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前后，我的两位兄长眼底先后出血，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看见眼睛里有一轮红太阳。
　　我这两位兄长，一位是学富五车的专家，我叫他老师；一位是宽厚善良的老领导，我称他老兄。老师的大儿子在北京做证券，腰缠万贯，经和父亲协商，决定在协和医院为他父亲做手术，并且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当年为毛主席做手术的专家，期望他出马。
　　得知这一消息时，我就像吞下了一颗小型定时炸弹，紧张得很。毛泽东主席已经去世多年，为他做手术的医生起码已经进入垂暮之年，医生本人的眼睛应该起雾，手也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准确掌握机械，怎么能让他做手术呢？但是为毛泽东做手术的医生，还是按时为我这位兄长做了手术，做得很成功，并且用了高科技，以细小的激光束，把出血的毛细血管结扎了，只留下已经出血的部分，让它慢慢吸收。
　　一个多月后，我见到老师，戴着双层眼镜，一层是他原来的近视镜，一层是加上去的墨镜。老师揭开墨镜让我看他的眼睛，说治疗百分百成功，但是从此以后，酒不能喝，烟不能抽，而且这副墨镜，在光线稍微明亮的地方，必须戴上。老师说到这里凄然一笑：“这就是古人说的畏光羞明。”
　　另一位官员老兄，等着我老师的手术结果，如果好，他就去做。他的夫人是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她坚信人能自我修复，不要急于手术。于是，当我的老师戴着双层眼镜从北京回来时，他眼底的出血已经被吸收，他照样和我们喝酒，大声划拳，让我们羡慕不已。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启发，并且直接影响到我母亲的健康。
　　我母亲去年5月下楼时，不小心多下了两级楼梯，一下子不能动弹，到医院一检查，两节脊椎压缩性骨折。河南省体育工作大队骨科大夫王世伟是我的好兄弟，他一看片子，就说：“仰躺在床上，不要动，70天后自然就好。”医生还说了另一种方法：如果老人是急性子，躺不住，可以打骨水泥，把压缩的地方补齐，第三天就可以下床。
　　我母亲确实是急性子。但我想，母亲已经八十岁了，X光片显示，整个脊椎都已经半透明了，如果用了骨水泥，坚硬的水泥确实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特别坚硬的它，和原本已经半透明的脊椎不可能和谐相处，稍有运动，它就会坚决地和半透明的脊椎脱开，对母亲的脊椎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于是，我发動兄弟姐妹以及下一代来照顾母亲，其中一个主要任务是，看住母亲，不让性急的她下床上厕所。
　　正如王大夫所说，母亲第70天后可以下床，X光片显示，脊椎已经恢复到原位。但是，母亲卧床两个多月，下床时双腿发软，我们每天搀扶母亲数次练习行走，十多天后，母亲已经能够自己行走。
　　我不禁想到那两位兄长，心中感叹：我们对生命认识太浅，但我们要相信生命。