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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7至19日，由重庆悦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大学、《江汉论坛》杂志社、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办，重庆悦瑞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承办的首届“悦来新诗力”国际文化艺术节暨第七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在重庆市悦来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第七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的主题为“后疫情时代华文新诗的创作与研究”，来自中国各地区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130余名诗人、学者，以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形式出席了论坛，通过主题讲演、分论坛讨论等方式，围绕新诗艺术流变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自由诗的文体规范与去散文化、重建自由诗写作的难度、后疫情时代的新诗写作、余光中及海内外华人乡愁新诗研究、川渝当代新诗发展等具体议题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学术交流与讨论。
悦来集团董事长王菊梦女士发表了热情而真诚的欢迎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先生发来贺信，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非马先生，日本现代中国学会常任理事、九州大学荣誉教授岩佐昌暲先生，泰国著名诗人、泰华作家协会副会长曾心先生等也发来贺词。余光中夫人范我存女士，香港文艺报社社长林琳女士，新加坡著名诗人芊华女士，著名诗人、南洋理工大学特约教授陈剑先生，著名汉学家、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朴宰雨先生等发来祝福视频。同心追梦，共襄盛会。
本届国际文化艺术节和诗学论坛的主席西南大学吕进教授在开幕词《呼唤自由体新诗的文体规范》中指出，华文诗歌主要包括中国、东南亚、欧美澳几大板块，其创作中的中国诗歌传统是主要的基因，因而他们彼此虽有“同中之异”，但更多的是“异中之同”，在发展中面临的话题也是相通的。吕进进一步指出，自由体新诗的文体规范仍是后疫情时代华文新诗的关键性问题。在当下华文诗坛，自由诗是主流、主体、主导的诗体，但是近些年“散文化”浪潮对自由诗的席卷，使得自由诗的写作门槛降低，和普通读者的距离变远，自由诗对诗歌的隶属度愈发被质疑，甚至被排除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外，这已成为新诗的一种危机。吕进教授认为本世纪以来，提升自由体新诗、成型格律体新诗、增多诗体是华文新诗在诗体重建上的三个美学使命，其中最迫切的课题就是“去散文化”，从而确立文体规范，清洗语言垃圾，加强音乐性，让自由诗和散文的文体边界重新明晰，重建写诗的难度，这也是时代对自由诗的期望。
《江漢论坛》杂志社等媒体机构为本届诗学论坛学术成果的总结和推广提供了优质的媒介支持。《江汉论坛》杂志社社长陈金清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文学编辑刘保昌先生担任了主题讲演的主持人。陈金清先生在致辞中点赞重庆这座英雄的城市从来就不缺乏浪漫的诗意，他说从五湖四海赶来赴会的诗人和学者做诗歌美学的深层次巡礼，承担诗歌抒情言志的创造使命，推动现代日常生活美学审美化的诗意建构，致力于后疫情时代温暖人性、交往理性的回归，让我们深深感到诗歌这种距离人类情感最近的文体从未远离过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一、高度重视新诗写作的难度与向度
围绕新诗的文体建设这一常规议题，学者们从各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孙琴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格律诗、自由诗、新格律诗的相互关系出发，提出了关于新诗形式建设的几点思考，他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现当代新诗以及西方诗歌发展脉络的对比和探讨，指出传统格律诗词的时代已经过去，产生新格律诗的条件又尚未成熟，因此自由诗在当下已进入发展的高峰期，不过其在未来发展中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进一步发展。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则回到抗战的历史语境中探讨了现代新诗他律与自律的双重变奏，他认为中国现代新诗文体的演变常常在他律与自律之间徘徊，这是现代新诗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新诗文体演变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指出随着抗战的推进和新诗内在艺术自律性的运作，更富有艺术表现力的新写实体诗歌逐渐取代歌谣体诗歌，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随着人们战时精神生活的多样性和持久性需要，曾经对现代新诗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也在大后方复苏，从而收获了“新现代体诗歌”，这种他律与自律的双重变奏以及大后方诗人们对艺术的坚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得新诗文体建设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可观成绩，也给予了今日新诗以多方面的启发。万龙生（重庆日报集团）强调了建立格律体新诗的三方面必要性：从文体特征看，格律是诗歌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从民族传统看，中国的古典诗词无不受格律限制，虽存在宽严之别，但不存在有无之别;从可能性来看，新诗格律建设有起伏有波折，但从未停止过。张中宇（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从汉语诗韵的存在逻辑、使用效果、废韵后果几个方面表达了诗歌韵律的必要性，同时又从其所具有的聚合作用、乐音魅力和构成韵节奏三大基本功能出发，重申了韵律之于新诗的关键性地位。毛翰（华侨大学文学院）在对吕进教授诗学主张的阐释中强调了其既不同于朦胧诗，也不同于先锋派的特殊性，指出吕进教授的诗歌创作实践着其诗学主张，诗风明朗，含蓄有度，在格律中挥洒自由，在自由中不忘自律，有时近乎歌词，比如《守住梦想》谱曲即为歌曲，他对明朗诗风的提倡，对诗歌直白与含蓄的辩证对待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黄永健（深圳大学文学院）等介绍了“手枪体诗歌”（又名“十三行汉诗”“松竹体新汉诗”），认为它恢复了汉字的表意性、视觉性与音乐性，有助于通过诗体重建实现中华诗词的规范重建。赵青山（山西省平遥县金庄小学）选择了另一个角度审视新诗的诗体发展，他以“东方诗潮”指称新世纪以来由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外诗歌研究》、《中华新词》等诗歌机构、刊物为主阵地所进行的新诗诗体重建运动，指出这一运动已经具有广泛的学界共识、官方与民间合流的态势、从观念到本体的关键性跨越，在理论指导性和实用性方面都有相当的贡献。魏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阐释了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共时性和延时性问题，并提出了其写作的三个问题，表示政治抒情诗的要求更高，需要比普通政治家更长远的政治意识，同时再次申明新诗写作与文学写作的难度。 新诗的语言问题是文体建设的核心。向天渊（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提出现代汉语具有“情智双修”的特征，其叙事性、思辨性、宗教性、口语性相较于古代、近代汉语而言都在增强，尤为突出的是现代汉语的口语性特征，它和诗性艺术本质关联性更高，除了生动、形象之外，还能增强现场感、亲在性;从胡适“放脚鞋样”到戴望舒的“语吻美”，从非非主义“打开肉体之门”到于坚的“诗言体”，再到“下半身写作”，新诗在白话、口语的道路上，与“肉身”产生隐秘纠葛;现代汉语的口语属性，容易发展成为自由体新诗，格律体新诗注定更加艰难。王珂（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则认为在新时代，应该用现代汉诗来取代新诗，现代汉诗需要借用哲学的强调各要素相互纠缠相互依赖甚至相互否定，才形成新的有机总体的总体性理论，采用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的文体学理论，通过对百年新诗的历史考察，对现代汉诗的语言形式、生态功能的理论思辨，对优秀诗作和诗人的创作技法的总结提炼，对现代汉诗进行以语体为重心的诗体研究、以诗体为重心的文体研究、以生态为重心的功能研究、以功能为重心的技法研究，最后形成以本体论为重心的现代汉诗总体性研究。许童星（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认为新诗的美可分为来自语言的美和超语言的美，模糊性作为新诗的审美构成正是一种超语言的美，它的形成有赖于现代诗歌语言特殊的结构及其引发的理解问题，从模糊美学角度考察新诗时，一方面应以诗性探讨和新诗的古今中西转换视角观照这一审美特质，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对模糊尺度的限定。周俊峰（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指出典故书写的重复别有意味，由重复构成的文化隐喻内在地联结着普遍的集体经验或文化记忆，即附着于时代共同体及感受图式层面上的“源头印迹”。随着典故的生成与传播接受的展开，这类对源头记忆的迷恋式写作本身近乎于一种文化原型崇拜，在历史时代与文化思潮的参与下凝聚而成为系列化的母题意象，如果藉由原型理论视域来细察郭沫若、余光中、欧阳江河、骆一禾等人的诗歌用典，可以发现以“女神”与“凤凰”为代表的文学母题，通过私人化的书写而传递出集体层面的语言认同和心理秩序，不断生成和激发现代汉语诗性言说的写作潜能，这些还乡式的书写指向一种对语言自身的精神辨识。田文兵（华侨大学文学院）从1980年代“文化寻根”诗的文本出发，从文体结构、传统意象、历史神话、古典精神四个方面提炼出文本中出现的共性特征，这些对传统文化的重构体现了诗人试图通过个人化的艺术表达与想象，获得生命的超越，在古与今、个体与传统的游走中拓宽新诗在当代的路径，以现代人的目光去发掘传统文化历史中的民族根性。钱志富（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则联系吕进教授的开幕词，指出在新诗创作陷入危机的当下，诗歌创作更成为一件需要不断克服困难的事情，他通过朗诵和分享自己的诗歌《我的屋子》，谈及了诗歌陌生化的重要价值。任毅（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凭借多次参加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的经验，重新反思了这些讨论在诗坛的回应以及进一步改进的可能，他提出对诗家语概念、语言的本质、新诗的音乐性等问题都还需要加以深入研究，同时还通过对海洋诗歌这一“空间诗学”的解析，倡导立足于大陆又符合蓝色海洋传统的诗歌形式，要求在追求格律化语言突破的同时，拓展出世界化的视野。
学者们还就新诗的音乐性做出了各自精当的阐释。陆正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首先肯定了吕进教授在诗评家和诗人这两重身份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认为他所念念不忘的“接通人气，提炼贵气”和“去散文化”集中彰显了一个诗评家的责任意识，而这同样是新诗如何在百年征程中真正获得诗歌现代性的最精要表述，在此基础上，她以新诗与音乐性的紧密联系、新诗去散文化的必要性以及诗的人气和贵气三个诗学问题，阐述了它们的现代性价值。李志元（南宁师范大学）指出诗歌的本质是歌唱，诗的本性是音乐性，即便对于叙事性诗歌而言，叙事也是歌唱的一种外在形式，其旨归在于委婉的、转折的、有节奏的情感叙事，而诗歌的音乐性更是伴随着诗歌写作而产生的，甚至比文字上的表达更早，而正确的“声音”是一种情绪的步伐、一个呼吸、一个节奏，是非常难以寻找的，这也是为什么写一首好诗非常困难的原因。童龙超（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则表示新诗开创奠定了诗乐分离的格局，但也导致了现代歌词存在低俗之风的情况，他从赵元任等诗乐研究先驱既关注新诗，也创作新诗的现象提出了问题：作为一个音乐家，明知诗乐分离，为什么还要创作新诗？这一道路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他的回答是在新诗创作中写作可以“歌唱的诗”，从音乐文学的角度出发，为新诗发展开创了新的路径。
二、熱切展望后疫情时代诗歌发展的图景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文学总是在场，诗人也从未缺席。在中国这个诗歌的国度里，诗歌从来都是时代浪潮的精神载体，诗人是时代最敏锐的感应器。在“后疫情时代的华文新诗创作与研究”这一主议题下，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出了关于当下诗歌写作的七问：第一，诗歌从来都会反映时代的精神症候，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人类精神巨大的冲击，但目前关于新冠疫情还未出现有深度的、真切感人的诗歌，反而涌现大量短视频和纪录片，诗人们是不是应该去自觉感知、深度体验这种冲击给人的精神带来的变化，并用自己的声音把它唱出来？第二，疫情之下，人们会对生命产生怎样的感知和体验？这些生命体验和生命感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第三，在即将开始的后疫情时代，诗人是不是还要继续迷恋自己的身体、感官和隐私？是继续自说自话还是心系人类的共同关切？第四，我们一直在倡导保护自然，爱护动植物，但自然回赠给我们的却是病毒，我们是不是该重新思考和感知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五，后疫情时代的诗意将会是怎样构成的？是继续风花雪月、平平仄仄，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或者其它什么主义的论争和纠缠？第六，后疫情时代与媒介化时代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会同步地影响人类，诗人们如果继续不关心生命存在的意义和面对死亡时该怎样活着的问题，那将如何在写作上战胜人工智能，写出真正属于人的诗歌？第七，现在诗和远方常被联系在一起，这证明人们离诗的距离越来越远，在后疫情时代，诗歌是否还会在远方？李震最后表达了自己对后疫情时代诗歌重新回到当下、回到人们内心的殷殷期望。陈希（中山大学中文系）则以第一本援鄂抗疫诗集《盼你春天归来》为例，以亲历者的身份对抗疫诗歌做了独到而详尽的阐释，他主张疫情是一种危难，那么抗疫诗歌写作就是一种词语、意象和表达的历险，它记录着真实的疫情现场，营造了独特的诗歌意象，有很强的带入感，是对生活和历史的再发现，这种意义特殊的诗歌散发着鼓舞人心、战胜灾难的情绪和动力，同时又直面现实，表达真切的个人感受，能够避免同质化的泛滥，彰显诗歌的叙事伦理和艺术价值。蒋登科和蒋雨珊（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以吉狄马加的长诗新作《裂开的星球》为例，从诗人和诗评家的双重角度审视疫情时期的诗歌写作和后疫情时代的新诗发展，认为疫情爆发以来，虽然和疫情相关的诗歌创作数量非常大，但从整体质量上来看不尽如人意，存在着主体单一、表现单一、格调单一、思考不足的问题，诗人一方面可以通过追溯人类历史上的灾难诗，来梳理人类战胜病毒、战胜灾难的特殊历史，另一方面也可以重新梳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能刻画疫情给予人们生活方式、交友方式、生命体验上的巨大影响，强调诗人需要思考民族国家关系、自由与限制、科技与生活、科技与世界等人类共同命运的关系，而吉狄马加的这首长诗具有史诗的特质、生命意识驱动的使命感、锐意构型的变奏实验以及个人、民族、世界三位一体的宏大抒情格局，基本囊括了灾难诗歌应有的各类品格。黄波（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仔细剖析了后疫情时代诗歌中的国家形象，他界定了疫情时代与后疫情时代的时间划分，将对科技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对国家责任和个人付出的反思、对生存空间和原初性乡愁的思索视为“后疫情时代”的重要价值取向，同时也强调了疫情不能改变日常生活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尽管日常生活卑微渺小，被宏大叙事遮蔽，但仍旧充满活力，疫情诗歌中以家庭为意象的诗歌特别多，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正蕴含于日常生活之中。 除此之外，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还从公共视野、城乡视野、旅行视野三个角度回望了包含后疫情时代在内的近20年的诗歌研究。他表示公共视野是诗人在介入现实生活的时候，一方面在技巧上更加及物，另一方面更加追求诗歌的痛感和真实性，诗意表达更富有实效性，这种对公共事件的关注督促诗人们不断提升自我快速反应的能力，把自己的观照视野直接引渡到问题现场，力求实现人文精神与公共精神的统一。而城乡视野则是新世纪文学的关键词，此时的城市和乡土不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歌中那样处于潜在的对峙局面，更多的是一种在城市中想象乡土，或者利用乡土来反哺城市的对话关系，这是该阶段诗歌先锋品格的重要标志。至于旅行视野，其本身是一个行为构成的视野，诗人在旅行中很容易确立起和本土文化互视的视野，从而获得对民族文化心理和自我身份意识的认同和反思;把旅行作为一种视野，能够串联起及物、叙事美学、城乡、公共诗学等一系列观念，这种发现新奇经验的过程，不但会调整、改写现代生活的表达方式，还关涉着更为高远的人类整体性存在的精神，这或许是新世纪诗歌未来发展的支撑点和生长点。
三、跨界阐释海内外华语新诗的乡愁书写
首届“光中杯”全球华语诗歌征文大赛是首届“悦来新诗力”国际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余光中先生与重庆悦来有着深厚的渊源，为了提升悦来新城的文化形象，为了纪念余光中这位文学大师，激励全球华人共圆中国梦，本次征文大赛的主题是——“亲爱的故乡”，与之呼应，本届诗学论坛特别设置了“余光中及海内外华人乡愁新诗研究”的议题。在该议题下，黄维樑（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探讨了余光中诗作与诗论中所表现的中华文化自信，他指出中华文学界在20世纪对西方各大文学潮流趋之若鹜之时，余光中却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有着坚定的自信。余光中在臺湾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潮影响的1960年代，毅然拒绝这一“晦涩虚无”的诗风，而是推崇屈原、李杜、苏轼等传统诗人，在创作中讲究意象经营、脉络清晰、结构完整、主题明朗、内容耐读和音乐性，充满信心地运用着中国传统的诗法、诗艺。黄维樑接着以《当我死时》一诗为例，阐释余光中即使在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现代中国动荡不安之际，对中华民族仍旧充满信心，旁采西洋“十四行诗”形式，写法遵循诗艺的雅正大道，题材广阔、情思深邃、技艺高妙，最终凭着天纵英才和勤奋工作，成就了一生的文学伟业。王强（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则以余光中的代表作《乡愁》为中心，进一步探讨了台湾当代文学“乡愁叙事”中的“复调与变奏”，他指出在作为移民社会的台湾，“乡愁叙事”源远流长、蔚为大观，为海内外华人读者的文学审美和政治认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乡愁》这张“名片”遮蔽了余光中的本真面目，但也使他蜚声华人世界，受到两岸读者的热烈追捧，这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该诗一种“元叙事”的意味：它首先塑造了大陆、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想象与期待，从而产生了以余光中为代表的“拥抱大陆”派和台湾中心意识强烈的本土派两种思潮;其次，在“乡愁何处”和“谁的乡愁”这一接受问题上，两岸也有着一定的认识差异，产生了缺席与悬置隐含读者等一系列分歧;最后，乡愁叙事也牵涉到“感性政治”，“扬陈映真贬余光中”、政治领导人援引《乡愁》，都是将此诗作为一个感性政治文本加以利用，因此《乡愁》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审美的层次，成为关于台湾国族认同的一个经典性的公共叙事文本，为深度解析台湾文学中的“乡愁叙事”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折射出两岸民众“情感结构”以及两岸关系嬗变的历史轨迹。牛殿庆（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还从诗歌的文化价值角度出发，认为诗歌承载历史的重负，具有传承社会习俗文化、娱乐大众的功能和教化功能，而余光中的诗歌就兼具多种功能，比如被赋予了旋律的《乡愁》等诗，既具有审美娱乐功能，也有强化凝聚力的文化价值，同时也有服务于人民的社会教化功能，因此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发扬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精神，文化交流的多元性之路才会越走越宽。西贝（澳大利亚HHC链接有限公司）则选择了海外华人的视角，以澳大利亚的移民群体为例阐释了移民诗歌书写中的故乡情结。梁笑梅（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指出乡愁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母题和诗歌的永恒主题，但汉语新诗承载的现代乡愁已不同于古典乡愁，它广泛地呈现在从媒体到地方文化构建的表意实践之中，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具有回望“过去”、面向“未来”的建构性功能。在此基础之上，她提出了原乡愁、源乡愁与元乡愁的概念，原乡愁是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源乡愁始于民族文化寻根怀旧并在文化之源中想象和归依文化中国，元乡愁则是在天地宇宙精神和超现实生命时空中筑造理想化的家园和意义空间。此外，乡愁诗还可以从案头读本与其他多元性、功能性的文化实体相联结，在音乐化传播中成为参与山水审美整体活动的声音景观，通过题壁诗、雕塑等人文建筑构造出诗性地理，如此一来，现代乡愁诗的心景、声景和风景里应外合构成了多维景观，三者碰撞交织，相辅相成，衍生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美学价值，汉语新诗的乡愁美学发挥着文化诗学与文化政治的功能，表明新诗参与了文化的“边缘性”建构。
四、其他华语新诗研究的创见与拓展
除了以上主要的三个议题之外，与会学者还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出发，提供了诸多新视野和新观点。在诗歌的传播与接受视野下，江弱水（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重申了现代诗解读与接受的复杂性，他认为古典诗也难以知解，可一旦通晓典故、细参象征、重建理脉，最终还是可以弄得懂的，但现代诗却是以存乎一心的方式，诉诸个人最私密的感悟，在不同程度上泯灭了语言表层意义上的逻辑联系，这就变得难以索解了。许多诗歌都将诠释的权利让渡给了批评家，要进入这个领域就绕不开他们，但批评家的话也并非完全可靠，对诗歌的诠释最终仍属于读者，问题不是哪个更“正确”，而是哪个更好，所以在现代诗的场域，特别需要批评家使出浑身解数，提供最好的服务。对于新诗研究的宏观性问题，陈爱中（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讨论了非虚构与汉语新诗的关系，他指出汉语诗歌自古以来的“非虚构”传统，并没有因为诗歌形式的变迁而有所减弱，相反还产生了诸多值得关注的新质，但在完成诗歌非虚构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语言想象力，丧失陌生化，当下部分诗人在完成诗作后附上主题说明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诗的意义要由读者完成。陈剑（新加坡作协）从诗歌的传播形式与发展出发，表示如今的诗歌传播需要与时俱进，采取新颖的传播方式，同时要达到朗诵内容优质、音乐匹配恰当、画面与诗交融等基本要求，这样的互动才能达到新的视觉、听觉的艺术境界。陈义海（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回顾了百年新诗不断地打破、借鉴和创新的历程，剖析了“五四”新诗、十七年诗歌、新时期诗歌、新世纪诗歌的得失，也指出近年来随着移动终端和自媒体的发达、文化资本的介入，创新、探索、实验似乎已经不再是诗坛的核心话题，为诗艺而献身的诗人少之又少，这种探索意识和文本意识贫弱的“创新疲劳”是值得警惕的。张崇富（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选择了青词这一诗体，阐释了其缘起、形式、内涵与文学价值，由此延伸至新诗创作、诗歌批评的传统问题和当下诗歌的失语症，并借助西方宗教思维谈及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的可行性。梁光焰（湖南文理学院艺术学院）引入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指出它为理解诗歌公共性提供了一种视角，在该视野下，诗歌借助公共与私人之间的交汇，成为一种由建基于生命与自然、宇宙等深层沟通基础上，将自我的私密性与洪荒的神秘性勾连起来的力量，不再只是单纯地传播既有社会思想观念的艺术形式。郑南川（加拿大世界汉学会）则讨论了诗歌的“大众化”的问题，面对现实诗歌盛行的“大众化”现象，提出应该如何看待和理解诗歌的群众性娱乐，又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引导该问题的思考。白杰（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指出1976年之后，中国新诗选本的编选形态伴随社会历史变革发生巨大变化，集体编纂逐渐让位于个体编纂，编选主体逐步由革命知识分子、官方出版机构以及体制内的文艺宣传组织，过渡为出版社、杂志社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特别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诗人、学者和评论家，选家身份变迁影响着新时期诗学的变化，而良好的诗学生态也与选家身份的转变密切相关。王学东（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解析了《存在》诗刊的重要概念“存在”，并细致解读了其参与当代诗歌创作的方式和提供的可能，认为1997年创刊的《存在》诗刊具有重要意义，“存在”作品借助这一载体与中国当代诗歌有了深度的相遇，“存在诗论”“存在诗学”与中国诗歌精神相融，最终为当代诗歌呈现出别样的面孔，为当代诗歌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许金琼（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则解读了1938年到1947年《新华日报》中大众化追求与旧体诗刊载并行不悖的现象，她将其归结为中国共产党执行文艺统一战线、作为含蓄隐秘的斗争武器、中共领导人的包容态度和旧体诗的大众化倾向四个方面原因，从而充分实现了文艺与广大民众相结合以及激励民众为争取抗战胜利与共建民主国家而共同战斗的重要功用。 对于新诗人的个体研究，学者们的发言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富有特色和创新。熊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选择了田间这位活跃在抗战时期的重要诗人作为研究对象，他阐释了解殖民、反殖民等相关概念的由来及内涵，然后将田间的解殖民创作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在租界和局部殖民语境下的解殖民书写;其次是在反殖民战争语境下的解殖民书写，田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创作了大量作品来号召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殖民侵略，以摆脱日本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殖民统治;第三是后殖民语境下的解殖民书写，伴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使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重重困难，田间此时的诗歌创作体现出维护国际和平的正义呼声，反对西方强国对民族国家的再度殖民。田间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只有他一个诗人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令狐兆鹏（运城学院中文系）则对《过客》进行了再解读，指出鲁迅不论在理性还是感性方面，都深受尼采影响，而动荡的生活状态为鲁迅理解尼采提供了契机，并写成《野草》;他对《过客》中老人与小孩间形成的关系、虚无主义如何产生和永恒的轮回是什么等问题做出了阐释。叶琼琼（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从“春”的隐喻内涵来阐释穆旦诗歌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表示“春”是穆旦诗歌核心意象之一，其隐喻内涵经历了充满古典韵味的早期、充满现代矛盾与冲突的青春期以及蕴含着哲理和智慧的凄凉幻灭的晚年三个阶段，在语义学的研究方法之下，强调春不仅是时间经验，更是跨越到了人文范畴，具有开放性、突破性和世界性。袁洪权（西南科技大学中文系）认为艾青长诗《吴满有》在新诗历史脉络中属于“典型诗案”，但从诗歌写作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吴满有》的诞生与新闻通讯的生产环境及其文字的政治化生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历史描述中凸显出其所经历的相关遭遇，能为新诗学案研究提供新视野。田源（四川美术学院通识学院）以李金发为例，指出近百年来不同时代的论者基于言说语境、诗歌立场、审美趣味以及表述目的，对“诗怪”作了多种阐释，这百年的批评话语折射出不同时代的读者对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不适、拒斥、认同等复杂的心理，其中的批评和肯定都是对象征主义诗学的阐述与传播。张吉兵（黄冈师范学院学报）在厘清废名诗歌创作情况的基础上，指出他对新诗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探索，形成了独特的新诗观，创作出以观念诗、心象诗为代表的“废名风”现代派诗歌。郭久麟（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提出在中国当代诗歌中，郭小川和贺敬之是两座高峰，尤其是贺敬之身上，体现出战士和诗人相统一、阶级性与时代性相呼应的特征，他以饱满的激情和创造性的探索，为新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陈敢（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和覃贤茂（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分析了雷默引禅入诗的特征，认为他体验了生命的禅与诗，借此表明新禅诗新在以古老的禅融入当下社会，其中不是简单空灵的意象，而是个人对生命体验和生活流變的思考。向笔群（铜仁学院人文学院）以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张远伦为例，认为他的创作凸显出了鲜明的地域倾向和特色。罗绂文（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以余秀华为例，认为诗是与世修好的最佳手段，诗人以自己写作的方式来表达对生命本身的打磨，就是与命运和苦难修好的一种方式，余秀华用诗歌传递给读者我行我素的真诚以及真实的生命体验，在此过程中读者能感受到她用诗歌的方式来与命运和不公进行的对抗和磨合。
在诗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野下，罗文军和傅华（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把《在河之洲》视为审视中国近现代百余年历史的特别文本和诗歌事件，认为其呈现出川地时空的独特意义，在人物命运叙述中展现了地方意象，在诗学观念层面为当下提供了民间、地方、个体视角的“地方发现”，构成一种非中心、非潮流的“同时代史”价值，同时还指出文学有多元形态，诗歌为我们提供了民间、地方、个体视角，其传播者要改变思维，让百姓喜欢，才能使诗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姚洪伟（西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指出在建国初期，边地诗歌创作的“异军突起”，为建构“多元一体”的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多民族语境下，边地诗歌从风景、新人、民族文化等层面，通过边地风景重构、革命新人塑造和民族文化发掘等，对国家形象的多维空间进行了有力建构，在建构新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边地诗人以“他者”视角，采用“赋魅”策略，视认同为旨归，通过文学“想象”等方式，实现了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同步建构，为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地位的取得，提供了诗歌范本。唐德亮（清远日报社）以节日诗和节气诗为焦点，辨析了两者的古典传统与演变，认为其能够反映时代社会、民俗风情和诗人怀亲思乡、关心人民与国家命运的情感，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刘牧宇（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从“地方路径”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当代川渝诗歌的价值，他认为到1980年代，巴蜀诗歌凭借深植中华传统的“内陆”属性，以及不破不立的“校园”特征，重新得到价值估量;他指出在“文明论”视野下，巴蜀诗歌拓展出了另一种更具“中国气派”的现代性想象，重构世界格局中的“中国经验”，同时它也在文明的碰撞交往中积极吸取差异因素，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平等对话的关键道路。
此外，学者们还探讨了诗歌翻译的相关问题。朱佳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梳理了叙事诗《茨冈》在民国时期的涵义衍变，在对诗歌进行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汉译者选择性强调了“追寻自由”的主题，将之视为战时反侵略、反内战的重要精神资源，在主题大众化的同时也注重了语言和韵律的大众化，体现了新诗大众化路径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徐臻（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则以王光祈为研究对象，指出他的诗歌翻译、创作与评介都显示出返照古典这一新诗现代性的特殊表征，现代性虽然包含对传统的瓦解，但并不等同于“古与今”或“中与西”的二元对立，王光祈的新诗探索是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对外输出的困境之后，以“歌诗”的音乐性勾连传统与现代二者，力求中国现代文学在保持鲜明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汇入世界文学的有效举措。黄英豪（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提出郭沫若对《鲁拜集》的译介不只是一种“纯文学”现象，一方面是他对文学研究会主张翻译“经济化”的反拨，另一方面也寄予了他的“创作”期待，试图通过“中国固有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创造性改译，以实现中国古典文学的现代性转换，凸显出郭沫若试图进一步建构“新文化”蓝图的夙愿。
经历了席卷全人类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凭借卓越的防控举措率先进入到“后疫情时代”。疫情期间诗歌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专业诗人，还是各行各业的国民，都有可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共赴国难的心声，每个写诗的人都可能成为公共记忆的亲历者、在场者，每首诗都可能成为灾难现场的记录和内心疼痛的倾述，人类与灾难的对抗从未停止，这也正是诗歌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诗歌与社会现实、文明进程的紧密相连和心气相通，是记录历史细节、抵抗遗忘的价值所在。诗歌界也由此重新认识到自身的社会功能和使命担当，进一步转向对人与自然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国族交往等时代问题的思索。因此，“后疫情时代华文新诗的创作与研究”作为本届论坛的中心话题，在大会上得到了诗人和学者们具体而深入的探讨，这也将在后续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作为诗歌界的核心话题引发关注。总体而言，本届论坛汇聚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诗人、诗歌评论家、诗学研究者以及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对新时代诗歌发展的经验、教训与启示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对新诗未来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期许和建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彰显出国际化、多层面、对话性、辩论性的多重特征。本届论坛想必能够有效地推动后疫情时代新诗的崭新发展进程，也将为未来的新诗创作、批评和研究提供有效思路，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简介：梁笑梅，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重庆，400715。
（责任编辑 刘保昌）
悦来集团董事长王菊梦女士发表了热情而真诚的欢迎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先生发来贺信，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非马先生，日本现代中国学会常任理事、九州大学荣誉教授岩佐昌暲先生，泰国著名诗人、泰华作家协会副会长曾心先生等也发来贺词。余光中夫人范我存女士，香港文艺报社社长林琳女士，新加坡著名诗人芊华女士，著名诗人、南洋理工大学特约教授陈剑先生，著名汉学家、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朴宰雨先生等发来祝福视频。同心追梦，共襄盛会。
本届国际文化艺术节和诗学论坛的主席西南大学吕进教授在开幕词《呼唤自由体新诗的文体规范》中指出，华文诗歌主要包括中国、东南亚、欧美澳几大板块，其创作中的中国诗歌传统是主要的基因，因而他们彼此虽有“同中之异”，但更多的是“异中之同”，在发展中面临的话题也是相通的。吕进进一步指出，自由体新诗的文体规范仍是后疫情时代华文新诗的关键性问题。在当下华文诗坛，自由诗是主流、主体、主导的诗体，但是近些年“散文化”浪潮对自由诗的席卷，使得自由诗的写作门槛降低，和普通读者的距离变远，自由诗对诗歌的隶属度愈发被质疑，甚至被排除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外，这已成为新诗的一种危机。吕进教授认为本世纪以来，提升自由体新诗、成型格律体新诗、增多诗体是华文新诗在诗体重建上的三个美学使命，其中最迫切的课题就是“去散文化”，从而确立文体规范，清洗语言垃圾，加强音乐性，让自由诗和散文的文体边界重新明晰，重建写诗的难度，这也是时代对自由诗的期望。
《江漢论坛》杂志社等媒体机构为本届诗学论坛学术成果的总结和推广提供了优质的媒介支持。《江汉论坛》杂志社社长陈金清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文学编辑刘保昌先生担任了主题讲演的主持人。陈金清先生在致辞中点赞重庆这座英雄的城市从来就不缺乏浪漫的诗意，他说从五湖四海赶来赴会的诗人和学者做诗歌美学的深层次巡礼，承担诗歌抒情言志的创造使命，推动现代日常生活美学审美化的诗意建构，致力于后疫情时代温暖人性、交往理性的回归，让我们深深感到诗歌这种距离人类情感最近的文体从未远离过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一、高度重视新诗写作的难度与向度
围绕新诗的文体建设这一常规议题，学者们从各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孙琴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格律诗、自由诗、新格律诗的相互关系出发，提出了关于新诗形式建设的几点思考，他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现当代新诗以及西方诗歌发展脉络的对比和探讨，指出传统格律诗词的时代已经过去，产生新格律诗的条件又尚未成熟，因此自由诗在当下已进入发展的高峰期，不过其在未来发展中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进一步发展。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则回到抗战的历史语境中探讨了现代新诗他律与自律的双重变奏，他认为中国现代新诗文体的演变常常在他律与自律之间徘徊，这是现代新诗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新诗文体演变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指出随着抗战的推进和新诗内在艺术自律性的运作，更富有艺术表现力的新写实体诗歌逐渐取代歌谣体诗歌，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随着人们战时精神生活的多样性和持久性需要，曾经对现代新诗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也在大后方复苏，从而收获了“新现代体诗歌”，这种他律与自律的双重变奏以及大后方诗人们对艺术的坚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得新诗文体建设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可观成绩，也给予了今日新诗以多方面的启发。万龙生（重庆日报集团）强调了建立格律体新诗的三方面必要性：从文体特征看，格律是诗歌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从民族传统看，中国的古典诗词无不受格律限制，虽存在宽严之别，但不存在有无之别;从可能性来看，新诗格律建设有起伏有波折，但从未停止过。张中宇（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从汉语诗韵的存在逻辑、使用效果、废韵后果几个方面表达了诗歌韵律的必要性，同时又从其所具有的聚合作用、乐音魅力和构成韵节奏三大基本功能出发，重申了韵律之于新诗的关键性地位。毛翰（华侨大学文学院）在对吕进教授诗学主张的阐释中强调了其既不同于朦胧诗，也不同于先锋派的特殊性，指出吕进教授的诗歌创作实践着其诗学主张，诗风明朗，含蓄有度，在格律中挥洒自由，在自由中不忘自律，有时近乎歌词，比如《守住梦想》谱曲即为歌曲，他对明朗诗风的提倡，对诗歌直白与含蓄的辩证对待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黄永健（深圳大学文学院）等介绍了“手枪体诗歌”（又名“十三行汉诗”“松竹体新汉诗”），认为它恢复了汉字的表意性、视觉性与音乐性，有助于通过诗体重建实现中华诗词的规范重建。赵青山（山西省平遥县金庄小学）选择了另一个角度审视新诗的诗体发展，他以“东方诗潮”指称新世纪以来由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外诗歌研究》、《中华新词》等诗歌机构、刊物为主阵地所进行的新诗诗体重建运动，指出这一运动已经具有广泛的学界共识、官方与民间合流的态势、从观念到本体的关键性跨越，在理论指导性和实用性方面都有相当的贡献。魏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阐释了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共时性和延时性问题，并提出了其写作的三个问题，表示政治抒情诗的要求更高，需要比普通政治家更长远的政治意识，同时再次申明新诗写作与文学写作的难度。 新诗的语言问题是文体建设的核心。向天渊（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提出现代汉语具有“情智双修”的特征，其叙事性、思辨性、宗教性、口语性相较于古代、近代汉语而言都在增强，尤为突出的是现代汉语的口语性特征，它和诗性艺术本质关联性更高，除了生动、形象之外，还能增强现场感、亲在性;从胡适“放脚鞋样”到戴望舒的“语吻美”，从非非主义“打开肉体之门”到于坚的“诗言体”，再到“下半身写作”，新诗在白话、口语的道路上，与“肉身”产生隐秘纠葛;现代汉语的口语属性，容易发展成为自由体新诗，格律体新诗注定更加艰难。王珂（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则认为在新时代，应该用现代汉诗来取代新诗，现代汉诗需要借用哲学的强调各要素相互纠缠相互依赖甚至相互否定，才形成新的有机总体的总体性理论，采用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的文体学理论，通过对百年新诗的历史考察，对现代汉诗的语言形式、生态功能的理论思辨，对优秀诗作和诗人的创作技法的总结提炼，对现代汉诗进行以语体为重心的诗体研究、以诗体为重心的文体研究、以生态为重心的功能研究、以功能为重心的技法研究，最后形成以本体论为重心的现代汉诗总体性研究。许童星（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认为新诗的美可分为来自语言的美和超语言的美，模糊性作为新诗的审美构成正是一种超语言的美，它的形成有赖于现代诗歌语言特殊的结构及其引发的理解问题，从模糊美学角度考察新诗时，一方面应以诗性探讨和新诗的古今中西转换视角观照这一审美特质，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对模糊尺度的限定。周俊峰（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指出典故书写的重复别有意味，由重复构成的文化隐喻内在地联结着普遍的集体经验或文化记忆，即附着于时代共同体及感受图式层面上的“源头印迹”。随着典故的生成与传播接受的展开，这类对源头记忆的迷恋式写作本身近乎于一种文化原型崇拜，在历史时代与文化思潮的参与下凝聚而成为系列化的母题意象，如果藉由原型理论视域来细察郭沫若、余光中、欧阳江河、骆一禾等人的诗歌用典，可以发现以“女神”与“凤凰”为代表的文学母题，通过私人化的书写而传递出集体层面的语言认同和心理秩序，不断生成和激发现代汉语诗性言说的写作潜能，这些还乡式的书写指向一种对语言自身的精神辨识。田文兵（华侨大学文学院）从1980年代“文化寻根”诗的文本出发，从文体结构、传统意象、历史神话、古典精神四个方面提炼出文本中出现的共性特征，这些对传统文化的重构体现了诗人试图通过个人化的艺术表达与想象，获得生命的超越，在古与今、个体与传统的游走中拓宽新诗在当代的路径，以现代人的目光去发掘传统文化历史中的民族根性。钱志富（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则联系吕进教授的开幕词，指出在新诗创作陷入危机的当下，诗歌创作更成为一件需要不断克服困难的事情，他通过朗诵和分享自己的诗歌《我的屋子》，谈及了诗歌陌生化的重要价值。任毅（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凭借多次参加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的经验，重新反思了这些讨论在诗坛的回应以及进一步改进的可能，他提出对诗家语概念、语言的本质、新诗的音乐性等问题都还需要加以深入研究，同时还通过对海洋诗歌这一“空间诗学”的解析，倡导立足于大陆又符合蓝色海洋传统的诗歌形式，要求在追求格律化语言突破的同时，拓展出世界化的视野。
学者们还就新诗的音乐性做出了各自精当的阐释。陆正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首先肯定了吕进教授在诗评家和诗人这两重身份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认为他所念念不忘的“接通人气，提炼贵气”和“去散文化”集中彰显了一个诗评家的责任意识，而这同样是新诗如何在百年征程中真正获得诗歌现代性的最精要表述，在此基础上，她以新诗与音乐性的紧密联系、新诗去散文化的必要性以及诗的人气和贵气三个诗学问题，阐述了它们的现代性价值。李志元（南宁师范大学）指出诗歌的本质是歌唱，诗的本性是音乐性，即便对于叙事性诗歌而言，叙事也是歌唱的一种外在形式，其旨归在于委婉的、转折的、有节奏的情感叙事，而诗歌的音乐性更是伴随着诗歌写作而产生的，甚至比文字上的表达更早，而正确的“声音”是一种情绪的步伐、一个呼吸、一个节奏，是非常难以寻找的，这也是为什么写一首好诗非常困难的原因。童龙超（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则表示新诗开创奠定了诗乐分离的格局，但也导致了现代歌词存在低俗之风的情况，他从赵元任等诗乐研究先驱既关注新诗，也创作新诗的现象提出了问题：作为一个音乐家，明知诗乐分离，为什么还要创作新诗？这一道路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他的回答是在新诗创作中写作可以“歌唱的诗”，从音乐文学的角度出发，为新诗发展开创了新的路径。
二、熱切展望后疫情时代诗歌发展的图景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文学总是在场，诗人也从未缺席。在中国这个诗歌的国度里，诗歌从来都是时代浪潮的精神载体，诗人是时代最敏锐的感应器。在“后疫情时代的华文新诗创作与研究”这一主议题下，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出了关于当下诗歌写作的七问：第一，诗歌从来都会反映时代的精神症候，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人类精神巨大的冲击，但目前关于新冠疫情还未出现有深度的、真切感人的诗歌，反而涌现大量短视频和纪录片，诗人们是不是应该去自觉感知、深度体验这种冲击给人的精神带来的变化，并用自己的声音把它唱出来？第二，疫情之下，人们会对生命产生怎样的感知和体验？这些生命体验和生命感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第三，在即将开始的后疫情时代，诗人是不是还要继续迷恋自己的身体、感官和隐私？是继续自说自话还是心系人类的共同关切？第四，我们一直在倡导保护自然，爱护动植物，但自然回赠给我们的却是病毒，我们是不是该重新思考和感知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五，后疫情时代的诗意将会是怎样构成的？是继续风花雪月、平平仄仄，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或者其它什么主义的论争和纠缠？第六，后疫情时代与媒介化时代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会同步地影响人类，诗人们如果继续不关心生命存在的意义和面对死亡时该怎样活着的问题，那将如何在写作上战胜人工智能，写出真正属于人的诗歌？第七，现在诗和远方常被联系在一起，这证明人们离诗的距离越来越远，在后疫情时代，诗歌是否还会在远方？李震最后表达了自己对后疫情时代诗歌重新回到当下、回到人们内心的殷殷期望。陈希（中山大学中文系）则以第一本援鄂抗疫诗集《盼你春天归来》为例，以亲历者的身份对抗疫诗歌做了独到而详尽的阐释，他主张疫情是一种危难，那么抗疫诗歌写作就是一种词语、意象和表达的历险，它记录着真实的疫情现场，营造了独特的诗歌意象，有很强的带入感，是对生活和历史的再发现，这种意义特殊的诗歌散发着鼓舞人心、战胜灾难的情绪和动力，同时又直面现实，表达真切的个人感受，能够避免同质化的泛滥，彰显诗歌的叙事伦理和艺术价值。蒋登科和蒋雨珊（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以吉狄马加的长诗新作《裂开的星球》为例，从诗人和诗评家的双重角度审视疫情时期的诗歌写作和后疫情时代的新诗发展，认为疫情爆发以来，虽然和疫情相关的诗歌创作数量非常大，但从整体质量上来看不尽如人意，存在着主体单一、表现单一、格调单一、思考不足的问题，诗人一方面可以通过追溯人类历史上的灾难诗，来梳理人类战胜病毒、战胜灾难的特殊历史，另一方面也可以重新梳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能刻画疫情给予人们生活方式、交友方式、生命体验上的巨大影响，强调诗人需要思考民族国家关系、自由与限制、科技与生活、科技与世界等人类共同命运的关系，而吉狄马加的这首长诗具有史诗的特质、生命意识驱动的使命感、锐意构型的变奏实验以及个人、民族、世界三位一体的宏大抒情格局，基本囊括了灾难诗歌应有的各类品格。黄波（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仔细剖析了后疫情时代诗歌中的国家形象，他界定了疫情时代与后疫情时代的时间划分，将对科技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对国家责任和个人付出的反思、对生存空间和原初性乡愁的思索视为“后疫情时代”的重要价值取向，同时也强调了疫情不能改变日常生活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尽管日常生活卑微渺小，被宏大叙事遮蔽，但仍旧充满活力，疫情诗歌中以家庭为意象的诗歌特别多，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正蕴含于日常生活之中。 除此之外，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还从公共视野、城乡视野、旅行视野三个角度回望了包含后疫情时代在内的近20年的诗歌研究。他表示公共视野是诗人在介入现实生活的时候，一方面在技巧上更加及物，另一方面更加追求诗歌的痛感和真实性，诗意表达更富有实效性，这种对公共事件的关注督促诗人们不断提升自我快速反应的能力，把自己的观照视野直接引渡到问题现场，力求实现人文精神与公共精神的统一。而城乡视野则是新世纪文学的关键词，此时的城市和乡土不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歌中那样处于潜在的对峙局面，更多的是一种在城市中想象乡土，或者利用乡土来反哺城市的对话关系，这是该阶段诗歌先锋品格的重要标志。至于旅行视野，其本身是一个行为构成的视野，诗人在旅行中很容易确立起和本土文化互视的视野，从而获得对民族文化心理和自我身份意识的认同和反思;把旅行作为一种视野，能够串联起及物、叙事美学、城乡、公共诗学等一系列观念，这种发现新奇经验的过程，不但会调整、改写现代生活的表达方式，还关涉着更为高远的人类整体性存在的精神，这或许是新世纪诗歌未来发展的支撑点和生长点。
三、跨界阐释海内外华语新诗的乡愁书写
首届“光中杯”全球华语诗歌征文大赛是首届“悦来新诗力”国际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余光中先生与重庆悦来有着深厚的渊源，为了提升悦来新城的文化形象，为了纪念余光中这位文学大师，激励全球华人共圆中国梦，本次征文大赛的主题是——“亲爱的故乡”，与之呼应，本届诗学论坛特别设置了“余光中及海内外华人乡愁新诗研究”的议题。在该议题下，黄维樑（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探讨了余光中诗作与诗论中所表现的中华文化自信，他指出中华文学界在20世纪对西方各大文学潮流趋之若鹜之时，余光中却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有着坚定的自信。余光中在臺湾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潮影响的1960年代，毅然拒绝这一“晦涩虚无”的诗风，而是推崇屈原、李杜、苏轼等传统诗人，在创作中讲究意象经营、脉络清晰、结构完整、主题明朗、内容耐读和音乐性，充满信心地运用着中国传统的诗法、诗艺。黄维樑接着以《当我死时》一诗为例，阐释余光中即使在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现代中国动荡不安之际，对中华民族仍旧充满信心，旁采西洋“十四行诗”形式，写法遵循诗艺的雅正大道，题材广阔、情思深邃、技艺高妙，最终凭着天纵英才和勤奋工作，成就了一生的文学伟业。王强（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则以余光中的代表作《乡愁》为中心，进一步探讨了台湾当代文学“乡愁叙事”中的“复调与变奏”，他指出在作为移民社会的台湾，“乡愁叙事”源远流长、蔚为大观，为海内外华人读者的文学审美和政治认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乡愁》这张“名片”遮蔽了余光中的本真面目，但也使他蜚声华人世界，受到两岸读者的热烈追捧，这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该诗一种“元叙事”的意味：它首先塑造了大陆、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想象与期待，从而产生了以余光中为代表的“拥抱大陆”派和台湾中心意识强烈的本土派两种思潮;其次，在“乡愁何处”和“谁的乡愁”这一接受问题上，两岸也有着一定的认识差异，产生了缺席与悬置隐含读者等一系列分歧;最后，乡愁叙事也牵涉到“感性政治”，“扬陈映真贬余光中”、政治领导人援引《乡愁》，都是将此诗作为一个感性政治文本加以利用，因此《乡愁》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审美的层次，成为关于台湾国族认同的一个经典性的公共叙事文本，为深度解析台湾文学中的“乡愁叙事”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折射出两岸民众“情感结构”以及两岸关系嬗变的历史轨迹。牛殿庆（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还从诗歌的文化价值角度出发，认为诗歌承载历史的重负，具有传承社会习俗文化、娱乐大众的功能和教化功能，而余光中的诗歌就兼具多种功能，比如被赋予了旋律的《乡愁》等诗，既具有审美娱乐功能，也有强化凝聚力的文化价值，同时也有服务于人民的社会教化功能，因此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发扬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精神，文化交流的多元性之路才会越走越宽。西贝（澳大利亚HHC链接有限公司）则选择了海外华人的视角，以澳大利亚的移民群体为例阐释了移民诗歌书写中的故乡情结。梁笑梅（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指出乡愁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母题和诗歌的永恒主题，但汉语新诗承载的现代乡愁已不同于古典乡愁，它广泛地呈现在从媒体到地方文化构建的表意实践之中，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具有回望“过去”、面向“未来”的建构性功能。在此基础之上，她提出了原乡愁、源乡愁与元乡愁的概念，原乡愁是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源乡愁始于民族文化寻根怀旧并在文化之源中想象和归依文化中国，元乡愁则是在天地宇宙精神和超现实生命时空中筑造理想化的家园和意义空间。此外，乡愁诗还可以从案头读本与其他多元性、功能性的文化实体相联结，在音乐化传播中成为参与山水审美整体活动的声音景观，通过题壁诗、雕塑等人文建筑构造出诗性地理，如此一来，现代乡愁诗的心景、声景和风景里应外合构成了多维景观，三者碰撞交织，相辅相成，衍生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美学价值，汉语新诗的乡愁美学发挥着文化诗学与文化政治的功能，表明新诗参与了文化的“边缘性”建构。
四、其他华语新诗研究的创见与拓展
除了以上主要的三个议题之外，与会学者还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出发，提供了诸多新视野和新观点。在诗歌的传播与接受视野下，江弱水（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重申了现代诗解读与接受的复杂性，他认为古典诗也难以知解，可一旦通晓典故、细参象征、重建理脉，最终还是可以弄得懂的，但现代诗却是以存乎一心的方式，诉诸个人最私密的感悟，在不同程度上泯灭了语言表层意义上的逻辑联系，这就变得难以索解了。许多诗歌都将诠释的权利让渡给了批评家，要进入这个领域就绕不开他们，但批评家的话也并非完全可靠，对诗歌的诠释最终仍属于读者，问题不是哪个更“正确”，而是哪个更好，所以在现代诗的场域，特别需要批评家使出浑身解数，提供最好的服务。对于新诗研究的宏观性问题，陈爱中（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讨论了非虚构与汉语新诗的关系，他指出汉语诗歌自古以来的“非虚构”传统，并没有因为诗歌形式的变迁而有所减弱，相反还产生了诸多值得关注的新质，但在完成诗歌非虚构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语言想象力，丧失陌生化，当下部分诗人在完成诗作后附上主题说明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诗的意义要由读者完成。陈剑（新加坡作协）从诗歌的传播形式与发展出发，表示如今的诗歌传播需要与时俱进，采取新颖的传播方式，同时要达到朗诵内容优质、音乐匹配恰当、画面与诗交融等基本要求，这样的互动才能达到新的视觉、听觉的艺术境界。陈义海（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回顾了百年新诗不断地打破、借鉴和创新的历程，剖析了“五四”新诗、十七年诗歌、新时期诗歌、新世纪诗歌的得失，也指出近年来随着移动终端和自媒体的发达、文化资本的介入，创新、探索、实验似乎已经不再是诗坛的核心话题，为诗艺而献身的诗人少之又少，这种探索意识和文本意识贫弱的“创新疲劳”是值得警惕的。张崇富（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选择了青词这一诗体，阐释了其缘起、形式、内涵与文学价值，由此延伸至新诗创作、诗歌批评的传统问题和当下诗歌的失语症，并借助西方宗教思维谈及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的可行性。梁光焰（湖南文理学院艺术学院）引入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指出它为理解诗歌公共性提供了一种视角，在该视野下，诗歌借助公共与私人之间的交汇，成为一种由建基于生命与自然、宇宙等深层沟通基础上，将自我的私密性与洪荒的神秘性勾连起来的力量，不再只是单纯地传播既有社会思想观念的艺术形式。郑南川（加拿大世界汉学会）则讨论了诗歌的“大众化”的问题，面对现实诗歌盛行的“大众化”现象，提出应该如何看待和理解诗歌的群众性娱乐，又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引导该问题的思考。白杰（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指出1976年之后，中国新诗选本的编选形态伴随社会历史变革发生巨大变化，集体编纂逐渐让位于个体编纂，编选主体逐步由革命知识分子、官方出版机构以及体制内的文艺宣传组织，过渡为出版社、杂志社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特别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诗人、学者和评论家，选家身份变迁影响着新时期诗学的变化，而良好的诗学生态也与选家身份的转变密切相关。王学东（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解析了《存在》诗刊的重要概念“存在”，并细致解读了其参与当代诗歌创作的方式和提供的可能，认为1997年创刊的《存在》诗刊具有重要意义，“存在”作品借助这一载体与中国当代诗歌有了深度的相遇，“存在诗论”“存在诗学”与中国诗歌精神相融，最终为当代诗歌呈现出别样的面孔，为当代诗歌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许金琼（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则解读了1938年到1947年《新华日报》中大众化追求与旧体诗刊载并行不悖的现象，她将其归结为中国共产党执行文艺统一战线、作为含蓄隐秘的斗争武器、中共领导人的包容态度和旧体诗的大众化倾向四个方面原因，从而充分实现了文艺与广大民众相结合以及激励民众为争取抗战胜利与共建民主国家而共同战斗的重要功用。 对于新诗人的个体研究，学者们的发言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富有特色和创新。熊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选择了田间这位活跃在抗战时期的重要诗人作为研究对象，他阐释了解殖民、反殖民等相关概念的由来及内涵，然后将田间的解殖民创作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在租界和局部殖民语境下的解殖民书写;其次是在反殖民战争语境下的解殖民书写，田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创作了大量作品来号召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殖民侵略，以摆脱日本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殖民统治;第三是后殖民语境下的解殖民书写，伴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使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重重困难，田间此时的诗歌创作体现出维护国际和平的正义呼声，反对西方强国对民族国家的再度殖民。田间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只有他一个诗人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令狐兆鹏（运城学院中文系）则对《过客》进行了再解读，指出鲁迅不论在理性还是感性方面，都深受尼采影响，而动荡的生活状态为鲁迅理解尼采提供了契机，并写成《野草》;他对《过客》中老人与小孩间形成的关系、虚无主义如何产生和永恒的轮回是什么等问题做出了阐释。叶琼琼（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从“春”的隐喻内涵来阐释穆旦诗歌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表示“春”是穆旦诗歌核心意象之一，其隐喻内涵经历了充满古典韵味的早期、充满现代矛盾与冲突的青春期以及蕴含着哲理和智慧的凄凉幻灭的晚年三个阶段，在语义学的研究方法之下，强调春不仅是时间经验，更是跨越到了人文范畴，具有开放性、突破性和世界性。袁洪权（西南科技大学中文系）认为艾青长诗《吴满有》在新诗历史脉络中属于“典型诗案”，但从诗歌写作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吴满有》的诞生与新闻通讯的生产环境及其文字的政治化生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历史描述中凸显出其所经历的相关遭遇，能为新诗学案研究提供新视野。田源（四川美术学院通识学院）以李金发为例，指出近百年来不同时代的论者基于言说语境、诗歌立场、审美趣味以及表述目的，对“诗怪”作了多种阐释，这百年的批评话语折射出不同时代的读者对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不适、拒斥、认同等复杂的心理，其中的批评和肯定都是对象征主义诗学的阐述与传播。张吉兵（黄冈师范学院学报）在厘清废名诗歌创作情况的基础上，指出他对新诗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探索，形成了独特的新诗观，创作出以观念诗、心象诗为代表的“废名风”现代派诗歌。郭久麟（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提出在中国当代诗歌中，郭小川和贺敬之是两座高峰，尤其是贺敬之身上，体现出战士和诗人相统一、阶级性与时代性相呼应的特征，他以饱满的激情和创造性的探索，为新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陈敢（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和覃贤茂（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分析了雷默引禅入诗的特征，认为他体验了生命的禅与诗，借此表明新禅诗新在以古老的禅融入当下社会，其中不是简单空灵的意象，而是个人对生命体验和生活流變的思考。向笔群（铜仁学院人文学院）以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张远伦为例，认为他的创作凸显出了鲜明的地域倾向和特色。罗绂文（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以余秀华为例，认为诗是与世修好的最佳手段，诗人以自己写作的方式来表达对生命本身的打磨，就是与命运和苦难修好的一种方式，余秀华用诗歌传递给读者我行我素的真诚以及真实的生命体验，在此过程中读者能感受到她用诗歌的方式来与命运和不公进行的对抗和磨合。
在诗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野下，罗文军和傅华（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把《在河之洲》视为审视中国近现代百余年历史的特别文本和诗歌事件，认为其呈现出川地时空的独特意义，在人物命运叙述中展现了地方意象，在诗学观念层面为当下提供了民间、地方、个体视角的“地方发现”，构成一种非中心、非潮流的“同时代史”价值，同时还指出文学有多元形态，诗歌为我们提供了民间、地方、个体视角，其传播者要改变思维，让百姓喜欢，才能使诗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姚洪伟（西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指出在建国初期，边地诗歌创作的“异军突起”，为建构“多元一体”的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多民族语境下，边地诗歌从风景、新人、民族文化等层面，通过边地风景重构、革命新人塑造和民族文化发掘等，对国家形象的多维空间进行了有力建构，在建构新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边地诗人以“他者”视角，采用“赋魅”策略，视认同为旨归，通过文学“想象”等方式，实现了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同步建构，为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地位的取得，提供了诗歌范本。唐德亮（清远日报社）以节日诗和节气诗为焦点，辨析了两者的古典传统与演变，认为其能够反映时代社会、民俗风情和诗人怀亲思乡、关心人民与国家命运的情感，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刘牧宇（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从“地方路径”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当代川渝诗歌的价值，他认为到1980年代，巴蜀诗歌凭借深植中华传统的“内陆”属性，以及不破不立的“校园”特征，重新得到价值估量;他指出在“文明论”视野下，巴蜀诗歌拓展出了另一种更具“中国气派”的现代性想象，重构世界格局中的“中国经验”，同时它也在文明的碰撞交往中积极吸取差异因素，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平等对话的关键道路。
此外，学者们还探讨了诗歌翻译的相关问题。朱佳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梳理了叙事诗《茨冈》在民国时期的涵义衍变，在对诗歌进行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汉译者选择性强调了“追寻自由”的主题，将之视为战时反侵略、反内战的重要精神资源，在主题大众化的同时也注重了语言和韵律的大众化，体现了新诗大众化路径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徐臻（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则以王光祈为研究对象，指出他的诗歌翻译、创作与评介都显示出返照古典这一新诗现代性的特殊表征，现代性虽然包含对传统的瓦解，但并不等同于“古与今”或“中与西”的二元对立，王光祈的新诗探索是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对外输出的困境之后，以“歌诗”的音乐性勾连传统与现代二者，力求中国现代文学在保持鲜明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汇入世界文学的有效举措。黄英豪（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提出郭沫若对《鲁拜集》的译介不只是一种“纯文学”现象，一方面是他对文学研究会主张翻译“经济化”的反拨，另一方面也寄予了他的“创作”期待，试图通过“中国固有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创造性改译，以实现中国古典文学的现代性转换，凸显出郭沫若试图进一步建构“新文化”蓝图的夙愿。
经历了席卷全人类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凭借卓越的防控举措率先进入到“后疫情时代”。疫情期间诗歌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专业诗人，还是各行各业的国民，都有可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共赴国难的心声，每个写诗的人都可能成为公共记忆的亲历者、在场者，每首诗都可能成为灾难现场的记录和内心疼痛的倾述，人类与灾难的对抗从未停止，这也正是诗歌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诗歌与社会现实、文明进程的紧密相连和心气相通，是记录历史细节、抵抗遗忘的价值所在。诗歌界也由此重新认识到自身的社会功能和使命担当，进一步转向对人与自然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国族交往等时代问题的思索。因此，“后疫情时代华文新诗的创作与研究”作为本届论坛的中心话题，在大会上得到了诗人和学者们具体而深入的探讨，这也将在后续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作为诗歌界的核心话题引发关注。总体而言，本届论坛汇聚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诗人、诗歌评论家、诗学研究者以及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对新时代诗歌发展的经验、教训与启示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对新诗未来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期许和建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彰显出国际化、多层面、对话性、辩论性的多重特征。本届论坛想必能够有效地推动后疫情时代新诗的崭新发展进程，也将为未来的新诗创作、批评和研究提供有效思路，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简介：梁笑梅，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重庆，400715。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