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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因其在叙事技巧和艺术手法上的突破与创新被称为“小说中的小说”。而阎连科聚焦现实的小说《风雅颂》与之在艺术上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本文主要从两部作品共同选取的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视角，分析这一手法为小说主题的深化和艺术的成功起到的重要作用。其次，聚焦两部作品中叙述环境，阐释其中的象征意味。
【关键词】：不可靠的叙述者;叙述环境;象征性
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以高超的叙事技巧，书写了中年主人公亨伯特对“性感少女”洛丽塔的病态迷恋，为了得到名叫“洛丽塔”的13岁少女，不惜娶女孩的母亲为妻。并在妻子去世后带着女孩开始了“逃亡”之旅。纳博科夫以其“来自艺术其特性的刺激”和智性写作给读者与自身都带来了无尽的挑战。而《风雅颂》中农村出身的中文系副教授杨科，在回归家乡后迷恋上年少时的恋人的女儿小敏，在小敏结婚的当晚将其丈夫杀死。继而在中原大地上建立了一座“诗城”。从现代都市出逃的众多教授及年幼的妓女们“慕名而来”，过起了原始的群居生活。作品的讽刺意味和现实诉求更加鲜明。除了作品主旨上的不谋而合，两部作品在叙事方式上更呈现了超越国界的默契，集中体现在作品的不可靠叙事。
胡亚敏在《叙事学》中将叙述者定义为“叙事文中的‘陈述行为主体’，或称‘声音或讲话者’。”（1）可靠的叙述者“对故事所进行的描述与评论，总是能够被我们视为对虚构的真实所做的权威阐发与评价。‘不可靠的叙述者’则相反，他的所言所为不能不使读者产生怀疑。”（2）《洛丽塔》与《风雅颂》在叙事学的角度最初给读者的冲击正是来自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选取。
一、不可靠的叙述身份
《洛丽塔》中的亨伯特·亨伯特作为一名欧洲绅士，在大学教授外文。除了体面的工作，他更是仪表不凡。
“我过去是，现在依旧是一个英健出众的男性;稳健，高大，柔软的黑发，有一种抑郁但格钟诱人的风度……我能轻而易举她获得我选中的所有成年女性”（3）
《风雅颂》中，“我”杨科不仅是耙耧山脉十几年来唯一一名大学生，更是“清燕大学”最年轻的讲师、副教授。他对自己的才学拥有绝对的自信。
“我的《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写完了，有了这部专著，我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再需要了。”（4）
但他们同时又是被判定为精神病患者。尽管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然而不论是亨伯特大谈他对“性感少女”的无限欲望，并对这种欲望的合理性所作的不断解释;还是杨科面对妻子和领导通奸的场面，选择用下跪来维护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风度的方式，都显然无法被普世价值观及道德伦常所包容与理解。
二、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视角
内聚焦视角以充分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的表现人激烈的内心冲突和漫无边际的思绪为特点。第一人称内聚焦的选取，使读者始终从人物内心的感受出发去体验他们内心强烈的情感。读者误以为跟随故事中人物的命运展开了自己的思想，然而却忽略了我们自始至终只听到了单方面的声音。
《洛丽塔》中亨伯特甚至对陪审团说出这样的陈词：“她诱惑了我”。然而读者却永远无法求证那个大胆妄为的青春期少女是否真的会这样做。因为，在亨伯特的单方面叙述影响下，读者对洛丽塔的解读绝非一个乖乖女，而是充满不定因子的叛逆少女。她有能力借助另一个男人从亨伯特身边逃走也成为她可能诱惑亨伯特的佐证之一。
《风雅颂》中妻子赵茹萍与校长李广智之间的感情在杨科的讲述下完全是互相利用。而杨科与作为教授之女的妻子之间的婚姻又有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呢。《风雅颂》中，这种单方面的表述更突出的表现为杨科近似梦呓的病态自语及不断的重复。这种脱离逻辑的话语让读者无法区分这是人物的语言亦或心声。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充满荒诞意味的叙述却很好的实现了作品的讽刺意味。
人物内聚焦有助于展现人性的复杂，拉近人物与读者的距离，同时就可能影响甚至左右他们的情感及道德判断。尽管读者无法左右他们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但却产生了“伦理意义上的影响”。（5）
三、双重叙述者“我”
两个“我”，一个是作品的主角，即“故事中的我”;另一个则是作为“叙述者的我”。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的我对经验的我的一切经历都了如指掌。因此，“叙述者我”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主观编辑。这种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双重性使他能干预叙事以便为其叙事动机服务。《洛丽塔》中更存在着双重的受述者：陪审团及法官和“亲爱的读者”。以陪审团为接受者的叙述中，亨伯特极力呈现其叙述的客观性，甚至采用专业的法律用语，出示证物的方式讲述故事;而面对读者，他则采用了绝对的情感攻势，称呼他们为“亲爱的”，并不断的向他们讲述自己内心的煎熬，企图以此来达到操控读者情感判断的目的。
四、典型的叙述空间
纳博科夫宣称其艺术总是远离现实生活的，但其作品中作为典型环境的汽车旅馆，展现了一个微型的美国社会。在这里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形态的媚俗暴露无遗。约瑟芬·韩丁在《实验小说》中指出：“纳博科夫利用亨伯特这个人物对某种美国式的淫欲进行了讽刺……清楚地证明了艾尔弗雷德·阿佩尔下述话的正确：‘在强调用歌曲、广告、杂志和电影招徕和控制他们的消费者方面，《洛丽塔》所取得的成功远胜于其他任何美国小说。’”（6）
无独有偶，在《风雅颂》中也存在着极具典型性的叙述环境。京城和耙耧山脉分别象征着现代城市与乡土家园。中国社会的城乡矛盾几乎与城市化进程一样由来已久。杨科出身的耙耧山脉是一个由熟人构成的典型中国乡土社会，每个村落之间及村落内部的人们都因为某种祖上继承的亲缘关系、自身构筑的新关系、地缘环境所构成的归属关系等而紧密的联合着。因此，整个耙耧山脉都有资格为杨科的出人头地而骄傲，杨科也从内心有自信代表这个群体。然而，现代城市充斥的是因共同利益或欲望而联合的陌生人群。杨科在意气风发时便有资格归属于学校、科研所等群体，而他失志时，乡土社会所特有的包容性在城市荡然无存。这从根本上促使他返回家乡。
五、结论
两部作品通过相似的叙事艺术阐发了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在生命、欲望与现实之间的困境，并建构了不同的艺术世界。纳博科夫曾说，他注重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所承担的魔法师的工作，“文学的首要属性在于他的虚构性、幻想性、创造性……现实世界充其量不过是为伟大文学作品提供材料而已。”（7）而《洛麗塔》本身的最大吸引力正是源自其卓越的艺术技巧而阎连科在其作品后现代文学的外表现下掩藏的是对现实的担忧。反观《风雅颂》不论是杨科为了美好的前程抛弃家乡的“糟糠之妻”，还是天堂街那些稚嫩的孩子，不断选择出卖肉体换来生活的安逸，几乎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物。杨科忘我的投入到寻找失落的《诗经》篇章中，正是要寻回人类最原始的精神的质朴与纯洁。耙耧山脉这个实体的家乡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已经不复当年，杨科所代表的中华子孙们要踏上的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新旅程。文学作品始终止于发现并提出问题，真正的改变终要从现实入手。
参考文献：
[1]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9
[2]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09
[3]（5）[美]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于晓丹译，译林出版社，2000：23，26
[4]阎连科.风雅颂.文艺出版社，2010：5
[5]王青松，纳博科夫小说：追逐人生的主题，东方出版社，2010：43
[6]丹夫尼尔·霍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王逢振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370
作者简介：乔喻（1991-），陕西人，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关键词】：不可靠的叙述者;叙述环境;象征性
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以高超的叙事技巧，书写了中年主人公亨伯特对“性感少女”洛丽塔的病态迷恋，为了得到名叫“洛丽塔”的13岁少女，不惜娶女孩的母亲为妻。并在妻子去世后带着女孩开始了“逃亡”之旅。纳博科夫以其“来自艺术其特性的刺激”和智性写作给读者与自身都带来了无尽的挑战。而《风雅颂》中农村出身的中文系副教授杨科，在回归家乡后迷恋上年少时的恋人的女儿小敏，在小敏结婚的当晚将其丈夫杀死。继而在中原大地上建立了一座“诗城”。从现代都市出逃的众多教授及年幼的妓女们“慕名而来”，过起了原始的群居生活。作品的讽刺意味和现实诉求更加鲜明。除了作品主旨上的不谋而合，两部作品在叙事方式上更呈现了超越国界的默契，集中体现在作品的不可靠叙事。
胡亚敏在《叙事学》中将叙述者定义为“叙事文中的‘陈述行为主体’，或称‘声音或讲话者’。”（1）可靠的叙述者“对故事所进行的描述与评论，总是能够被我们视为对虚构的真实所做的权威阐发与评价。‘不可靠的叙述者’则相反，他的所言所为不能不使读者产生怀疑。”（2）《洛丽塔》与《风雅颂》在叙事学的角度最初给读者的冲击正是来自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选取。
一、不可靠的叙述身份
《洛丽塔》中的亨伯特·亨伯特作为一名欧洲绅士，在大学教授外文。除了体面的工作，他更是仪表不凡。
“我过去是，现在依旧是一个英健出众的男性;稳健，高大，柔软的黑发，有一种抑郁但格钟诱人的风度……我能轻而易举她获得我选中的所有成年女性”（3）
《风雅颂》中，“我”杨科不仅是耙耧山脉十几年来唯一一名大学生，更是“清燕大学”最年轻的讲师、副教授。他对自己的才学拥有绝对的自信。
“我的《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写完了，有了这部专著，我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再需要了。”（4）
但他们同时又是被判定为精神病患者。尽管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然而不论是亨伯特大谈他对“性感少女”的无限欲望，并对这种欲望的合理性所作的不断解释;还是杨科面对妻子和领导通奸的场面，选择用下跪来维护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风度的方式，都显然无法被普世价值观及道德伦常所包容与理解。
二、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视角
内聚焦视角以充分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的表现人激烈的内心冲突和漫无边际的思绪为特点。第一人称内聚焦的选取，使读者始终从人物内心的感受出发去体验他们内心强烈的情感。读者误以为跟随故事中人物的命运展开了自己的思想，然而却忽略了我们自始至终只听到了单方面的声音。
《洛丽塔》中亨伯特甚至对陪审团说出这样的陈词：“她诱惑了我”。然而读者却永远无法求证那个大胆妄为的青春期少女是否真的会这样做。因为，在亨伯特的单方面叙述影响下，读者对洛丽塔的解读绝非一个乖乖女，而是充满不定因子的叛逆少女。她有能力借助另一个男人从亨伯特身边逃走也成为她可能诱惑亨伯特的佐证之一。
《风雅颂》中妻子赵茹萍与校长李广智之间的感情在杨科的讲述下完全是互相利用。而杨科与作为教授之女的妻子之间的婚姻又有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呢。《风雅颂》中，这种单方面的表述更突出的表现为杨科近似梦呓的病态自语及不断的重复。这种脱离逻辑的话语让读者无法区分这是人物的语言亦或心声。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充满荒诞意味的叙述却很好的实现了作品的讽刺意味。
人物内聚焦有助于展现人性的复杂，拉近人物与读者的距离，同时就可能影响甚至左右他们的情感及道德判断。尽管读者无法左右他们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但却产生了“伦理意义上的影响”。（5）
三、双重叙述者“我”
两个“我”，一个是作品的主角，即“故事中的我”;另一个则是作为“叙述者的我”。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的我对经验的我的一切经历都了如指掌。因此，“叙述者我”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主观编辑。这种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双重性使他能干预叙事以便为其叙事动机服务。《洛丽塔》中更存在着双重的受述者：陪审团及法官和“亲爱的读者”。以陪审团为接受者的叙述中，亨伯特极力呈现其叙述的客观性，甚至采用专业的法律用语，出示证物的方式讲述故事;而面对读者，他则采用了绝对的情感攻势，称呼他们为“亲爱的”，并不断的向他们讲述自己内心的煎熬，企图以此来达到操控读者情感判断的目的。
四、典型的叙述空间
纳博科夫宣称其艺术总是远离现实生活的，但其作品中作为典型环境的汽车旅馆，展现了一个微型的美国社会。在这里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形态的媚俗暴露无遗。约瑟芬·韩丁在《实验小说》中指出：“纳博科夫利用亨伯特这个人物对某种美国式的淫欲进行了讽刺……清楚地证明了艾尔弗雷德·阿佩尔下述话的正确：‘在强调用歌曲、广告、杂志和电影招徕和控制他们的消费者方面，《洛丽塔》所取得的成功远胜于其他任何美国小说。’”（6）
无独有偶，在《风雅颂》中也存在着极具典型性的叙述环境。京城和耙耧山脉分别象征着现代城市与乡土家园。中国社会的城乡矛盾几乎与城市化进程一样由来已久。杨科出身的耙耧山脉是一个由熟人构成的典型中国乡土社会，每个村落之间及村落内部的人们都因为某种祖上继承的亲缘关系、自身构筑的新关系、地缘环境所构成的归属关系等而紧密的联合着。因此，整个耙耧山脉都有资格为杨科的出人头地而骄傲，杨科也从内心有自信代表这个群体。然而，现代城市充斥的是因共同利益或欲望而联合的陌生人群。杨科在意气风发时便有资格归属于学校、科研所等群体，而他失志时，乡土社会所特有的包容性在城市荡然无存。这从根本上促使他返回家乡。
五、结论
两部作品通过相似的叙事艺术阐发了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在生命、欲望与现实之间的困境，并建构了不同的艺术世界。纳博科夫曾说，他注重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所承担的魔法师的工作，“文学的首要属性在于他的虚构性、幻想性、创造性……现实世界充其量不过是为伟大文学作品提供材料而已。”（7）而《洛麗塔》本身的最大吸引力正是源自其卓越的艺术技巧而阎连科在其作品后现代文学的外表现下掩藏的是对现实的担忧。反观《风雅颂》不论是杨科为了美好的前程抛弃家乡的“糟糠之妻”，还是天堂街那些稚嫩的孩子，不断选择出卖肉体换来生活的安逸，几乎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物。杨科忘我的投入到寻找失落的《诗经》篇章中，正是要寻回人类最原始的精神的质朴与纯洁。耙耧山脉这个实体的家乡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已经不复当年，杨科所代表的中华子孙们要踏上的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新旅程。文学作品始终止于发现并提出问题，真正的改变终要从现实入手。
参考文献：
[1]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9
[2]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09
[3]（5）[美]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于晓丹译，译林出版社，2000：23，26
[4]阎连科.风雅颂.文艺出版社，2010：5
[5]王青松，纳博科夫小说：追逐人生的主题，东方出版社，2010：43
[6]丹夫尼尔·霍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王逢振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370
作者简介：乔喻（1991-），陕西人，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