就走过来问。
“一盒米饭一盒菜，只要3块钱，比这里卖得便宜多了！”
“好卖不好卖？”
“好卖！可就是不让卖。管得厉害呢！警察看见就把饭全部没收，还要拘留四五天。我都被拘留过五六次了。没收倒是小事，可是拘留我就挣不到钱了。”
“要罚款吗？”
“不罚！拘留几天就放了，放了我就继续卖，不过一看见警察我就躲开。没办法啊，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除了会做做饭，其他的都不会呀！我总得挣钱养活一家老小吧！”徐阿姨很无奈。
“一天能挣上多少？”
“不少哩，好的话一天能挣四五十块吧，一点也不比他们男同志差！”
徐阿姨告诉记者，她老家在陕西汉中，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和老伴都在北京打工，“我们就靠在这里卖盒饭供孩子学费了。”
“我这一个瓜的成本平均是两块四，在这里每个瓜能卖4块钱，利润是一块六，一般我和我老婆一天能卖60个瓜，也就是一天百十来块钱哩，这在农村是根本不可能的。今年我们老家发洪水，庄稼都淹了，没了指望。我上有老，下有小，你说不出来卖点瓜，怎么活？”来自安徽阜阳的邵大叔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在西客站，像徐阿姨、邵大叔这样的小商小贩也有很多，瓜、交通地图、扑克牌、小首饰……他们几乎什么都卖。因为车站禁止这些游商在此做买卖，他们便常常和城管捉迷藏。“城管来了，我们就藏起来，城管走了，我们再出来卖。能卖多少算多少。”卖哈密瓜的邵大叔告诉记者。北京西站日均15万到18万的客流量潜藏着巨大消费人群，许多人希望从中混得一口饭吃。这些小商贩大多是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的，虽然属无照经营，但迫于生计他们只能这样。
地下劳务市场
“找工作吗？保安干不干？包吃包住，每月工资700外加奖金。”
“他们是专门招保安的，每天都在这里游荡！我们都成老熟人了！”同样也是在西客站打地铺的于师傅告诉记者，他们都是“黑保”，全是骗人的，把招到的人往保安公司一送就算完事。而这些保安公司往往开不了工资。像他们这样的“保安托”在西站特别多，仅地下接站大厅就有三四十人。
来自河北邯郸的王金波是位退伍军人，他刚来北京时就是被“保安托”招去做了保安，“我先干了一个月，他们不给开工资，说是担心走人，我又干了一段时间，可听其他保安说过后还是开不了工资，我就不想干了。他们压了我的身份证，我去要，他们不给。闹得我现在进退两难，干也不是，不干又不行。”王金波一脸沮丧地告诉记者，他只签了一份合同，而且是跟他们的保安队长签的，合同也在队长手里。他们的工资不是由保安公司直接打到卡里，而是由保安队长转发给他们。保安队长会从中克扣他们的工资，有时候甚至一分钱都不给。“我虽然当过几年兵，可却是第一次出来打工，法律意识不够强，一不小心就被骗了。我们也不敢得罪他，他练过散打，还养了一帮打手，我们也打不过他。”
来自重庆的王强（化名）是位下岗工人，刚到北京时也被骗去当“不发工资的保安”，干了一段时间后就逃了出来，可是又没钱回家，于是就琢磨着干上了“保安托”。
“每招一个人，就可以从保安公司那里领到100块到150块的介绍费。如果靠打工，累死也挣不上这么多钱。”
“一天能招到几个人？”
“多的一天能招到四五个吧。北京现在特别缺保安，因为明年要开奥运会，保安的需求量很大。”
“你们在这里招保安，警察不管？”
“穿警服的警察不怎么管，便衣会管的，逮到一个罚100。我们其实不算违法吧，保安公司需要保安，我们就招，我们都有保安公司开的证件，也不怕他查！”王强称干这活虽说有点昧良心，可是能挣得到钱，所以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在鱼龙混杂的局面下，一个非正规的劳务市场已经形成。
这种“寄生群体”“寄生经济”的现象，折射的是公共场所的边缘化。乱象之痛，是历史积淀下的沉疴，也是众生百态的写照，即便我们有着刮骨疗伤的勇气，也同样需要不短的时日，去除旧貌展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