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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鲁迅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文学翻译，但对鲁迅的文学翻译，学术界却研究得非常少，也不重视。大致说来，迄今鲁迅的文学翻译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鲁迅的翻译理论；鲁迅的翻译实践。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回顾和总结近80年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
[关键词] 鲁迅；文学翻译；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1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3-0181-06
[作者简介]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金华321004。
鲁迅一生的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包括文学理论)翻译，而且这三个方面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相互促进。但是，学术界对鲁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两个方面，这是片面的，对鲁迅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更重要的是不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鲁迅，特别是理解鲁迅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大致说来，鲁迅的文学翻译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涉及到鲁迅的文学翻译问题，这是宽泛意义上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二是研究鲁迅的翻译理论，这不属于鲁迅的文学翻译研究，但与鲁迅的文学翻译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是研究鲁迅的翻译实践，从翻译学的角度对鲁迅所翻译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这是最狭义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下面我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回顾和总结近80年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
与鲁迅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研究相比，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之研究，开展的时间比较早，成果也相对较多。奠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老一辈学者如王瑶、唐弢都是鲁迅研究的大家，他们都非常重视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王瑶先生早在1980年就写过一篇长文：《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主要是从思想、精神、创作方法、创作技巧等方面宏观地论述鲁迅的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虽然把鲁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等同于外国文学作品本身，漏掉了从原语文学转换到译语文学这一关键的环节，从而使得出的关于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关系的结论比较表面和抽象，但通过比较作品来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王瑶说：“1934年底他译了西班牙作者P.巴罗哈的《少年别》，他说这是一篇‘用·181·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样式的小说’，‘因为这一种形式的小说，中国还不多见，所以就译了出来’，次年他就运用这种形式写了篇以批判庄子思想为内容的历史小说《起死》。”这实际上已经是从翻译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可惜的是，后来者很少有人沿着这一方向，以此为切人口对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王瑶先生所提出的很多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原则、方法和观念都得到了生发和展开，唯独在翻译文学研究方面后继无人。
弢唐弢先生也非常重视研究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和意义。他曾说：“当时文学革命有个显眼的现象：无论是作家个人还是文学社团，都和外国文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推崇一个以至几个外国作家，并且自称在艺术风格上受到他或他们的影响。”[1]对于鲁迅，他也非常重视其外来影响，早在1939年，唐弢先生就提出鲁迅受尼采超人思想影响的观点，1980年，乐黛云对这一观点加以申论[2]，现在，鲁迅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结论。1988年，唐弢为汪晖论著作序，对他早期的这一观点又进行了详细的论证。[3]
鲁迅的《野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非常独特，在文体等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至今还有很多“谜”未解开。《野草》的思想和文学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外国哲学与文学的影响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早在1947年，许钦文就提出它受厨川白村影响的观点，他说：“听过鲁迅先生《苦闷的象征》的讲的多少总都留点印象，影响于新文学家不少。……鲁迅先生在翻译《苦闷的象征》时给《语丝》写散文诗之类的《野草》，我觉得许多地方都是应用了这书中的原则的，最明显的是《风筝》这一篇。”[4]前述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文也探讨过《野草》与《小约翰》的借鉴关系、《野草》与《屠格列夫散文诗》的借鉴关系。唐弢在上文中则详细论证了《野草》深受尼采的影响这一观点。由此也可见，鲁迅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在鲁迅与外国文学及其翻译的关系上，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李万钧等编辑的《鲁迅论外国文学》是比较早的成果。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总论”，主要是鲁迅关于外国文学以及翻译的论述。第=部分“论外国作家作品”，列出的外国作家共166位。第三部分“有关参考资料”，包括“鲁迅译作年表”和鲁迅提到的“外国文学的人名索引”。此书虽然直到1982年才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它实际上在1977年就已经编讫，并以《鲁迅与外国文学资料汇编》为名印行，在当时还非常“排外”的文化背景下，重视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是非常难得的。更重要的是茅盾给本书写的“序言”《向鲁迅学习》，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关于鲁迅文学翻译的论文。在文章中，茅盾并没有笼统地按照书的主题来谈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而是通过鲁迅的翻译历程来谈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茅盾特别强调鲁迅文学翻译的背景，以及它对鲁迅的意义和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所以，它比起一般性地谈论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文章要切中要害，要深刻。
本来，王瑶、唐弢以及茅盾从翻译的角度切入来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并且，他们已经注意到，一般性读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从而受到影响与直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从而受到影响这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果我们沿着这一方向，切实地对外国文学原文、鲁迅的翻译、鲁迅的创作这三种文本进行细读，细心地搜求材料和证据从而对鲁迅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我相信这一课题虽然已经做得相当深入，也会取得很大的成绩。但现状却是，对于鲁迅的文学翻译以及它对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至今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仍然没有超越，仍然在重复王瑶、唐弢20年前的观点。不仅鲁迅的文学翻译没有得到有效的研究，基本的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也没有得到切实的研究，这一课题至今仍然是鲁迅研究的薄弱环节。
总体来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系统研究在成果上非常少。而在这少数的成果中，比较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张华的《鲁迅与外国作家》、刘柏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李春林的《鲁迅与陀斯妥耶夫斯 基》、高旭东的《鲁迅与英国文学》、李春林主编的《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等。这里我主要以高旭东的《鲁迅与英国文学》和李春林主编的《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两本书为例来分析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其缺憾。
鲁迅翻译和谈论最多的是俄国苏联文学，其次是日本文学，再次就是英国、德国、法国文学。大致说来，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也是这些国度的文学。在这一意义上，《鲁迅与英国文学》是一个个案研究。在这本书中，作者特别研究了拜伦、雪莱、莎士比亚、萧伯纳四人对鲁迅的影响，其中，“鲁迅与拜伦”占了整个著作的近一半的篇幅。作者把拜伦的《该隐》和鲁迅的《狂人日记》，把《海盗》和《孤独者》、《铸剑》进行比较，从而具体地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另一方面，本书也存在着“影响研究”普遍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证据不充分，太间接，也太抽象。因为鲁迅在文章和著作中提到某作家、某理论家、某种哲学理论、某种文学理论，就因此断言鲁迅受到某作家、某理论家、某哲学理论、某文学理论的影响，这在逻辑上还缺少一些环节。同样，我们不能根据鲁迅读到了某一作家的某一篇作品，就由此断定鲁迅受到某作家作品的影响。
《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主要是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鲁迅。“上编”属于“总论”性的，主要是对鲁迅进行总体性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篇幅不大。全书的主体部分是“下编”，主要是把鲁迅和外国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其主要目的有三：第一是探寻鲁迅“吸取和酿造了哪些世界文化”；第二是把鲁迅和世界同级作家进行比较从而“确定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第三是“从新的角度对鲁迅进行新的阐释”[5]，这实际上是具体地对鲁迅进行“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非常可贵的是，在谈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时，作者说：“还有一种趋向尤应注意：对鲁迅所翻译的外国作家作品文本的研究，由这种文本研究而辐射到鲁迅与某一个作家的比较研究。这种方法也是我们过去所忽略的，并且由于研究方法的忽略，导致了我们对鲁迅翻译世界——鲁迅著译总字数各占一半——的忽略。对于鲁迅翻译世界的探寻，将会使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开出新生面。”[6]我认为，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切中要害，我们之所以忽略鲁迅的文学翻译，的确与研究方法的缺陷有很大关系，而且，我也深信，从翻译这里切人问题。将会使鲁迅研究别开一面。遗憾的是，作者虽然具有很强的翻译问题意识，但在具体研究中并没有真正重视鲁迅的文学翻译，并没有从翻译和“影响”、“接受”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并不是在文本细读中发现和探讨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因而这本书仍然没有避免普通的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所具有的一般性毛病。
我认为，就“影响研究”来说，把“相似性”作为证据来说明影响的关系，其实是非常苍白无力的，文学作品在风格、结构、叙事方式、创作方法上的相似，不一定是借鉴了或者受了影响，相反，真正的借鉴和受影响在创作上不一定相似，所以，在“影响”的意义上，把两个相似的文本抽象地进行比较，实在不能充分说明问题。鲁迅在作品中提到某个作家和作品，鲁迅曾经读过某作家的作品，并不能证明鲁迅就受到某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鲁迅的创作的确既具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特征，又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而且，鲁迅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确都具有它的西方文学渊源，但是，在“影响”的意义上，如果没有确凿的“事实”根据，仅根据作品现象，把鲁迅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与笼统的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可以说是漫无边际的。
更重要的是， “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关系。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深受西方的影响，这是简单的事实，确定鲁迅受了西方的影响这还只是第一步，还是初步的，最重要的是西方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深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对于西方的思想和文学，鲁迅接受了什么?接受到什么程度?拒斥了什么?为什么要拒斥以及拒斥到什么程度?西方思想和文学经过汉语的接受和改造，在鲁迅那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影响”不仅是正面的影响，“批判”其实也是一种影响，在“批判”的意义上，西方思想和文学对鲁迅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难题，也是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中的难题。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难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深入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要细致地解读鲁迅的文学翻译文本，特别是要重视鲁迅翻译中的“误读”与“误解”并进而研究这种“误读”与“误解”对于鲁迅的意义。但至今的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在这方面做得还非常不够。
(二)
鲁迅不仅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而且还非常注重从翻译实践中总结翻译理论，注重从理论上对翻译问题进行探讨。所以，在鲁迅的著作中，有一些关于翻译问题的论述。应该说，在翻译理论上，鲁迅对于中国现代翻译贡献也是巨大的，比如他的“直译”理论，他的“重译”和“复译”理论，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相对而言，对于鲁迅的翻译理论，学术界主要是外语界还是很重视的，研究得也比较多。但毕竟鲁迅的翻译理论在文字数量上非常有限，所以不可能有鸿篇巨制的成果，这样，对于鲁迅翻译理论的研究，以散篇论文居多，其中重要的论文有：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期)，若冰、张萍《论鲁迅的文学翻译主张》(《外语教学》1995年第2期)，袁狄涌《鲁迅的翻译理论及其实践》(《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雷亚平、张福贵《文化转型：鲁迅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社会进程中的意义和价值》(《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2期)，陆寿荣、张淼《鲁迅翻译理论的发展及评价》(《山东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李寄《鲁迅翻译路径观初探》(《外语研究》2．003年第5期)，徐朝友《鲁迅早期翻译观溯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张铁荣《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0期)，郑海凌《“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鲁迅译学思想探索之二》(《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2期)，黄琼英《“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话语下的鲁迅翻译》(《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崔永禄《鲁迅的异化翻译理论》(《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王斌《论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万宝林《鲁迅翻译思想的创新性》(《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这些论文多是从一个角度和方面，对鲁迅翻译中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但总体来说，其中的很多成果都是属于“述学”性质的， 即是对鲁迅翻译理论的介绍。并且多局限于翻译本身，比较抽象、空泛、缺乏深度，既没有联系鲁迅翻译实践的实证研究，又不能由此辐射到鲁迅的文学创作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在翻译观上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所以，并不能真正理解并阐发鲁迅翻译理论的特别之处，对于鲁迅翻译理论所存在的局限也缺乏发现。
对于鲁迅翻译理论的研究，另外重要的成果形式就是著作的章节。笔者所见到的绝大多数的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翻译理论史都有专章或专节介绍鲁迅的翻译理论，比如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就在两处介绍鲁迅的翻译理论，一是第二章的第十五节，题为“周氏兄弟的译论”，二是第三章的第十一节，题为“鲁迅对译学理论的重大贡献”[7]。再比如王秉钦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在第三章的第二节对鲁迅的翻译理论进行了介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鲁迅的翻译理论作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认为：鲁迅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开辟了我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第二源流”，即“外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开启了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即翻译方法上的革命。作者对鲁迅翻译理论的定位是：“中国译论的奠基人”。[8]鲁迅的确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外国新文学”源流是否就是他“开辟”的，我觉得在表述上尚需斟酌；同样，“中国译论”源远流长，仅在近代，在鲁迅之前就有严复、林纾等翻译大家，他们的理论对于中国译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否可以说鲁迅就是“中国译论的奠基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充分的论证。
对于鲁迅翻译理论的研究，专著方面，笔者仅见到一本书，就是刘少勤的《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而且还不完全是研究鲁迅翻译理论的。这本书主体有两部分，上编“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主要是“考察鲁迅译了哪些国家的作品、什么样的作品、为什么要选这些作品”。下编“说不尽的‘信、达、雅’——鲁迅的翻译方式”，主要是分析鲁迅的翻译方式。“鲁迅早年热衷编译、改译，甚至乱译，后来提倡直译，到晚年又时不时轻声呢喃着‘意译’。”作者试图从时代的文化政治以及鲁迅个人的精神追求这两个方面来对鲁迅的这一翻译理念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非常可贵的是，作者非常重视鲁迅的翻译文本，“把鲁迅三百多万字的译作从头到尾阅览了一遍，对其中重要译作的主题和内容，用我自己的语言一一作了概述和评析，写下了十五本读书笔记。”[9]但纵观全书，这种阅读对作者的研究似乎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鲁迅的翻译作品作为材料似乎并没有派上用场。作者的研究思路和关注问题仍然是传统范畴的，得出的结论也没有多少超越，很多观点并不是来自于对鲁迅翻译作品的解读，仍然是来自于对鲁迅翻译理论的解读，作者所引用的材料绝大多数仍然是鲁迅关于翻译的语录而不是鲁迅的翻译作品。
对鲁迅翻译作品的研究，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鲁迅翻译研究，属于“本体”研究。但迄今这方面的研究却是最薄弱的。鲁迅翻译作品的研究成绩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近代文学史”、“翻译文学史”在有关章节中有所介绍，比如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下篇第九章…五四’前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活动”，对鲁迅“五四”前的文学翻译主要是《域外小说集》有所研究。再比如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用了一章的篇幅介绍了鲁迅的文学翻译，编者认为：“鲁迅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上，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样，既是奠基人又是主将。”认为鲁迅对于我国翻译文学事业的贡献主要有五个方面：“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伟大的开拓者”、“取天火给中国人民的普罗米修斯”、“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建设者”、“一代译风的开创者和榜样”、“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领导者”。[10]应该说，这都是非常高的评价。二是单篇论文，其中代表性的有：工藤贵正《鲁迅早期三部译作的翻译意图》(《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期)，袁狄涌《鲁迅与晚清翻译文学》(《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杨英华《关于鲁迅翻译武者小路实笃剧(一个青年的梦)的态度与特色》(《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4期)，黄琼英《鲁迅的前期翻译》(《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高莉莉、荆素蓉《鲁迅留日期间的翻译活动研究》(《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除了《鲁迅研究月刊》上的两篇文章以外，其它文章多是综合性地介绍鲁迅的翻译活动，总体上缺乏深度。三是专著，但笔者仅见到一本，那就是王友贵的《翻译家鲁迅》，这是笔者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好的一本鲁迅文学翻译研究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希望从翻译家鲁迅入手，从他的翻译活动、翻译作品、翻译思想、翻译路线、翻译实绩在中国翻译史上之地位诸层面来讨论鲁迅。”其基本思路是： “以译文为本”，“通过阅读鲁迅的全部译作、创作，尤其是鲁迅在翻译作品前后写下的大量‘译者前记’、‘后记’或‘小引’，以及鲁迅数量不算少的翻译专论，……考察其译作和翻译活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外文学关系史、中外关系史、国民教育史上，产生过哪些重要影响?”[11]作者不仅研究鲁迅的翻译理论，更重要的是联系鲁迅的翻译理论，对他的翻译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从翻译的角度对鲁迅进行了新的研究。作者实际上是从思想即“主题”的角度来解读鲁迅的文学翻译，比如，通过解读《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来研究鲁迅的科学意识；通过解读《域外小说集》、《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现代日本小说集》等来研究鲁迅的现代意识；通过解读《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等来研究鲁迅的“浪漫”；通过解读《苦闷的象征》来研究鲁迅的“苦闷”；通过解读《小约翰》、《表》、《俄罗斯童话》等来研究鲁迅的“童心”；通过解读《十月》、《毁灭》、《竖琴》等苏俄革命文学来研究鲁迅对革命文学的观念；通过解读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来研究鲁迅对于苏联文学理论的态度。这和过去那种抽象地谈鲁迅的翻译观、抽象地谈鲁迅与西方思想和文学的关系、抽象地“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说是真正地在对鲁迅的翻译进行研究，特别是在翻译作品的解读方面有巨大的突破。
但通读全书，我感到该著不论是研究思路上还是具体观点上，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深入和改进。我认为，鲁迅翻译了哪些作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鲁迅是如何翻译这些作品的。作者主张突破“传统的翻译研究范式”，所谓“传统的翻译研究范式”，即“偏于技术性的研究”，就是，“考察、分析某一部或几部译作，在原本、中译本、转译本之间反复对比与分析， 试图寻找出在一次又一次翻译过程中原本所发生的改变，推测改变的原因，以及改变所造成的后果”[12]。作者认为它的“空间”比较有限。我认为恰恰相反，在外语学界或者翻译学界，把原本、译本、转译本进行反复的对比和分析，这的确是非常传统的，但对于鲁迅的文学翻译研究来说，这却是最缺乏的，恰恰是在这里，鲁迅文学翻译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而不是作者所说的“空间有限”。研究鲁迅所翻译的译本和原本以及转译本之间是如何“变异”的，实际上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具体地研究西方文学和思想对鲁迅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语境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也是从一个侧面具体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在西方与中国传统的双向交流与适应的过程中发生的。鲁迅的翻译方式从“编译”到“改译”到“直译”到“意译”，这里面其实有它很深的文化含义，它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而这恰恰是现代文学研究所忽视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作者试图通过研究鲁迅的翻译从而“考察其译作和翻译活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外文学关系史、中外关系史、国民教育史上，产生过哪些重要影响”，这还是有缺陷的。这些目标当然是重要的，但确定翻译对于成就鲁迅的意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这是更重要的。
鲁迅的翻译在鲁迅文学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鲁迅本人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都具有深刻的影响，这是简单的事实，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继续确认和论证这一简单的事实，而是对鲁迅的翻译进行具体的研究，研究外国文学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对鲁迅发生影响的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实现的。把鲁迅所翻译的译本和原本以及转译本进行对读，我们可以说这是基础性的工作，但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实证性、基础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A].唐弢文集：第9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317-318.
[2]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J].北京大学学报，1980，(3).
[3]唐弢.一个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鲁迅[A].唐弢文集：第7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4]许钦文.鲁迅先生译《苦闷的象征》[J].青年界，第3卷第1期(1947年4月1日)；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4卷[z].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439.
[5][6]李春林。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c].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7.
[7]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8]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13，118.
[9]刘少勤。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序[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3，2.
[10]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6，143，144.
[11][12]王友贵．翻译家鲁迅·序[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2、3，3.
(责任编辑：尹富)
[关键词] 鲁迅；文学翻译；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1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3-0181-06
[作者简介]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金华321004。
鲁迅一生的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包括文学理论)翻译，而且这三个方面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相互促进。但是，学术界对鲁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两个方面，这是片面的，对鲁迅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更重要的是不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鲁迅，特别是理解鲁迅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大致说来，鲁迅的文学翻译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涉及到鲁迅的文学翻译问题，这是宽泛意义上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二是研究鲁迅的翻译理论，这不属于鲁迅的文学翻译研究，但与鲁迅的文学翻译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是研究鲁迅的翻译实践，从翻译学的角度对鲁迅所翻译的文学作品进行解读，这是最狭义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下面我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回顾和总结近80年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
与鲁迅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研究相比，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之研究，开展的时间比较早，成果也相对较多。奠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老一辈学者如王瑶、唐弢都是鲁迅研究的大家，他们都非常重视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王瑶先生早在1980年就写过一篇长文：《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主要是从思想、精神、创作方法、创作技巧等方面宏观地论述鲁迅的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虽然把鲁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等同于外国文学作品本身，漏掉了从原语文学转换到译语文学这一关键的环节，从而使得出的关于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关系的结论比较表面和抽象，但通过比较作品来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王瑶说：“1934年底他译了西班牙作者P.巴罗哈的《少年别》，他说这是一篇‘用·181·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样式的小说’，‘因为这一种形式的小说，中国还不多见，所以就译了出来’，次年他就运用这种形式写了篇以批判庄子思想为内容的历史小说《起死》。”这实际上已经是从翻译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可惜的是，后来者很少有人沿着这一方向，以此为切人口对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王瑶先生所提出的很多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原则、方法和观念都得到了生发和展开，唯独在翻译文学研究方面后继无人。
弢唐弢先生也非常重视研究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和意义。他曾说：“当时文学革命有个显眼的现象：无论是作家个人还是文学社团，都和外国文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推崇一个以至几个外国作家，并且自称在艺术风格上受到他或他们的影响。”[1]对于鲁迅，他也非常重视其外来影响，早在1939年，唐弢先生就提出鲁迅受尼采超人思想影响的观点，1980年，乐黛云对这一观点加以申论[2]，现在，鲁迅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结论。1988年，唐弢为汪晖论著作序，对他早期的这一观点又进行了详细的论证。[3]
鲁迅的《野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非常独特，在文体等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至今还有很多“谜”未解开。《野草》的思想和文学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外国哲学与文学的影响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早在1947年，许钦文就提出它受厨川白村影响的观点，他说：“听过鲁迅先生《苦闷的象征》的讲的多少总都留点印象，影响于新文学家不少。……鲁迅先生在翻译《苦闷的象征》时给《语丝》写散文诗之类的《野草》，我觉得许多地方都是应用了这书中的原则的，最明显的是《风筝》这一篇。”[4]前述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文也探讨过《野草》与《小约翰》的借鉴关系、《野草》与《屠格列夫散文诗》的借鉴关系。唐弢在上文中则详细论证了《野草》深受尼采的影响这一观点。由此也可见，鲁迅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在鲁迅与外国文学及其翻译的关系上，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李万钧等编辑的《鲁迅论外国文学》是比较早的成果。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总论”，主要是鲁迅关于外国文学以及翻译的论述。第=部分“论外国作家作品”，列出的外国作家共166位。第三部分“有关参考资料”，包括“鲁迅译作年表”和鲁迅提到的“外国文学的人名索引”。此书虽然直到1982年才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它实际上在1977年就已经编讫，并以《鲁迅与外国文学资料汇编》为名印行，在当时还非常“排外”的文化背景下，重视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是非常难得的。更重要的是茅盾给本书写的“序言”《向鲁迅学习》，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关于鲁迅文学翻译的论文。在文章中，茅盾并没有笼统地按照书的主题来谈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而是通过鲁迅的翻译历程来谈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茅盾特别强调鲁迅文学翻译的背景，以及它对鲁迅的意义和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所以，它比起一般性地谈论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文章要切中要害，要深刻。
本来，王瑶、唐弢以及茅盾从翻译的角度切入来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并且，他们已经注意到，一般性读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从而受到影响与直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从而受到影响这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果我们沿着这一方向，切实地对外国文学原文、鲁迅的翻译、鲁迅的创作这三种文本进行细读，细心地搜求材料和证据从而对鲁迅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我相信这一课题虽然已经做得相当深入，也会取得很大的成绩。但现状却是，对于鲁迅的文学翻译以及它对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至今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仍然没有超越，仍然在重复王瑶、唐弢20年前的观点。不仅鲁迅的文学翻译没有得到有效的研究，基本的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也没有得到切实的研究，这一课题至今仍然是鲁迅研究的薄弱环节。
总体来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系统研究在成果上非常少。而在这少数的成果中，比较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张华的《鲁迅与外国作家》、刘柏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李春林的《鲁迅与陀斯妥耶夫斯 基》、高旭东的《鲁迅与英国文学》、李春林主编的《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等。这里我主要以高旭东的《鲁迅与英国文学》和李春林主编的《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两本书为例来分析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其缺憾。
鲁迅翻译和谈论最多的是俄国苏联文学，其次是日本文学，再次就是英国、德国、法国文学。大致说来，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也是这些国度的文学。在这一意义上，《鲁迅与英国文学》是一个个案研究。在这本书中，作者特别研究了拜伦、雪莱、莎士比亚、萧伯纳四人对鲁迅的影响，其中，“鲁迅与拜伦”占了整个著作的近一半的篇幅。作者把拜伦的《该隐》和鲁迅的《狂人日记》，把《海盗》和《孤独者》、《铸剑》进行比较，从而具体地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另一方面，本书也存在着“影响研究”普遍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证据不充分，太间接，也太抽象。因为鲁迅在文章和著作中提到某作家、某理论家、某种哲学理论、某种文学理论，就因此断言鲁迅受到某作家、某理论家、某哲学理论、某文学理论的影响，这在逻辑上还缺少一些环节。同样，我们不能根据鲁迅读到了某一作家的某一篇作品，就由此断定鲁迅受到某作家作品的影响。
《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主要是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鲁迅。“上编”属于“总论”性的，主要是对鲁迅进行总体性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篇幅不大。全书的主体部分是“下编”，主要是把鲁迅和外国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其主要目的有三：第一是探寻鲁迅“吸取和酿造了哪些世界文化”；第二是把鲁迅和世界同级作家进行比较从而“确定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第三是“从新的角度对鲁迅进行新的阐释”[5]，这实际上是具体地对鲁迅进行“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非常可贵的是，在谈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时，作者说：“还有一种趋向尤应注意：对鲁迅所翻译的外国作家作品文本的研究，由这种文本研究而辐射到鲁迅与某一个作家的比较研究。这种方法也是我们过去所忽略的，并且由于研究方法的忽略，导致了我们对鲁迅翻译世界——鲁迅著译总字数各占一半——的忽略。对于鲁迅翻译世界的探寻，将会使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开出新生面。”[6]我认为，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切中要害，我们之所以忽略鲁迅的文学翻译，的确与研究方法的缺陷有很大关系，而且，我也深信，从翻译这里切人问题。将会使鲁迅研究别开一面。遗憾的是，作者虽然具有很强的翻译问题意识，但在具体研究中并没有真正重视鲁迅的文学翻译，并没有从翻译和“影响”、“接受”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并不是在文本细读中发现和探讨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因而这本书仍然没有避免普通的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所具有的一般性毛病。
我认为，就“影响研究”来说，把“相似性”作为证据来说明影响的关系，其实是非常苍白无力的，文学作品在风格、结构、叙事方式、创作方法上的相似，不一定是借鉴了或者受了影响，相反，真正的借鉴和受影响在创作上不一定相似，所以，在“影响”的意义上，把两个相似的文本抽象地进行比较，实在不能充分说明问题。鲁迅在作品中提到某个作家和作品，鲁迅曾经读过某作家的作品，并不能证明鲁迅就受到某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鲁迅的创作的确既具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特征，又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而且，鲁迅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确都具有它的西方文学渊源，但是，在“影响”的意义上，如果没有确凿的“事实”根据，仅根据作品现象，把鲁迅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与笼统的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可以说是漫无边际的。
更重要的是， “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关系。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深受西方的影响，这是简单的事实，确定鲁迅受了西方的影响这还只是第一步，还是初步的，最重要的是西方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深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对于西方的思想和文学，鲁迅接受了什么?接受到什么程度?拒斥了什么?为什么要拒斥以及拒斥到什么程度?西方思想和文学经过汉语的接受和改造，在鲁迅那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影响”不仅是正面的影响，“批判”其实也是一种影响，在“批判”的意义上，西方思想和文学对鲁迅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难题，也是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中的难题。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难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深入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要细致地解读鲁迅的文学翻译文本，特别是要重视鲁迅翻译中的“误读”与“误解”并进而研究这种“误读”与“误解”对于鲁迅的意义。但至今的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在这方面做得还非常不够。
(二)
鲁迅不仅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而且还非常注重从翻译实践中总结翻译理论，注重从理论上对翻译问题进行探讨。所以，在鲁迅的著作中，有一些关于翻译问题的论述。应该说，在翻译理论上，鲁迅对于中国现代翻译贡献也是巨大的，比如他的“直译”理论，他的“重译”和“复译”理论，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相对而言，对于鲁迅的翻译理论，学术界主要是外语界还是很重视的，研究得也比较多。但毕竟鲁迅的翻译理论在文字数量上非常有限，所以不可能有鸿篇巨制的成果，这样，对于鲁迅翻译理论的研究，以散篇论文居多，其中重要的论文有：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期)，若冰、张萍《论鲁迅的文学翻译主张》(《外语教学》1995年第2期)，袁狄涌《鲁迅的翻译理论及其实践》(《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雷亚平、张福贵《文化转型：鲁迅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社会进程中的意义和价值》(《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2期)，陆寿荣、张淼《鲁迅翻译理论的发展及评价》(《山东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李寄《鲁迅翻译路径观初探》(《外语研究》2．003年第5期)，徐朝友《鲁迅早期翻译观溯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张铁荣《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0期)，郑海凌《“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鲁迅译学思想探索之二》(《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2期)，黄琼英《“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话语下的鲁迅翻译》(《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崔永禄《鲁迅的异化翻译理论》(《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王斌《论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万宝林《鲁迅翻译思想的创新性》(《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这些论文多是从一个角度和方面，对鲁迅翻译中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但总体来说，其中的很多成果都是属于“述学”性质的， 即是对鲁迅翻译理论的介绍。并且多局限于翻译本身，比较抽象、空泛、缺乏深度，既没有联系鲁迅翻译实践的实证研究，又不能由此辐射到鲁迅的文学创作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在翻译观上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所以，并不能真正理解并阐发鲁迅翻译理论的特别之处，对于鲁迅翻译理论所存在的局限也缺乏发现。
对于鲁迅翻译理论的研究，另外重要的成果形式就是著作的章节。笔者所见到的绝大多数的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翻译理论史都有专章或专节介绍鲁迅的翻译理论，比如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就在两处介绍鲁迅的翻译理论，一是第二章的第十五节，题为“周氏兄弟的译论”，二是第三章的第十一节，题为“鲁迅对译学理论的重大贡献”[7]。再比如王秉钦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在第三章的第二节对鲁迅的翻译理论进行了介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鲁迅的翻译理论作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认为：鲁迅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开辟了我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第二源流”，即“外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开启了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即翻译方法上的革命。作者对鲁迅翻译理论的定位是：“中国译论的奠基人”。[8]鲁迅的确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外国新文学”源流是否就是他“开辟”的，我觉得在表述上尚需斟酌；同样，“中国译论”源远流长，仅在近代，在鲁迅之前就有严复、林纾等翻译大家，他们的理论对于中国译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否可以说鲁迅就是“中国译论的奠基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充分的论证。
对于鲁迅翻译理论的研究，专著方面，笔者仅见到一本书，就是刘少勤的《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而且还不完全是研究鲁迅翻译理论的。这本书主体有两部分，上编“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主要是“考察鲁迅译了哪些国家的作品、什么样的作品、为什么要选这些作品”。下编“说不尽的‘信、达、雅’——鲁迅的翻译方式”，主要是分析鲁迅的翻译方式。“鲁迅早年热衷编译、改译，甚至乱译，后来提倡直译，到晚年又时不时轻声呢喃着‘意译’。”作者试图从时代的文化政治以及鲁迅个人的精神追求这两个方面来对鲁迅的这一翻译理念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非常可贵的是，作者非常重视鲁迅的翻译文本，“把鲁迅三百多万字的译作从头到尾阅览了一遍，对其中重要译作的主题和内容，用我自己的语言一一作了概述和评析，写下了十五本读书笔记。”[9]但纵观全书，这种阅读对作者的研究似乎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鲁迅的翻译作品作为材料似乎并没有派上用场。作者的研究思路和关注问题仍然是传统范畴的，得出的结论也没有多少超越，很多观点并不是来自于对鲁迅翻译作品的解读，仍然是来自于对鲁迅翻译理论的解读，作者所引用的材料绝大多数仍然是鲁迅关于翻译的语录而不是鲁迅的翻译作品。
对鲁迅翻译作品的研究，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鲁迅翻译研究，属于“本体”研究。但迄今这方面的研究却是最薄弱的。鲁迅翻译作品的研究成绩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近代文学史”、“翻译文学史”在有关章节中有所介绍，比如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下篇第九章…五四’前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活动”，对鲁迅“五四”前的文学翻译主要是《域外小说集》有所研究。再比如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用了一章的篇幅介绍了鲁迅的文学翻译，编者认为：“鲁迅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上，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样，既是奠基人又是主将。”认为鲁迅对于我国翻译文学事业的贡献主要有五个方面：“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伟大的开拓者”、“取天火给中国人民的普罗米修斯”、“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建设者”、“一代译风的开创者和榜样”、“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领导者”。[10]应该说，这都是非常高的评价。二是单篇论文，其中代表性的有：工藤贵正《鲁迅早期三部译作的翻译意图》(《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期)，袁狄涌《鲁迅与晚清翻译文学》(《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杨英华《关于鲁迅翻译武者小路实笃剧(一个青年的梦)的态度与特色》(《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4期)，黄琼英《鲁迅的前期翻译》(《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高莉莉、荆素蓉《鲁迅留日期间的翻译活动研究》(《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除了《鲁迅研究月刊》上的两篇文章以外，其它文章多是综合性地介绍鲁迅的翻译活动，总体上缺乏深度。三是专著，但笔者仅见到一本，那就是王友贵的《翻译家鲁迅》，这是笔者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好的一本鲁迅文学翻译研究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希望从翻译家鲁迅入手，从他的翻译活动、翻译作品、翻译思想、翻译路线、翻译实绩在中国翻译史上之地位诸层面来讨论鲁迅。”其基本思路是： “以译文为本”，“通过阅读鲁迅的全部译作、创作，尤其是鲁迅在翻译作品前后写下的大量‘译者前记’、‘后记’或‘小引’，以及鲁迅数量不算少的翻译专论，……考察其译作和翻译活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外文学关系史、中外关系史、国民教育史上，产生过哪些重要影响?”[11]作者不仅研究鲁迅的翻译理论，更重要的是联系鲁迅的翻译理论，对他的翻译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从翻译的角度对鲁迅进行了新的研究。作者实际上是从思想即“主题”的角度来解读鲁迅的文学翻译，比如，通过解读《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来研究鲁迅的科学意识；通过解读《域外小说集》、《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现代日本小说集》等来研究鲁迅的现代意识；通过解读《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等来研究鲁迅的“浪漫”；通过解读《苦闷的象征》来研究鲁迅的“苦闷”；通过解读《小约翰》、《表》、《俄罗斯童话》等来研究鲁迅的“童心”；通过解读《十月》、《毁灭》、《竖琴》等苏俄革命文学来研究鲁迅对革命文学的观念；通过解读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来研究鲁迅对于苏联文学理论的态度。这和过去那种抽象地谈鲁迅的翻译观、抽象地谈鲁迅与西方思想和文学的关系、抽象地“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说是真正地在对鲁迅的翻译进行研究，特别是在翻译作品的解读方面有巨大的突破。
但通读全书，我感到该著不论是研究思路上还是具体观点上，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深入和改进。我认为，鲁迅翻译了哪些作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鲁迅是如何翻译这些作品的。作者主张突破“传统的翻译研究范式”，所谓“传统的翻译研究范式”，即“偏于技术性的研究”，就是，“考察、分析某一部或几部译作，在原本、中译本、转译本之间反复对比与分析， 试图寻找出在一次又一次翻译过程中原本所发生的改变，推测改变的原因，以及改变所造成的后果”[12]。作者认为它的“空间”比较有限。我认为恰恰相反，在外语学界或者翻译学界，把原本、译本、转译本进行反复的对比和分析，这的确是非常传统的，但对于鲁迅的文学翻译研究来说，这却是最缺乏的，恰恰是在这里，鲁迅文学翻译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而不是作者所说的“空间有限”。研究鲁迅所翻译的译本和原本以及转译本之间是如何“变异”的，实际上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具体地研究西方文学和思想对鲁迅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语境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也是从一个侧面具体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在西方与中国传统的双向交流与适应的过程中发生的。鲁迅的翻译方式从“编译”到“改译”到“直译”到“意译”，这里面其实有它很深的文化含义，它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而这恰恰是现代文学研究所忽视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作者试图通过研究鲁迅的翻译从而“考察其译作和翻译活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外文学关系史、中外关系史、国民教育史上，产生过哪些重要影响”，这还是有缺陷的。这些目标当然是重要的，但确定翻译对于成就鲁迅的意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这是更重要的。
鲁迅的翻译在鲁迅文学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鲁迅本人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都具有深刻的影响，这是简单的事实，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继续确认和论证这一简单的事实，而是对鲁迅的翻译进行具体的研究，研究外国文学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对鲁迅发生影响的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实现的。把鲁迅所翻译的译本和原本以及转译本进行对读，我们可以说这是基础性的工作，但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实证性、基础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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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8]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13，118.
[9]刘少勤。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序[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3，2.
[10]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6，143，144.
[11][12]王友贵．翻译家鲁迅·序[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2、3，3.
(责任编辑：尹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