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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寓者在流寓地时日既久，会慢慢地与流寓地“同化”，认同自己流寓者的身份，精神逐步获得超越。柳宗元流寓永州数年后所作《始得西山宴游记》形象地展现了其精神由“恒惴栗”到“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再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过程，堪称流寓者身份认同与精神超越的经典。山水与酒，读书著述与研佛修性等是其認同与超越的主客观因素。
关键词：《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流寓;身份认同;精神超越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0-0082-06
流寓者初到流寓地，对流寓地的山川风物民俗民情总有一种疏离与不适，精神极为痛苦，尤其是从繁华的京都流贬到僻陋荒蛮之地更是如此。而时日既久，这种疏离与不适之感会渐渐淡去，流寓者慢慢地与流寓地“同化”，认同了自己流寓者的身份，精神逐步获得超越。唐宪宗元和四年，柳宗元南贬永州的第五年所作《始得西山宴游记》形象地展现了流寓者身份认同与精神超越的过程，堪称经典。
一、从身份认同到精神超越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① “恒惴栗”三字是柳宗元初到永州时的精神状态。之所以“恒惴栗”，首先因作者的特殊身份：“余为僇人。”柳为王叔文永贞革新的核心成员，其参加革新运动时年方三十许，才高气盛，《柳子厚墓志铭》谓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②柳宗元《与萧翰林俛书》：“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③ 且以为可大展宏图之志：“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④ 不料，革新运动仅进行了半年而告失败，作者由红极一时的京都朝官远贬永州司马，人生遭遇重大挫折，心灵的巨创可想而知。《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宗元以罪大摒废，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缰索，处则若关桎梏。”⑤ 《闵生赋》：“余囚楚越之交极兮，邈离绝乎中原。”⑥ 《囚山赋》：“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⑦ 《惩咎赋》：“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坎坷。”⑧ 作者把贬谪永州喻为邈绝中原的孤囚，关在柙牢中的动物，“长拘挛而坎坷”，形象地表现了其精神的孤独、痛苦、惊惧。由于为“僇人”，与所有流贬者一样，亲朋故旧少有与其来往者。《寄许京兆孟容书》：“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⑨ 《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顷以党与进退，投窜零陵，囚系所迫，不得归奉松槚。哀荒穷毒，人理所极，亲故遗忘，况于他人。”⑩ 其次，则为流寓地永州的地理环境和民俗风物。永州，“隋前为零陵郡。隋平陈置永州……南接九疑，北接衡岳，背负九疑，面傃潇湘，居楚越间。”{11} 中唐时期，永州为远离中原未开发开化之蛮荒之地，自然环境殊为恶劣。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永州实为九疑之麓……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12} 《酬韶州裴曹长史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泥沙潜虺蜮，榛莽斗豺獌。”{13} 《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涧急惊鳞奔，溪荒饥兽嗥。”{14} 此地气候炎毒，《与裴埙书》：“惟楚南极海，玄冥所不统，炎昏多疾。”{15} 风俗迥异：“海俗衣犹卉，山夷髻不鬟。”{16} 最后，作者家庭的变故也是其“恒惴栗”的原因。宗元谪永不到一年其母便于元和元年五月病逝。其父已先于贞元九年五月病逝于长安。自此父母双亡。
当然，作者“恒惴栗”的原因并非仅以上三种，但这三种是主要的，其根本原因则是流寓遭际，所谓流寓地环境也与流寓遭际相关。永州确为蛮荒之地，但居此数年后，作者却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永州的山水由“恶”而“善”。《游黄溪记》：“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17} 《钴■潭西小丘记》写其“嘉木”“美竹”“奇石”，赞叹其“此丘之胜”而“独喜得之”。{18}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潭中游鱼：“似与游者相乐”{19}。《袁家渴记》谓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20}。《石渠记》谓“渠之美于是始穷也”{21}。《石涧记》谓：“得意之日，与石渠同”，“其间可乐者数焉”。{22}《小石城山记》谓小石城山“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23}。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条水，同一个永州，为何由“恶”而之“善”？作者为何由“惴栗”而“乐居”？盖即作者居此时日既久主观感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渐渐与流寓地融合认同了自己的流寓身份。这种感情的变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得到展现：“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24} 作者由登山临水醉梦而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恒惴栗”的心态，思想感情获得了解放，精神获得了超越。这种超越的内在表现即认同了永州的山水，与永州山水一体化，“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皆我有”三字最值得玩味，原来永州的山水是“他”的异于我，而今永州的山水是“我”的同于我。这种情感经历与后来苏轼流寓黄州的情感经历颇相仿佛。苏轼初到黄州，以为此为“蕃草木”的“陋邦”{25}，三年后游赤壁则以为此江上之清风，耳得之而为声，山间之明月，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我与子之所共适”{26}。
由“恒惴栗”到“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是柳宗元精神超越的第一个层次，尚未进入最高层次。当作者游历了“特立”的“西山”后，“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27}，这才进入了最高境界。“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即庄子的“堕肢体，黜聪明”，物我两忘，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此时作家的主体，且不说人世间的功名利禄恩怨情仇已烟消云散，甚而连己之一身也不复存在，正如藐姑射山上的神人，“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真正进入了一种“逍遥游”的自由精神境界，哪还有什么“惴栗”可言。这种境界也即后世苏轼流寓海南归来进入江西后“心与天游”的境界。{28} “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何以超越“是州之山水异态者皆我有”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是州之山水异态者皆我有”尚有两层局限：一是物有等分，即山水有异态者也有常态者;二是尚有“我”在，只是过去是州山水不是“我”的而今是州山水是“我”的。这种境界只是完成了流寓者身份的认同，流寓主体與流寓地由疏离而融合，“一体化”了;只是对“恒惴栗”之精神痛苦一定程度的消解，不能完全解脱。物有等分，有“我”在，就会有区分，不能忘怀世情，荣辱毁誉尚萦绕于心，其痛苦安能解脱？而“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就不一样了，不仅物我等分（万物皆一）且物我两忘，甚而“我”亦不复存在，“与万化冥合”，这时，主体才算是彻底解脱。故而“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是作家主体精神的一次飞跃，是更高层次的超越。
综上，柳宗元流寓永州数年后，其精神由“恒惴栗”到“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再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完成了流寓者的身份认同与精神的两度超越，《始得西山宴游记》以精炼的语言形象地展现了流寓者身份认同与精神超越的过程，实为游记散文与流寓文学的经典。
二、精神超越之主客观因素
柳宗元何以能完成由“恒惴栗”到“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再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精神超越呢？
（一）山水怡情
山水真正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是魏晋时期，所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29}。但山水作为大自然的重要部分则早于人类之先而存在了。自人类产生之后，山水作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则与之息息相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蒹葭》）凄清的河水与苍苍的蒹葭构成“伊人”谈恋爱的所在。“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周游列国碰壁的孔子向往暮春到沂水河洗洗脸戏戏水，再到河畔求雨台吹吹凉，然后唱着歌回家，由此来纾解心中的郁闷。怡悦人之情性乃山水自身所具有的功能。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乐山乐水虽有仁智之分，但其“乐”则一，这也即山水的乐生性。面对“山岛竦峙，洪波涌起”的沧海，曹操“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幸甚”即吞吐宇宙的沧海给曹操带来的极度快乐。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山水的清辉能使人愉悦故而游子流连忘返。山水等自然景物能沉潜人之心情，“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人清宁平夷”{30}。气烦虑乱，视壅志滞，通过“游息之物”则“使人清宁平夷”，山水正是最佳“游息之物”。“当观察大西洋黄昏景色的变幻时，我们所知觉到的是……它对我们的冲击。它暂时把我们从本性的盲目而永不止息的欲求中解放出来，至少是暂时隐蔽了欲求。在这个意义上，对美的观照就具有了解放的意义。”{31} 叔本华认为人的永不止息的盲目冲动的欲求给人带来无尽的痛苦，而对美的观照则具有暂时解脱这种痛苦的意义。山水作为美的形式之一，对痛苦中的作家同样具有解放的意义。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正是其在遭受贬谪打击“恒惴栗”的心态下，“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的产物，也正是在登山临水中“悠悠乎与颢气俱”，“洋洋乎与造物者游”，“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消解了“恒惴栗”的精神痛苦，认同了永州的山水，获得了精神的超越。苏轼《赤壁赋》结尾“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同样展现了游赤壁山水后忘怀世事超然物外的精神解脱。
山水怡情具有普遍性意义。“永州八记”皆记山水，何以《始得西山宴游记》全过程地展现了作者的流寓身份认同与精神超越？元和四年，作者身心由封闭而渐次开放，人生出现一些亮色，这一时间节点固是其原因之一，而另一重要因素则是西山之“特立”。“永州八记”五记写水，一记写丘，两记写山。“小石城山”无疑是小，无法与特立的西山相比。西山的“特立”一是其形状，更重要的是它在“八记”所记乃至永州甚或数州之中山势是最高的，“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袵席之下”。“登高壮观天地间”，“登泰山而小天下”，登高不仅视野开阔，心胸也随之开阔。曹操笔下的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固与其胸襟相关，而沧海本身的壮阔博大也是重要的客观因素，让曹操去观一个小池塘，断然写不出如此吞吐宇宙的名句。正因为柳宗元登上永州最高处的西山之巅，才能“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正因为“四望如一”才有“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的感受。“与颢气俱”“与造物者游”即进入了“心与天游”物我两忘的境界。
（二）饮酒解忧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魏晋名士皆与酒结缘。嵇康《酒会诗》：“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轻声随风起。”{32}陶渊明“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33}，饮酒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陶渊明“性嗜酒”也是生逢乱世解忧自娱的一种方式。《饮酒二十首》自序说得明白：“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寡欢”乃“无夕不饮”的真正原因。其十一曰：“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正是酒醉后物我两忘的“深味”。李白“但愿长醉不复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其目的则是“与尔同销万古愁”。柳宗元登山临水无论进入“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的境界还是最后臻于“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都与醉酒有关。前者曰：“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后者曰：“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苏轼的《赤壁赋》：“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也是写酒醉。由此看来，是“山水”与“酒”的合力使作者从“恒惴栗”中解脱而获得了精神超越。 （三）书史自悦
山水怡情是流寓者身份认同精神超越的客观因素，酒的麻醉只能使流寓者获得短暂的解脱，若使精神获得真正的超越，尚需更多综合因素，尤其是流寓者主观上深层次的努力。
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宗元南贬永州，最初尚怀复出希望，后觉复出无望，则专心理论研究和著述。“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即时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34} “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35} 由此可知，宗元读书乃以“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述则是发扬“辅时及物之道”，是在践行“立言”以不朽的古训。事实上，宗元大量在中国思想理论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创作也是在永州完成的，如《封建论》《非〈国语〉》《贞符》，“永州八记”“论文八书”等，这些著述奠定了柳宗元在中国文化史上卓然大家的地位，也证成了流寓者“入兴贵闲”的理论{36}。但宗元在极度精神苦闷又无事可做的时候，读书与著述无疑也起着调节身心“书史自悦”的作用。其《读书》曰：“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缥帙各舒散，前后互相逾。瘴痾扰灵府，日与往昔殊。临文乍了了，彻卷兀若无。竟夕谁与言，但与竹素俱。倦极更倒卧，熟寐乃一苏。欠伸展肢体，吟咏心自愉。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道尽即闭口，萧散捐囚拘。巧者为我拙，智者为我愚。书史足自悦，安用勤与劬。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37}
此诗与上引《与李翰林建书》相照应，说明这一时期作者读书之多之广，此其一。其二，作者“幽沉谢世事”，“竟夕”“但与竹素俱”，且“缥帙各舒散，前后互相逾”，说明作者读书之勤，钻研之深——有些书是反复读探究式地读。其三，作者读书“非愿为世儒”“勿为名所驱”“吟咏心自愉”“书史足自悦”，读书的目的是“自愉”“自悦”——当然，如前所言，作者读书钻研理论撰述论著是践行“立言”不朽的古训，但“自愉”“自悦”也是重要目的，对于流寓蛮荒的精神苦闷者而言，“自愉”“自悦”在当下尤为重要。正因为读书能“自愉”“自悦”，作者也就“萧散捐囚拘”，脱离桎梏而获得精神的超越。其四，本诗写于元和四年，而作者在永州游历最集中的有两次，一次是元和四年，一次是元和七年，“永州八记”的前四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即创作于元和四年（其他四记创作于元和七年）。可以说，元和四年是作者认同流寓身份获得精神超越的关键之年，《始得西山宴游记》作为展现流寓者身份认同精神超越的经典作品创作于这一年并非偶然。
（四）研佛修性
唐王朝儒、释、道兼容，虽有几次短暂的禁佛，但总体而言，佛教特别是佛教中土化的禅宗在唐代是大为兴盛的，士大夫习佛蔚成风气。王维被称为诗佛，禅宗融入他的生活，浸入他的感情，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白居易晚年归心净土宗，以信佛“作来生之计”{38}。朝廷宰相杜鸿渐、元载、王缙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柳宗元习佛，一是时代风气濡染，二是家庭环境影响。其《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自幼好佛与其幼年随父柳镇在洪州任所受洪州禅的影响有关。但正如苏轼所言：“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39} 苏轼的评价未免惺惺相惜，因为苏轼真正研佛也是始于流贬黄州之时，其《与章子厚参政书》曰：“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流贬永州是柳宗元第一次遭受人生重大挫折，流贬黄州也是苏轼第一次遭受人生重大挫折。二人皆于此时“始究佛法”，缘于佛法具有治痛疗伤的作用。“柳宗元的佛教思想自到永州更加精进，而他这一时期接触最多的是天台学人。”{40} 天台宗将世界一切善恶、性相等人、物差别总括为三千世间，认为“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则已，介而有心，即具三千”。大千世界包括人间苦痛，皆在一念心，心有则有，心无则无。天台宗这种“万法唯心”的世界观对处于精神剧痛中的柳宗元具有一定程度的疗伤作用。真正使柳宗元获得精神超越的是禅宗思想。禅宗是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惠能《坛经》曰：“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象，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一个人心量广大到能含日月星宿还有什么烦恼困扰呢？柳宗元《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碑》称“大鉴禅师”惠能“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这是对南禅宗之“道”的概括。“无为”“心广”“性善”“心静”即南禅宗的思想要义。这些思想对宗元的心性修养无疑具有强劲的助力。其《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曰：“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41}
诵读禅经所受沾溉就像青松得到清晨雾露滋润一样，清新湛然，而由“悟”到“悦”到“心自足”的心路历程在此诗中也清晰可见。
禅宗是佛教融合儒、道两家思想发展而来，尤其与道家思想的融合更为显然，所谓“无为”“静”皆是道家思想。《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正是道家虚壹而静物我两忘与佛教“广大不荡为归”（万化归一）思想融合的鲜明体现。
上述四端，是柳宗元认同流寓身份获得精神超越的主要因素。此外，元和四年，自许孟容寄信于宗元后，渐有士大夫与宗元通信，吴武陵等“流人”也先后来到永州集聚宗元周围，还有一些僧友往來，这对宗元凄寂的心灵都是慰藉。刘禹锡作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与宗元诗文唱和，情同手足，更是其精神的同道。随着宗元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高，慕名求教者也络绎不绝。更为重要的是，迁居冉溪后，与农圃为邻，宗元深入下层人民之间，还从事一些农耕劳作，思想感情有了深刻的变化，不仅写出了《捕蛇者说》等关心民瘼的动人散文，且与陶渊明一样享受到田园的乐趣。《溪居》诗曰：“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作者不仅解脱了烦恼，而且将这种“南夷谪”的生活看作是一种幸运，甚而“甘终为永州民”{42}，如同苏轼一样把贬谪地作为故乡了。 三、精神超越的阶段性与得失
（一）柳宗元流寓永州的身份认同精神超越是分阶段的
到永州最初几年“恒惴栗”。由“暴起领事”参与朝政之京官贬之南荒，犹如青云坠深渊，魂魄惊悸！凡人生最初遭逢重大挫折者无不如是。经过几年的磨砺修性，渐渐适应，是元和四年的事。元和四年写出“永州八记”之四记是精神的一次超越。元和五年在冉溪购地筑室作终老计，“甘终为永州民”，这是对流寓地的认同，也是对流寓身份的认同，把异乡作故乡了。元和七年之冬，又一次集中游历，写出“永州八记”另外四记。元和八年五月游黄溪，创作《游黄溪记》，这是永州游记的第九记，曰“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这是宗元精神的又一次超越。永州山水由“恶”而“善”是质的飞跃。居此“最善”之山水间，哪还会有什么“惴栗”？而是欣欣然了。
（二）柳宗元的精神超越既是真实的也是短暂的
柳宗元实实在在由登山临水解脱了“恒惴栗”的精神痛苦，甚而想终老其间，这是其“真实性”。但细读《始得西山宴游记》便知作者的两次精神超越皆与酒醉有关，第一次“倾壶而醉”之后又“卧而梦”，与梦相关。酒醉也好，卧梦也好，都有醒的时候，“酒”与“梦”醒了之后不又回到现实中了吗？“倾壶而醉”“卧而梦”是作品表现其精神超越具有暂时性的关键之笔。作品表现如是，现实生活中的作者精神如何呢？元和十年朝廷征召永贞革新被贬官员入京，柳宗元喜出望外，《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他把在永州的十年仍认为是投荒，而把回京看作如苏武归国一样。路过汨罗江，作诗《汨罗遇风》：“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然而这次征召真如一场“庄周梦”，这批官员甫入京旋又被贬远州，柳宗元被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他与刘禹锡同行至衡阳分别时作《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曰：“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到柳州的当年秋天，作《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连四州》曰：“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征召入京之喜，再贬柳州之悲，一喜一悲皆随作者人生遭际而起伏变化。
（三）柳宗元精神超越与苏东坡精神超越境界有别
《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最后写作者“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是其精神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境界其实就是作者精神的自我解脱，也即佛教小乘的“自度”，可比肩于苏轼海南归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天容海色本澄清”和进入江西“心与天游”的境界。苏轼海南归来走到镇江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心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可谓其流寓人生的终结。这首诗里，苏轼的思想与人生境界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儒、释、道兼容而各有超越，既有道家的物我两忘，又有儒家的胸怀天下，还有释家的普度众生。单从佛教而言，他不仅“自度”而且“度人”，诗人要像一轮明月，将其清辉洒向宇宙普照人间！这才进入了释迦牟尼“普度众生”的大乘境界。
注释：
①{24}{27}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2、762、762页。
②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韩愈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③ 柳宗元：《与萧翰林俛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97页。
④⑨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0、779页。
⑤ 柳宗元：《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0页。
⑥ 柳宗元：《闵生赋》，《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页。
⑦ 柳宗元：《囚山赋》，《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页。
⑧ 柳宗元：《惩咎赋》，《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页。
⑩ 柳宗元：《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95页。
{11} 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31—2035页。
{12} 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1页。
{13}{16} 柳宗元：《酬韶州裴曹长史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0、731页。
{14} 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00页。
{15} 柳宗元：《与裴埙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96页。
{17} 柳宗元：《游黄溪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9页。
{18} 柳宗元：《钴■潭西小丘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5—766页。
{19}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7页。
{20} 柳宗元：《袁家渴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8页。
{21} 柳宗元：《石渠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1页。
{22} 柳宗元：《石涧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2页。
{23} 柳宗元：《小石城山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3页。
{25} 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36页。
{26} 苏轼：《赤壁赋》，《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28} 张学松：《天容海色本澄清——苏轼晚年人生境界举隅》，《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25日。
{29} 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5页。
{30} 柳宗元：《零陵三亭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7页。
{31} 杰克·奥德尔：《叔本华》，王德岩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0页。
{32} 嵇康：《嵇中散集》，明嘉靖四年，黄氏仿宋刊本。
{33}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5页。
{34} 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02页。
{35} 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4页。
{36} 参见张学松：《论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经典之生成机制——以苏轼、杜甫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37} 柳宗元：《读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 824页。
{38}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页。
{39} 苏轼：《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84页。
{40}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41} 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4页。
{42} 柳宗元：《送从弟谋归江陵序》，《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 632页。
作者简介：张学松，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流寓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河南信阳，464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流寓;身份认同;精神超越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0-0082-06
流寓者初到流寓地，对流寓地的山川风物民俗民情总有一种疏离与不适，精神极为痛苦，尤其是从繁华的京都流贬到僻陋荒蛮之地更是如此。而时日既久，这种疏离与不适之感会渐渐淡去，流寓者慢慢地与流寓地“同化”，认同了自己流寓者的身份，精神逐步获得超越。唐宪宗元和四年，柳宗元南贬永州的第五年所作《始得西山宴游记》形象地展现了流寓者身份认同与精神超越的过程，堪称经典。
一、从身份认同到精神超越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① “恒惴栗”三字是柳宗元初到永州时的精神状态。之所以“恒惴栗”，首先因作者的特殊身份：“余为僇人。”柳为王叔文永贞革新的核心成员，其参加革新运动时年方三十许，才高气盛，《柳子厚墓志铭》谓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②柳宗元《与萧翰林俛书》：“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③ 且以为可大展宏图之志：“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④ 不料，革新运动仅进行了半年而告失败，作者由红极一时的京都朝官远贬永州司马，人生遭遇重大挫折，心灵的巨创可想而知。《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宗元以罪大摒废，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缰索，处则若关桎梏。”⑤ 《闵生赋》：“余囚楚越之交极兮，邈离绝乎中原。”⑥ 《囚山赋》：“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⑦ 《惩咎赋》：“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坎坷。”⑧ 作者把贬谪永州喻为邈绝中原的孤囚，关在柙牢中的动物，“长拘挛而坎坷”，形象地表现了其精神的孤独、痛苦、惊惧。由于为“僇人”，与所有流贬者一样，亲朋故旧少有与其来往者。《寄许京兆孟容书》：“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⑨ 《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顷以党与进退，投窜零陵，囚系所迫，不得归奉松槚。哀荒穷毒，人理所极，亲故遗忘，况于他人。”⑩ 其次，则为流寓地永州的地理环境和民俗风物。永州，“隋前为零陵郡。隋平陈置永州……南接九疑，北接衡岳，背负九疑，面傃潇湘，居楚越间。”{11} 中唐时期，永州为远离中原未开发开化之蛮荒之地，自然环境殊为恶劣。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永州实为九疑之麓……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12} 《酬韶州裴曹长史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泥沙潜虺蜮，榛莽斗豺獌。”{13} 《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涧急惊鳞奔，溪荒饥兽嗥。”{14} 此地气候炎毒，《与裴埙书》：“惟楚南极海，玄冥所不统，炎昏多疾。”{15} 风俗迥异：“海俗衣犹卉，山夷髻不鬟。”{16} 最后，作者家庭的变故也是其“恒惴栗”的原因。宗元谪永不到一年其母便于元和元年五月病逝。其父已先于贞元九年五月病逝于长安。自此父母双亡。
当然，作者“恒惴栗”的原因并非仅以上三种，但这三种是主要的，其根本原因则是流寓遭际，所谓流寓地环境也与流寓遭际相关。永州确为蛮荒之地，但居此数年后，作者却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永州的山水由“恶”而“善”。《游黄溪记》：“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17} 《钴■潭西小丘记》写其“嘉木”“美竹”“奇石”，赞叹其“此丘之胜”而“独喜得之”。{18}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潭中游鱼：“似与游者相乐”{19}。《袁家渴记》谓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20}。《石渠记》谓“渠之美于是始穷也”{21}。《石涧记》谓：“得意之日，与石渠同”，“其间可乐者数焉”。{22}《小石城山记》谓小石城山“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23}。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条水，同一个永州，为何由“恶”而之“善”？作者为何由“惴栗”而“乐居”？盖即作者居此时日既久主观感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渐渐与流寓地融合认同了自己的流寓身份。这种感情的变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得到展现：“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24} 作者由登山临水醉梦而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恒惴栗”的心态，思想感情获得了解放，精神获得了超越。这种超越的内在表现即认同了永州的山水，与永州山水一体化，“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皆我有”三字最值得玩味，原来永州的山水是“他”的异于我，而今永州的山水是“我”的同于我。这种情感经历与后来苏轼流寓黄州的情感经历颇相仿佛。苏轼初到黄州，以为此为“蕃草木”的“陋邦”{25}，三年后游赤壁则以为此江上之清风，耳得之而为声，山间之明月，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我与子之所共适”{26}。
由“恒惴栗”到“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是柳宗元精神超越的第一个层次，尚未进入最高层次。当作者游历了“特立”的“西山”后，“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27}，这才进入了最高境界。“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即庄子的“堕肢体，黜聪明”，物我两忘，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此时作家的主体，且不说人世间的功名利禄恩怨情仇已烟消云散，甚而连己之一身也不复存在，正如藐姑射山上的神人，“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真正进入了一种“逍遥游”的自由精神境界，哪还有什么“惴栗”可言。这种境界也即后世苏轼流寓海南归来进入江西后“心与天游”的境界。{28} “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何以超越“是州之山水异态者皆我有”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是州之山水异态者皆我有”尚有两层局限：一是物有等分，即山水有异态者也有常态者;二是尚有“我”在，只是过去是州山水不是“我”的而今是州山水是“我”的。这种境界只是完成了流寓者身份的认同，流寓主体與流寓地由疏离而融合，“一体化”了;只是对“恒惴栗”之精神痛苦一定程度的消解，不能完全解脱。物有等分，有“我”在，就会有区分，不能忘怀世情，荣辱毁誉尚萦绕于心，其痛苦安能解脱？而“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就不一样了，不仅物我等分（万物皆一）且物我两忘，甚而“我”亦不复存在，“与万化冥合”，这时，主体才算是彻底解脱。故而“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是作家主体精神的一次飞跃，是更高层次的超越。
综上，柳宗元流寓永州数年后，其精神由“恒惴栗”到“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再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完成了流寓者的身份认同与精神的两度超越，《始得西山宴游记》以精炼的语言形象地展现了流寓者身份认同与精神超越的过程，实为游记散文与流寓文学的经典。
二、精神超越之主客观因素
柳宗元何以能完成由“恒惴栗”到“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再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精神超越呢？
（一）山水怡情
山水真正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是魏晋时期，所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29}。但山水作为大自然的重要部分则早于人类之先而存在了。自人类产生之后，山水作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则与之息息相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蒹葭》）凄清的河水与苍苍的蒹葭构成“伊人”谈恋爱的所在。“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周游列国碰壁的孔子向往暮春到沂水河洗洗脸戏戏水，再到河畔求雨台吹吹凉，然后唱着歌回家，由此来纾解心中的郁闷。怡悦人之情性乃山水自身所具有的功能。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乐山乐水虽有仁智之分，但其“乐”则一，这也即山水的乐生性。面对“山岛竦峙，洪波涌起”的沧海，曹操“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幸甚”即吞吐宇宙的沧海给曹操带来的极度快乐。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山水的清辉能使人愉悦故而游子流连忘返。山水等自然景物能沉潜人之心情，“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人清宁平夷”{30}。气烦虑乱，视壅志滞，通过“游息之物”则“使人清宁平夷”，山水正是最佳“游息之物”。“当观察大西洋黄昏景色的变幻时，我们所知觉到的是……它对我们的冲击。它暂时把我们从本性的盲目而永不止息的欲求中解放出来，至少是暂时隐蔽了欲求。在这个意义上，对美的观照就具有了解放的意义。”{31} 叔本华认为人的永不止息的盲目冲动的欲求给人带来无尽的痛苦，而对美的观照则具有暂时解脱这种痛苦的意义。山水作为美的形式之一，对痛苦中的作家同样具有解放的意义。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正是其在遭受贬谪打击“恒惴栗”的心态下，“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的产物，也正是在登山临水中“悠悠乎与颢气俱”，“洋洋乎与造物者游”，“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消解了“恒惴栗”的精神痛苦，认同了永州的山水，获得了精神的超越。苏轼《赤壁赋》结尾“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同样展现了游赤壁山水后忘怀世事超然物外的精神解脱。
山水怡情具有普遍性意义。“永州八记”皆记山水，何以《始得西山宴游记》全过程地展现了作者的流寓身份认同与精神超越？元和四年，作者身心由封闭而渐次开放，人生出现一些亮色，这一时间节点固是其原因之一，而另一重要因素则是西山之“特立”。“永州八记”五记写水，一记写丘，两记写山。“小石城山”无疑是小，无法与特立的西山相比。西山的“特立”一是其形状，更重要的是它在“八记”所记乃至永州甚或数州之中山势是最高的，“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袵席之下”。“登高壮观天地间”，“登泰山而小天下”，登高不仅视野开阔，心胸也随之开阔。曹操笔下的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固与其胸襟相关，而沧海本身的壮阔博大也是重要的客观因素，让曹操去观一个小池塘，断然写不出如此吞吐宇宙的名句。正因为柳宗元登上永州最高处的西山之巅，才能“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正因为“四望如一”才有“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的感受。“与颢气俱”“与造物者游”即进入了“心与天游”物我两忘的境界。
（二）饮酒解忧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魏晋名士皆与酒结缘。嵇康《酒会诗》：“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轻声随风起。”{32}陶渊明“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33}，饮酒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陶渊明“性嗜酒”也是生逢乱世解忧自娱的一种方式。《饮酒二十首》自序说得明白：“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寡欢”乃“无夕不饮”的真正原因。其十一曰：“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正是酒醉后物我两忘的“深味”。李白“但愿长醉不复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其目的则是“与尔同销万古愁”。柳宗元登山临水无论进入“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的境界还是最后臻于“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都与醉酒有关。前者曰：“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后者曰：“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苏轼的《赤壁赋》：“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也是写酒醉。由此看来，是“山水”与“酒”的合力使作者从“恒惴栗”中解脱而获得了精神超越。 （三）书史自悦
山水怡情是流寓者身份认同精神超越的客观因素，酒的麻醉只能使流寓者获得短暂的解脱，若使精神获得真正的超越，尚需更多综合因素，尤其是流寓者主观上深层次的努力。
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宗元南贬永州，最初尚怀复出希望，后觉复出无望，则专心理论研究和著述。“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即时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34} “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35} 由此可知，宗元读书乃以“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述则是发扬“辅时及物之道”，是在践行“立言”以不朽的古训。事实上，宗元大量在中国思想理论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创作也是在永州完成的，如《封建论》《非〈国语〉》《贞符》，“永州八记”“论文八书”等，这些著述奠定了柳宗元在中国文化史上卓然大家的地位，也证成了流寓者“入兴贵闲”的理论{36}。但宗元在极度精神苦闷又无事可做的时候，读书与著述无疑也起着调节身心“书史自悦”的作用。其《读书》曰：“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缥帙各舒散，前后互相逾。瘴痾扰灵府，日与往昔殊。临文乍了了，彻卷兀若无。竟夕谁与言，但与竹素俱。倦极更倒卧，熟寐乃一苏。欠伸展肢体，吟咏心自愉。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道尽即闭口，萧散捐囚拘。巧者为我拙，智者为我愚。书史足自悦，安用勤与劬。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37}
此诗与上引《与李翰林建书》相照应，说明这一时期作者读书之多之广，此其一。其二，作者“幽沉谢世事”，“竟夕”“但与竹素俱”，且“缥帙各舒散，前后互相逾”，说明作者读书之勤，钻研之深——有些书是反复读探究式地读。其三，作者读书“非愿为世儒”“勿为名所驱”“吟咏心自愉”“书史足自悦”，读书的目的是“自愉”“自悦”——当然，如前所言，作者读书钻研理论撰述论著是践行“立言”不朽的古训，但“自愉”“自悦”也是重要目的，对于流寓蛮荒的精神苦闷者而言，“自愉”“自悦”在当下尤为重要。正因为读书能“自愉”“自悦”，作者也就“萧散捐囚拘”，脱离桎梏而获得精神的超越。其四，本诗写于元和四年，而作者在永州游历最集中的有两次，一次是元和四年，一次是元和七年，“永州八记”的前四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即创作于元和四年（其他四记创作于元和七年）。可以说，元和四年是作者认同流寓身份获得精神超越的关键之年，《始得西山宴游记》作为展现流寓者身份认同精神超越的经典作品创作于这一年并非偶然。
（四）研佛修性
唐王朝儒、释、道兼容，虽有几次短暂的禁佛，但总体而言，佛教特别是佛教中土化的禅宗在唐代是大为兴盛的，士大夫习佛蔚成风气。王维被称为诗佛，禅宗融入他的生活，浸入他的感情，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白居易晚年归心净土宗，以信佛“作来生之计”{38}。朝廷宰相杜鸿渐、元载、王缙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柳宗元习佛，一是时代风气濡染，二是家庭环境影响。其《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自幼好佛与其幼年随父柳镇在洪州任所受洪州禅的影响有关。但正如苏轼所言：“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39} 苏轼的评价未免惺惺相惜，因为苏轼真正研佛也是始于流贬黄州之时，其《与章子厚参政书》曰：“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流贬永州是柳宗元第一次遭受人生重大挫折，流贬黄州也是苏轼第一次遭受人生重大挫折。二人皆于此时“始究佛法”，缘于佛法具有治痛疗伤的作用。“柳宗元的佛教思想自到永州更加精进，而他这一时期接触最多的是天台学人。”{40} 天台宗将世界一切善恶、性相等人、物差别总括为三千世间，认为“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则已，介而有心，即具三千”。大千世界包括人间苦痛，皆在一念心，心有则有，心无则无。天台宗这种“万法唯心”的世界观对处于精神剧痛中的柳宗元具有一定程度的疗伤作用。真正使柳宗元获得精神超越的是禅宗思想。禅宗是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惠能《坛经》曰：“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象，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一个人心量广大到能含日月星宿还有什么烦恼困扰呢？柳宗元《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碑》称“大鉴禅师”惠能“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这是对南禅宗之“道”的概括。“无为”“心广”“性善”“心静”即南禅宗的思想要义。这些思想对宗元的心性修养无疑具有强劲的助力。其《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曰：“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41}
诵读禅经所受沾溉就像青松得到清晨雾露滋润一样，清新湛然，而由“悟”到“悦”到“心自足”的心路历程在此诗中也清晰可见。
禅宗是佛教融合儒、道两家思想发展而来，尤其与道家思想的融合更为显然，所谓“无为”“静”皆是道家思想。《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正是道家虚壹而静物我两忘与佛教“广大不荡为归”（万化归一）思想融合的鲜明体现。
上述四端，是柳宗元认同流寓身份获得精神超越的主要因素。此外，元和四年，自许孟容寄信于宗元后，渐有士大夫与宗元通信，吴武陵等“流人”也先后来到永州集聚宗元周围，还有一些僧友往來，这对宗元凄寂的心灵都是慰藉。刘禹锡作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与宗元诗文唱和，情同手足，更是其精神的同道。随着宗元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高，慕名求教者也络绎不绝。更为重要的是，迁居冉溪后，与农圃为邻，宗元深入下层人民之间，还从事一些农耕劳作，思想感情有了深刻的变化，不仅写出了《捕蛇者说》等关心民瘼的动人散文，且与陶渊明一样享受到田园的乐趣。《溪居》诗曰：“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作者不仅解脱了烦恼，而且将这种“南夷谪”的生活看作是一种幸运，甚而“甘终为永州民”{42}，如同苏轼一样把贬谪地作为故乡了。 三、精神超越的阶段性与得失
（一）柳宗元流寓永州的身份认同精神超越是分阶段的
到永州最初几年“恒惴栗”。由“暴起领事”参与朝政之京官贬之南荒，犹如青云坠深渊，魂魄惊悸！凡人生最初遭逢重大挫折者无不如是。经过几年的磨砺修性，渐渐适应，是元和四年的事。元和四年写出“永州八记”之四记是精神的一次超越。元和五年在冉溪购地筑室作终老计，“甘终为永州民”，这是对流寓地的认同，也是对流寓身份的认同，把异乡作故乡了。元和七年之冬，又一次集中游历，写出“永州八记”另外四记。元和八年五月游黄溪，创作《游黄溪记》，这是永州游记的第九记，曰“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这是宗元精神的又一次超越。永州山水由“恶”而“善”是质的飞跃。居此“最善”之山水间，哪还会有什么“惴栗”？而是欣欣然了。
（二）柳宗元的精神超越既是真实的也是短暂的
柳宗元实实在在由登山临水解脱了“恒惴栗”的精神痛苦，甚而想终老其间，这是其“真实性”。但细读《始得西山宴游记》便知作者的两次精神超越皆与酒醉有关，第一次“倾壶而醉”之后又“卧而梦”，与梦相关。酒醉也好，卧梦也好，都有醒的时候，“酒”与“梦”醒了之后不又回到现实中了吗？“倾壶而醉”“卧而梦”是作品表现其精神超越具有暂时性的关键之笔。作品表现如是，现实生活中的作者精神如何呢？元和十年朝廷征召永贞革新被贬官员入京，柳宗元喜出望外，《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他把在永州的十年仍认为是投荒，而把回京看作如苏武归国一样。路过汨罗江，作诗《汨罗遇风》：“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然而这次征召真如一场“庄周梦”，这批官员甫入京旋又被贬远州，柳宗元被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他与刘禹锡同行至衡阳分别时作《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曰：“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到柳州的当年秋天，作《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连四州》曰：“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征召入京之喜，再贬柳州之悲，一喜一悲皆随作者人生遭际而起伏变化。
（三）柳宗元精神超越与苏东坡精神超越境界有别
《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最后写作者“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是其精神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境界其实就是作者精神的自我解脱，也即佛教小乘的“自度”，可比肩于苏轼海南归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天容海色本澄清”和进入江西“心与天游”的境界。苏轼海南归来走到镇江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心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可谓其流寓人生的终结。这首诗里，苏轼的思想与人生境界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儒、释、道兼容而各有超越，既有道家的物我两忘，又有儒家的胸怀天下，还有释家的普度众生。单从佛教而言，他不仅“自度”而且“度人”，诗人要像一轮明月，将其清辉洒向宇宙普照人间！这才进入了释迦牟尼“普度众生”的大乘境界。
注释：
①{24}{27}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2、762、762页。
②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韩愈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③ 柳宗元：《与萧翰林俛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97页。
④⑨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0、779页。
⑤ 柳宗元：《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0页。
⑥ 柳宗元：《闵生赋》，《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页。
⑦ 柳宗元：《囚山赋》，《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页。
⑧ 柳宗元：《惩咎赋》，《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页。
⑩ 柳宗元：《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95页。
{11} 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31—2035页。
{12} 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1页。
{13}{16} 柳宗元：《酬韶州裴曹长史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0、731页。
{14} 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00页。
{15} 柳宗元：《与裴埙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96页。
{17} 柳宗元：《游黄溪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9页。
{18} 柳宗元：《钴■潭西小丘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5—766页。
{19}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7页。
{20} 柳宗元：《袁家渴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8页。
{21} 柳宗元：《石渠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1页。
{22} 柳宗元：《石涧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2页。
{23} 柳宗元：《小石城山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3页。
{25} 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36页。
{26} 苏轼：《赤壁赋》，《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28} 张学松：《天容海色本澄清——苏轼晚年人生境界举隅》，《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25日。
{29} 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5页。
{30} 柳宗元：《零陵三亭记》，《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7页。
{31} 杰克·奥德尔：《叔本华》，王德岩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0页。
{32} 嵇康：《嵇中散集》，明嘉靖四年，黄氏仿宋刊本。
{33}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5页。
{34} 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02页。
{35} 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4页。
{36} 参见张学松：《论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经典之生成机制——以苏轼、杜甫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37} 柳宗元：《读书》，《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 824页。
{38}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页。
{39} 苏轼：《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84页。
{40}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41} 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4页。
{42} 柳宗元：《送从弟谋归江陵序》，《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 632页。
作者简介：张学松，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流寓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河南信阳，464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